“权贵市场经济”，已经搞不清楚谁最先使用这个语词组合了，但它不胫而走，愈来愈流行。刘国光用它，江平用它，吴敬琏用它，张五常用它，许小年也用它。它指的是种种与特权有关的社会现象，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特权现象。
计划经济基于权力而运行。在过去，一些权力使用者在分享诸多好处时，都是以体制内配给的方式来实现的，比如特供商店或种种福利。如今，直接间接地由体制内摇身一变而来的“商人”，仿佛都“自负盈亏”了，其实只是把体制内的各种好处，变换成了更加间接的东西。这就像从供给制换成工资制一样，要上商店“买”东西了，内里的等级和特权却换汤不换药，一仍其旧。
如今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极大改善，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然而，今日中国还存在另一个事实：一部分人富裕很快，一部分人发展较慢，受“极差乘数效应”影响，标识收入差距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日愈加大，直逼0.5，接近社会可承受的极限。社会矛盾日愈恶化，仇富仇官情绪蔓延，“端起碗吃饭，放下筷骂娘”，不问青红皂白一呼百应，“无直接利害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改革发展的正义性遭遇收入差距过大的严重挑战。两大事实叠加交错，使人迷惘，使人晕眩。
影响中国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舆论界普遍认为是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差距是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如果机会公平、程序公平、结果公平，弱势群体也会接受收入差距，至少不会上升到质疑改革发展正义性的程度。导致人们质疑改革发展正义性的根源是日愈凸现、日愈壮大的“权贵经济”，是产生“权贵经济”的二元经济体制形态。
伴随着中国现今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的同时中国人均GDP却仍在百位之后，中国内需严重不足，不仅有2000万绝对贫困人口，还有数以亿计的人群背负住房难、看病贵、学费高等新“三座大山”。同一片蓝天，冷暖迥异。“权贵经济”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的行为，刺激并激怒广大遵纪守法者。 “权贵经济”不仅正在加重社会民怨，改变改革发展的性质，而且正在挑战我们党驾驭全局的执政能力。如果“权贵经济”继续泛滥，必将否定改革的正义性、否定经济发展的正义性，进而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地位。
“权贵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间，两种经济体制同时存在而形成的产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过程，但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未完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还顽强存在。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政府权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政府权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政府的职能就是二元经济政府职能。
二元经济政府职能使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在市场经济环境里有更多、更大的寻租空间。在这种环境里，很容易孳生“权贵经济”。腐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政府权在两种职能并存的情况下谋取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权力一旦异化为资本，面对300％的超额利润，权力资本就利令智昏了，归根究底，就是体制在做祟。这个体制，既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处在过渡时期，政府权介入经济活动（计划经济体制）与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种混合体制。
因此，要继续深化改革，彻底清除传统体制的弊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元经济”混合的结构性体制不复存在，“权贵经济”孳生的社会条件自然丧失。
政府转变职能的关键，就是依法治国。法治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约束政府，即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同时，党内也要走向更为民主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