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罢官》与《生死抉择》
——主旋律文学的命运
新闻学二班
沈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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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的舞台上，有一类文学值得我们注意。这类文学作品往往顺应着一个官方所提出的“时代主题”，弘扬主旋律，作为教育社会的工具。
诞生于60年代的《海瑞罢官》和90年代的《生死抉择》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它们的出现，都是时代不可忽略的大事。前者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意旨而写作，却恰恰被毛泽东理解成翻案之作，对它的大肆批判成为了“*”的导火索；而后者却成为了新时代反腐影片的开山之作，至今文学界反腐题材创作的热度仍然没有降温。
但是当我们跳出这两个时代的窠臼来审视两个剧本的时候，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与它们命运天壤之别相对照的是，两部作品从立意、文化背景到人物关系甚至细节都惊人地相似。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离不开对于五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心理深刻的体认，这可以解释他们相似的原因；而政治嗅觉与判断力，则最终决定了这两部作品的命运走向。
两种顺应时代的作家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晚上毛泽东主席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湘剧《生死牌》，明代清官海瑞的故事引起了毛泽东莫大兴趣。4月4日上午大会上，当讲到人民公社整顿问题时，毛泽东推开发言稿，扳起右指，向与会者说起了清官海瑞：海瑞是忠臣，大忠臣！他对崇道求仙的嘉靖皇帝很不满，给皇帝的上疏中就讲，嘉靖，嘉靖，家家户户干干净净。结果惹恼了皇帝老官，被关进了大牢。后来，得知嘉靖死了居然顿足捶胸，恸哭不止。讲完海瑞的故事，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提倡海瑞这种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他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好好学习海瑞，发扬海瑞精神。
此后，写海瑞的文章和剧本纷至沓来。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先生几次去北京市政府，请副市长吴晗写一出海瑞戏。吴晗1960年底写出京剧剧本《海瑞》，看过剧本，好友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提议：本剧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除害，敢怒敢言，直到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吴晗拊掌称妙，欣然提笔正式命剧名为《海瑞罢官》。 在吴晗开始写作《海瑞罢官》的时候，庐山会议已经开完，彭德怀在会上被打倒。我们今天结合这段史实再看毛泽东称赞海瑞的那段话，其重点是将海瑞的“忠”，而不是海瑞的骂皇帝。特别是彭德怀的倒台，更证明了毛泽东对于直言进谏的人其实没有多少雅量。那么，在这个时候，吴晗为什么还要塑造一个因为刚直而被皇帝罢官的海瑞形象？
吴晗本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历史学家，身上还保留着不少传统文人的特质。而传统文人在现实的阶级专政社会至少有两点致命的弱点：第一是要求思想的独立，第二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毛泽东大讲海瑞之后，吴晗作为主管文教的北京副市长，不可能不写点东西交待。他也许知道毛泽东想要的什么样的海瑞，但这显然不是他自己想要塑造的。写出《海瑞罢官》，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的应景文章，反映了他一直以来积压的情绪的抒发。这种顺应时代，更可以被理解成借时代潮流抒自己心声，是一种独立的、形式上的顺应。
吴晗显然低估了毛泽东变卦的能力。在《海瑞罢官》受到高规格批判的时候，他居然对朋友说：“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
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相比之下，《生死抉择》的原著者张平和改编者贺子壮、宋继高显得要聪明得多。这个电影诞生于2000年，正是朱鎔基政府下定决心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之时。导演于本正说：“文艺工作者不能远离反腐倡廉这场斗争，应该从政治的高度关注这场斗争，应该积极地运用文艺作品参与这场斗争。”
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仅是反映了主旋律。更重要的是，用一句话来说，他们精准地反映了时代的主旋律。具体说来，这个剧本看起来平平常常，但是却在“党性”与“人民性”上做到了前无古人的统一（相比之下，《海瑞罢官》的反党帽子戴了好多年，至今互联网上连该一个该剧的完整剧本都没有）。这部剧被舆论称作“历年反腐题材影片中最真实的一个”，而其真实又恰恰在官方能容忍的最大限度之内；全剧揭露了现实政治中的种种“黑幕”，而其中的每一种都可以在之前的媒体上找到允许揭露的先例；剧本反映了目前党内的权力斗争，但这种斗争反映被精心设计在中层，而且斗争的两个主角——李高成和杨诚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斗争到了结尾，发现这只是一种误会；上层存在着腐败，但是腐败的人只能作副职，在清正廉洁的正职出差时猖狂一时„„如此等等，都皆大欢喜地“深刻”反映了这个片子的反腐主旋律。这种顺应时代，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力在深入观察与迎合上，是一种驯服的、本质上的顺应。
在思想、文学与政治三者密不可分的时代环境下，两种顺应时代的划分，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前一种是在悬崖上游戏，稍有不甚就会有出局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而后一种往往能够在当时创造出一个奇迹般的作品，在体制之内大获成功与嘉许。这样看来，《生死抉择》主角李高成的名言就更有深意了：“你选择了党和人民，党和人民也一定会选择你！”
同与异
首先说人物设计方面。两部戏的主角——海瑞和李高成，都是敢于直言和忠诚的典型。他们都是一种理想化官员的化身，更深入地说，是百姓对于腐败官僚的痛恨的心理的舒解渠道。两个人斥责腐败的话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百姓的心声：
你在朝也曾燮理阴阳，谈道学讲孔孟称述先王，居乡里纵子弟田产豪攘，抢民女行贿赂丧尽天良，你纵然使奸计欺君罔上，诬蔑那老百姓如虎如狼，说乡官如鱼肉有话难讲，却难逃万民恨何处潜藏？我海瑞丢乌纱心胸开朗，有一日再居官重整朝纲！（《海瑞罢官》第九幕《罢官》）
国营企业积重难返，步履艰难，所以我们更要咬着牙改革，非改革不可！但这决不能成为有些人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的理由，决不允许这些人趁机大捞特捞，发改革财！如果说，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阵痛，此刻，我们更应该和工人群众同舟共济，生死与共；那些在此时此刻置国家、群众利益于不顾，挖墙角搞腐败、中饱私囊的人，无异是釜底抽薪、罪加一等，更加可恨、可杀！（《生死抉择》第146幕）
两个人的性格尽管相似，但是一个关键问题是：海瑞是封建时代的官僚，他忠于明朝皇帝；李高成是共产党员，他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同样是把他们塑造成崇高的形象，李高成所表现是优秀共产党员的共有品质，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泛泛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化身，政治上完全可靠。而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把这样一个官僚赋予共产主义战士的优秀品质就显得有些问题，更何况“罢官”的情节在当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是在为彭德怀招魂呢？
正面人物的对立面也极其相像。直接违法的一个是徐瑛，一个是郭中姚、曹万山等腐败分子，都有着强有力的后台支撑。他们的后台一个是徐阶（退休的宰相），一个是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并且徐瑛是徐阶剩下唯一的儿子，曹万山是曾经舍身就过严阵的老战友的遗孤。更巧的是，海瑞在天牢的时候徐阶曾经婉言救解，而李高成能当上市长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严阵的提拔。这样，人情与法理的冲突就更加明显了，两部戏剧能够成功的重要一点就是深入
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说服观众接受正义比“报恩”更为重要的观念。
海瑞和李高成的妻子都是“落后”分子的形象，她们都是好人，但是只懂得持家，对于丈夫的事业并没有完全的理解。王氏劝告海瑞：“杀徐瑛申国法不顾情面，人道你忘故旧忍把恩捐。更何况徐太师神通方便，连乡党结官禁气势炎炎。这桩事非小可从长打算，免落得遭报复忧患相缠。（《海瑞罢官》第五场《母训》）吴蔼珍则很现实地反驳李高成的大道理：“够花？你不当家不知道油盐贵！给梅梅请老师、看病、投保险要不要花钱？给你爸办丧事造坟、给妈治病要不要花钱？摆平你老家那一大摊子事要不要花钱？凭咱俩这点工资够吗？再说，咱们退休了怎么办？没有点积蓄，你那退休工资只够喝西北风！还有梅梅怎么办？咱俩总不能陪她一辈子吧？不留下一笔养命钱，她将来怎么活人！高成，这些你都想过没有？”（《生死抉择》第120幕）
但是，她们具有深明大义的潜质，在自己丈夫的劝说下终于改造了自己的思想，站到了正义的一方。相比之下，吴蔼珍的形象更有血有肉一些，从而使得《生死抉择》更加生活化，更加贴近一般的市井生活，这既与电影的表现形式有关，也与90年代人们观念解放妇女地位提升有关。
其次是故事情节方面。腐败案件的发生，都在他们尚未到任或者去党校学习期间，他们来到反腐败的前线，面对着一个异常艰险的反腐形势。大多数官僚都陷入了腐败的圈子中，于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私访的办法，直接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又都被当作多管闲事的人。海瑞因为撞到了松江知府李平度差点被鞭打，而李高成则在中阳纺织厂房里面被保安殴打昏迷，直到拖到郭中姚他们吃饭的房间才被认出。被打事件让他们坚定的立场显得更有根基，成为他们摆脱“官官相护”的推动力。
在反腐的过程中，他们都分别触及到了比他们权势大、根底深的腐败后台。并且，徐阶与严阵在最开始都是以正面人物和主角的大恩人身份出现的。于是，当他们的腐败面目败露的时候，海瑞和李高成都面临着一番内心的抉择。海瑞在剧中说：“徐太师纵子弟抢女行凶，夺田产逃税役百姓困穷。顾私恩忘国法读书何用？守封疆抚黎庶要秉至公。” （《海瑞罢官》第五场《母训》）而李高成在摊牌会议上的表白更加慷慨激昂，反映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面对这些我当年的同事和朋友，面对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亲人，面对提拔了我，引我走上仕途，可以说有恩于我的老领导，我彷徨过，犹豫过，我甚至怀疑自己真的是他们一个圈子里的人。今天，我想明白了，我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哪个圈子里的人！我为自己的彷徨和犹豫而惭愧！万书记，同志们，现在我郑重声明，有关中纺的问题，凡牵涉到我本人和我家属的，请省委市委一定查到底，就是把我查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把我查得撤了职、坐了牢、杀了头，也要查到底！我宁可以自己为代价，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让腐败分子蒙混过关，毁了改革前程，毁了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抉择，永不回头！”（《生死抉择》第166幕）
这两部作品最截然不同的在于结尾：海瑞被皇帝罢官，依法斩了徐瑛后高举大印悲壮离职；而在李高成似乎山穷水尽的时候万书记“恰巧”及时赶到了会场，制止了严阵一伙的图谋，并且最终将腐败团伙绳之以法。这种结局的安排，与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切合的。海瑞虽然是清官，但是他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就必然会得到一个悲剧的结局；而李高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员，党员的主流是好的，因此正义最终将战胜邪恶。主旋律文学之本然，就是时代意识形态的文学化反应。因此结局是一定的，主线是一定的，就像格律诗一样，离开了这些条条框框就不可能被认可为主旋律文学。
主旋律文学的历史价值
说到主旋律文学的历史价值，在这里当然是指那些优秀的主旋律文学，它们在反映时代主旋律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自己的文学特性。它们对于人物的塑造，反映了这个特定时代的
理想人格与道德评价标准。
从前一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旋律中存在的支流，看到主旋律对于作家的压力和作家在这种压力下写作的坚持与扭曲。后一类作品则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反映时代语言的材料，一个时代的强势话语注入了文学作品的血液，这种融合在这类主旋律作品中无处不在。
相比那些纯粹文学的作品，主旋律作品的表现更加直白，它们要尽量做到不使受众产生歧义的理解。它们对于生活更多的是刻意的提炼，与其说这类作品是对生活的写真，不如说是对生活思想的反映。在《海瑞罢官》中，尽管作者不想凸现，阶级斗争的痕迹仍然随处可见；同样，在《生死抉择》中，官场上的现实逻辑最终让位于人民公仆的崇高品德。
它们既然是文学作品，又不可能完全是观念的反映或者产物，在观念显得空洞的时候，作家必须寻找办法将它变成生活中可以接受的文学。《生死抉择》上映后，很多人批评最后靠万书记回来而不是靠法治来解决问题仍然反映了传统的人治思想，是作品的一大败笔。但是，如果这个作品真的设计成李高成单纯依靠法治取得胜利，那这部作品在观众眼中就成了乌托邦，再多的营造真实氛围的努力也将白费。主旋律作品始终在观念与现实之间艰难地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这样的作品后世看来也许可笑，但是它们的确是一个时代特殊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