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越聪明 越需要引导
实习生 殷骁 本报记者 邱晨辉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9月26日 12 版）
正在普渡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李奕晗，如今是父母的骄傲。
但鲜有人知道，他的聪明伶俐，曾是爸妈最大的困扰。因为自幼聪慧，智商测试高达140分，他总是瞧不上老师，甚至容不得老师的一点儿口误。
有一次，考试中李奕晗早早做完卷子，便怂恿别人也快点做，交了卷和他一起玩。老师不点名地警告了一句“做完了的同学不要交头接耳，再把题目检查一遍。”李奕晗一听就火了，拿出试卷窝成一团儿，扔进抽屉里，背起书包，头也不回径直走出教室。
类似的事件时有发生，李奕晗的骄横之气令老师无比头疼，到了中学，班主任都“管”不住他。
“还不如养个笨孩子！”为此，母亲经常这样训他。这样下去孩子肯定就“聪明反被聪明误”，变成一棵歪树了。必须想想办法。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下定决心，用各种办法给他修枝剪叶。
一次，李奕晗做作业遇到不懂的问题，拿去问父亲，不料父亲眉头一皱：‘问你们老师去！’初中的题目父亲当然会做，不过父亲自有考虑：“我们上学的时候问谁？哪个家长会？不都是问同学问老师？可不能让他养成了特殊优待的习惯。”
接着，李奕晗的父亲把他转到了一所重点中学读书。“都是尖子生，老师水平也高，他在之前的中学当惯了山大王，让他见识一下人外有人。”
不过，和聪明的学生聚在一起，又生出了新的问题来。除了在课堂上恶搞老师的口头禅和习惯动作之外，凭借自己高效率学习完成作业的本领，李奕晗开始肆无忌惮地享受着“优等生”特有的权利——偷闲打游戏。
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他们知道，对待像他这样的聪明小子，不能用一般的方法，只能欲擒故纵。
有一次，从网吧出来，李奕晗发现父亲刚给他买的山地车没了，回家只好老实交代。父亲二话没说，又买了一辆。李奕晗觉得偶尔丢一辆也无所谓，放学后仍然去网吧玩游戏。
没过几天，新车再度失窃。父亲还是没有批评他，又奉上一辆价值上千元的新车。
“总不会每次都这么倒霉吧。”嘀咕着把车停在网吧门口，李奕晗又跑进去“升级练术”。没想到他果然这么倒霉，从网吧出来，看着原来停自行车的地方空空如也，他只好淋着雨走回了家。看到落汤鸡般狼狈的儿子，父亲依然什么也没说，又掏钱买来第4辆山地车。
车身涂满翠绿色的漆，性能比前几辆还要好。看到眼前崭新的“礼物”，李奕晗突然心生愧疚与感动。当晚，他就主动找到父亲，保证以后不再去网吧，一定专心学习。
李奕晗的成绩不算拔尖也不算差，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这次考好了，下次一定会爆冷，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
很快到了高三，高考在即，李奕晗可不能再这么“折腾”下去。父母也开始想新招儿。
高三寒假期间，李奕晗的父亲在朋友的提醒下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同龄人出马，一个顶父母俩。”父亲找了一个刚上大一的孩子来做“说客”，“毕竟是过来人，又刚上大学，相互有共同话题。”
这名大学的新兵告诉李奕晗，高考是何等地激烈，不仅要与同校同级同班的学生竞争，还要和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应届生以及复读生比赛。“现在独木桥比以前宽一点了，可还是独木桥，再聪明再厉害，你也得通过这个来证明自己的优秀。”
同龄人的话给李奕晗浇了冷水，也让他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李奕晗终于静下心来，全身心都投入到学习中去，笔芯几天就要换一个，草稿纸每天都消耗很多张，每一张都写满密密麻麻的算式和示意图。
其间，母亲负责后勤保障，每天有热腾腾的营养餐，有干净的换洗衣服和整洁的卧室；父亲下班后会走进他的书房，拍拍正在孜孜不倦的儿子的肩膀，寒暄几句就出去看报纸，给他留足了空间。
为了不让李奕晗紧张，父母不会在他面前议论其他同学的表现，也没有刻意提醒他还有多少天就要高考。高考前一周，学校放假，父亲甚至硬拉着他看了一会电视直播的篮球赛。“他上路子了，知道轻重了，我们就不用再给他施加压力了，他自己清楚应该怎么做。”
最终，李奕晗以高分顺利考入他理想中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孩子越聪明越需要引导，不要试图挑战他的智商，能顺着他的思路走就顺着走。”回顾儿子的中学生涯，李奕晗的父母为自己当初没把这个聪明的孩子给带偏而庆幸。
大卫 17:16:29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位文化界的同龄人在一起吃饭，闲谈中提到10岁左右，各自在做什么？
有生长在北京、杭州等大都市的朋友说，他们在少年宫参加合唱队，在什刹海学滑冰，在西湖边写生。而我呢，只能在山野里放牛、砍柴。20多年过去后，彼此能坐在一起，就共同的话题进行讨论，我当然要感谢好运气。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自小我酷爱阅读。在初中时，就将小山村里能借到的书几乎都读遍了。这种兴趣随着年龄增长一直未曾衰减。等我考上大学后，进入到如宝山福海似的图书馆，从无书可读变成任我阅读，渐渐地我的知识结构、眼界识见和那些生长在大都市的同龄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自己为文阅世，与之相比，并不显得浅陋，甚至有他们所未能及的一孔之见。
读中学时，语文课文有一篇明代大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文章一开头便说：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待我阅历渐深，才能深刻理解到宋濂年少时读书的艰难，也才能更深地理解阅读，对家境不甚富裕的青少年来说，对其获得知识、开阔眼界、陶冶心灵是何等的重要。
一个人降生的地域、家庭不同，其成长的环境会有差异，家境的富裕程度、地域的信息开放程度、父母的人脉状况往往对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渠道有相当大的影响。生于贫寒之家，显然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相当的劣势，父母很难将其送到条件好的学校，为其延聘优秀的家庭教师，也必须承认，他们能阅读到的书籍，和生长在发达都市富裕家庭的同龄人，亦有差距。但对贫寒子弟来说，阅读书籍是贫富差距影响最弱的一种学习途径。
少年时，我不甚了解“穷文富武”之说的精义，搞不懂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只能学文而不能学武？在我初一时，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当时我酷爱画画，因此成绩下降被母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她告诉我，想学画画，家里供不起，我们家的条件就够给你交学费，让你好好读书。——尔后我断了当画家的梦，就按照一般农家孩子奔前程的路径，用功读书考上大学。而今我才明白母亲的苦心，古代的“学武”类似今天的“艺术生”、“特长生”。学武之人，要持续多年才有成就，且无法自修，又食量巨大，家庭需支付昂贵的拜师、营养、器械等费用，就如今天家长送孩子学钢琴、学美术、学声乐一样成本巨高。
在中国的秦汉时期，阅读仍然是一种高昂的精神消费。因为当时没有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成文的知识主要刻写在携带极不方便的竹简上，因此世家大族容易垄断知识的传播，太史公能写出《史记》，固然与他的勤奋与天分分不开，但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他和其父司马谈都当过汉帝国的太史令——即国家图书馆馆长，才有机会阅读寻常人家不可能见到的典籍。随着造纸术的产生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到了宋代，图书制作和流通的成本大大降低，贫寒子弟也能购买和借阅到图书，从而进行自修，于是吕蒙正、范仲淹和明代宋濂这样的寒门子弟，能通过艰苦求学、广泛阅读而改变命运。
上世纪70～80年代，我在湘中一个偏僻的山乡度过童年、少年时代。那个时候我的家乡信息传播极为不便，当城里孩子追看电视里放映的港台连续剧《上海滩》时，我所在的山村还没有告别煤油灯，遑论看电视了，初三的时候家里才买了一台收音机。对山外知识的获得，除了课堂上老师的讲授外——而我的小学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只能通过阅读了，而山村可以阅读到的书实在是少得可怜。我读的第一本现代小说，是小学四年级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海岛女民兵》——后被拍成电影《海霞》，相当的主旋律，但我看得津津有味，很好奇大海、椰林究竟是什么样子。阅读的第一本古典小说是《西游记》，也是读小学时，这本书是竖排繁体，被人撕掉了几页，大约去当包装纸了。那时连简化字都认不得多少，但硬是将那本繁体字《西游记》读完，自此识得许多“老字”（家乡长辈对繁体字的称呼），让同学佩服老师刮目相看。我读的第一本外国文学读物是《一千零一夜》，读中学的哥哥从别人那里借回来的，由此至今我对阿拉伯文化有一种亲近感。到了初中，学校阅览室订阅了《当代》《人民文学》《十月》等文学刊物，图书室里也有那么几百册书，总算是能解馋了。
尽管由于环境所限，上大学前我能读到的书籍种类非常有限，但“饥者易为食”，在那种饥渴的环境下读书，印象深刻，能将书中的内容很好地吸收，并在以后的岁月不断反刍、回味或重新阅读。如四大古典名著都在初中读完，后来一次次重读，每次感觉都不一样，直到在大学毕业多年后，写出了《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这算是阅读不断深化的一个例子。
而读每一本书，感觉都是那样美妙。我现在的书架上有一本购买最早、翻阅最多的书——初二时到县城买的《唐诗三百首》，竖排，岳麓书社出版。我至今还能记起放鸭子时，任鸭子在水田里嬉戏，自己将双脚泡在水中，读着“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这样的诗句，觉得汉语是那样的美，心底里有说不出的熨帖舒适之感，诗意也就一点点在一个南国乡村少年心中滋长„„
19世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结合得最好的清朝大臣曾国藩，中进士在京做官，写信回家教导几位弟弟：“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放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地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今日乡村青少年，获取书籍的途径比几十年前方便得多，更不用说和清代、明代相比。曾氏所言读书 “何必择地？何必择时？”尤其值得少年读书人的自省。
“不管学生素质多差，
教师职责是想方设法把学生教好”——专访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首席项目主任黄德辉 本报记者 邱晨辉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9月26日 11 版）
黄德辉
教师节前后，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在其显眼位置挂出“教育·感·思”专题，邀请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首席项目主任、全国高职高专教育教师培训联盟顾问黄德辉参加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黄德辉重提“教师的权利与责任”，并指出他眼中内地职业院校教师的问题所在。近几年，职业院校教师数量以数万人次逐年递增，而其综合素质、教学水平却难以令人满意。2009年7月，香港理工大学举办了“教育部职业教育校长培训班”，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职业院校领导共约30人赴港参加培训。黄德辉是主讲教师之一。近几年，黄德辉先生和内地职业院校接触频繁，且有深入交流。近日，就内地职业院校教师的相关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黄德辉。 职业院校教师普遍属于不快乐的群体 记者：在您接触内地职业院校的过程中，您对它们发展的最大困难有何认识？ 黄德辉：一所学校发展的最大困难是师资。我曾经把培训班上的学员（指内地一些职业院校的领导——记者注）分为6个小组进行讨论，讨论的题目是：“目前办职业院校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讨论结果显示，来自14个省区市的职业院校领导一致认为，“教师的能力不足”是目前职业院校办学过程中的最大困难之一。 6组给出的答案分别是“师资力量薄弱”、“师资队伍”、“学校师资队伍专业水平”、“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双师型教师比例过低）”、“师资力量不足（能力低）”和“缺师资，教师的责任认知不够”。在我看来，即使教师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倘若学校领导对教师的水平有所不满，教师仍必须要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改进并尽力使领导满意。 记者：您认为内地职业院校的教师有着怎样的特点？您对他们有着怎样的印象？ 黄德辉：在内地，我遇过不少非常优秀的教师，这些教师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及很有责任心，孜孜不倦地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好，默默耕耘为教育事业作贡献，这类教师都是我的学习榜样。但另一方面，我也遇到不少责任心很差的教师，这类教师工作很不认真，终日怨天尤人，埋怨学生、埋怨学校。这类教师对整个团队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 在我看来，内地职业院校中相当不小一部分教师身上有着很强烈的“不愿意、不主动”的色彩，他们好像并不知道教师的存在价值就是为其学校“面对困难，解决困难”，而不是“制造困难，解释困难”。 在我接触的过程中，我感觉内地教师在工作上普遍“不开心”。职业教育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有幸参与其中为国家作贡献应该感到无比的荣幸及非常振奋才对，但我发现在内地职业院校工作的教师普遍属于不快乐的群体。 记者：您认为他们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 黄德辉：不少内地教师在教学能力和工作态度上存在很多不足，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当中有不少这类教师看不到自身的问题，却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这类教师好像只会埋怨学校的生源差、学校管理差、机制不完善„„教师整天沉浸在抱怨之中自然也不会快乐。 教师职责是想方设法把学生教好 记者：我们一直认为，相比普通学校而言，职业院校教师有其自身的特点，您认为如何判断一名职业院校教师是否合格？ 黄德辉：是否合格应有三项标准，分别是令学生满意，因为学生是内部客户；令用人单位满意，因为用人单位是外部客户；令领导满意，因为职业人好好地为领导分忧是分内事。这三项是一票否决制，若其中一项不合格，就说明这名教师不合格。 记者：您能否详细谈谈一名优秀的职业院校教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黄德辉：在我看来，应具备三点素质。其一，是了解企业需求，即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该学什么”，以配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来更合理地制定人才培养目标。 其二，要避免无效讲课，即在“教师该如何教”的过程中，必须避免沉闷的课堂。如果教师讲课过程中不能使学生受益，就已属于无效讲课的范畴。 其三，要具备较高的EQ（情商），这一点尤为重要。职业院校教师所面对的学生年龄段是属于人生成长过程中比较叛逆的阶段，作为教师都是过来人，希望他们在面对叛逆的学生时，要避免被自己的情绪牵着鼻子走，应根据育人的效果来决定手段的选择。 记者：您认为如何要做到这三点，教师要克服哪些障碍？ 黄德辉：还是要解决前面提到“不愿意、不主动”的态度问题。正如医生的存在价值取决于有多少本事把病人医好，而不是只顾埋怨“病人病况多差”、“医院管理差”、“医疗机制不完善”等。同样，职业院校教师的存在价值取决于有多少本事把学生培育好，使学生有能力为地方经济发展作贡献，而不是只顾埋怨“学校的生源差”、“学校管理差”、“机制不完善”等。即使咱们教师没办法改变大环境，但咱们仍可改变自己的心态及行为：先努力把自身的分内事做好。 简而言之，不管病人的病情多差，医生的职责就是想方设法把病人医好；不管学生的素质多差，教师的职责就是想方设法把学生教好。而如果选择当一名医生，就意味着已承诺尽力医治病人；选择当一名教师，就意味着已承诺尽力培育学生。 培育学生过程中应多加入团队合作元素 记者：有人说，没有企业的参与，职业教育就是一句空话。您认为在推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担起何种责任？ 黄德辉：我把“校企合作”理解为一个过程或手段，不同形式的“校企合作”是为了达到不同的“企业与院校共赢”的目的。在现阶段，我建议教师可先多参与实打实为企业解决技术困难的项目合作，通过这些合作，教师可深入了解企业的情况，在帮助企业解决技术困难过程中自己可通过攻技术关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通过这类校企合作可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记者：常年在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职业教育领域行走，您认为香港对内地的职业教育有无可借鉴的地方？ 黄德辉：我认为全世界的职业教育的目的都是培养人才，为地方经济发展作贡献，目的非常一致。不过，团队合作是非常值得内地职业院校教师所借鉴的。 就我们的经验而言：团队合作是威力非常强大的发动机，能有效推进整个团队发展，我们对团队合作这部发动机“爱不释手”。但我发现内地职业院校教师往往只单打独斗，教师间很少合作，内地教师们放弃了威力非常强大的发动机，这是非常可惜的。 文人相轻的现象在全世界学术机构都存在，但在内地情况尤为严重。我深信如果内地职业院校教师之间多发挥团队合作，同时在培育学生过程中多加入团队合作的元素，这样一定能使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走得更快、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