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伤逝》爱情悲剧的根源
常永奇
内容摘要：很多作家对《伤逝》爱情悲剧根源的探讨都是在“五四”时期内对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约束性和理想性，本文结合当今爱情观及现今爱情悲剧试论《伤逝》，表达《伤逝》爱情悲剧不是因为时期的局限，而是子君和涓生两人的爱情观不同，本就缺乏结合的稳定性，悲剧的发生是注定的。
关键词：伤逝；鲁迅；隔膜；爱情观
《伤逝》是鲁迅《彷徨》里面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一篇小说，历来有很多人对《伤逝》爱情悲剧根源进行探讨，关于子君和涓生爱情悲剧的实质，有人认为妇女解放缺乏经济支撑，导致了爱情的悲剧。我认为根源在于他们自身，他们的爱情观是不成熟的，是爱情观点的不同。爱情观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因而爱情观的不同决定了俩人不同的性格心态及行为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在社会和经济的压迫下，最终难免分离的悲剧结局。
一
我们先看看子君和涓生两人相恋的初期，“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顺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
翻了十多页了，但是好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缺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1]”，一方面涓生是以子君精神导师的面目自居的，在会馆的破屋里，“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2]”但子君不是消极、被动的被启蒙者，而是积极、主动的觉醒者。在五四时代浪潮的感召下，在涓生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子君觉醒了，她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3]”。 1918年，胡适翻译了《玩偶之家》，将易 生主义介绍到中国，从此，娜拉成为年轻的知识女性崇拜的对象，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于是，有机会接触到启蒙思想的新女性纷纷挣脱旧家庭的锁链，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和新式爱情。“按当时流行的理解，一个中国娜拉对自己的基本责任就是应该有爱的权利 [4] 。”子君，这个在中国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下的女子，为了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不顾家庭亲人的反对，不在意旁人的鄙夷与讪笑，勇敢而坚决地与涓生从相爱到同居。为了筹备这个自己的小家，她又不顾涓生的拦阻，执意卖掉自己的金戒指和金耳环。子君和涓生初期的相恋是幸福的，虽然是“五四”时期，但同大多数追求自由的青年男女一样，渴望着爱神的降临。为了爱的实现，子君走出家庭，断绝亲缘，并决然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正是这种强烈的生命激情感动着涓生，使他心中有说不出的狂喜，并预见中国的女性“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为了纯真热烈的爱，
他们走在一起，结为伉俪。其实客观的看一下，他们之间的爱恋是单纯的、盲目的，他们只是在互相精神的吸引下走到了一起，这种精神，只是在不成熟的时代的一种不成熟的产物，至于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完全没有论及。
涓生子君初始虽然真诚热烈地相爱，但他们爱的内涵是不相同的。涓生对子君的爱只是缘于她的果敢、她的思想进步和与众不同，并不甚实质，恐怕难以维系；而子君对涓生的爱虽然是那样的专注深至，但其内容也十分空洞虚幻、不切实际，只是“盲目的爱”。此外，从“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着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对会馆中那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涂着雪花膏的小东西的窥视和鄙夷，子君是“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在寻住所时，“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5]”所以说，同居前，涓生虽然是子君精神上的导师“启蒙者”，但另一方面，子君却是涓生在空虚寂寞的人生中藉此前行的动力和勇气。不难看出，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本能的欲求和情感的需要。对涓生而言，爱是找一个可爱的人来爱并以此使生活充满意义和色彩，爱是生活的一种点缀，是手段而非目的。可谓是浪漫的爱情观。而对子君而言，爱是找个可依靠的爱人相守一生，爱是生活的归宿和目的。可谓是实在的爱情观。这种不同，决定了恋爱过程中，俩人性格心态及行为的不同。
在旧的社会，这种爱情的结合显然是很难存在的，双方的结合是“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在“五四”变革时期，男女在追求自由的精神下，追求自我显然是他们最大的诉求，然而这种简单、盲目的诉求，很难维系多久。
二
起初结为伉俪之时，面对初次求爱（对待此记忆两人的变化也逐渐不同），“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羞愧，[6]”子君呢，“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7]”，“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后常须由她来补足，有她来纠正[8]”，“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视着，于是眼神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9]”，这个时候，他们已脑海中的印象和重提的热度已经不一样了，子君是纯真的、直接的，涓生是含蓄的、逃避的，两人的感情从最初的依恋和不顾一切，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罗洛·梅说：“任何意志行为都以愿望为其先捷条件的，愿望像一切象征过程一样，既有一种向前的因素渗透到将来，又有一个在后的据点提供动力。因此，愿望中既包含着意义又包含着力量。[10]” 子君低微的愿望自然导
致了她的生命激情与创造力量的衰减甚至丧失，而这无疑是对子君的人格力量的消解，因此两人闻必然会产生冷漠。罗洛·梅说：“恨并不是爱的对立面，冷漠才是爱的对立面。[11]”。 冷漠局面的形成也等于宣布他们的爱情、婚姻即将走向死亡。
同居以后，子君从一个觉醒者，从一个独立自主、勇敢坚强的女性，变为时代的牺牲品、涓生的拖累，在生存的紧要关头，被涓生借着“真实”的借口而抛弃，其悲剧命运有着深刻的原因。子君的落伍与悲剧有其主观的原因。她与涓生争取“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从一开始就仅仅局限在个人奋斗的范畴，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也缺乏更为远大的目标和志向，同居的目标一旦实现了，今后的路又该怎么走?涓生不知道，子君更无从理解，“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因此，刚刚走向社会的子君又只能重新回到家庭中，她整天忙着照顾涓生的生活，忙着喂油鸡，饲阿随，但这一次她是心甘情愿的!“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为了筹钱，筹来吃饭”。为了几只油鸡，她和小官太太明争暗斗。涓生的失业引发的生存危机、爱情危机，她竟不觉察，在两人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她竟然首先去喂养阿随，甚至把自己轻易都不吃的羊肉也拿去喂，原因只是受不了官太太奚落和耻笑“阿随太瘦了”。在她已预感到了涓生与自己的爱情走向结束时，她所作的努力就是“开始往事的温习”，逼着涓生将许多虚伪的温存展示给她。昔日勇敢地追求爱的自由，而今极力想挽留住“无爱的感情”，子君的变化何其大啊!当涓生借着残酷而虚伪的“真实”抛弃她
时，子君的“脸色陡然变成死黄，死了似的”，眼光向虚无的空中寻找，拼命寻找那一根救命的稻草。最后，只能随父回家，在严酷和冷眼中走向“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三
随着新鲜感和神秘感的消失，持浪漫爱情观的涓生不由地体会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是生活的压力还未真正威胁到他们时的想法，因为涓生在“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12]”，并认为“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啊[13]”。后来，“可惜的是忙，除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涓生已经对子君开始失望和厌烦了。持实在爱情观的的子君满足于小家庭的幸福之中，甘心做个家庭主妇，整天为生活的琐事而操劳。这种满足使她安于平庸的生活，并渐渐地陷入小市民的斗争中，为了油鸡、“阿随”与官太太暗斗，在涓生被局里开除，心里很平静，觉得这是一种解脱，子君却变了脸色，在涓生自信的草拟求职广告，子君却很“凄然”，涓生翻译文稿需要安静，有阿随、油鸡的影响，子君“川流不息”地喊吃饭。在官太太嗤笑阿随太瘦时，在饭菜紧张时还拿饭菜喂它，甚至把自己近来不轻易吃的羊肉拿来喂它。为阿随悲愤，为饭菜出神，她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视为生活的目的和归宿，视为生命的支柱
时间一长，他们共同的语言、兴趣越来越少，世界观、价值观出现了更大的差异。这些无疑使他们难以沟通，更不能理解彼此，以至出现了隔膜乃至裂痕。他们追求恋爱和婚姻自由，以为同居就是获得
了自由。万万没有想到同居的生活，使爱情观不同的他们逐渐显露自己，差距日益明显，感情逐渐疏远。
其实在开始，他们也意识到了这种不合与隔膜的严重性，都试图设法弥补，但往往适得其反。子君近来也不仅也“间怀有温暖的神情”， “而且对我也温和的多了[14]”，“但这反而增加了我的苦痛[15]”。心的背离是很难改变的，“记得有一夜，子君的眼里忽而又发出久已不见的稚气的光来，笑着和我谈到还在会馆时候的情形，时时又很带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来的超过她的冷漠，已经引起她的忧疑来，只得也勉力谈笑，想给她一点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脸，我的话一出口，却即刻变为空虚，这空虚又即刻发生反响，回向我的耳目里，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 [16]”“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她还是点头答应着倾听，后来沉默了。我也就断断续续说完了我的话，连余音都消失在虚空中了。”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现在的感情已经使彼此觉得痛苦了，结合的目的何在，维系的桥梁又在哪呢？即使放到现在，这样的夫妻关系也是维系不了的，毕竟，他们才结合一年，现在的三年之痒、七年之痒，顺利通过的是什么？是沟通，无法沟通的夫妻注定要分离。
“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17]”，
涓生的想法已经很明确了，他对子君说，“我老实说吧：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18]”。子君“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出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渴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19]”。当时子君和涓生的心底是怎样的呢？他们都明白彼此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但是离异这件事毕竟对女性打击是最大的，况且当初她毅然决然地跟随涓生，不惜与家族决裂，等待她的是什么呢？她渴求的又是什么呢？子君临走时只留下一句话，托官太太告诉涓生，“她走了”，我想子君一直到死，都没有明白为什么她追求的自由，追求的幸福最后会落下如此的结局。涓生呢，“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20]”。临到子君死亡的后，涓生才想到，“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的冷眼中走过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21]”。
四
可以想象，子君面对理想的破灭是怎样的郁郁而终。“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地奉献她给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
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22]”。这就是真实吗？鲁迅先生在写《伤逝》的时候，最后让涓生反思，这种反思是无力的，在“五四”时期，他们的结局是悲剧，放到当代，多数情况下不会有阴阳相隔的结局，但是虚幻的破灭我认为是必然的，说与不说真实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追求真爱情的开始，两人的爱情观差异已经决定了结局。
子君，骨子里还是个很传统的妇女，她尽管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但仍把封建的“女子内治”的礼俗视为当然，认为结婚后靠丈夫养活是天经地义。当家庭陷入困顿时，她变得恐慌和怯弱，她不知所措，没想过反思，更没想过走出家门，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与丈夫一起支撑家庭。而任凭涓生“孤军奋战”，这导致她不能和涓生共同承担责任,不能携手同行，寻求生路，一致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爱最终破灭。
而持浪漫爱情观的涓生，尽管他刚开始是乐观而又坚强的，但在残酷的现实逼迫下，逐渐暴露出了他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他把陷入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子君，他认为此时的子君已成了他的累赘，只要离开子君，便可摆脱困境，有所作为。尽管涓生想到了子君可能因此而死，但自私和卑怯使他不愿对子君负责，只想尽快抛弃她，还是绝情的提出了分手。
他们是五四思潮影响下觉醒的新青年，他们敢于追求和婚姻自由、敢于反抗传统，但他们的追求是盲目的，他们实际上并未理解恋爱和婚姻自由，其前提是责任的担当。
子君是“五四”追求自由爱情的“向往者”，涓生是自由恋爱的“教化者”，然而这种美好的爱情，最后却走上了绝路。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深思。
注释：
[1] [2] [5] [20]鲁迅：《伤逝》，《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说明：以下引文出自此书者，不一一详注。
[3] [6] [7]见《彷徨》第72页。
[4]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鲁迅研究月刊》2001第3期。
[8] [9] 见《彷徨》第73页。
[10] [11]罗洛·梅：《爱与意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2
31、21页。 [12] [13] 见《彷徨》第74页。
[14] [15] [16] [17] [19]见《彷徨》第78页。
[18] 见《彷徨》第77页。
[21] [22] 见《彷徨》第80页。 参考文献：
【1】、刘家思：《忏悔与自责——传递真实情感的谨慎与多虑》，《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
【2】、黄怀玉：《〈伤逝〉的意蕴：背负荒谬苦行》，《怀化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3】、李泉：《男性难以逾越的心理樊篱——〈伤逝〉主题新论》，《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6卷第2期，2007年6月。 【4】、谢廷秋：《叹人生隔膜 伤爱情已逝——鲁迅〈伤逝〉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