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东京审判》有感
日本发动的法西斯战争，不仅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深久的隐痛。战争就像一个怪兽，吞噬着生命、荣誉、国土，也在吞噬着热血和理想。如今许多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人们淡忘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中日八年战争，观看《东京审判》并不是要我们引起我们对日本的仇恨，而是告诉我们事实，让我们记住历史，接受教训，进行反思，从而更好地生活。
虽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还是没有赢得应有的尊重。在审判开始，关于各国法官座次排序的时候，中国被排在了美国英国之后，然而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战时间最长，牺牲最大，应该排在第二位，而不是在英国之后。
在面对卫勃庭长说：“这次审判是采用英美体系，对于这次审判是件愉快的事情”，梅汝璈博士据理力争说：“这是国际法庭，并不是英美法庭。我来东京不是为了愉快，我的祖国，遭受日本侵略长达五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是一件严肃、沉重的任务，绝不是愉快的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打过霸权主义的存在，大国的经济实力决定着政治。所以我们要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这样在政治上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梅汝璈博士的据理力争为中国赢得的不仅仅是面子，更是尊严。这其实是对中国的一种侮辱,梅汝璈博士据理力争，争得第二的位置，挣得其实不是位置，而且不仅仅是面子，更是中国的尊严，更是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肯定。
广濑一郎作为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在上庭的时候提出要求庭长卫勃回避本次审判，而且对法庭上的所有的法官的资格提出异议，认为这次审判完全依据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和偏见，依据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民间感情来主宰这些曾经为亚洲和平和共同繁荣呕心沥血的公务人员的生命，对法庭的公正性严重质疑，也为法律的尊严感到悲哀。还说日本同中国之间的战争只是兄弟间的争吵。我想他是多么愚蠢，竟然把那么残酷的战争说得那么轻松。那么多的人命在他的眼里似乎一文不值，这样的人又是多么的可悲，一点都不懂得对生命的敬畏。也许是他们受军国主义、大日本主义、天王主义的毒太深，但无论如何战争是错误的，他们应该承认而不是狡辩。
在《东京审判》过程中，在问到发动这场法西斯战争是否有罪的时候，土肥原贤
二、板恒征四郎等等一声声无罪，在我耳边环绕很久都无法散去，一声声无罪，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我想他们怎么这么顽固不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认为自己没有错，认为自己做的很正确。对待这样的人绝对不能手软，要给他们一点教训。
我对审判中东条英机的话语记得最深刻，他说，日本帝国的政策乃至当年合法，其职位的官吏所奉行的方针，不是侵略也不是剥削，只是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程式列事。他还说如果他和他的同僚无罪释放的话，他还会继续发动战争。看到这里不仅心里生气，而且有点担心。生气的是日本竟然把发动这场战争说成是正义的，好像他们受审判是受了什么委屈似的。现如今，日本篡改教科书，否认战争，参拜靖国神社等等。日本的各种动画片、电影进驻中国，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的意识，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而如今中国却很少有人记得那八年的战争，中国对这方面的教育业越来越少。现如今的中国人沉浸在各种娱乐之中，各地大办娱乐节目，其实这会麻痹中国人的意识。作为当下大学生的我，其实以前也不是很了解这段历史，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我应该好好了解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的教育也应该更加重视那段历史的教育，接受经验教训。
影片开头通过梅汝璈博士给我们描述了战后横滨和东京的凄凉落寞的惨象。横滨和东京所有的工厂都被炸毁，街道也都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是受伤的民众。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杀死了日本十多万民众。美国在东京投下两千五百万吨的汽油弹，炸死东京八万多人。在中日战争中，日本在中国烧杀抢掠，在南京杀了30多万普通民众和士兵，中国总共死了三千五百多万人，无数的地方被毁灭，成为一片废墟。从以上就可以看出日本发动的这场法西斯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不仅是对中国的灾难，对于日本来说也是巨大的灾难。这给我以巨大的震惊，我知道利益是战争的目的，但是生命不应该比利益更重要吗？生命不应该比利益更值得敬畏吗？生命不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吗？难道在他们眼里生命就那么不值钱吗？我始终坚信生命永远不应该被利益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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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梅汝璈博士说的：“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我并不是提倡我们要记恨日本人民，要报复他们，但是我们应该居安思危，不应该止步不前，要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我们要记住历史，记住教训，绝对不能让历史重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后处理的重要的一环,在日本的东京建立了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国际法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的战争指导者进行了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在战争结束60年后的今天,日本的右翼势力甚至包括一些政要公开发表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论,甚至把东京审判提出的理念归结为所谓“东 京审判史观”,从而挑战正义的审判。因此,回顾东京审判的过程,指出右翼势力制造所谓“东京审判史观”的本质,揭露日本右翼势力挑战东京审判正义性的祸心,对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思考现实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战犯的正义审判
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德国的纳粹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进行严厉的制裁,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正义的主张。在1945年7月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和不久后通过的波茨坦议定书及伦敦协定中,都明确了对战犯“迅速付诸正义之审判”的原则。
1945年9月11日,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GHQ)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对战犯的逮捕名单,到1945年末,作为重要的战犯嫌疑人被拘留的军人、皇族、阁僚、官僚、财界人物和超国家主义团体的首脑等已超过百人,其中的28人被确定为A级战犯嫌疑人。另外,还在各地逮捕了约2.5万属于B、C级的战争犯罪嫌疑人。为审判而设立了以美国人基南(JosephKeenan)为局长(首席检察官)的国际检察局(IPS),而法官则以澳大利亚人威伯(WiliamFloodWebb)为首,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
从1948年11月4日到12日,首席法官威伯宣读了长达1218页的判决书,宣布对28名被告中的25人判处死刑、终身监禁或有期徒刑。这些人都是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其中多数人是侵略中国的元凶。如策划“九·一八事变”,在中国东北制造傀儡政权并进行长期统治的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土肥原贤二(长期主持关东军特务工作)、星野直树(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南次郎(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司令官)等,有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战争的罪魁广田弘毅(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任首相)、木村兵太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等。另外还有对亚洲太平洋战争负责的军人与外交官等。曾担任首相的东条英机不仅对发动太平洋战争负主要责任,而且还担任过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和关东军参谋长,在中国也犯下了滔天罪行。应当说,东京审判对这些人的判处反映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愿望。而原来被确定为被告的28人中,大川周明因精神障碍,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因在审判中途病亡而被免于起诉。
东京审判将搜集到的大量充分的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与机密资料公诸于世,系统地证实了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的罪责,不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震动,而且对曾经生活在言论管制中,被军国主义长期蒙骗而对日本的加害的事实几乎一无所知的日本人的心灵也是一次强烈的冲击,对日本战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没有东京审判,日本自己不可能从整体上系统地分析从九一八事变后到太平洋战争所走过的侵略道路及战争责任。东京与纽伦堡审判明确提出的“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法理具有开拓意义,是对国际法的贡献。战后的国际社会将这些犯罪概念普遍化。一旦发生战争犯罪,包括组织战争的行为,就会遭到谴责,根据当时国际社会的需要而进行审判。所以,一般认为东京审判是“为了防止侵略战争的发生而在‘国际法上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日]家永三郎:《试论远东审判》,载《思想》,1968年8月号)这一巨大的意义使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称东京审判是根据“事后法”进行的“胜利者的审判”的诬蔑不攻自破。所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代表所有战争受害国,代表世界人民对战犯进行审判,绝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它的本质是国际正义对法西斯邪恶势力的审判。
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作出上述判决30年后的1978年,日本的靖国神社竟逆历史潮流而动,将一部分战犯的亡灵秘密地合祀进去,其中就有在东京审判中7名被判处死刑的战犯,即:土肥原贤
二、广田弘毅、2
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还有被判有期徒刑但死在监狱中的7名,即: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松冈洋右、永野修身。这就是说,靖国神社方面认为:被判处死刑与死在监狱中的这些战犯与在战场上阵亡的日本军人一样,是对日本有贡献的“英灵”,这是对国际正义的挑战。
东京审判的局限性
从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彻底追究的角度看,东京审判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这种局限影响了一部分日本人战后的历史认识,因此也是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
首先,东京审判强调了“反和平罪”,但没有把“反人道罪”作为独立的起诉原因,与纽伦堡审判有很大的区别。“反人道罪”包括日本对朝鲜、台湾等殖民地及在中国的占领区进行的残酷统治罪行,如强制劳工问题,强迫妇女对军队进行“性服务”问题,在中国实施的“三光作战”问题等,也包括根据治安维持法对本国国民进行的镇压与宗教迫害等。但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更没有把殖民统治的暴行作为战争犯罪来进行追究。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即亚洲的民众的被害没有被摆到审判的正面。
第二,由于美国的作用,在审判中有目的地掩盖了日本重大的战争犯罪事实,特别是日本军队违背国际公约在中国进行的生物战(细菌战)和化学战(毒气战),包括惨无人道的用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检察局在搜查阶段得知日本细菌部队使用活人进行实验并获得了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为了秘密地独占这一成果,麦克阿瑟等GHQ上层决定免除有关人员的战争责任,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所以对日本的生物战的追究问题根本没有写入起诉书。而日本军队在战争中进行大规模毒气战的充分证据虽然被记载在起诉书的附录中(附录D,《通行的战争犯罪与反人道罪》中关于违反行为的细目第九节)。但美国陆军部却认为对日本进行追究会影响美国今后使用毒气武器,便由后来成为美国总统而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发密电给首席检察官基南,中止了对日本这一罪行的指证。
东京审判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全过程的主导权都被美国掌握着。审判法庭的设置和实施规则,对战争犯罪概念的规定等都由麦克阿瑟决定。虽然澳大利亚和苏联极力反对,但是美国在逮捕战犯嫌疑人等审判准备的过程中一再地制造既成事实,基本上贯彻了美国的意图。对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的条例与纽伦堡的条例进行比较即可看出,美国的国家利益优先原则在占领政策与东京审判中得到了反映。正因为如此,在对东条等7人的绞刑实行后的第二天,麦克阿瑟表示没有继续审判准A级战犯的意思,于是,留在监狱中的最后17名准A级战犯嫌疑人便被全部释放了,这些人后来陆续回到了日本的政坛。
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不容挑战
尽管东京审判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必须肯定:东京审判是一次对破坏人类社会自由与尊严行为的审判,是维护世界文明的斗争和防止破坏人类文明的有效手段,因此对国际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不仅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与人民对判决表示了肯定与支持,就连日本的一般舆论也认为东京审判表明了战胜国与战败国共同对和平的追求,值得大书特书。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东京审判的基本意义不能否定。如日本著名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根据东京审判的速记材料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精神形态,认为东京审判正确认定了事实,理论构成严密,法律、政治、道德的责任认定明确。([日]家永三郎:《试论东京审判》,《思想》,1968年8月号) 但是,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也一直受到坚持侵略战争历史观的一些人的挑战,他们不断地重复清濑一郎当年的那些主张。而随着冷战局面的开始,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抬头,全面否定东京审判的主张更加活跃起来。上个世纪50年代,“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度甚嚣尘上,到70年代,又有人提出了“有条件投降论”,([日]江藤淳:《忘记的事情与被忘记的事情》,载《文艺春秋》,1977年)引起了日本社会关于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争论。90年代中后期,否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张越来越嚣张。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是当时非常活跃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骨干,他在批判1997年文部省审定后的历史教科书“近现代史”部分时提出:战后日本近现代史教育的指导思想贯穿了“共产国际史观”与“东京审判史观”。他所说的“共产国际史观”,是认为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受1932年反映苏联国家利益的共产国际纲领的影响,而他所说的“东京审判史观”,是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是受东京审判的影响。他认为两种史观都把日本近现代史全部断定为“恶”的历史,是苏联和美国基于国家利益对日本的敌视。他认为即使在冷战时期世界因美苏两大国的存 3
在而分为两大阵营,“东京审判史观”对日本的敌视也没有改变。([日]藤冈信胜《教科书不教的历史》,载《社会科教育》,1994年4月号)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另一骨干涛川荣太将“东京审判史观”定位为“反日史观”,他认为东京审判把日本的罪责要看得比东京空袭和原子弹爆炸更严重,是胜利者对战败者进行的审判。因此他声称“东京审判史观”与“共产国际史观”一样,都是要抹杀日本,让人们形成一种向日本要求复仇即反日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构成战后日本历史教育的“大罪”。(《战后历史教育的大罪》,见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新的日本历史开始了》,第190页,幻冬社,1997年) 而坚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期鼓吹的“大东亚战争”历史观的学者佐藤和男更露骨地提出:“东京审判史观”的历史认识有意识地将1928年以来的历史描写为日本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侵略活动,宣传日本在亚洲各地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惨祸,将日本定为战争犯罪的国家,将战后日本近现代历史描绘为百分之百的黑暗,百分之百的罪恶与非人道,从而在历史教育中贯穿否定日本国家的原理。他认为“东京审判史观”是对日本人进行的“洗脑”,导致日本人战后的“自虐”和形成“自虐史观”。(《东京审判与国际法》,载历史研讨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第202页,展转社,1995年) 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把东京审判的结果定义为“东京审判史观”而加以攻击,其实是与战后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的那股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一脉相承的。在近年来国内外要求追究日本的战争犯罪和战争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全面否定东京审判意义的“东京审判史观”就更有明确的针对性。否定东京审判,就是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否认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否认战后以来的历史及对这一历史研究的成果,否定战后日本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可以说,关于东京审判意义的争论,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一场尖锐的斗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日本社会又涌动起一股否认东京审判和战犯罪行的暗流,甚至一部分政治家和议员也对东京审判的结果大放厥词,其中就有小泉的内阁成员。众所周知,日本已经通过旧金山讲和条约表明了承诺作为国家接受东京审判判决的意思。正因为日本做了承诺,所以在1956年才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因此,否认东京审判的理念实际是挑战日本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谴责侵略战争,惩治发动侵略战争的罪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任何逆历史潮流的行为,都必将遭到世界人民的唾弃与惩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步平）
东京审判的功绩
第一，东京审判是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一次大审判，它既是法律的审判，也是政治的审判，具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东京审判以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审判战犯是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发展的需要。由日、德、意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生命财产损失最巨大的战争，仅以战争罪审判直接参加的普通罪犯，无法惩治策划、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领导者。只有用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才能将策划、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领导者押上神圣法庭惩罚其战争罪行。反和平罪乃指发动侵略战争本身积聚了所有其他罪行的全部恐怖行为，所以是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反人道罪是对和平居民的杀害、奴役、强迫迁徙或以政治、种族或宗教的原因而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等罪行，不仅为国际战争法规所禁止，也是人道主义理念所不容。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许多第一手原始资料和1000多人的证词，核实了大量史实，系统地揭发和列举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及其在战争中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震动，确认了日本从“九嵐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所进行的都是侵略战争。远东军事法庭是代表所有战争受害国，代表世界人民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绝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它的本质是国际正义对法西斯邪恶势力的审判。
第二，东京审判对国际法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刑法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东京审判的军事法庭的设立是由二战期间同盟国达成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所确定， 4
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特别公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于《非战公约》以及《莫斯科宣言》、《伦敦协定》等国际法或国际文件而制定，它与欧洲军事法庭判决书一样，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关于战争的重要国际法文件，它在国际法上开了先河，促进了战争法规的建立与发展。
此外，东京审判为研究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规，提供了一个丰富、权威而庞大的历史资料库。
东京审判的缺憾
从总体上来说，东京审判是公正的，但同时，东京审判存在明显的缺失。可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只能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行的部分清算，很不彻底，很不完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转向反苏、反共，急欲把日本变成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美国占领当局竟不顾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对日本战犯竭力庇护或大批释放。判决书只强调日本军队在实行侵略战争方面的罪行，而竭力减轻或回避日本天皇、重臣、高级官僚和财界领导者等的责任。
第一，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东京审判的一大缺略。裕仁天皇对日本侵略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最高领导者的责任，但是，作为侵略战争的最高统帅裕仁天皇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天皇是日本宪法体制和战争责任体制中的最高权力者，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不可能彻底追究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还给战后的日本政治带来了严重后果，造成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拒绝对侵略战争进行诚心的反省和悔改，政治上长期右倾化。
为什么美国不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一句话，减少美军伤亡与保留天皇制度，成了美国与日本不谋而合的“日本投降”结果。战败前的日本，同投降前的德国有很大的不同，德国在投降前夕，国土被盟军占领，军事上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日本战败前，本土尚没有遭到全面进攻，在海外还有100多万军队。到1945年6月，日本政府仍作出“本土决战”、“一亿玉碎”的顽抗计划，即使到了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政府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仍然在降与和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争论，双方对峙，直至天皇最后“裁决”，才在维护天皇制度国体的条件下接受投降。
美军在硫磺岛战役（美军伤亡 26000余人，日军伤亡28700人）和冲绳岛战役（美军伤亡44100余人，日军伤亡13.5万人）中因日军的拼死顽抗而遭受重大伤亡，倘若美军要登陆日本本土作战，据美国军方估计，大概还要付出100万人的伤亡代价，并推迟到1946年的秋冬才能进行。所以，美国单方面放宽对日本投降的条件要求，由美国起草，以美中英三国政府名义发表的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美国有意不写进废除日本天皇制的条款，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恰恰利用了美国政府这一点，从而达到了保留天皇制度进行投降的目的。
第二，没有把反人道罪作为独立的起诉原因，是东京审判的严重不足。反人道罪包括日本对朝鲜、台湾等殖民统治地特别是在中国的占领区进行的残酷统治罪行，但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更没有把日本殖民统治的暴行作为战争犯罪来进行追究。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即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民众的被害没有被摆到审判的正面。
第三，没有起诉搞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日本战犯，是东京审判的严重缺失。由于美国的庇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战犯中，有5000多名日本军人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参与了细菌武器、化学武器的研制、生产和使用，包括惨无人道的用活人进行实验，理应受到严惩，但细菌战干将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增田知贞等人，却被美军占领当局保护起来，并掩盖其重大的战争犯罪事实，成了为美国提供细菌战研究情报的“有价值的合作者”，而被免于起诉。作为交换条件，石井四郎等20名“细菌战专家”，向美国提交了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20页的19年的作物毁灭研究报告和8000张“细菌战实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另还有石井四郎本人从事“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年经验的专题论文”。
由于美国的包庇，虽然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化学战的事实早已真相大白，但日本政府至今不认错。虽经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多次向日本政府起诉、抗议，但一直到2002年8月，日本东京法院才作出“认定有侵华日军曾发动细菌战和杀害中国人民的事实，但拒绝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及经济赔偿”的裁决。不愿反省或否认自己过错的民族，极有可能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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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虎头蛇尾是东京审判的明显缺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8年3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乔治釰凯南与麦克阿瑟共同提出，并得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的对日本的“新方针”为：美国政府应保护日本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在日本留驻军队，缔结对日和约应该是简单的、一般性的，而不是惩罚性的，等等。此前，美国就释放了大资本家鲸川和航空工业巨头中岛等人。这些人没有受到审判，也就使日本侵略的根源没有得到彻底揭露。1948年12月24日，即对7名甲级日本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总部即宣布，释放仍在巢鸭监狱中服刑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