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的叹息——读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
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
第一部分 作者及背景介绍
翟学伟，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1991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职博士，2002年获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理论学报》（香港）、《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本土心理学研究》（台湾）、《中国研究》、《社会理论论丛》等学术刊物编委会委员。国家教育部2004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目前主要从事中国人的关系网络、家庭与家族、权力与权威、社会流动与信任、价值观、社会与组织心理与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曾在1994年出版了《面子、人情、关系网》（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书，后又出版了许多关于社会学、心理学著作，其中包括《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这一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修订，尤其对\"事实再现的文学路径\"、\"在中国官僚作风与技术的背后\"及\"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等几篇论文做了较大的改动；去掉了原书的最后一篇，\"土政策的功能分析\"以及于2010年春季在北大一篇讲演记录《社会系统、关系运作与权力结构》，这些基本上可以反映作者的研究取向和思考方向。
本书作者翟学伟本科专业是社会学、又是法学硕士、历史学博士，现在是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作者本身的学科交叉的经历让这篇文章的剖析透彻、观点新颖。这篇论文是收录在《人情、面子与权力再生产》一书中的。而《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作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的人情、面子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和分析。作者指出中国社会的运作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就是\"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与权力运作等。“关系，不单是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工具，乃是所有普通中国人自己明白的生活手段；同样，关系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趋之如骛的生活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关系是可以取代制度的；那些压根儿就不知道或不懂社会学的人都能意识到：他的生活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需要建立起他的人脉。”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一文开端部分，作者就说明了本篇论文的写作背景：“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的论文中开始使用这两个概念,但由于对它们各自的涵义、彼此的关系及其在中国社会如何发生作用等,都还缺少理论的推演和概念关系的逻辑整合,因而也就很难由此获得对中国社会关系运作的解释”；再者，作者翟学伟认为“把中国人的社会交换方式硬套于西方有关理论的同时,已迷失掉了其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运作方向。”
第二部分 论文分析
在结语中作者指出，有些学者由于受到了西方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源等理论的影响,他们倾向于把关系作为一种交换资源,将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作一种简单的理解，从而忽略了中国人的交换行为由于受到情和理的共同作用而不可预计和计量,进而使得交换关系的延长或潜在的回报价值更大,进而很容易实现对制度和权力的再建构,使得参与交换的人得到原本无法具备的支配力量和威力。本文的特点就在于此，翟学伟结合了情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交往的实际，分析出“中国人的交换行为由于受到情和理的共同作用而不可预计和计量,进而使得交换关系的延长或潜在的回报价值更大,进而很容易实现对制度和权力的再建构,使得参与交换的人得到原本无法具备的支配力量和威力”，解释了人情、面子与权力再生产的相互关系。
从读者的角度，可以将本文分为“什么是情理社会”、“人情交往的含义及类型”、“人情引起的权力再生产”、“人情与面子的比较”以及结语等五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什么是情理社会”中，作者首先将中国社会预设为情理合一的社会，这样的预设便将中国社会的实际与西方社会分离开来，然后分别从“情”、“理”的历史来由解释情理社会的形成。指出“情”含义由心里学向社会学的认识的转化，儒家提出“克己复礼”便是要求人情顺从天意的。作者又借用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对情理的定义—“常识性的正义衡平的感觉”，指出中国人的情指的是私交或者交情；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理依赖于情的存在，二者不可分割。情理社会中的公共情感便是“将心比心而来的同情心”。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人情交换的含义及类型，这一部分也是为后面阐述人情引起的权力再生产作铺垫。文中指出，人情交换即礼尚往来，是以家庭或大家族为基础进行的。人情运作中，人们并不是期望得到直接的利益，而是希望达到“互惠最大化”（作者在这里将西方所指的理性人与性情中人作了比较），也并不希望“互不相欠”，而是期待“报恩”能连续循环下去；人情交换分为三种类型：“恩情”、“人情债”及“礼尚往来”，这三种类型总的来说就是“互欠”为基础。
接着第三部分作者介绍了人情引起的权力再生产，“因为权力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任意性(当然也不能胡来),因此操作权术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进而用人情攀上权贵就可能在其任意的一面获得权力的转让,实现权力的再生产。”文中指出人情与权力的交换并不是直接表现为权力的获取，而是通过内在的转接，“因为有了人情交往的存在,便如同相关者自己拥有了同样大小的权力,让人们在想象的空间和关联逻辑思维中认为,相关者的意愿就是权威者的意愿。”第四部分中，作者首先阐述了人情与面子的不同点：面子是具有分享性的（比如“裙带关系”），而人情是相对封闭的，权力不会因为人情而流通。“人情偏向的是交换上的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它的回报方式就不是正面评价的问题,而是实惠和实质性的帮助;而面子偏向的是赋予交往关系以价值判断。或者说,平时多做人情,就会得到较大的面子,平时不讲人情,就得不到面子。”在不考虑第三者的情况下，人情和面子是有共通之处的。
本文先破后立，在开端直接点明对人情面子的研究不能作为一种关系资源附加在西方的相关理论框架内进行或建构模型，然后指出中国人运作关系的策略和思路同西方不尽相同，所以要“认真细致的加以研究讨论”。本文运用了归纳法将中国情理社会中人情与权力再生产特殊情况归纳为一种一般的权力再生产的过程理论。文章也运用了多元的论证方法，举例论证、引用论证、对比论证等等。例如作者引用了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的情理的观点解释中国社会特殊的“情”“理”含义；文中多次引用林语堂、费孝通的观点来支持作者的结论。文章除了对“大家”的观点引用，也“接地气”的用电影《秋菊打官司》来表现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的内心的矛盾。
第三部分 思考总结
初读这篇论文，让自己对平时所处的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似乎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但是作为一个还曾未正式踏入社会的学生，对人情引起的权力再生产并不能有深刻的体会，只是通过媒体或者其他途径有所感知，所以也只能说说自己浅薄的看法。我对文章中的有些观点还是保持中立的态度。在阐述“面子”这个问题的时候，作者提及“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从米德的“主我、客我”理论来看，人的价值并不能仅仅从外界获得，“主我”、“客我”是有互动关系的两个方面；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再有“有脸者愿意与谁共享脸产生的资源,就是在赏脸给他,而他所要的最好的回报,不是物质帮助,而是多多的恭维、抬举和捧场。给他人面子就是对他人重要性的承认,也就是对他人成功、德性或善举的肯定、羡慕、欣赏、尊重、敬佩等。如果一个人虽有物品、财富、地位等,但他想找人分享时,别人都表示出轻蔑、不愿搭理,或拒绝要他的东西,即不愿分享他的资源、沾他的光,那么就是不给他面子”，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也是过于绝对的，不仅忽略了人的主观内心活动，也造成了“面子”主体地位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