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莲文化街的历史符号与现实意义
邓璐冰
桂林博物馆，桂林 541001 E-mail:352249223@qq.com
摘要：桂林古莲文化街是一条以廉政为主题的街道，以记述桂林古代官员的清廉事迹作为主要内容。该街道对于人们认识桂林古廉政文化、提升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品味以及当前要求党员干部开展廉洁自律执政为民的活动都有积极的意义。
Abstract: The overall theme of Guilin’s Gulian street is equity and justice, which records and narrates the ancient officials’ upright stories of Guilin.This street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for people learning equity and justice culture of ancient Guilin, improving Guilin’s grade a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nd helping communists to perform official duties honestly and serve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关键词：桂林；古莲文化街；廉政文化；廉政教育
Keyword: Guilin, Gulian Culture Street, Culture of Equity and Justice, Education Equity and Justice
桂林古莲文化街，位于桂林市七星区半塘路，是一条以廉政教育为主的主题街道。“古莲街”名字的由来，缘于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周敦颐的文章《爱莲说》中莲花的“莲”与廉政的“廉”的谐音，利用浮雕、壁画等形式介绍古人清廉事迹。该街长210米，宽11米，筹建于2010年10月，建成于2012年10月。在建筑风格上，与所叙述故事呼应，采用仿清代民间桂北建筑风格，是一条反映大桂林范围内古代清官廉政事迹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街。
古莲文化街建筑特色及其象征意义
古莲文化街主要讲述清代以前桂林籍或任职桂林官员的清廉事迹，尤其是与“百年清官村”有渊源的事迹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周敦颐的后人周启运于明洪武年间从湖南迁徙至桂林灵川江洲头村后，从此在桂林安家。仅清代后期200年间，周的后裔中，人才辈出，出世为官者有记载的便有168人，其中五品以上37人，他们个个牢记“贪一文断子绝孙,冤百姓男盗女娼”的遗训，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最有力地诠释了“爱莲文化”的精髓，即道德高尚、教化育人、为官清廉、一心向民等。而古莲文化街，主要取其“为官清廉”。
本着形式服务于内容的原则，古莲文化街的建筑均为仿清代桂北民居建筑，很好地还原了故事发生的时代特征。古莲文化街西侧为仿古店铺，以文化经营为主。东侧为一道仿古砖墙，仿古砖墙青砖包墙至顶，墙顶面小青瓦铺设。辅之以人字坡屋顶，飞檐翘角，木花格窗，对联，牌匾等元素，基本还原了桂北古民居的原貌。每座院门上方均悬挂匾额，第一座大门上便是“爱莲书院”，“爱莲书院”也是灵川江头洲村遗存的古建筑之一，旧时作为周氏子弟刻苦攻读和贤人良师传经授义之所，“爱莲文化”在此薪火相传，成为“百年清官村”的基石。“古莲书院”往下，“父子进士”、“五代知县”、“桂州五贤”、“铁面王”、“真御史”、“同胞三翰林”等依次排列，每一个匾额背后，都有几段让人肃然起敬的廉洁故事。
古莲文化街的雕像和浮雕，也在材质和表现形式上烘托“清廉”的主题。仿古墙下，以青石板铺设路面，厚重的材质，冷凝的色调，都昭示着古莲文化街深厚的历史和每一个清廉故事背负的重大意义。仿古墙面，以浮雕覆盖，用精湛的技艺把桂林历史上那些清廉的官员形象凝固起来。每幅浮雕旁，均雕刻文字概述其人其事。每座院门前方，都雕刻有铜像，用生动细致的刻画表现主人公拒腐清廉的高尚情操。如以一篇《官仓鼠》对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进行抨击的曹邺门前，曹邺手持木棍，身体前倾，底下便是一只惶惶不安的老鼠。把曹邺对贪官污吏的憎恶和绝不留情刻画得惟妙惟肖。表现“铁面王”王世则的雕像，王世则毅然站立，右手向前，五指展开，拒绝一切歪风邪气的正义跃然其上，让欲求歪门邪道者不寒而栗。
人物事迹文字介绍和浮雕、雕像之外，古莲文化街上最多的装饰当是莲花了。墙体、院门，甚至院门前的石鼓上，都有精雕细琢的莲花图案。这些莲花图案，或纵情恣意或含苞待放，无不向人展示其“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借物喻人，传递做人当如莲花自洁其身的寓意。步入古莲文化街，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街道命名由来的《爱莲说》以及作者周敦颐的简介，作为“爱莲文化”的精神源头，首先让观者领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莲花的高贵品质，对整个街道的定位奠定了基础。
古莲文化街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浓缩
古莲文化街所记述的，主要为原籍桂林或者曾经任官桂林的清官事迹，共有赵观文、王世则、裴说、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曹邺等19人，而被誉为“百年清官村”的灵川江头洲村被单独列出介绍。每一个“清官”事迹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周冠捐俸禄赈济灾民、周履泰救济贫困学子、陈继昌舍财济困还是曹邺不必权贵铮铮铁骨、赵观文屡拒权贵、王世则谏议果断直言不讳，每一个故事都诠释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古莲文化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缩影和代表。
廉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概念。用廉字表示政治行为最早出现在《周礼·天官冢宰》中，“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这六个方面的含义，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对官吏在行使职权和道德品质修养方面的综合要求。自此以后，逐渐发展，内涵也不断丰富，及至汉代以后。“廉”成为了为官者必须具备的一种职业道德。而“政”在《释名》中的解释是“正也。下所取正也”，这表明官员应该具有的优良品德必须包括“正直、正义、无私”。以上要求，可以看做是统治阶层对官吏的要求，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对官员的评价和要求，更体现了下层百姓的一种愿望，比如廉洁自律、不贪不虐、爱民如子、为民请命、不畏权贵、公正执法、除暴安良等。
历代的统治者需要具有一定能力和品德的官吏来管理国家，所以，中国各种正史中为“循吏”“良吏”立传的情况屡见不鲜。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开为“循吏”立传的先河，其后，《汉书》、《后汉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中，均有“循吏列传”、“良吏列传”等让那些尽职尽责的模范官员能够流芳百世。
而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而言，“各类民间艺术形式比起正式的文人文章来，渗透力更大，覆盖面更广，更易于为社会各阶层的非知识分子人们所普遍接受”。说书、曲艺、公案小说、话本等，以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清官故事演绎得有声有色，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这更说明了为官清廉者是否能够深入人心，最能作出评判的不是统治阶级，而是广大群众百姓。甚至在一些作品中，清官的事迹在正史中无从找寻，但在老百姓的思想里根深蒂固。这恰恰说明了百姓渴望社会公正、渴望官员执法公平、为民做主、惩恶扬善的心理需求。
史书为为官清廉者立传属政治需求，百姓歌颂为官清廉者是生活需求。廉政文化在兼顾两者需求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和延伸。儒家学派倡导的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廉政文化则是其中的核心。无论人性善恶，儒家思想都认为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廉政思想是古代廉政思想的主流，它包含以民为本、清廉节俭、举贤任能、正己修身等方面。其中以民为本主要体现为重民贵民、爱民仁民和安民保民。孔子提出“礼
[1]义以为纪”、“刑仁讲让”和“仁者爱人”的思想，礼和仁，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后世清官们恪守的基本准则。儒家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便是“致君泽民”，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宋代范仲淹在其名文《岳阳楼记》中记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核心和源泉，但是，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也有百花齐放的一面。《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墨子的思想也同样影响了后世的廉政文化，他主张贤士应该做到“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法不阿贵”，“不分贵贱亲疏，一断于法”。儒教为本、兼容百家，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基础，影响了后世代代清官。宋代理学家朱熹，更是把为官廉政的理论做了一个总结，虽然他没有对“廉政”做出过专门的表述，但是廉政文化的发展以及后世清官们的思想、行为，都可以从他的学说中找到理论依据。比如“天理”“人欲”的说法，便是对“清廉自守”最好的诠释，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是善与恶的对立，应当“存天理，灭人欲。”应用到官吏身上，要求为官者注重修身养性，不能过分追求奢靡和享乐，断绝个人的所有欲念。即便是当今，都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朱熹还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并且体现在自己的从政实践中，如清厘田亩、减赋轻徭、赈灾救荒、兴利除弊、弹劾贪官、兴办教育等。这都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总结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想理论基础。
虽然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对于为官清廉的定义虽有心理需求上的不同，但是，在主体要求方面，还是存在共性的。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概括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廉洁自守、政绩卓著；除害兴利、惠政于民；明察善断、判案公平；爱民如子、众望所归。
通过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梳理，再仔细阅读古莲文化街所叙述的一个个清官故事，我们发现，古莲文化街所表达的清官，实质就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一个缩影。可能由于仿古墙篇幅所限，对于诸多清官廉政亲民的故事，择其大概，大都一掠而过。我们不妨从这些故事中来了解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精髓。
王世则，桂林永福人。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进京赶考高中状元。端拱五年（公元993年）六月，他被授权在武成庙对落第的秀才和各科举人进行重新考试。在主持考试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考生或以金钱诱惑，或以权势相逼，希望王世则能够疏通放行。但是他认真负责，不接受任何贿赂，也不巴结任何达官权贵，始终在考试选拔的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使许多真才实学却在初试中名落孙山的秀才，依然能够公正地实现“入仕”机会。由于公道正直，王世则被升派到谏院。王世则在谏院期间，谏议果断，待人接物都不亢不卑，不怕得罪人，对有过错的人和事都进行了有力的规谏，在官场享有“铁面王”的声名。王世则的为官作风，正是“廉正”、“廉法”、“不偏富贵”等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内涵的生动诠释。
张建勋，桂林临桂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清朝颇有影响的诗人。其在云南任职的5年时间里，他开教育的风气之先，一直致力于开发西南边疆的文化，倡导发展地方教育，主张“自小儿而举，入学除盲”，持续地开展扫盲工作，在各族群众中口碑甚好。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张建勋任黑龙江省第一任提学使兼民政使，张建勋依然特别注重振兴边疆教育，参考西方办学经验，注重学以致用，将省城齐齐哈尔的小学校统一归并，并增加农、工、商实业课，改称初等实业学堂，成为了黑龙江历史上最早的实业学校。张建勋在黑龙江5年间，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不辞劳累，办起了各类中等学堂共达165处，各类小学堂272所，使各级各类教育有很大的发展，边塞黑龙江的学风为之大开。张建勋致力于办现代教育的举动，无疑是对理学家朱熹提倡的“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这个传统清官观念思想的实践。北宋范仲淹将清官重视民众的理念概括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此对照，张建勋更是这种理念的有力实践者。
在仿古墙所列人物和事迹中，大都为原籍桂林的清官。廉政街上有一位清官梅挚，并非桂林人。梅挚，四川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景右初年(公元1034年)，梅挚任昭州(今广西桂林平乐县)知府，写下了一篇针砭时弊的《五瘴说》：“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妄，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梅挚借喻了南方瘴气来抨击当时贪官污吏的丑恶行为，对官场中的腐败风气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广西经略安抚使朱唏颜请著名书法家石俛书写《五瘴说》，刻在桂林龙隐崖。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这篇文章作为“官家药石”，广为复制翻刻。古莲文化街把梅挚的《五瘴说》刻于街尾，警示世人。
除此之外，古莲文化街上其他人物事迹，也一一映证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对他们为官一方的影响。陈继昌公正廉明、促教兴文、兴修水利，深得民心；周起运为官一方造福一方，为家乡捐资筑路修桥；周冠舍弃万贯家财，为灾民寻医问药，妻子病故居然无钱下葬；赵观文不避权贵，辞官归乡；蒋允济执法必严，关心黎民百姓疾苦......虽然在封建社会时期，他们追求清廉的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依然能够为现代官员的清廉提供了历史借鉴。
古莲文化街对现实的意义 [2]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文化品质，这是一个城市生态文化体系的内核，“它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及作为一个城市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这些精神文化一部分以思想观念等形式存在于城市市民的大脑中，而另一部分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得以记录保存和传递。古莲文化街，正是用物质形式保存桂林人精神文化，并能使之产生长远影响力的有效载体，除了向人们讲述古人为官清廉的故事之外，更承载了桂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份应尽责任。
（一）提升了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品味
世人熟知桂林，大都因为其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其实，桂林除了自然风景甲天下之外，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同样不容小觑。桂林是我国著名的山水文化城，已有 2000 多年历史，1982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以甑皮岩、宝积岩为代表的史前古人类遗址文化异常珍贵；以靖江王府、靖江王陵为代表的明代藩王历史文化壮观而完整。还有南朝至近代的迁谪文化、科举文化、抗战文化„„正是这些醇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桂林山水如画的自然风光完美融合，成就了桂林这座旅游城市的辉煌。文化底蕴是桂林山水的灵魂，尤其是山水诗词文化，更是辉煌灿烂。古时与中原相比，桂林地处偏僻岭南，虽然本地文化不甚发达，但是却常成为朝廷官员被贬之处或者途经之地，失意的政客面对桂林的山水如画风景秀丽，难免诗兴大发，留下了无数传诵至今的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恐怕就是杜甫的“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和韩愈的“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了。及至明清时期，桂林本土文化逐渐兴旺，桂林成为岭南地区的一个文化中心。临桂县在明代考取进士的有52人，在清代有188人，清代临桂考取状元的有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等4人，桂林因此有“状元城”之称。文坛艺苑则百花盛开，文学创作十分活跃。清代桂林的诗人、学者数以百计，朱依真为“粤西诗人之冠”；龙启瑞、朱琦、王拯、彭昱尧、吕璜并称“岭西五家”，在清代文坛有一定地位；“杉湖十子”也有一定影响，王鹏运、况周颐跻身清末四大词人之列，共创“临桂词派”。清代桂林画坛名家辈出，有史可查的画家不下百名，石涛更是中国绘画史上独树一帜的一代宗师。桂剧、文场、彩调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桂林本土艺术形式也蓬勃发展。
“凡知名旅游老品牌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如桂林山水之所以能‘甲天下’,绝不仅因其单纯的自然风光, 而是神奇秀丽的自然风光与附于其上的厚重[3]的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桂林市政府也深刻认识到把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重现，以使桂林的城市品位得以提升，使桂林旅游的发展更有生命力。在《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中，明确提出要把桂林“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充分发挥桂林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风光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深度挖掘文化内涵......提升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山水观光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集散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桂林在历史遗迹的保护、民俗文化的发挥、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名人文化资源的再利用等进行多方面的建设。
桂林古莲文化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古莲文化街所记述的人物，正是桂林本土科举文化中最辉煌灿烂的代表人物，“父子三进士”、“四代翰林”、“五代知县”、“三元及第”等，均是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文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因为也奠定了桂林科举考试傲视群雄的地位。加之在这些进入仕途的科举考试才子中，不乏忠君爱国、体恤百姓的忠臣良将，在一定程度上，更使这部分人成为后世争相膜拜的对象。撇开其效忠皇权的基本出发点，客观上确实对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安定、文化思想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人物和事迹，以各种形式散落于各处，而古莲文化街把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通过一个街道，用雕刻这种物质把这些精神记录固定下来。作为街道，除了承载城市最基本的交通功能之外，更应当具有深刻的社会功能。“一是场所精神，街道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交往和提供发生机会的场所；二是情感认同，生活总是和一定的空间和地点（街道）联系在一起的，在熟悉的生活地点，我们通常就能得到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亲切感、归属感和共同认同；三是发展的见证，真正的街道，应该是在时间轴里生长出的空间，记录着特定时间里的政治、经济、人文信息。”从桂林整个城市而言，作为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目标中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挥和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以及特定文化特征的记录，古莲文化街都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它作为桂林的一条街道，除了满足人们散步、休憩、购物、交流等基本的需要之外，更因为其被赋予了一定的主题，能够让一些人带着一定的目的性来到这里，在看到历史的同时，更能服务现实。尤其是作为一条以“廉政”为主题的街道，在当前的形势下，更是能够让桂林的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二）为廉政建设提供了教育平台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长足进步，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基
[5]
[4]本清明。然而，依然有道德沦丧、党风不正、官吏贪渎、人欲横流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对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产生了隔阂。我国历代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官员腐败和党风不正对国家的危害，一直把惩治官员腐败和整治不正之风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尤其是最近几年，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5月21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表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时，要求党员干部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要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党中央先后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来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
如果说制度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外力，那么思想道德建设则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力，党员干部必须通过各种学习的累积和自我修养的完善，以达到思想上的纯洁。树立榜样，是接受教化、洗涤心灵的有效工具之一。古莲文化街所记述的桂林古代清官思想和事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今的党员干部起到心理暗示的作用，配合其他措施的实施，潜移默化中慢慢转变不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最终树立为官清廉执政为民的正确思想。桂林市各届政府一向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借助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形式来反腐败，推动“廉政”与“文化”有机融合，把桂林山水、人文、民俗文化与清廉文化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大力开展廉政文化精品创建活动，推出了一大批主题鲜明、艺术精湛的廉政文化精品。涉及廉政教育基地的建设，在地域空间布局上合理安排，设置了五个廉政文化板块，古莲文化街和临桂县廉政文化长廊共同组成了中部板块的主要内容。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古莲文化街传承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能够让党员干部时不时过来“照镜子”，以“正衣冠”，如果发现自己不干净的地方，便去“洗洗澡”，发现自己已经顽疾缠身了，便要去“治治病”，从而使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思想境界，增强自律意识。
各个城市都有许多主题街道，内容关乎政治、经济、文艺等，以“廉政”为主题的，仅在我国也不在少数。如长沙岳麓区咸嘉新村社区、四川广安市北仓路、山东宁津县文昌路、黑龙江哈尔滨市花圃街......但是，这些廉政街的建设，没有对街道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只是在墙面、灯柱灯箱等处张贴宣传标语，制作名言警句，或者以电子屏幕播放廉政宣传片。街道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廉政”只是依附于其上的辅助功能。加之宣传所用材质容易变质老化，教育的长期性得不到很好的维持。但是古莲文化街则完全不同，首先，“清廉”是街道的核心思想，其他的建设都是为了这个主题思想而设的，是一条完全意义上的“廉政教育街道”；其次，石材和金属的大量使用，保证了这些承载着廉政教育使命的物质具有不易被侵蚀的品性，使之生命力更为顽强，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发挥应有的作用。
结语
古莲文化街建成开放以来，每天都能吸引大量的市民游客驻足流连，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从耄耋之年到垂髫孩童，每一个站在街上的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或者赞叹建筑工艺和雕刻手法的美轮美奂，或者瞻仰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八桂学子，或者震撼于为官清廉执政为民的铮铮铁骨。这些，都将是古莲文化街连接历史与现实，并且将一如既往地影响着未来，继续发挥其功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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