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周恩来四昼夜》有感
——周芳
《周恩来的四昼夜》，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反右倾中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大范围饥荒，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为背景。影片平铺直叙的基调讲述了1961年周恩来乘专列来到革命老区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伯延考察调研，在四个昼夜与当地村里农民之间发生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没有悬疑惊险的情节设计，没有优美华丽的辞藻，没有大肆铺张的宣传，没有夸张造势的噱头，没有浓墨重的煽情渲染，却依然能将人感动的潸然泪下，只因为它真实，真实得直指人心。 《周恩来的四昼夜》带给我太多的感动。
当周恩来总理走下汽车，与前来迎接的伯延村干部初次见面一幕，就已让我感动到热泪盈眶。没有过多的言语，伯延村主任郭凤林在见到周总理的第一眼，握着周总理的手，激动得未语泪先流。因为他知道，国家的总理，本来只能在画报上见到的人物如此鲜活地站在你的面前，有太多的事需要解决处理，说是日理万机毫不夸张，却在百忙之中，专程来村里考察，这如何不让这位朴实憨直的村干部感动得涕泪直流。大病初愈的总理，病容未消，形销骨立，却为了百姓生计，四处奔忙，不曾得一时半刻的清闲修养，便急急忙忙地亲自赶到革命老区伯延实地考察。而总理看到郭凤林泣不成声时，第一句话便是：“有眼泪便是有委屈，有什么委屈，都跟我好好说说。”
当以村主任郭凤林为首的村干部为了不给政府添麻烦而粉饰太平，不肯据实相告时，周总理以其细心敏锐的观察所得问了这么个问题“为什么
树上的叶子没了？”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了百姓生活而忧思深重，如何能从没了叶子的树感觉到问题的严峻；如果不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本是高高在上的总理又如何能知道村干部们没有说实话。当天真的女娃连弟无心的说了实情的时候，总理沉默了，不忍，歉疚，忧虑，疼惜，总理的沉默，包含了太多的情感。
当看到二廷在往公社水缸倒水时，本应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总理没有视而不见地走过，而是停下来，关切地询问相关情况。当得知拉水的是人而非牲畜时，总理再次沉默了。总理的沉默并不是漠不关心，而是记在了心里。于是，第二天，伯延村便有了牲口和几车的草料。
一路上观察，还有小女孩连弟的话，周总理已经意识到伯延百姓生活的困难与艰辛，却依然无法村干部那里听到一星半点的真话，甚至，他想看到的，想听到的，在村干部的安排下，也已经看不到，听不到了。当总理到了公社食堂，看到桌上摆的专门为他准备的大碗红烧肉，白面馒头和鸡蛋时，总理收回了已经跨出的脚步。因为他知道，这顿饭来得绝不容易。最终，他和公社的村民们一起，吃了糊糊和代食窝窝头，却依然不忘嘱咐邓大姐，用自己的钱补给村里。
当他到访老太太家时，亲切地跟老太太闲话家常，面带微笑地听老太太唱起落子戏，没有矫揉造作，一切如此地自然而又和谐。
当他看到王老师打着赤脚带病给孩子们补课的时候，连忙亲切且带着敬意地请王老师坐下，并亲自给他穿鞋，只是，汪老师的脚，因着生病引起的浮肿，早已穿不下之前的鞋，总理不甘心地尝试了几次，终究还是放弃了。他握着汪老师的手，满眼是真挚的谢意以及心酸。
当他在田野地间和农民们一起种地瓜，由于初次种植，被朴实直率的村民指正时，他面带笑容地虚心接受，还说隔行如隔山，这种地瓜呀还真不如你们呀。当村民心疼总理，给总理倒一大碗水给他喝时，听了水的来源，便毫不犹豫地把大半碗水倒回了坛子，仅仅喝了盖过碗底的一小口，只因为他知道这水来得不容易。百姓心疼他，他更是将百姓挂在心尖儿上疼。
当他了解到还有个别村民没有加入公社食堂时，到了饭点儿，除了公社食堂，整个村子并没有多少炊烟，从村口的山头往下看，你不会觉得这不是一个住满了人的村子，因为没有炊烟，就没有生活的气息。百味陈杂的总理在看到那一缕稀稀落落的炊烟后，便急切地想去了解情况。
当那位村干部眼中的个人主义的老人在长久的高压下，见到总理，已经慌得不知如何进退，只是一个劲儿地解释，生怕总理怪罪。而总理，只是简单的寒暄问候，闲话家长，为的是让老人能够放松心情，安心说出心里话。在得知老人年龄后，总理亲切地唤他为老哥哥，甚至为了怕吓着老人，周总理还阻止随行的记者拍照。而战战兢兢的老人在见到如此温良随和的总理后，心生愧疚，忙不迭的认错，说自己是个人主义，怕别人多吃了自己的口粮，愿意改正，明天就加入人民公社。而心细如尘的总理在听到这番话后，不但没有为少了一个“个人主义”而倍感欣慰，反而愈发沉重，他听到的是那句“怕别人多吃了自己的口粮”于是便有了那句“有人多吃多占吗？”这更加坚定了他要追查到底，从根本入手，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
当二廷冒着被村干部打压，村民排挤孤立的危机，在周总理眼神的鼓
励下，终于说出了内心所想的时候，周总理诚挚地伸出了手，说：“二廷，我们交个朋友吧！”是啊，中国早已摆脱了封建时代，百姓与官员间的隔阂与距离不该是那么遥远生疏的，总理为什么就不能与百姓交朋友？只是，在当时封建时代所留下的毒瘤——官阶阶级注意还未完全清除的时代，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
当经过细致调查，深入的了解之后，周总理心里已有了解决之道，只是，解散当时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是大决策，是关乎百姓生活的决策，而这个决策，是需要通过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做最终决定的。于是，便有了主席与总理之间，从深夜到凌晨，四个多小时的电话，务求最周全得当的处理。而在此之前的三个夜晚，总理都是伏案工作到深夜才休息，第二天又是很早便起床工作。大病初愈的人，最需要的是休息，而总理，缺少的恰恰是休息。
当有了最终决策，总理考虑的是想让每一个村民都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好消息，取消了当时先开干部会议再由干部通知群众的流程，直接通过广播，让所有的人，包括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人们都能感受到这份喜悦。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少年之志，周总理用他的一生在实现。借用毛主席的话，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仅如此，他言必信，行必果，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各领导官员，为共产党员，为所有的人，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