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自序《江山不幸诗家幸》里，对书名特地说明了一番，表示绝非有自大之意。他说，一是向前人致意，美国人托马斯•潘恩1776年写了传世之作《常识》，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的奠基文本；二是他认为自己所言皆在常识范围之内，没有故作深刻。如作者所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因为是常识，所有公民都应具有的常识，所以通俗好读，才能使其普及于世，以影响这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书中所涉常识，我觉得大致有三种：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果你想清晰地了解，在一个合理的构架中，政府应当做什么，公民应当怎么做，媒体又该是怎么一个样子。
《常识》通篇在讲最基本却又最容易被忽略的道理，他的文字读上去，既不卖弄聪明又十分睿智，既不语言晦涩又文理独步众生。
《常识》香港社会评论员梁文道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评论集，取名为常识，与美国独立时期的托马斯? 佩恩的撰写小册子《常识》同名，自序中可了解其立意，是向美国作家托马斯佩恩致意，归宗于知识分子的传统。而且在书中可以领悟到，在作者的笔下“常识”就是作者所谓的，“被埋在底下，或者跟我们另一些常识相互矛盾，被我们扔到一边去了，可谓缺失的常识”，比如说“潜规则”；
通过对书中的自序部分的阅读，可看出作者出书的目的与托马斯的《常识》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希望让一些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通过阅读，细细思考，会发现作者对问题的思考和分析是那么深刻，不过有意思的是回头看书名，真的就会有一种思维开化的感觉，正如里面所说：观点皆不脱常识的范围。
书中自序有一段话是关于时事评论的，文章写到：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
仅仅看完书的自序，就会被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用词信手拈来，例证丰富却自成结构。字里行间中就能感受到作者理性思维的光芒。
在作者看来，我们社会通用的所有常识之间是断裂的，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点与点之间存在很大的空袭，导致了不同轻重缓急的矛盾。
在文中作者认同人类学家吉尔兹的“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的观点，认为一个地方的人心中的常识不一定也会为其他地方的人所认同，所以作者想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去思考眼前问题，通过这个过程来产生批判的距离，从而唤醒本地人的一些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的本地常识。然而读过作者的几篇文章后，能感受到作者仍是以一种略近港台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观察大陆社会氛围，也许这正是一种反讽吧。
这本书的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部分，话题涉及到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诸多方面。上部分是：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将中国的问题分为七十个小切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见解与读者分享。
其中，书中谈到国耻这一敏感话题，作者认为中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勇气放下以前的悲痛、仍旧怀着一代代留下的盲目的悲痛把怨恨撒向如今的他国，是一种自虐的心理状态。如果要治愈这段创伤经验，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断要求日本“认真对待历史”之外，也得自己认真对待一下历史。全面放开抗日战争真相的研究报道和教育，建立一个国家级烈士陵园，是自我疗伤的方法。想要与日本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首先要自己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政府在抗战结束这么多年来的低调举动，不但无益于历史伤口的治愈，也落后于民情的要求。这些观点都充满着理性，引导着人们正确对待历史。
对于国人的大局观，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
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对于和平年代的反对别国的运动，反对一个国家就是反对那些我们所不满的个体和单元，而反对那些个体与单元就是反对那个国家的全体。对于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作者认为这深深影响着我们年轻的一代人的爱国主义观。
这些观点就现在而言仍然具有思维开化之用，当今社会的浮躁之风很需要这些理性的思想来正确引导。„„
尽管如此，这毕竟只是作者本人的世界观，是他的常识，可是起码反映了一些见解，借用作者的话说，“世界的梦想并不是人人都能会说英语，而是人人拥有普遍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