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第1篇：明朝灭亡学习心得（推荐）
公司logo 《几十万满族人怎样灭掉拥有两亿人的大明王朝》学习心得
中国历史上的大明王朝从公元1386年建立到1644年被灭亡前后经历将近300年。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算的上是存在时间较长的王朝了。关于大明王朝的覆灭原因，在历史上也是存在很多的争议的，有说是闯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所推翻的；还有说是被大清的八旗子弟所推翻了；还有说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所至，总而言之说法不少。读完《几十万满族人怎样灭掉拥有两亿人的大明王朝》这篇文章后，也专门在网上查阅了一些正史和野史资料，结合个人的理解，总结出大明王朝的覆灭其实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是时世局变的必然，也是因果关系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综合原因所制。内因和外因都站了相当重的分量。
外部因素
一、天灾人祸
崇祯时期，北旱南涝，天灾严重，农田颗粒无收，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而朝廷对此并不重视，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也是不闻不问，甚至变本加厉的对农民盘剥，这是导致起义的导火线。
二、关外部落统一
明朝末年，外族努尔哈赤势力越来越强大，25岁时已经基本平定了关外的各个部落，实现了部落的统一，而且加强了中央集权。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割据辽东，建元天命。萨尔浒之役后，迁都沈阳。之后席卷辽东，攻下明朝在辽七十余城。
三、农民军起义
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力量强大，各地起义风起云涌，难以对付。特别是闯王一支，人数众多，战略得当，抚民安民，深得人心，当时明朝的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关边，内地镇守城池的兵力有限，加上政府内部管理混乱，各地农民军起义纷纷聚集。因为满清当时在战略上牵制了明朝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这才导致内部镇压起义兵力不足，闯王这支军队才一路势如破竹，最终打破北京城。
四、长期两线作战
1.明朝自开国以来北方就与蒙古人作战，开始还能占到上风，后来就被蒙古人压着打，连皇帝也被俘虏了去，如此打了两百年，明朝国力损耗很大，与蒙古人签订了《隆庆和约》，赔了不少钱财，边境才稍微安宁一些。谁知蒙古人刚消停点，女真人又兴起，从此明朝直到灭亡，也没有缓过气。 2.明朝建国之初，南方东南沿海就有倭寇骚扰，虽然规模不大，却着实让明朝头疼。到了明朝中期，倭寇势力坐大，深入江南各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幸好明朝有个戚继光，在东南沿海作战，日本人才渐渐收敛。日本人消停了点，西洋人又趁虚而入，占了澳门、澎湖、台湾。此后明朝直到灭亡，也没能驱逐西洋人。
3.明朝从建国之初，其正面北方先有蒙古，后有女真，成为明朝的大敌。而在明朝的背后南方，先有倭寇，后有洋人，是明朝的隐患。终明一朝，始终陷于南北夹击之下。
内部因素
一、皇帝昏庸无能
明朝后期，皇帝多是荒淫无能之徒，有好道教的，有沉溺女色的，甚至有喜欢当木匠的。皇帝是封建国家的主心骨，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他的昏庸，势必会导致下属跟风，导致朝纲败坏，国本不固。
二、官场腐败
明中后期，贪官横行，暴吏无数，他们瞒上欺下，贪得无厌，残暴至极，搞得民不聊生，最后导致民变，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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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宦官专权
明中后期，皇室嫡亲香火不盛，接位的多是小皇帝，这样，导致内宫宦官有机可趁，把握了朝廷大权，甚至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这些宦官多是残暴、荒淫之辈，他们为了一己之私，杀忠臣，刮民膏，还勾结敌国，是明朝灭亡的另一重要原因。
四、无可战之师
明后期，军队装备差、纪律差、统帅也多是无才无能一辈，根本就不是闯王及大清军队的敌手。 总结：
如此之大的明朝之所以灭亡，一部分在于对外部因素的影响，一部分是在于内部的管理，就像一个企业一样，崇祯政府其实并不是无所为，能够搬到魏忠贤，说明他当时也是满怀意志，想扭转落败的局面。然而在搬到阉党专权后，因为政府没有制定长远的战略计划和明确的实施步骤，朝中又党争不断，结合管理者性格原因，崇祯帝对朝政开始失望。为此，他开始加强集权，力图控制百官，任用宦官来贯彻自己的革新意志，然而宦官当道，致使好多的有才之人得不到实用。如果他能用好像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这样的人物，军事部署也不会严重失当，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
明王朝灭亡所带来的反思
如果把明朝看作一个市场的垄断企业，综上所述，明朝灭亡有以下原因
1.企业战略不明确
1) 未制定清晰的战略方向
崇祯年间，这个企业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原市场，有数以百计新崛起的农民企业和它在竞争，其中最具威胁的是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家公司；在东北，新兴的满清公司也在迅速蚕食它的市场。所以当前企业的头号问题是制定清晰的竞争战略，消灭中原和东北的竞争对手。
2) 企业定位不清楚或未将愿景落到实处
对于一个企业制定战略时，首要问题是战略定位，这个定位既指对企业自身的定位，也包含对竞争对手定位。这个企业在一开始就在这方面犯了错误，首先企业对自身的定位不清，始终没有认识清楚当时明朝实力衰竭、体制僵化、政治能力和军事战斗力低下等一系列内部问题，不具有两线作战的能力。其次，企业无法对对手清晰、差异化的定位，不管是李自成、张献忠，还是满清，他统统视为反叛者，没有考虑过谁是最致命的威胁者，谁是次要威胁者。在错误的定位下，崇祯的企业一直奉行剿灭一切竞争对手的战略，这种没有差异化的战略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等于没有明确的战略指导思想，给了对方联合搞垮自己的机会。
2.执行力严重不足
在决策层战略失误的情况下，明朝的战略执行也存在极大问题。 1) 管理层管理能力低下，监督变成指挥
出于对带兵武将的忌惮，明朝一线的最高指挥官往往是“不知兵”的文官，在实际作战中，他们既不知如何指挥，也指挥不动武将，没有“将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导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隔阂与内斗，这是管理过程中的第一个错误，这直接导致了一线战事的节节失利。 2) 一线执行层的执行能力弱
上至州府、下直县衙、基层管理者多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明朝军队士气低落，战斗力差，对农民起义军和满清军队往往都是一簇击溃，对待老百姓倒是一群如狼似虎的骄兵悍将，在这样的 公司logo 企业文化下，这样的军队不仅不能击败对手，而且只会官逼民反，将百姓变成起义军，造成李和张的队伍日益壮大。
3) 错误的管理机制使得战事愈加恶化
崇祯直接插手前线战事。他依据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派下去作监军的宦官，大多数宦官都不懂军事，他们向上汇报的情况带有极大的个人偏见，而且揣摩着崇祯的喜好来汇报，直接影响了他的判断。最为典型的是松山之战，战役之初洪承畴的策略是稳守，诱敌出击，再寻找战机，可是崇祯只看到明军有13万之多，没认识到清军的战斗力远高于明军，主动出击无异于自杀，再加之监军回报主帅胆小畏战，因此他屡屡严令洪承畴主动出击，洪迫不得已出战，果然明军一战即溃。
从崇祯政府的战略失误和明朝灭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战略对于企业和组织的成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受到决策者个人、企业的体制、文化、组织制度等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企业对战略的制定也受到体制、文化等因素深深的约束。
从这层意义而言，决定企业成败的根本因素在于产生战略的根源体制和体制蕴育出的文化，改变体制才是解决竞争组织的根本之道。因此，打造基业常青的企业的根本之道在于企业开始建立权利与责任对内、对外都能相互平衡的体制。
2016年2月
推荐第2篇：明朝的灭亡与清朝的兴起
有人认为，综合比较，明朝与清朝的确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然窃以为，对于历史的选择来说，五十步当然比一百步要好。明朝12代17个皇帝共276年，清朝9代10个皇帝共268年（自顺治入关计起），在位时间最长的是康熙61年、乾隆60年，两朝皆为最强盛时期，明朝最长世宗45年、神宗48年，两朝却是最黑暗的时期。事实上，清朝的政治稳定性也比明朝要好，政策基本没有什么大变动，只出了一个文字狱。
明朝末年，由于外侮严重，明朝政府用兵频繁，为了筹措资金，不惜加紧盘剥农民，加上贪官污吏的压榨，农民*风起云涌，但这些*都是没有革命目的的。那个自称闯王的李自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流寇，闯王名符其实，东奔西闯，没有任何一块根据地，没有任何正面目的，唯一的目标就是抢掠与做皇帝，只是在李岩加入后，劝李自成不要妄杀，将掠得财物散给饥民以笼络百姓，百姓当时称\"李公子活我\"就是这样来的，李岩编出的童谣\"迎闯王，不纳粮\"最能说明李自成聚众百万的凝聚力在哪里。为镇压李自成、张献忠流寇，明朝政府更加剧了压榨的力度，如此恶性循环，明王朝最终在清朝的外力作用下土崩瓦解。这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内部，已经在天灾人祸下奄奄一息了，上层既无开明的统治集团，下层也是乌合的流寇势力，不存在可以统治中国的政治力量，清朝的进入其实只是顺应天意而已。
下面我们不妨看看历史上这场争斗。 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建国后金国，改元天命。此时，山东大饥，母食死儿，夫食死妻，至四月，又发生蝗灾；五月，黄河决徐州，六月决开封；七月，应天、江西、广东水灾，河南旱灾兼蝗灾，陕西旱灾。【不要忽视这些天灾，这是消耗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攻明。沈阳人范文程（范仲淹后代）主动求见，首功就是一封书信吓降抚顺守将李永芳，使抚顺百姓免于屠戮，从此诸贝勒对之格外敬礼，人称范先生。闰四月，明命杨镐经略辽东。杨镐何许人也？原来乃前任佥都御史，曾充朝鲜经略，万历二十五年的时候，倭寇犯朝鲜，杨镐奉朝命往援，打了一个败仗，诡词报捷，后来调抚辽东，又是乱杀边民，被御史奏参革去官职，此时复起任边防。【一个鲜明的对比！】七月，金陷清河堡，明朝辽东屏障尽失。
次年二月，援辽之师大集，杨镐分兵四道，一道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统带从浑河出抚顺关，一道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统带从清河出鸦鹘关，一道由开原总兵马林统带从开原出三岔口，一道由辽阳总兵刘铤统带从辽阳出宽甸口。四路兵马合计二十多万，对外宣称四十七万，约定于满洲国东边二道关会齐，进攻赫图阿拉。谁知，在萨尔浒一战中，杜松中箭身亡，三岔口马林只身逃亡，李如柏在虎栏关被二十名满洲军鸣螺吓死一千多人急急退军，刘铤在阿布达里纲与努尔哈赤大战半天，却被满洲军利用从杜松军得到的盔甲旗帜诱骗而被斩。【明朝把二十万军队托付给一个庸才杨镐，损失惨重，此战实乃明亡清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结果，杨镐在被御史弹劾，被捕入狱，死于狱中。六月，令兵部侍郎熊廷弼代任经略。
熊廷弼闻开原失守，叹道：\"盈廷大臣，不知边事，一味主战，以致如此。\"明神宗赐熊廷弼尚方宝剑，令便宜行事。结果，熊廷弼振奋士气，聚兵十八万，分守要地，令努尔哈赤无法可想。
熊廷弼守辽三年，人民安居乐业，偏偏明神宗、光宗相继身亡，继位的熹宗用了一个太监魏忠贤，向熊廷弼索取贿金不成，遂纠集朝臣，诬劾熊廷弼，结果
1 熊廷弼申请辞职，换了袁应泰取代他的位置。
这个袁应泰是进士出身，曾升任巡抚，为人颇是精敏，但不是用兵能手。他到了辽东，见熊廷弼待下甚严，他就反其道而行之，格外放宽，把旧制度更改了好几条。刚好蒙古大饥，部民多入塞乞食，袁应泰则抚慰饥民，令在部下当兵，居住辽沈二城。【妇人之仁。】结果在明天启元年（金天命六年）三月，由于蒙古人作内应，沈阳失守，总兵身亡，辽阳亦破，袁应泰自杀身亡。辽东附近五十寨，河东大小七十余城，皆望风投降。
这样，明朝这才又想起那个熊廷弼，仍然重新起用，仍赐尚方宝剑。但是熊廷弼与辽东巡抚王化贞意见不合，王化贞号称可以六万精兵一举回复辽沈，朝廷商议弃熊用王。明天启二年正月王化贞大败于西平堡，熊廷弼与王化贞把关外物资付之一炬，护难民十万人进山海关。金兵占领广宁、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等地。败报传来，给事中侯震旸、少卿冯从吾、董应举等，奏请并逮熊廷弼与王化贞以伸国法。明熹宗即日降旨，将王化贞、熊廷弼拿交刑部下狱。
由御史左光斗推荐，明熹宗任命东阁大学士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孙建议筑宁远城。八月，令孙承宗督师蓟辽，例行赐尚方宝剑一口，御驾送行。孙承宗到宁远后，更定军制，申明职守，以马世龙为总兵官，令游击祖大寿守觉华岛，副将赵率教守前屯，在宁远附近，筑堡修城，练兵十一万，造铠仗数百万，开屯田五十顷，兵精粮足，壁垒森严。孙承宗在辽坐镇四年，关内外固若苞桑，不失一草一木。
明天启五年三月，金迁都沈阳（盛京）。六月，魏忠贤大兴党狱，逮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诬陷他们收受杨镐、熊廷弼贿赂，不久六人死于狱中。八月，杀熊廷弼，并传首九边，【熊廷弼死得冤枉，自毁长城。】那个曾判死刑的王化贞，却反被赦免出狱。
却说这魏忠贤，起初图谋联络孙承宗，以便加强权势，曾经向孙承宗赠送无数的物品，不料这孙承宗不识抬举，不单把物品全数退回，反而上奏朝廷弹劾魏忠贤。话说这年明熹宗生日，孙承宗想借祝贺为名，入朝当面弹劾魏忠贤。寿诞前一日，到通州，忽然从兵部发来飞骑三道，阻止孙承宗入朝，孙承宗知道麻烦大了，急急回关，不料这时朝中的宦官们，已在弹劾孙承宗擅离职守，要依法严惩。【这就是议会政治的好处！】孙承宗悲愤莫名，上书请辞，明熹宗当然准奏。十月，改任高第为辽东经略。这个高第到了山海关，第一件事就是把关外的防守设备，全部拆除。【给努尔哈赤提供机会来了。】
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亲自进攻宁远，不料遇到袁崇焕，一支大炮把满洲兵轰得焦头烂额，损失数千兵士。高第由于坐视不救被免职，王之臣代任辽东经略。任命袁崇焕为佥都御史，专理军务，后任辽东巡抚。三月，明朝在各边镇设监军太监。【名为权力制衡，实则索贿。】
六月，北京、宣大、山东、河南地震，广武黄河决堤，闰六月，北京大水，江北、山东旱灾兼蝗灾。
八月，努尔哈赤逝世（金天命十一年），传位于皇太子皇太极。由于满洲的习俗立储是不分嫡庶长幼的，因此皇太极虽然是第八个儿子但却是太子。【后来康熙末年雍正争夺太子的故事也由此而来。】金改元天聪。袁崇焕为了争取时间恢复孙承宗原来设立的防守设施，就派遣李喇嘛等吊贺金国，议和休战。
次年，皇太极借口当初杨镐攻打金兵的四道兵中，有朝鲜兵二万名，而且这次皇位交接，朝鲜也没有到场祝贺，于是派兵攻打朝鲜，在朝奸的引导下，一路势如破竹，朝鲜国王李倧一边逃亡江华岛，一边遣使议和。皇太极果然是雄才大
2 略，要攻明朝，先灭朝鲜，这样明朝就失去了左臂，袁崇焕从此左右应付，疲于奔命，虽然袁崇焕了得，但也只是稍为阻援一下明朝灭亡的时间而已，后来还有一件更要命的事情发生。
却说辽东经略王之臣，由于与袁崇焕不睦，明朝乃召还王之臣，撤消经略这一职位，命袁崇焕便宜行事。袁崇焕于是准备屯田，修复被高第抛弃的要塞。
明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自进攻锦州，赵率教施用缓兵计，袁崇焕派出祖大寿四千人背后夹击，皇太极不能得手，转攻宁远，又被袁崇焕伏兵所破，金兵损失惨重。经过此役，皇太极发誓要除掉袁蛮子。这边袁崇焕遣使告捷，满望论功行赏，那边朝廷已经下旨，指责袁崇焕不救锦州，有罪无功。这却是为什么呢？原来又是熊廷弼、孙承宗的覆辙，袁崇焕部队有个太监监军纪用，是魏忠贤设立的索贿使者，这个袁崇焕一心一意的防备满洲入侵，既有朝廷发的军饷，又有屯田的收入，却没想到要分些出来孝敬阉宦，你想魏忠贤会如何对待袁崇焕？结果袁崇焕被气得目瞪口呆，申请辞职，朝廷允准，王之臣又回来了。那边皇太极额手称庆。【既有前车之鉴，为国家利益着想，当行贿保位，袁崇焕的书呆子脾气发作了。】
八月，明熹宗终于死了，由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位，即思宗，改元崇祯。魏忠贤倒台。
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四月，重新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召见袁崇焕，问其治辽方略，袁崇焕说如果让我便宜行事，则五年时间就可以收复整个辽东。当时给事中许誉卿，已说他言过其实。袁崇焕又奏称五年以内，户部发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能济事，但恐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的人，即不明掣臣肘，亦能暗乱臣谋云云。【袁崇焕说的虽然是实话，但没有采用委婉的说法，有点要挟的性质，难道我泱泱大国只你一人不成？这样就隐藏了后来思宗的杀人念头。】袁崇焕到了关上，又奏称恢复之计，应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骄，在实不在虚，愿至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毋偏听左右，毋堕敌反间等语。明思宗回复叫其放心。袁崇焕遂将关内外紧要地方，修城增堡，置戍屯田，不到一年工夫，已有成效，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
就在这年十一月，陕西由于连年饥荒，官吏苛虐，先后有白水王
二、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寨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饥民起事。
明崇祯二年（金天聪三年）六月，袁崇焕杀毛文龙。原来这个毛文龙乃东江总兵，一向盘踞东江，素性倔强，历年与金兵交战多次，虽然是互有胜负，但他每次都向上报称获胜，在朝廷眼中是一个常胜将军，此人有点狂妄。袁崇焕恐怕他跋扈难制，借阅兵为名，引诱毛文龙前往迎接。毛文龙见了袁崇焕，语多傲慢。袁崇焕便赚毛文龙登出阅兵，帐下伏了军士，把他拿住，数他十二大罪，请出尚方宝剑，将其斩首。毛文龙人死不能复生，明思宗虽然不满，但当用人之际，而且说过便宜行事的话，也无可奈何。【毛文龙无该死之罪，袁崇焕滥用权力擅杀毛文龙，又在思宗心中埋下了杀根。】
但是，这次事件却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毛文龙有两个义子，叫作孔有德与耿仲明，对袁崇焕心中不服，一气之下，决心投降金国。【熊、孙的遭遇，尚可说是上层腐败，但袁之滥权，处事不当，却是下层失去公允，从此开了明将投降的先例。明朝气数已尽。】当时皇太极问二人如何可以破山海关，二人皆说有袁崇焕在，山海关难破。耿仲明献计绕道西北，从龙井关攻入。龙井关是明朝东北的长城口，从山海关去经过蒙古，就可沿城入关，此关若入，便可向洪山、大
3 安二口，分路进捣，直入遵化，遵化一下，明京便摇动。【张松献地图也不过如此。】皇太极接受弟弟多尔衮的计策，命令孔、耿二人返回登州继续潜伏，由降顺的蒙古喀尔沁部族人带路直捣龙井关。【即使孔、耿不献此计，袁崇焕也已被满洲兵拖住在辽东，朝鲜已失，毛文龙已死，袁崇焕独力难支。】
十月，皇太极分兵三路攻陷遵化，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孤军来援，却不得入城，力战后自刎身亡。此后，蓟州、三河、顺义、通州等地相继陷落。十一月，金兵直抵北京城下。【从此金兵有了两条进入中原的道路，左右开弓，明朝防不胜防，疲于奔命，袁崇焕已回天无力矣。】袁崇焕与满桂入援北京。金将恩格德尔与豪格偷袭袁崇焕营寨失败，皇太极召集群臣，商议办法，众人议论纷纷，有的主张急攻，有的主张缓攻，甚至有主张退兵的。皇太极只是摇头。
最后，还是那个足智多谋的范先生范文程，献出了反间计。【有关故事就不详述了，小说中多的是。】十二月，思宗召见袁崇焕，指责他种种专擅，命锦衣卫立即逮捕入狱。袁崇焕部下祖大寿、何可纲，闻主帅无故下狱，率兵返回山海关。【孔有德、耿仲明为了毛文龙而投降降满洲，祖大寿、何可纲为袁崇焕而离开危急中的北京，表现虽然不同，性质则是一样的。】满桂出城大战，却被皇太极命侍卫假扮明军，满桂被杀于乱军之中。【又失一员大将。】
在北京唾手可下之际，皇太极又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竟然下令撤军。为什么呢？原来，皇太极恐怕师老日久，有前无继，转犯兵家之忌，即使乘胜攻城，应手而下，也是万不能守，一旦援军四集，反致进退两难，所以决意离京，把畿辅打扰一番，扰得他民穷财尽，激起内乱，方好乘隙而入，唾手夺那明室江山。【皇太极没有达到的目的，李自成、张献忠帮他达成了。】
明崇祯三年正月，金兵攻陷迁安、遵化、滦州、永平等地之后，令蒙古喀尔沁部上奏思宗，与明朝修好。六月，张献忠响应王嘉胤起事，明朝命洪承畴巡抚延绥，专门负责镇压流寇。八月，袁崇焕被杀。十二月，明朝又加重田赋，农民的负担更重了。
明崇祯四年（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正月，金国在范文程监制下，第一次造出了红衣大炮，金兵以前在袁崇焕手中颇吃了这种武器的亏，现在再也不怕了。六月，王嘉胤败死于阳城，高迎祥、张献忠等三十六家会于山西，米脂李自成出现。
却说明朝杀了袁崇焕之后，又重新起用孙承宗，代袁崇焕镇守山海关。孙承宗建议先筑大凌河城，循序渐进，但辽东巡抚邱禾嘉却与孙承宗意见不合，他要同时筑石屯城，工程进度因此被拖慢，到了八月，恰恰在两座城都未完工的情况下，皇太极大军已经杀到。
皇太极包围大凌河后，分兵击败来自山海关的援兵，邱禾嘉躲在锦州城再也不肯派兵救援大凌河了。这边大凌河的守将就是袁崇焕的旧部祖大寿与何可纲，两人坚守到十月，粮尽，牛马吃完后，直至人自相食。祖大寿、何可纲两人本来对明朝心怀怨恨，至此，祖大寿投降金国，何可纲不肯投降被杀。邱禾嘉、孙承宗两人，同时被朝廷言官弹劾，一个调任南京，一个回乡休假。祖大寿向皇太极申请返回锦州作内应，却加固城防，骗皇太极说时机未到，金兵班师而去。
闰十一月，孔有德、耿仲明大闹登州，搅扰一年，皇太极认为朝鲜已经臣服，登莱无用，乃令两人返回满洲。两人献计说旅顺（为辽东要塞）空虚，皇太极乃发兵千人，由两人带领偷袭旅顺，结果杀死明总兵黄龙，召降副将尚可喜（金天聪七年十月）。孔有德被封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尚可喜为总兵。这三人，后来成为满洲的开国功臣。【造成今日的后果未必与袁崇焕无关。】
4 金天聪六年四月，皇太极亲攻蒙古察哈尔。至此，长城以北，皆为满洲拥有，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相继倒下，明朝对满洲已再没有防守能力，即使没有流寇的帮助，明朝的命运也已经确定了。
初时皇太极对孔、耿二人的并没有完全信任，对祖大寿也是如此，是明朝把他们推向了敌方。皇太极始终按照自己的意图逐步实施入侵的战略，先攻朝鲜，后并察哈尔，才是重大的战略步骤，袁崇焕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
金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四月，皇太极祭告天地，受尊号，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政治制度按汉人的制度设立，拜范文程为大学士，封宰相。【与元朝相比，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汉人也可以当官，这样，汉人觉得有奔头，反对的力量就弱了，特别是知识分子。】
清帝皇太极建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佯攻明朝，实攻朝鲜，于崇德二年正月，彻底征服朝鲜，朝鲜王称臣上书请降，年贡一次。【以前只是议和，为平级关系，现在是臣下关系。】从此，清朝再无东顾之忧，可以专心致志的对付明朝了。
清崇德三年八月，清分兵两路入侵明朝，皇太极自己亲攻山海关，牵制明朝主力。十月，清兵会于通州，十一月，破高阳，在家休养的孙承宗服毒自杀，子孙战死者十七人。清兵从德州渡河，南下山东。明兵部尚书杨嗣昌，急调山东巡抚颜继祖往德州阻截，调山西总督卢象升入京保卫首都。谁知颜继祖到了德州，却被清兵从临清州入了空城济南，颜继祖匆匆赶回济南，清兵却又渡河北上了。杨嗣昌提议讲和，明思宗也有此意，但不想公开出面，于是暗令太监高起潜主持和议。不料卢象升奉命入京，坚决主战，妥协的结果是各自分开兵权，不相节制。宣大、山西兵士归卢象升，山海关、宁远的兵士归高起潜。卢象升带着这不满二万人的军队，前往涿州，不料杨嗣昌在背后扣住军饷，军中绝食，卢象升誓死出战，奋战一天一夜阵亡。卢象昇与流寇大小数十战，无一不胜，且三赐尚方剑，未曾戮一偏裨，爱才恤下，与士卒同甘苦，此次带丧出战，力竭捐躯，部下亲兵，都随了主帅殉难。杨嗣昌反说卢象升轻战亡身，死不足惜，后来高起潜星夜遁回，朝廷群臣才知高起潜拥兵不救，交章弹劾，高起潜当了替罪羊，杨嗣昌安然无恙。【明思宗既杀魏忠贤，却仍然重用宦官，屡次害事，不亡何待。】
当年，江北流寇于英山、六合连败于史可法，而陕西、河南、湖光的流寇，也是或败或降，声势大衰。因此，明朝把负责镇压流寇的洪承畴，调为蓟辽总督。
在屡次得胜的情况，皇太极又一次命令撤退，他说：\"欲夺中原，必须先夺山海关，欲夺山海关，必须先夺宁、锦诸城。否则我兵深入中原，那关内外的明兵，把我后路塞断，兵饷不继，进退失据，岂不是自讨苦吃么？\"于是在崇德四年九月，清兵进攻锦州，不料那个祖大寿，却多方抵御，屡却清兵，清朝损失大将岳托。崇德五年，皇太极亲征锦州，仍然不能得手。皇太极写信指责祖大寿欺骗他，祖大寿不理。皇太极于是想出一个釜底抽薪的计策，把锦州城外的庄稼，收割一空而回。
在明朝国内，李自成脱离张献忠，进入河南，饥民纷纷归附，声势又振，李自成又得到牛金星作军师，如虎添翼。【流寇开始威胁明朝政府了。】明朝又增天下关税。
清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皇太极又发兵攻锦州，祖大寿急向蓟辽总督洪承畴求援。蓟辽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带了王朴、唐通、曹变蛟、吴三桂、白广恩、马科、王廷臣、杨国柱八个总兵，统兵十三万，马四万匹，由蓟州东指，直到宁远，所带粮草，足支一年。在锦州城南的松山、杏山之
5 间对恃。由于洪承畴的粮草充足，范文程献计偷袭明军于塔山的粮营。洪承畴失去粮草，被迫急战，不料堕入皇太极计中，被围松山城。范文程与李永芳联合用计，破城生擒洪承畴。崇德七年三月，锦州攻破，祖大寿投降，杏山、塔山也攻克了。辽东屏障尽失。
这个洪承畴一向颇有威望，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对他很是敬重，故此皇太极决意招降洪承畴。【施用攻心政策比单靠武力征服要高明得多，清朝的胜利由此而来。】不料任凭范文程把口水都说干了，洪老头儿就是不肯投降，最后还是皇太极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帝福临的生母）出马，一番甜言蜜语，洪承畴拜倒美人脚下，自愿投降。
这边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由于洪承畴兵败，与思宗密商和议，思宗听从劝告，但却要顾全面子，吩咐陈新甲保守秘密，不可声张。不料议和使者回来，上呈报告的时候，陈新甲看完随手放在桌上，家僮误以为是塘报，发了抄，闹得通国皆知。朝上主战的人，一律弹劾陈新甲主和卖国，思宗在大庭广众之下，严词斥责陈新甲，陈新甲倔强不服，顶撞了几句，立即逮捕下狱，不数日正法授首。从此明清两国的和议，永远断绝了。【以当时的情形，和是上策，清与明谈判的主题是平等相交，岁币数额与疆界划分等事宜，也不算卖国，只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面子，就白白断送了明朝的江山，连苟且也不可得。】
九月，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竟然决黄河灌开封，溺死无数军民，无所获，西走。【黄河自然崩决乃天灾，此为人祸，毫无人性。】
自和议断绝后，皇太极乃令贝勒阿巴泰等率师攻明，毁长城，入蓟州，转至山东，攻破八十八座坚城，掠子女三十七万，牲畜金银珠宝各五十多万。居守山东的鲁王，系明廷宗室，仰药自尽。此外殉难的官民，不可胜计。当时山海关内外设两总督，昌平、保定又设两总督，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处，设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州、保定设八总兵，在明廷的意思，总道是节节设防，可以无虞，谁知设官太多，事权不一，个个观望不前，一任清兵横行。阿巴泰从北趋南，从南回北，简直是来去自由，毫无顾忌。
明崇祯十六年从二月到七月，京师发生大瘟疫，死者无数。【这场瘟疫，实使李自成入北京如入无人之境。】
八月，皇太极驾崩。皇太子福临（六岁）继位，改元顺治，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三月，李自成至大同，在十多日间就进入北京，十九日，明思宗自缢死。
那边清朝范文程，给摄政王多尔衮上了一书：大学士范文程敬启摄政王殿下：迺者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缳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代其东鄙，四面受敌，君臣安能相保？良由我先皇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祗承先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欲我摄政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抚众，使近悦远来。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为我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是当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以资辅翼。
6 王于众论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于入边之后，山海关以西，择一坚城顿兵，以为门户，我师往来甚便，惟我摄政王察之！
这封书信，说的就是清朝入关的总纲，明朝的确是清朝与流寇角逐的中间体，而流寇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已无以复加，与其让流寇统治中国，不如让清朝统治中国。李自成入北京后，把城中子女玉帛，抢掠一空，又将明朝大臣，个个绑缚起来，勒令献出金银；甚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金银已尽，一一杀讫，明朝臣民，莫不切齿痛恨。范文程说：\"若我国乘此出师，借着吊民伐罪的名目，布告中国，那时明朝臣民，必望风归附，驱流贼，定中原，正在此举。\" 四月，多尔衮率大兵直趋广宁。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先准备接受李自成的召降，但众所周知的原因，\"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不降李自成却降了清朝。
其实，除了陈圆圆的因素外，李自成本身也是无用之人，正因为吴三桂所在地事关重要，你才招降吴三桂，但仅以书信一封就以为吴三桂必定投降，难道你真是大顺国王不成？自己不亲自出马，却在北京城中奸淫掳掠，吴三桂投降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前途？后人说吴三桂为了一个女人甘心当汉奸，但用西方人的观点看，吴三桂用情至专，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当然中国传统的观念不这样看。但撇开陈圆圆的因素不计，吴三桂降清就没有其他的因素了吗？我看未必，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能与清朝政府相对抗。李自成屡败于洪承畴手下，洪承畴现在清朝，投靠李自成未必有安全的感觉，而且，李自成的所作所为已经背叛了李岩的正确路线，李岩尚且不能保全自己，没有李岩，李自成有什么作为呢？中国在李自成统治之下，可能比明朝更暴虐！满族固然是外族，但与元朝不同，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等身为高官，种族歧视并不严重，剃发是可剃可不剃（后来才强制人人剃发），相反李自成曾杀罗汝才、谋杀张献忠，谁敢投靠他？所以我说，即使是五十步与一百步，清朝也是比明朝进步。其实，这点从李自成九宫山逃亡中人民对他的态度就可看出来了，相反，清兵在中原的长驱直入，人民的抵抗运动并不明显。只有知识分子们才发出\"反清复明\"的口号。
另外，吴三桂投降，其实对清兵入关的作用也不是那么大，吴三桂在洪承畴一役中已是清兵的手下败将，这次孤军据守山海关也是必败无疑,那么，他在山海关也只能起到暂时阻滞的作用。何况清兵也不是只有一条路线进入北京，明朝政府已崩溃，再没有有组织的抵抗力量，李自成等流寇，乃乌合之众，是万万不能抵挡清兵的。正如洪承畴说的：\"闯贼率众东出，都城必然空虚，若潜军从关外绕道，逾入居庸，袭破京师，待贼回援，我在关之军蹙其后，在京之军扼其前，任他李闯非常凶悍，也要一鼓成擒，这却是万全的计策。\" 再说史可法，诚如洪承畴预料的：\"明福王用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入阁办事，恐怕就要灭亡呢。马士英向来贪鄙，阮大铖是魏阉的干儿，这等人执掌朝纲，还有何幸？\"史可法说福王有七不可立：一贪，二淫，三酗酒，四不孝，五虐下，六不读书，七干预有司。福王贪好女色，五月即位，八月即选淑女，民间骚然。当时说福王朝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犯多如羊，职方贱如狗，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史可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尽忠报国，比袁崇焕还不如。他的手下四总兵，全是马士英的心腹，根本指挥不动。
史可法守卫扬州七日，清兵遇到入关以来最顽强的抵抗，因此在攻破扬州后，多铎下令屠杀十日。嘉定也是如此。这就是清朝入关后所遇到的两场较大的抵抗了。
推荐第3篇：被瘟疫灭亡的明朝论文
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的传染病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清兵顺利入主中原。乃是天意。
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直到1661年迎来了康乾盛世。明亡清起，天意也。
推荐第4篇：《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明朝为什么会灭亡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明朝为什么
会灭亡
对于明朝灭亡，起初我很不理解，因为从兵力上看，清兵只有二十几万，李自成军队有一百多万，但明朝却拥有二百五十万大军，而且还有关宁铁骑、秦兵和天雄兵这样厉害的兵种。后来我一查看地图才发现，自从皇太极占领辽东一带后，明朝的很多地方已经失守了。
如果朱棣（不是崇祯，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儿子）不迁都到北京，还待在南京的话，明朝也没戏。因为当时的河南闹灾荒，李自成在那招了十三万兵马。这给明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再看兵种，皇太极的骑兵跟明朝最厉害的关宁铁骑实力相差无几。李自成的兵种虽然不厉害，但是崇祯时，收税太多，导致很多人都加入了李自成的军队。
后来明的二百五十万大军败退，在南京建都（李自成在跟清军斗，当时没顾得上南明）。小福王坐了皇帝，统治南明。这位小福王，其实就是福王的儿子，而福王就是万厉的儿子，为郑贵妇所生，万厉极为宠爱福王，但由于他不是太子，就封他个福王的称号。福王特别爱吃，都有三百多斤了，他还是个守财奴。这位小福王跟他爸爸差不多，都十分昏庸。所以左良玉不干了，这么烂的主，他可不想跟着卖命。于是左良玉兴趣了造反的大旗。
再说皇太极灭了李自成后，军队实力更加强大，在皇太极和左良玉的攻击下，南明最终灭亡。从朱元璋到南明灭亡，共计二百九十九年。
推荐第5篇：苏联灭亡心得体会
看了该片后，使我们对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的内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时隔20年，再回头看苏联的兴衰荣辱，内心深有感触，它让我们接受了一次生动的警示教育，尤其是看到一个执政如此之久的政党日渐脱离群众，党的高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背离组织、丢弃信仰、叛党卖党，由党内产生的分裂，出现的所谓“民主派”逐步将一个伟大的政党推向了灭亡，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让我在感到惋惜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深刻的教训。“教训”提醒着我们每个共产党人，要时刻以历史为鉴，永葆党的纯洁性，要永远牢记党的宗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第一，共产党员必须脚踏实地，艰苦创业，争做改革发展的领头雁。我们的国家还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未达到现代化，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要刻苦学习科技知识，不断提高发展本领，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争当改革开放的促进派。带头落实党的改革开放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即使影响到自身利益，也应胸怀大局，放眼长远，始终把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从而确保改革取得新突破，开放取得新局面。 第二，共产党员必须明志守节，清正廉洁，争做先进文化的倡导者。要明志守节，锤炼党性，加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在大是大非面前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坚持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要带头学习与宣传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带头弘扬积极进取、艰苦创业的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反对与抵制各种反科学思潮。要永远保持清正廉洁的本色，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召和凝聚广大群众，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三，共产党员必须践行宗旨，乐于奉献，争做人民群众的服务员。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严重，干部职务越高，特权越多。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就达100多处，在这里各种进口的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供高级干部享用，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有些高干的子女也仰仗亲属的权威，为非作歹，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改革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大批干部腐败变质。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大富豪、俄国政府中的高官，不少是原来苏共的干部，干部贪腐，脱离群众，成了党和国家的蛀虫，最后历史证明一个腐朽的政党是必将被人民所抛弃的。作为执政党的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倾听群众的心声，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及时反映群众的意愿，真正在与广大群众的交心交友中增进对群众的理解和与群众的血肉感情。努力学习和掌握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和方法，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切实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第四，每一个党员都必须严守党的纪律，听党指挥。《党章》明文规定，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党正肩负着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重任，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广大党员也面临着时代的严峻的考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随时可能侵蚀我们。在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程中，全体党员要提高遵守党的纪律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党的纪律约束，自觉抵御各种诱惑，坚决克服和纠正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我们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党的团结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党员是一个政党的细胞，所以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不断增强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紧紧围绕在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艰苦创业、严守纪律、践行宗旨，为党的事业、国家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推荐第6篇：悲歌｜胸怀壮志的崇祯帝,何以让明朝走向灭亡？
悲歌｜胸怀壮志的崇祯帝，何以让明朝走向灭亡？
就晚明的形势而言，未必没有“事在人为”的余地。但崇祯皇帝念兹在兹的是要一个“万全之策”，害怕风险，绝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结果只能坐等亡国。
姚雪垠。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因为把李自成写得像一个共产党员，颇受人诟病。但人们忘记了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有那么一些人，可以为了某种原则、观念或看法，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也从来都是有的。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其实就是中国底层社会中的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或许文化不高，但讲义气，急人所难，处事公道，慈悲为怀，而且很有能量，在群众中颇有威信，于平凡中透着性格上的魅力。笔者当年下乡时，也曾见识过这样的人物，甚至因为他们不是党员而颇感怅然。
《李自成》沉寂多年，如果就因为它的主人公太像一个共产党员，实在太让人遗憾了。这本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不仅把明末农民战争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且也充分展现了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关外满族的强悍及其统治者的足智多谋，以及明末崇祯皇帝空怀中兴壮志却无力回天的悲凉。时过境迁，农民造反的故事已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于是乎姚雪垠先生的哲嗣姚海天，根据姚雪垠先生的遗愿，与王维玲女士，从大部头的《李自成》中，辑出上、中、下三卷的《崇祯皇帝》，以飨读者。这部《崇祯皇帝》，充分展示了明朝的这位亡国之君，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却终于没有能够在明末的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最终不得不吊死在煤山上的那段历史。这的确是姚雪垠先生创作《李自成》的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视角，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明朝亡国的原因。
姚雪垠先生对崇祯皇帝的亡国，是抱有深刻同情的。当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这样片面的议论，姚雪垠先生当然不会悉心赞同。在姚先生眼里，明朝当时的情况，处处限制着崇祯皇帝的行动，正有种种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兴”抱负的约束。他要写出崇祯皇帝的“沽名、诿过、轻信、多疑、善变、专断、暴躁、狠毒、残酷的一面”（序者田永清所言），但是也写出崇祯皇帝的这种种方面与他所处环境的关系和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在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时代的臣子，大多不过是只知有朋党，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个官僚集团也已分裂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因私而害公是官场的常态。套用“*”中流传得很广的一句话，那时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派性亲”。正因为如此，当时没有一件事是崇祯皇帝想做就能够做得成的。出于朋党的利益，凡是敌对一派反对的另一派就一定拥护，凡是敌对一派拥护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对，弄得崇祯皇帝里外不是人。至于是与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却又是极其重要的。那时，一个主张提出来，先要看看政治上的正确与否。而怎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很少有人会真正关心。比如，崇祯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陕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试图与关外的满族政权议和。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东虏”与大明朝在政治上向来是不对等的；议和意味着明朝皇帝向蛮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关于议和的事，崇祯皇帝只敢暗地里与少数阁臣和亲信太监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秘密一旦泄漏，则必须由参预此事的大臣来承担“欺君之罪”，以保证皇帝本人政治正确，以免受到臣下的非议。
崇祯皇帝本人对臣下谏阻“议和”也非常讨厌，认为把这样的措辞强加于自己，不仅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也抬高了东虏，贬低了朝廷。所以，一旦有消息灵通的大臣上书反对“议和”，崇祯皇帝就会十分恼怒。他认为与东虏不是议和，而是“抚议”，符合“柔远能迩”的古义，也显示了朝廷对关外满族的政治优势。至于“抚议”些什么，崇祯皇帝既不愿割地，也不愿赔款，幻想着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厢情愿得让人绝倒。结果，偷偷摸摸的“抚议”，始终“抚”不出个结果，明朝因此不能倾全力“剿匪”，眼看着各路起义军奄奄一息，又眼看它们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崇祯皇帝既然意在“抚议”，对坚持要与满族军队作战的官员也就非常反感，觉得这些人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并且疑心他们一定是在效忠朋党。于是乎这些主张与满族作战的官员不免处处受到掣肘，要么是战死，要么就是因战败而被处死。这使得那些本来就不准备为朝廷尽忠的将军，在面对强敌时变得更加贪生怕死。
崇祯皇帝面临的另外一个无奈，就是军费的入不敷出。明朝的军国用度浩繁，百姓承受赋税的能力，在崇祯时期也已达到了极点。然而，无论剿匪，还是抵抗满族入侵，都需要不断地增加军费。为此，崇祯皇帝不得不寄望于皇亲国戚能带头捐献银两，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令他气愤的是，那些承平时享尽了皇家恩泽的朝廷亲贵，竟然都自私自利、鼠目寸光到极点，他们宁可与自家的窖藏金银同生共死，也不愿为大明皇朝的生存贡献财宝。无论皇帝再怎么称孤道寡，再怎么晓以大义，都于事无补。可见，家天下虽然有家天下的好处，但当人们效忠皇帝的心没有了，心里便再也容不下这个国家和天下。令人遗憾的是，姚雪垠先生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竟忽略了那时明朝内帑里还存放着几千万两白银和大量黄金；而臣下也一再要求动用内帑储积，但崇祯皇帝就是不予理睬。可见，崇祯皇帝同样是个要钱不要命、不要江山的主儿；而那些不肯捐献银两的皇亲国戚，确实也有些讲不出口却说得通的道理。明朝皇帝对臣下请求动用内帑贮银，向来抱有敌意。万历的时候，朝廷还曾下令，大臣不得向皇帝请求动用内帑储积。姚雪垠先生只写明朝皇亲国戚的守财奴形象，而隐去了崇祯皇帝本人的守财奴形象，其实忽略了明朝历史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当“家国一体”走到了极端，皇帝本人其实也是有家而无国无天下的。
大顺起义军死灰复燃而演为燎原之势，很快便攻陷了河南，然后向西夺取西安，之后便将进攻的矛头直指北京。眼看着李自成就要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却对天下人心失去了起码的感应能力，只是幻想着军事上能有奇迹发生。他的这种幻想，总是以一厢情愿的“如果”开始。而随着幻想一次次的破灭，崇祯皇帝还是看不出自己众叛亲离的绝境。以至于唯一能使他死里逃生并重整旗鼓的迁都江南，崇祯皇帝就是走不出这一步。
说到迁都，又是明朝的一段痛史。明朝建都南京，朱元璋一直认为，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很短命，几次动了迁都西安或开封的念头。但迁都西安后水陆运输要耗费大量民力，开封又是“四战之地”，所以朱元璋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南京，并在家乡安徽凤阳兴建中都，作为调剂南北的枢纽。然而，明成祖夺取帝位后，就定下了以“燕邸”为北京的基本国策。为此，明朝大建北京城，疏通南北运河，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问题在于，蒙元虽然被逐回了大草原，可政治和军事上仍保有相当强的实力；朱棣迁都北京，使首都“孤悬绝北”，等于将蒙古的军事威胁放大了数倍。迁都之后，无论是北京城，还是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一切军国用度的成本都成倍地增长。所以，仁、宣之际，曾一度计划回迁南京。不巧的是，当时的南京正处于非常频繁的地震之中，从洪熙元年到宣德五年的六年之中震了五六十次，迁都的计划当然只得放弃。英宗兵败土木堡，蒙古瓦剌部兵临北京城下，于是迁都南京的舆论又起。惟瓦剌大兵压境，南迁走水路已无可能，走陆路则必为蒙古铁骑所追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于谦率领下固守北京，以待天下勤王。于谦在太监金英的支持下，誓言再有建议南迁者杀无赦。从此，迁都就成为明朝议政的禁区。
“神京北峙，而财赋全仰于东南之漕”，“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讲的是明朝迁都北京后，为通漕而耗尽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财政上挹东南而注西北的情况。另一方面，那时无论是京师，还是边境的物资和徭役需求，也不免就地加强征发，以至于明朝北部和西北部，“丁（壮劳力）丁著役，年年当差”，留下他们的妻儿在家种地缴税。自古以来，明朝的北部和西北部的农业一直唯水利是赖。绵延不绝的黄土，从华北高原一直覆盖到东边的大海，其土质有着天然的肥力和良好的吸水性，只要有适当灌溉，即便一二年不施肥，也会有较好的收成。但是，经过唐末、五代，乃至金、元接二连三的战争破坏，这一地区的水利普遍废弛。由于自然地理和黄土土质的原因，这里的土地经过垦耕，如果没有水利排灌，必定是“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雨水适中的年份则少之又少。但是，壮劳力尽被征发，兴修水利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有明一代，这里的人们甚至已经忘掉了还有水利这么一回事，农业生产年复一年地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大片的土地荒着也没有人愿意耕种。说到底，京师不南迁，明朝北部和西北部的社会生产就难以恢复，而东南地区承受的重赋也不能减轻，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就不会有转圜的余地。可惜的是，迁都之议既已成为政治上的禁区，明朝就只能守着北京，先后面对蒙古、满族的严重军事威胁，耗尽天下的人力和物力，成天担心着的就是亡国。崇祯年间，山、陕和河南地区的连年大旱，造成了大量饥民，使得李自成起义军获得了大量兵源，从而形成推翻明朝的巨大力量。
崇祯皇帝并不是没有想到迁都南京是一条出路。但历史形成的惯性，却让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那些敢于公开建议皇帝迁都南京的大臣，在朝廷上遭到那些坚持政治正确的官僚的抵制。这些反对迁都的人，似乎是被当年瓦剌兵临北京之际的于谦、金英等人附了体，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地重复着那些国家根本重地不可移易的老调，但他们真正惦记于心的，却是他们的田产和宅院不能随他们南迁；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和其他浮财南迁不仅露富，沿途也难免遭到兵匪的打劫。对于这些人各自心中的“小九九”，崇祯皇帝不会看不透，却也无可奈何。也有大臣折衷地提出，让皇太子先去南京，一旦北京失守，明朝仍可保有半壁江山。但这样的“折衷”，崇祯皇帝却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皇帝或者担心自己到时候会像唐玄宗那样，被太子遥尊为“太上皇”；或者担心自己会像徽、钦二宗那样，免不了从此把大好江山让给了同姓的其他子孙；或者担心皇太子日后竟成他人之傀儡。这些历史的教训，启示了南迁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险，使崇祯皇帝干脆放弃了南迁的念头。他仍旧沉湎于“如果”怎样，幻想奇迹的出现。这使他对固守北京，又有了些希望。此时，崇祯皇帝已失去了理智，以至于皇后提醒他“我们在江南还有一个家”时，他竟厌恶和警惕起后妃、外戚的“干政”。
总之，崇祯皇帝的心态，早已完全不正常了。因为对朋党的猜忌，他把一切逆耳忠言，都看作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私心；而因为害怕风险，明明已身处绝境，他也决不敢去冒哪怕是些微的风险，而一定要求万全之策。他总是向二祖列宗祈祷，觉得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祖宗的事，希望祖宗保佑自己不遭天谴。平心而论，明朝亡国的原因，是早在万历年间都已齐备了的。万历以后明朝国祚的延续，都是上天的眷顾，但崇祯皇帝却抓不住机会。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明朝在万历十五年之后，因为“世间已无张居正”，已是颓势毕露。首先，首辅申时行为弥合文官集团之间因党争而造成分裂的努力失败了；由此，他企图消除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不信任的努力也一概归于无效；明朝在政治上从此陷入了越来越白热化的党争和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对立。其次，因为党争，像戚继光这样在张居正执政时得到重用的人在政治上的失势，也意味着明朝重振武备的努力的失败。再其次，海瑞这样的模范官僚，被视为迂腐的典型，仅仅摆在官场上做样子；李贽这样有新思想的人又被视为异端，为道德所不容，最终无可奈何地在狱中自杀；朝廷上所有的争论，也都以道德为名，成为朋党之间互相攻击倾轧的武器，成为一场“道德的灾变”。那时候，张居正改革的惟一遗产，就是对全国田亩的清丈，大致做到了对天下田亩的“履亩而税”；由此，明朝的赋役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整顿，赋税征收总体上比较平均了，国家始能通过大范围的平均起税来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在于，赋税征收基础的扩大，如果仅仅是方便增税，只能刺激国家对社会的压榨不断强化；而自以为府库充裕，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只能是弊上加弊。这样几十年得过且过地下来，从万历末年开始，无论是东北方面的满族入侵，还是西北方面的饥民造反，对明朝的统治阶层而言，就是征了辽饷征剿饷，征了剿饷再征练饷。这些累年加征的总和，最多时一年竟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这都是正赋之外的额外加征，对山西、陕西、河南地方连年大旱下的农民，除了逼他们起来造反，大概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求活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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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歌｜胸怀壮志的崇祯帝，何以让明朝走向灭亡？
就晚明的形势而言，未必没有“事在人为”的余地。但崇祯皇帝念兹在兹的是要一个“万全之策”，害怕风险，绝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结果只能坐等亡国。
姚雪垠。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因为把李自成写得像一个共产党员，颇受人诟病。但人们忘记了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有那么一些人，可以为了某种原则、观念或看法，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也从来都是有的。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其实就是中国底层社会中的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或许文化不高，但讲义气，急人所难，处事公道，慈悲为怀，而且很有能量，在群众中颇有威信，于平凡中透着性格上的魅力。笔者当年下乡时，也曾见识过这样的人物，甚至因为他们不是党员而颇感怅然。
《李自成》沉寂多年，如果就因为它的主人公太像一个共产党员，实在太让人遗憾了。这本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不仅把明末农民战争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且也充分展现了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关外满族的强悍及其统治者的足智多谋，以及明末崇祯皇帝空怀中兴壮志却无力回天的悲凉。时过境迁，农民造反的故事已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于是乎姚雪垠先生的哲嗣姚海天，根据姚雪垠先生的遗愿，与王维玲女士，从大部头的《李自成》中，辑出上、中、下三卷的《崇祯皇帝》，以飨读者。这部《崇祯皇帝》，充分展示了明朝的这位亡国之君，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却终于没有能够在明末的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最终不得不吊死在煤山上的那段历史。这的确是姚雪垠先生创作《李自成》的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视角，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明朝亡国的原因。
姚雪垠先生对崇祯皇帝的亡国，是抱有深刻同情的。当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这样片面的议论，姚雪垠先生当然不会悉心赞同。在姚先生眼里，明朝当时的情况，处处限制着崇祯皇帝的行动，正有种种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兴”抱负的约束。他要写出崇祯皇帝的“沽名、诿过、轻信、多疑、善变、专断、暴躁、狠毒、残酷的一面”（序者田永清所言），但是也写出崇祯皇帝的这种种方面与他所处环境的关系和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在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时代的臣子，大多不过是只知有朋党，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个官僚集团也已分裂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因私而害公是官场的常态。套用“*”中流传得很广的一句话，那时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派性亲”。正因为如此，当时没有一件事是崇祯皇帝想做就能够做得成的。出于朋党的利益，凡是敌对一派反对的另一派就一定拥护，凡是敌对一派拥护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对，弄得崇祯皇帝里外不是人。至于是与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却又是极其重要的。那时，一个主张提出来，先要看看政治上的正确与否。而怎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很少有人会真正关心。比如，崇祯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陕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试图与关外的满族政权议和。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东虏”与大明朝在政治上向来是不对等的；议和意味着明朝皇帝向蛮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关于议和的事，崇祯皇帝只敢暗地里与少数阁臣和亲信太监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秘密一旦泄漏，则必须由参预此事的大臣来承担“欺君之罪”，以保证皇帝本人政治正确，以免受到臣下的非议。
崇祯皇帝本人对臣下谏阻“议和”也非常讨厌，认为把这样的措辞强加于自己，不仅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也抬高了东虏，贬低了朝廷。所以，一旦有消息灵通的大臣上书反对“议和”，崇祯皇帝就会十分恼怒。他认为与东虏不是议和，而是“抚议”，符合“柔远能迩”的古义，也显示了朝廷对关外满族的政治优势。至于“抚议”些什么，崇祯皇帝既不愿割地，也不愿赔款，幻想着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厢情愿得让人绝倒。结果，偷偷摸摸的“抚议”，始终“抚”不出个结果，明朝因此不能倾全力“剿匪”，眼看着各路起义军奄奄一息，又眼看它们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崇祯皇帝既然意在“抚议”，对坚持要与满族军队作战的官员也就非常反感，觉得这些人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并且疑心他们一定是在效忠朋党。于是乎这些主张与满族作战的官员不免处处受到掣肘，要么是战死，要么就是因战败而被处死。这使得那些本来就不准备为朝廷尽忠的将军，在面对强敌时变得更加贪生怕死。
崇祯皇帝面临的另外一个无奈，就是军费的入不敷出。明朝的军国用度浩繁，百姓承受赋税的能力，在崇祯时期也已达到了极点。然而，无论剿匪，还是抵抗满族入侵，都需要不断地增加军费。为此，崇祯皇帝不得不寄望于皇亲国戚能带头捐献银两，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令他气愤的是，那些承平时享尽了皇家恩泽的朝廷亲贵，竟然都自私自利、鼠目寸光到极点，他们宁可与自家的窖藏金银同生共死，也不愿为大明皇朝的生存贡献财宝。无论皇帝再怎么称孤道寡，再怎么晓以大义，都于事无补。可见，家天下虽然有家天下的好处，但当人们效忠皇帝的心没有了，心里便再也容不下这个国家和天下。令人遗憾的是，姚雪垠先生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竟忽略了那时明朝内帑里还存放着几千万两白银和大量黄金；而臣下也一再要求动用内帑储积，但崇祯皇帝就是不予理睬。可见，崇祯皇帝同样是个要钱不要命、不要江山的主儿；而那些不肯捐献银两的皇亲国戚，确实也有些讲不出口却说得通的道理。明朝皇帝对臣下请求动用内帑贮银，向来抱有敌意。万历的时候，朝廷还曾下令，大臣不得向皇帝请求动用内帑储积。姚雪垠先生只写明朝皇亲国戚的守财奴形象，而隐去了崇祯皇帝本人的守财奴形象，其实忽略了明朝历史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当“家国一体”走到了极端，皇帝本人其实也是有家而无国无天下的。
大顺起义军死灰复燃而演为燎原之势，很快便攻陷了河南，然后向西夺取西安，之后便将进攻的矛头直指北京。眼看着李自成就要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却对天下人心失去了起码的感应能力，只是幻想着军事上能有奇迹发生。他的这种幻想，总是以一厢情愿的“如果”开始。而随着幻想一次次的破灭，崇祯皇帝还是看不出自己众叛亲离的绝境。以至于唯一能使他死里逃生并重整旗鼓的迁都江南，崇祯皇帝就是走不出这一步。
说到迁都，又是明朝的一段痛史。明朝建都南京，朱元璋一直认为，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很短命，几次动了迁都西安或开封的念头。但迁都西安后水陆运输要耗费大量民力，开封又是“四战之地”，所以朱元璋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南京，并在家乡安徽凤阳兴建中都，作为调剂南北的枢纽。然而，明成祖夺取帝位后，就定下了以“燕邸”为北京的基本国策。为此，明朝大建北京城，疏通南北运河，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问题在于，蒙元虽然被逐回了大草原，可政治和军事上仍保有相当强的实力；朱棣迁都北京，使首都“孤悬绝北”，等于将蒙古的军事威胁放大了数倍。迁都之后，无论是北京城，还是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一切军国用度的成本都成倍地增长。所以，仁、宣之际，曾一度计划回迁南京。不巧的是，当时的南京正处于非常频繁的地震之中，从洪熙元年到宣德五年的六年之中震了五六十次，迁都的计划当然只得放弃。英宗兵败土木堡，蒙古瓦剌部兵临北京城下，于是迁都南京的舆论又起。惟瓦剌大兵压境，南迁走水路已无可能，走陆路则必为蒙古铁骑所追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于谦率领下固守北京，以待天下勤王。于谦在太监金英的支持下，誓言再有建议南迁者杀无赦。从此，迁都就成为明朝议政的禁区。
“神京北峙，而财赋全仰于东南之漕”，“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讲的是明朝迁都北京后，为通漕而耗尽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财政上挹东南而注西北的情况。另一方面，那时无论是京师，还是边境的物资和徭役需求，也不免就地加强征发，以至于明朝北部和西北部，“丁（壮劳力）丁著役，年年当差”，留下他们的妻儿在家种地缴税。自古以来，明朝的北部和西北部的农业一直唯水利是赖。绵延不绝的黄土，从华北高原一直覆盖到东边的大海，其土质有着天然的肥力和良好的吸水性，只要有适当灌溉，即便一二年不施肥，也会有较好的收成。但是，经过唐末、五代，乃至金、元接二连三的战争破坏，这一地区的水利普遍废弛。由于自然地理和黄土土质的原因，这里的土地经过垦耕，如果没有水利排灌，必定是“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雨水适中的年份则少之又少。但是，壮劳力尽被征发，兴修水利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有明一代，这里的人们甚至已经忘掉了还有水利这么一回事，农业生产年复一年地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大片的土地荒着也没有人愿意耕种。说到底，京师不南迁，明朝北部和西北部的社会生产就难以恢复，而东南地区承受的重赋也不能减轻，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就不会有转圜的余地。可惜的是，迁都之议既已成为政治上的禁区，明朝就只能守着北京，先后面对蒙古、满族的严重军事威胁，耗尽天下的人力和物力，成天担心着的就是亡国。崇祯年间，山、陕和河南地区的连年大旱，造成了大量饥民，使得李自成起义军获得了大量兵源，从而形成推翻明朝的巨大力量。
崇祯皇帝并不是没有想到迁都南京是一条出路。但历史形成的惯性，却让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那些敢于公开建议皇帝迁都南京的大臣，在朝廷上遭到那些坚持政治正确的官僚的抵制。这些反对迁都的人，似乎是被当年瓦剌兵临北京之际的于谦、金英等人附了体，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地重复着那些国家根本重地不可移易的老调，但他们真正惦记于心的，却是他们的田产和宅院不能随他们南迁；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和其他浮财南迁不仅露富，沿途也难免遭到兵匪的打劫。对于这些人各自心中的“小九九”，崇祯皇帝不会看不透，却也无可奈何。也有大臣折衷地提出，让皇太子先去南京，一旦北京失守，明朝仍可保有半壁江山。但这样的“折衷”，崇祯皇帝却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皇帝或者担心自己到时候会像唐玄宗那样，被太子遥尊为“太上皇”；或者担心自己会像徽、钦二宗那样，免不了从此把大好江山让给了同姓的其他子孙；或者担心皇太子日后竟成他人之傀儡。这些历史的教训，启示了南迁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险，使崇祯皇帝干脆放弃了南迁的念头。他仍旧沉湎于“如果”怎样，幻想奇迹的出现。这使他对固守北京，又有了些希望。此时，崇祯皇帝已失去了理智，以至于皇后提醒他“我们在江南还有一个家”时，他竟厌恶和警惕起后妃、外戚的“干政”。
总之，崇祯皇帝的心态，早已完全不正常了。因为对朋党的猜忌，他把一切逆耳忠言，都看作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私心；而因为害怕风险，明明已身处绝境，他也决不敢去冒哪怕是些微的风险，而一定要求万全之策。他总是向二祖列宗祈祷，觉得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祖宗的事，希望祖宗保佑自己不遭天谴。平心而论，明朝亡国的原因，是早在万历年间都已齐备了的。万历以后明朝国祚的延续，都是上天的眷顾，但崇祯皇帝却抓不住机会。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明朝在万历十五年之后，因为“世间已无张居正”，已是颓势毕露。首先，首辅申时行为弥合文官集团之间因党争而造成分裂的努力失败了；由此，他企图消除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不信任的努力也一概归于无效；明朝在政治上从此陷入了越来越白热化的党争和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对立。其次，因为党争，像戚继光这样在张居正执政时得到重用的人在政治上的失势，也意味着明朝重振武备的努力的失败。再其次，海瑞这样的模范官僚，被视为迂腐的典型，仅仅摆在官场上做样子；李贽这样有新思想的人又被视为异端，为道德所不容，最终无可奈何地在狱中自杀；朝廷上所有的争论，也都以道德为名，成为朋党之间互相攻击倾轧的武器，成为一场“道德的灾变”。那时候，张居正改革的惟一遗产，就是对全国田亩的清丈，大致做到了对天下田亩的“履亩而税”；由此，明朝的赋役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整顿，赋税征收总体上比较平均了，国家始能通过大范围的平均起税来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在于，赋税征收基础的扩大，如果仅仅是方便增税，只能刺激国家对社会的压榨不断强化；而自以为府库充裕，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只能是弊上加弊。这样几十年得过且过地下来，从万历末年开始，无论是东北方面的满族入侵，还是西北方面的饥民造反，对明朝的统治阶层而言，就是征了辽饷征剿饷，征了剿饷再征练饷。这些累年加征的总和，最多时一年竟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这都是正赋之外的额外加征，对山西、陕西、河南地方连年大旱下的农民，除了逼他们起来造反，大概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求活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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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二
新课导入 导入方法一
讲台上一位学生表演唱《凤阳花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有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学生唱完后，教师问：“知道朱皇帝是谁吗？”学生纷纷回答。有一位学生回答：朱元璋家境贫寒，小时候给地主放牧牛羊，17岁那年，父母、大哥都死于灾荒和瘟疫，他只好出家到一座寺庙做和尚。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后，那座寺庙被战火烧毁，他就前来投奔起义军。朱元璋足智多谋，作战勇敢，几年后成为这支起义军的首领。他率领队伍南征北战，建立明朝。老师提问像朱元璋这样参加过农民起义的开国皇帝还有谁？学生纷纷回答。老师上台，问学生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又是怎样巩固明朝统治的？由此导入新课。
导入方法二
教师播放《凤阳花鼓》歌曲，学生欣赏歌曲，并回答问题：
歌词中的朱皇帝指的是谁？他建立了什么朝代？都城？由学生回答后引出新课。 导入方法三
教师展示两幅朱元璋的图片，提问：这两个皇帝是一个人吗？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反差？（前者相貌合乎历史，后者进行了美化。）
教师讲解：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初，建立明朝。建立明朝后，他和他的继承人是怎样巩固明朝统治加强君主专制的，君权加强的措施给明朝和后世带来哪些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学习这方面的内容。
讲解
一、明朝君权的加强 讲解方法一
（一）、明朝的建立
1368年应天（图片《明孝陵》《朱元璋肖像》）
（二）、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
（学生活动）学生看书讨论归纳，然后请一位学生上讲台把归纳好的要点写在黑板上。 1．改革行政机构，加强君主的权力； 2．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户； 3．八股取士 4．胡蓝之狱
（师生互动）老师带领学生对每一项措施进行分析、讨论，然后指出每一项措施的作用。 （学生回答）第
一、改革行政机构主要表现在废除丞相，撤消中书省，权力归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管，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老师强调）这样，秦汉以来丞相制度从此废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现象从此被打破，皇帝的权力空前提高。
（学生回答）改革行政机构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地方上，废除行中书省，设立三司，分管地方民政、财政刑狱和军政。
（老师指出）这三司各行其职，互不统辖，都直接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加强中央集权。 （学生表演小品）两位学生上台表演明太祖利用特务机构监视官吏二例。一位学生扮演朱元璋，另一位学生扮演大学士宋濂。场景：上朝。
朱元璋问：听说爱卿家昨晚请客了？
宋濂答：我请了几位好朋友，让厨师烧了几个好菜。 朱元璋很满意地说：卿家没有欺骗我。
另一幕：一学生扮演儒生钱宰。一学生扮演朱元璋。
钱宰摇头晃脑做诗曰：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朱元璋朝见钱宰问：你昨日的诗作得好。但是我何尝“嫌”你，为什么不用“忧”字呢？钱宰吓得连忙磕头请罪。
（老师上台，强调）朱元璋利用特务机构，了解官吏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他报告，以便掌握官吏的活动，惩治他认为不忠顺的官员，从而加强皇权。
（放映录像片《范进中举》片段）老师提问：范进发疯反映了一个什么社会现象呢？学生讨论后回答：科举考试害死人。
老师指出：明朝时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取士”。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老师指导学生分析、讨论，得出结论：把知识分子思想限制在封建儒家思想内，使培养出来的人特别是选拔出来的官吏，成为皇帝的奴仆。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抨击八股文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
让学生理解八股取士，是从思想文化上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滞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老师归纳指出明朝加强君主权力的措施。 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
1．改革行政机构，加强君主权力——在中央废除丞相制度，在地方实行三司分权 2．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 3．八股取士 讲解方法二
1、元末农民起义和朱元璋建立明朝。
教师播放电视剧《朱元璋》的一段影视资料，请学生归纳：朱元璋是怎样建立明朝的？ 朱元璋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郭子兴死后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1356年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1364年即吴王位。洪武元年（1368年），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2、朱元璋加强君权的措施
教师讲解：元末农民战争以改朝换代而告终，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明朝建立初期，社会矛盾复杂，政局动荡不安，面对严峻的形势，朱元璋为了朱家统治的长治久安，他开始总结历史经验，寻找巩固统治的办法，那就是要加强皇帝的权力，让所有的臣民都无条件地按照皇帝的意志行事。
思考：假如你是当朝皇帝朱元璋，你想采取哪些措施让所有的臣民俯首帖耳的听从皇帝的指令呢？
（1）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加强君主权力。
教师讲解：明太祖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改革，主旨就是加强君主专制．他分散和削弱臣僚权力，使“权不专于一司”，朱元璋先是从削弱地方权力开始的。
①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我国的行省制度始于元朝，它统管一个省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显而易见，这时地方职权极重。明太祖下令废除行省制度，分设三个衙门，分别掌管财政、司法、军事。
提问：怎么就能加强了皇权呢？ 教师讲解：把行中书省总揽的大权分散给三个方面；三司各行其职，不相统属，三者互相牵制，各自直属朝廷；三司长官都是由皇上派遣，事事都须秉承皇帝命令，这也就达到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一目的。权力集在皇帝一人手中，君权空前加强了。
②在中央，废除丞相，权分六部。
教师讲解：自秦汉以来，原先中央的大部分权力掌握在丞相手中，他既是皇帝的助手，又起着限制君权的作用。地方改为三司后，对地方的控制、指挥权也都集中到中书省来。 丞相的职权愈重，权威就愈大，朱元璋是不能容许“宰相权重”的，他借机废除了中书省，取消了自秦汉以来延续了1500多年的丞相制度，将原来由丞相统辖的六部升格，直接听命于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现象从此被打破，皇帝的权力空前提高。他以皇帝兼行丞相的职权，成为历史上拥有权力最大的封建独裁者。
（2）司法方面：设立特务机构
教师展示材料：一次大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在家请客没有，请的哪几位客人？吃的什么菜？”宋濂如实一一回答．朱元璋高兴地说：“说的全对，没有骗我。”说着拿出一张图，上面画着宋濂请客的座次位置。宋濂见了吓的出了一身冷汗。
提问：朱元璋通过什么措施做到“安然朝中坐，却知天下事”的？（特务机构。） 教师讲解：明朝只是从机构上的变更来极端地加强皇权，还嫌不够，如何保证这些机构的官员都能忠诚地执行皇帝的命令呢？他专设一批特务人员监视、侦察官民。授权侍卫皇帝的亲军锦衣卫兼管侦察、逮捕和审讯。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不受法律的约束，成为专门的特务机构。
后来又出现了东厂，与锦衣卫性质相同，关系亦密切，故合称“厂卫”。东厂与锦衣卫不同的是由宦官统领，宦官被赋予重大的职责，逐渐成为明朝统治的一个危险的毒瘤。特务机构层层叠叠，密如蛛网，严刑滥杀，使人感到随时会有杀身灭家之祸，如同头上悬剑，这种惨酷的恐怖气氛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教师展示：联系现实，根据你们所了解的法律知识，你们认为特务机构锦衣卫侵犯了公民的哪些权利？对社会造成了哪些影响？
侵犯了人民的平等权、人身自由权、政治权、名誉权等。
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有利于皇帝对臣民的监视和侦查，加强了君权。对维护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特务统治使得臣民们终日诚惶诚恐，唯命是从，凡事按部就班，不求进取；同时，这种做法也使法律受到严重破坏。司法机构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3）思想方面：八股取士。 教师讲解：八股取士是明朝君权加强的又一表现，为了从思想上控制知识分子，明朝沿用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吏。
教师请学生阅读课文，归纳什么叫“八股取士”，它的考试范围、考试要求、试卷文体以及结果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考试范围：四书、五经。
考试要求：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题，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 试卷文体：八股文。
结果：导致知识分子读死书、死读书，成为服服帖帖、合乎统治者需要的、驯服忠顺的官僚。这种凭着八股文才能中举做官的途径被称为“八股取士”。
教师总结：八股取士扼杀了思想的进步，阻滞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明末大学者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此话实在是意味深长。
教师播放《科举》的一段视频，讲解：隋唐时期，强调才能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科举考试制度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衰落的过程。
教师讲解：看完了这个短片，大家对我国的科举制度又有了更深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对科举制度有着不同的看法，大致是：①主要是积极的，但也有消极作用。②主要是消极的，但也有积极作用。
辩论：你同意哪种观点？
①积极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考试办法选择官员的国家，对西欧文官制有示范作用。它使中小地主凭借自己的才学，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扩大了统治基础，稳定了社会局势。它是封建社会完善的选官制度，推动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八股取士增加了考试标准的客观性，是考试向标准化、规范化的重要发展，对以后的考试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②消极作用：它禁锢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尤其是压抑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传统科技不能发展为近代科学技术。是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
教师总结：从以上我们讲的明朝统治机构的变更、设立厂卫、八股取士三个方面，可以看到自秦始皇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已然强化到历史上空前的程度，
讨论：通过以上分析，你认为明朝强化君权的措施对当时的社会有什么作用？这些措施的实施还预示了什么？ 从巩固国家的统一来说，起了一定的作用，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但加强了对人民的镇压，特别是厂卫特务机构的设置，说明皇帝对谁都不信任，封建帝王高度虚弱，只有依靠特务统治、高压政策来维护统治。 八股取士扼杀了思想的进步，阻滞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这些预示了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渐趋衰落，也给明朝的统治埋下了危机，我们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
二、靖难之役和迁都北京 讲解方法一
明太祖为了加强统治，除了采取了上述措施加强君权外，还先后把众多的子孙封到各地做藩王，授予军事大权。通过已学过的历史知识，我们思考一下，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靖难之役和迁都北京
（学生讨论，回答）西汉时，汉高祖实行分封，导致王国问题出现，严重威胁中央统治，出现七国之乱。同样明太祖分封藩王也必然会严重影响中央统治。出现“靖难之役”（学生朗读课文小字内容）引导学生通过小字部分得出靖难之役燕王取胜的原因。（老师指出）战乱中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称帝，他就是明成祖。
（过渡）朱棣做上皇帝之后，为了巩固统治，他会做些什么事呢？让学生分组，找出办法，并说明理由。
明成祖的一个办法就是迁都。
（投影仪展示《北京城的故宫、鼓楼》）让学生明白明成祖的势力在北方，并认为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再加上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因而明成祖下令迁都到北京。对进一步巩固北方边防，巩固其统治是极为有利的。
明成祖的另一个办法采取措施强化君权，表现在：（1）削藩；（2）设东厂特务机构，由宦官统领。这种利用特务统治，虽然强化了皇权，但对明朝政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讲解方法二
1、靖难之役
提问：分封制是哪个朝代开始实行的制度？（西周）
教师讲解：明太祖时，他把众多子孙也分封各地做藩王，授予军事大权，这种方式是否可以使明王朝长治久安呢？
教师展示《明成祖》画像，讲解：在他死后皇族内部为争夺皇位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事件，即“靖难之役”。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与建文帝大战三年，夺得了帝位，他就是明成祖。
2、迁都北京
明成祖决定把都城从应天迁到北平即北京。北京城的营建，从1417年动工，1420年基本竣工。3年多时间里，二三十万工匠和上百万民工，夜以继日地施工，一座雄伟壮丽的新都城平地而起。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城是15世纪东方最完美的首都，成为世界建筑之林的瑰宝。
教师展示《北京故宫》图片，提问：明成祖迁都北京的目的是什么？除了课文中提到的原因之外，你认为还有哪些原因？
3、明成祖强化君权
提问：明成祖夺得了帝位以后，迁都北京，他采取了哪些措施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继续和发展？目的是什么？ 军事上继续实行削藩，增设东厂，都是明成祖强化君权的表现，他们两人的做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加强君权，维护自己的统治。
结课 结课方法一
明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巩固明朝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然而，明初统治者的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但也给明朝的统治埋伏了危机。
同学们想一想会带来怎样的危机呢？学生继续探讨。 结课方法二
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最高统治者想尽一切办法使皇权达到至高无上，政治上：改革行政机构，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迁都北京；司法上：设立厂卫机构，实行特务统治，用高压政策来维护统治；思想上：八股取士，培养皇帝忠顺的奴仆；军事上：实行削藩，使藩王无力同君权相抗衡。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也说明了我国封建制度逐渐衰落。
结课方法三
由教师组织学生概括明朝加强君权的特点，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综合分析、对比史实的能力。引导学生对科举制度进行综合评价，进行探究性学习。让学生了解：明朝君权的加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它又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的原因。
推荐第9篇：《明朝的统治》教学反思
《明朝的统治》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教学过程还算比较完整，从导入新课到突出明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措施再到练习都有涉及到，但是教学之后发现没有得到原来设计的效果。
设计之初，原想模仿《老梁故事汇》《晓说》等节目，改造一下课堂，让学生在故事中学会历史，但是实际效果没有达到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学生学习和电视节目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节目主要是娱乐讲的比较细致、故事性很强。而课堂教育时间有限，主要灌输基本历史事实，学生需要记忆做题，一味照抄节目不顾课堂实际效果教学效果效果不明显。
2、个人准备不充分，本想上课显得不落熟套，推陈出新，但实际课堂成了自己的一言堂，学生有参与但是互动丢了，自己对课堂的把握不足，如果再上这节课，还想用这个模式，自己会讲了之后安排小组推选人当小老师再模仿平时上课讲。
3、对白板操作需要改进，本来设计了教学目标和一些教学环节，由于白板的翻页不流利，课堂漏洞百出，这些设计好的环节只好去掉。
推荐第10篇：明朝的统治教学设计
第14课明朝的统治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设立三司，废除丞相和中书省，以六部处理朝政，设置锦衣卫，以八股取士等加强君主专制的基本史实。了解明朝经济的发展。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明朝君权的加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同时它又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在政治上的表现。通过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提髙学生运用辩证的两点论的方法评价历史现象的能力。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
教学难点:本课的难点是八股取士。八股取士无论从内容还是影响 看都是很复杂的，加之学生对“八股文”缺乏感性认识，更不易理解。需 要教师设计直观、通俗、有效并带趣味性的教学方法。 【教法学法】应用多媒体课件，运用启发式和问题目标教学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 【课时】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
二、导入新课
教师以元末农民起义的背景故事，引出“明朝的建立”这一内容。
三、讲授新课 (一）明朝的建立
1.元末政治十分腐败，各级官吏竭力搜刮民财，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1351年黄河下游地区爆发农民起义，很快发展到江淮地区，出现了多支反元队伍。其中朱元璋领导的队伍逐步强大，先是消灭了东南各地群雄，然后向北进军。 2.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定都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朱元璋 就是明太祖。 3.随后，明军攻占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对全国的统治。
4.【提出问题】在我国历史上，像朱元璋这样参加过农民起义的开国 皇帝还有谁？
学生活动预期效果:像朱元璋这样参加过农民起义的开国皇帝还有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
5.【提出问题】“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建立后，一般要采取哪些措施来 巩固统治?”通过学生回忆，引出“朱元璋强化皇权”这一内容。 (二)朱元璋强化皇权
1.改革行政机构:取消地方的行中书省，设立“三司”，直属中央，还先后分封诸子为王，驻守各地，监控地方，巩固皇室。在中央废除丞相制度和中书省，提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职权，使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还分散兵权，将军队调动和武官任命的权力统归兵部，这样皇帝就直接掌握了军事大权。 (1)在学习“设三司，废丞相”这一措施时，教师可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并提出问题:“明朝加强君权的政治措施有哪几方面的内容?”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归纳：“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在中央废丞相，由六部分理朝政;分散兵权。”并进一步探究:“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措施? ”或先引导学生回忆元朝行省的特点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曾出现的相权威胁君权的史实,再总结得出“这些措施意在防止大权旁落（地方威胁中央、相权威胁君权)加强君主权力”的结论。 (2)【提出问题】明朝初年对地方和中央机构的改革有何利弊？
学生活动预期效果:明朝政治制度的改革有利于皇帝权力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简化办事流程，提髙行政效率的作用，但是造成皇帝权力过大，一旦失误，无人敢问责的现象。
2.设立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厂卫特务机构。
明太祖设锦衣卫，明成祖设东厂，厂卫特务机构的设置，是明朝君主 专制空前加强的一种表现。
(1) 多媒体展示:一次大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在家请客 没有，请的哪几位客人？吃的什么菜?”宋濂如实一一回答。朱元璋高兴 地说:“说的全对，没有骗我。”说着拿出一张图，上面画着宋濂请客的座 次位置。宋濂见了吓出了一身冷汗。 (2)【提出问题】结合材料，你们认为特务机构锦衣卫对社会造成了 哪些影响？
学生活动预期效果: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有利于皇帝对臣民的监视和侦查，加强了君权，对维护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特务统治使得臣民们终日诚惶诚恐，唯命是从，凡事按部就班，不求进取;同时，这种做法也使法律受到严重破坏。司法机构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三)科举考试的变化
命题特点:只能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四书:《论语》《孟子》《大学》
《中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答题观点：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题，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文体特点:只能分为八个部分。 1.在学习“科举考试的变化”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必须化繁为简，化
难为易，用尽量通俗的语言解释“四书” “五经”“八股文”等概念，例如可 摘录一篇典型的八股文请学生阅读，使其对“八股文”有相应的感性认识。对于“八股取士”造成的影响，教师可组织课堂讨论，并利用教材“动脑筋”思考题，力争使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八股文的作用。
2.【提出问题】实行“八股取士”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什么？这种做法 有何危害？
学生活动预期效果：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
“八股取士”造成许多读书人为了中试，只顾埋头攻读经书，钻研八股，不 讲求实际学问，考中做官后，大都成为皇帝的忠实奴仆。 (四）经济的发展
1.明朝从国外引进农作物新品种: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向日葵等。【思考】为什么要引进这些作物品种？
因为它们的成熟周期短、产量高。解决了粮食紧张的问题。 2.手工业的发展:棉纺织业(从南方推向北方）、丝织业（苏州是明代 丝织业的中心）、制瓷业（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畅销海内外） 3.商品经济活跃:①北京、南京成为全国性的商贸城市，另有数十座 较大的商业城市。②出现了有名的商帮，其中徽商、晋商最为著名。 【课后作业】
第11篇：明朝园林
独具特色的——古猗园明代建筑
在上海现存的江南园林中，古猗园内的明代建筑保存得最为完整，也最具特色。今年，是建园480余年的古猗园开园50周年，许多明朝古建筑重新得到修缮。仔细品赏这些独具特色的明代建筑，不能不对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发出由衷的赞叹。
古猗园的明朝亭台楼阁多临水而建，与水景配合，体现了“亭台到处皆临水，屋宇虽多不碍山”的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以曲折长廊花墙分隔，形成大小不等的自由变化的自然空间，使观者常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古猗园的主要建筑逸野堂、梅花厅、春藻堂、翠霭楼、柳带轩等水榭曲廊，造型秀美精致，这些建筑既是风景点缀，又是观赏风景和遮风避雨休息之处。园内厅堂、亭廊连片相接，布局上曲折多变，借以花色漏窗，透视窗外景色，景物深幽，富有诗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妙处。
古猗园的亭台楼阁，建筑平面形式多种多样，立体造型变化多端，体现出江南明代园林建筑精巧自由活泼的特点。屋面小瓦筒瓦，屋脊花色镂空，各种斗拱、飞檐翘角、门窗式样、雕刻装饰、油漆粉刷简朴素雅，具有典型的明代园林建筑艺术风格。
明代园林建筑注重题名立意。古猗园内的逸野堂，清代沈元禄《猗园》记：“奠一园之体势者，莫如堂”，堂曰逸野，堂前栽盘槐一对，右立奇峰异石，左为假山水池，堂后植桂，中秋赏月，庭中桂香，疑身在广寒宫中。堂内悬挂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所题“华岩墨海”匾额，表明建筑其堂是反映当时一些士大夫和和文人墨客寄情于山水，沉溺于悠闲雅逸，欣赏风花雪月，以隐逸为高的思想情趣。古猗园的戏鹅池岸边的“不系舟”，建于明代，曾有明代书法家祝枝山题额，此舟无缆可系，故名“不系舟”。建舟也是有其情意所托。唐白居易诗：“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李白诗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反映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不满，消极避世的思想情绪。
古猗园还有少数现代园林建筑，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文化氛围，在明代建筑“包围”之中，倒也显出别一番风情。如古猗园竹枝山上有一方亭，名为缺角亭，故意残缺东北一角，以示东北沦陷，其余三角均塑高举拳头，表示反抗侵略和收复失地的决心，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抗日革命意志。此外，还有些建筑物具有地方历史性的纪念象征，古猗园戏鹅池西堤上的白鹤亭，顶端白鹤停立，展翅欲往南飞，是根据古代“白鹤南翔”传说而建此亭，南翔地名亦由此而来。
第12篇：明朝天文学
明朝天文学
明皇朝建立以后，不仅仿效前代禁止民间学习和传授天文，更将其禁令扩展到整个天文学领域，尤其是禁止私习历法。研制新历，改革旧历，历来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动力，而全面禁学天文的做法，则断绝了天文人才的广大来源，毁弃了天文学发展的群众基础，从而导致中国天文学发展出现低谷。禁令发布以后，天文工作集中到司天监，但无研制历法任务，其日常工作就是按章编算每年的民用历书，监视天空有无入占的天象。这是一种维持性的常规工作，人们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图求进取，所以官方天文工作也墨守陈规，毫无生气。
明代末期出现了天文学研究复兴之势，可惜积弊时久，难以振兴。就在这个时候，西方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给渴望天文新知识的中国天文工作者带来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开始了中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汉化西方天文学时期，即在传统天文学框架内，搭入欧洲天文知识构件。
第一节厉禁和抗禁
按照中国历代传统，改朝换代要改换新历。一部新的历法往往与一个新的政权有关，皇帝要通过天文家沟通天人相通之途，天文家则靠解释天象向皇帝传达“天意”。明初，朱元璋不希望民间还有人懂天文，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敌对政治势力所需的人才。于是，对朱氏政权千秋万代不会改换的愿望，变成了对学习天文的厉禁。据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甚至规定，钦天监人员终生不得再从事它职，其子孙也不得学与钦天监无关的知识，以接替世袭，否则也要遣戍。厉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天文人才的匮乏。十五世纪末，历法常常与天象不合，禁令不得不稍有松动。当时官方希望征用通历法的人以备改历之用，然而竟无人应征。《野获编》说：“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
朱元璋的做法压制了数学与天文学，但毕竟还有抗禁的呼声和行动，这一方面表现为呼吁改历，另一方面表现为努力保存天文资料，以免其湮灭。现存常熟的一幅石刻天文图就是明代的作品，原刻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1496—1499）。现存的常熟石刻星图碑刻于正德元年（1506），是前后两任县令杨子器和计宗道刻制的。这幅星图翻刻的是苏州石刻星图，杨子器有如下跋文：“此图宋人刻于苏州府学，年久磨灭，其中星位亦多缺乱，乃考甘石巫氏经而订正之，翻刻于此，以示后来庶几欲求其故者得观夫大概。”这段话表现出他担心天文失传的急迫心情，并希望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实事。
比常熟石刻星图更为精巧的是隆福寺藻井星图。隆福寺初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其中万善正党殿为明代当时的建筑，此殿上方藻井的装饰，是一幅绘制有据的科学星图。从此殿建成到1977 年拆除，隆福寺星图一直鲜为人知。这幅星图直径一米九八，绘有二百七十三个星官共一千四百三十二颗星。为什么在禁学天文如此严厉的情况下，竟有人敢在离皇宫不远的地方保存如此好的一幅星图？就保存资料而言，也许这样做更安全，另一方面星图也确实掩饰得很好。如深蓝色背景上的贴金星点在光亮处很显眼，但放在光线不强又正悬头顶较远的地方就很不容易看到了。由此可见，当时人们为了给后人留下天文测量的成果真是费尽心机，而其重见天日竟然经过了五百多年。
此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郑王世子朱载堉自己编撰了一部新的历法，以《圣寿万年历》为名进献给皇帝。他因此而受到奖谕，得到“留心历学，博通今古”的赞语。这实际上等于宣布解除了禁习历法的禁令。但二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而明初开始实行的禁令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节历法
1364 年朱元璋称吴王，吴元年（1367）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等向吴王进献《大统历》。洪武元年（1368），改太史院为司天监，洪武三年又改司天监为钦天监，由钦天监编 1 算每年使用的《大统历》。洪武十七年（1384），漏刻博士元统上书，说明《大统历》其实就是元代《授时历》，且“年远数盈，渐差天度，合修改”，“以成一代之制”①。但明太祖无意编制新历，只是擢元统为钦天监监令。元统仍以《授时历》为基础，略加修订，整理成《大统历法通轨》四卷，并将历元由元至元十八年（1281）改到洪武十七年。此后，尽管多人多次上书请求改历都未获准，终明一代使用的都是《大统历》。
① 《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第三节天文台
明初未建天文台，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考虑到历代都有建天文台的传统，才在南京鸡鸣山上建造了观星台，并将前一年由元大都运抵南京的郭守敬制造的天文仪器放置在天文台上。
由于南京与北京的地理纬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仪器不适合在南京使用，于是又对其中一些仪器做了调整，并新制了一台浑仪，以便进行观测。关于南京天文台，利玛窦曾有一段较为翔实的记述：“南京也设有钦天监观星台，此台以建筑宏伟著称。..城之一隅有小山岗，然仍处于城墙之内。上有平台，宽阔宏敞，颇适于观测之用。四周屋宇壮丽，乃昔年所建。司天者夜夜鹄立于此，以察天象，无论星陨、彗孛，皆详记奏闻。所陈仪器皆铸以青铜，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其宏伟雅致非欧洲所能匹敌。且诸器屹立于此垂二百五十年，几经风霜雨雪，迄无所损。”①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尚如此宏伟，可见该天文台之规模。据利玛窦记载，该台最大的天文仪器有四件，即浑象，浑仪，高表和简仪。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二十二年，曾在宫城内建一小型的内观象台。但当时随行的钦天监人员却只能在齐化门（朝阳门）迤南的城墙上进行观测，且无大型天文仪器。正统二年（1437），明英宗决定修建北京观象台，并派人按照南京观象台上的仪器制成木样，然后运回北京铸制铜仪。正统七年（1442），北京观象台建成。从正统四年到正统七年间又先后制成简仪、浑仪、浑象、八尺圭表等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在观象台上。正统十一年，又修造晷影堂。至此，北京观象台已粗具规模。其遗址就是今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此外，景泰六年（1455），明代宗还曾在内观象台造简仪和漏壶。但关于内观象台的具体情况和观测记录，则缺乏更多的史料记载。
正统年间铸造的天文仪器十分精美，现在部分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上。但这些精美的仪器，在当时却安装得相当粗糙，如简仪极轴倾角与极高不合，浑仪二分二至与黄道实际位置不合，高表的尺寸不一等等，直到嘉靖七年（1528）才调整合适。明代的一些大型天文仪器，从制成到能正常使用，竟花费了近九十年的时间，可见当时钦天监工作的混乱和落后。
① 见China in the Sixtie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Mathew Ricci（1583—1610）， Random， Homse New York，1953.（《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五章）
第四节回回天文学
元初来自西域的札马鲁丁等天文学家都有较高水平，他们世代执掌回回司天监，为中国天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到了后来他们的后人逐渐成为应付差事的官员，回回天文学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明洪武元年（1368）置回回司天监，一如元制。又诏征元太史院张佑、回回司天监黑的儿等十四人，原上都回回司天台的郑阿里等十一人去南京讨论历法。这些人虽然可以编算每年行用的回回历书，但对西域天文学已不甚精通。而原藏秘书监的天文书籍又多为波斯文或阿拉伯文，“言殊字异，无能知者”。于是，朱元璋决定派遣使臣去西域再聘专家，与原回回司天监的天文学家合作翻译阿拉伯天文学著作。他说：“尔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①《聚真堂马氏宗谱》简要记述了明初礼聘天文学家马德鲁丁的情况②：“洪武元年，为创立政府，成立钦天监，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乃聘到准带地方古来氏族学者，即我来华始祖德鲁丁公字彦明者，于洪武二年来至江苏省江宁县。 2 明朝之南京成立钦天监，授钦天监监正，带来随员甚多，皆分任钦天监职务。”当时刘基为司天监监正，马德鲁丁担任的是回回司天监监正。洪武三年改称钦天监和回回钦天监，洪武三十一年（1398）罢回回钦天监，改设回回历科。马德鲁丁因其测天之学而被称为大测先生，留下了“大测堂马”的誉称。他曾以其学推测天象，预报结果优于《大统历》，因而备受尊崇。《马氏宗谱》载：“明太祖尊我祖如师，晋封回回太师。因国事初定，关于建设多所顾问，而言听计从，大为刘基所忌。”
马德鲁丁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阿拉伯天文书籍，但他于洪武七年逝世，所以译书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儿子身上。长子马沙亦黑，字仲德，接任回回钦天监监正之职；次子马哈麻，字仲良，洪武三年起任回回钦天监监副、文林郎。马沙亦黑主要负责回回历法。《明史·历志》记载：“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但汉人不懂西域文字，只能作文字加工和修饰润色，以使其符合汉语习惯，因此，主要工作是马沙亦黑做的。经过几年的研究，马沙亦黑对大统历的长处及缺陷有了较深的了解，也明白这一译事对皇帝的重要性，纯粹翻译并不适合在中国使用，所以他实际上做的是编译工作。马沙亦黑编译完成了《回回历法》三卷。
马哈麻主要负责回回天文星占著作的翻译，于洪武十六年（1383）译成了《明译天文书》（亦称《天文宝书》）四卷。此书原为阿拉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971—1029）所著星占书，原名《占星术及原则导引》，译名还有《天文书》、《乾方秘书》、《天文象宗西占》等。朱元璋对此书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今数月所译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测天之道甚是精详于我。”①《回回历法》的编译和《明译天文书》的译成，是明代天文学发展的大事，对当时和后世学习和研究回回天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有一位名叫刘信的汉族学者，曾担任过明英宗正统年间的钦天监夏官正。他所撰写的《历法通径》四卷，讲的就是回回历法。此后贝琳根据回回历法的基本理论和编算历书经验，系统整理成《七政推步》一书，这是明代研究回回天文学的重要成果。
① 《明译天文书》吴伯宗序。
② 《聚真堂马氏宗谱》，现藏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
① 见马哈麻译《乾方秘书》，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第五节航海天文学
明代远洋航行成就突出。在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5），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航行期间，曾采用天文定向和天文定位。明末茅元仪所著《武备志》收有郑和航海图，在其中四幅过洋牵星图上标有天体出水平线高度等沿途所见的天空景象和有关数据，如“北辰星一指平水”、“灯笼骨星正，十四指半平水”、“南门双星六指平水”等等。据今人研究，一指约在1°34′—1°36′之间，也有人认为一指相当于1.9°。此外，他们还用南北星高度及方位确定所在地大约的地理位置，并用四方星相对位置定航向。这些都是了解古代航海天文知识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反映了明代航海天文知识的进步。
第六节西方天文学的传入
1583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与李之藻合写的《浑盖通宪图说》是早期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知识。此书分两卷。第一卷主要是讲星盘的构造、原理及其中坐标网的绘制方法，第二卷主要讲星盘的使用方法，另有一篇介绍浑象的专文。在这本书中有不少对中国天文学家来说是新鲜的内容，如第一次传入完整的黄道坐标系，即没有考虑黄极的黄道坐标；明确晨昏蒙影的严格意义，但将晨昏蒙影的原因归之于日大地小则是不正确的；讲述了中国古代极少论及的五星远近问题，并给出了数量结果；传入西方星等划分的概念，但将星的亮度差别仅归之于星大小不同是不全面的，此外还讨论了地理经度的测量等。
利玛窦和李之藻合写的《经天该》一书，是以西方星图为依据、《步天歌》为体裁的认 3 星七言款词，其中包含了中西星名的对照工作。《经天该》的歌词颇为上口，例如关于猎户座的歌词为：“参宿七星明烛宵，两肩两足三为腰。参伐下垂三四点，玉井四星右足交。玉井下方曰军井，屏星二点井南标。四颗厕星屏左立，屎星一点厕下抛。丈人子孙各连二，老人最巨南望遥。”
利玛窦在十七世纪初还与徐光启合作将《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汉文。
这是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译自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对欧几里得原书的注释本。西方早期天文学关于行星运动的讨论多以几何为工具，《几何原本》的传入对学习了解西方天文学是十分重要的。另一位耶稣会士熊三拔依据星盘原理，制成专门测量太阳经纬度的简平仪，徐光启的译著《简平仪说》就讲述了这种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例如根据测得的太阳赤经与赤纬，怎样定时间与地理纬度等。书中论述大地为球形的内容也是新鲜的知识。阳玛诺编写的《天问略》，则对各种各样的天文问题逐条作了回答。在这本问答体裁的书中介绍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月相成因，交食及交食深浅的原因，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新发现等等。虽然这本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许多天文学内容为中国过去完全不知道的。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与中国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在介绍伽利略及其发现方面比《天问略》更详细。这些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并不算晚，只是传播范围很小，影响还很有限。但当时一些接触到这些新天文学知识的人，已经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消化。如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王英明著《历体略》三卷，其中既有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也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外来知识并不生吞活剥，如不承认有上帝居住的第十二重天，也不承认有两重岁差天，融进了自己的见解。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日月星晷式》，是最早利用欧几里得几何作图法解决天球坐标在不同平面上投影的一本著作。
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际，正是中国天文科学的饥渴时期。当时接触到西方天文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介绍新天文知识弥补明代“大伤元气”的天文学，以便为中国天文学的继续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这一愿望在明末改历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第七节《崇祯历书》 明初以来，据《大统历》推算所作的天象预报，就已多次不准。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1629 年6 月21 日）日食，钦天监的预报又发生显著错误，而礼部侍郎徐光启依据欧洲天文学方法所作的预报却符合天象，因而崇祯帝对钦天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后，管辖钦天监的礼部奏请开局改历，并得到朱由检的批准，从明初就一直未断的改历呼吁总算成为现实。同年七月，礼部决定在北京宣武门内首善书院开设历局，命徐光启督修历法。
徐光启深知，西方天文学的许多内容是中国“古所未闻”的，“惟西历有之。而舍此数法，则交食凌犯，终无密合之理”①，所以改历“宜取其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法会同归一”②。于是，他制定了一个以西法为基础的改历方案。在他领导下，历局从翻译西方天文学资料起步，力图系统地和全面地引进西方天文学的成就，当时还聘用了意大利龙华民、罗雅各，瑞士邓玉函，德国汤若望等人，与历局的中国天文学家一道译书，编译或节译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等欧洲著名天文学家的著作。这是历局的中心工作。其结果是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1629—1634）历经六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徐光启于崇祯六年去世，经他定稿的有105 卷，其余32卷最后审定人为李天经。此外，历局人员在制造观测仪器，天象推算和实际观测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崇祯历书》是较全面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的重要著作。全书共46 种，137 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分别为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合、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别为法原、法数、法算、法器和会通。其中以讲述天文学基础理论法原所占篇幅最大，有40 卷之多，法数为天文用表，法算为天文学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如三角学、几何 4 学等，法器为天文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会通为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其中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学，以及视差、蒙气差等重要天文概念和相应的计算方法。它还采用了西方较精确的天文数据和通行的一些度量单位，如一周天分为360°，度以下用60 进位制等。这部书也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如第谷体系是对托勒密地心说和哥白尼日心说的折衷体系，在当时欧洲并不先进，其维护地静观，否认天体自转，以及对岁差现象的解释等，也都是错误的。
《崇祯历书》贯彻了徐光启以西法为基础的设想，基本上纳入了“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①的规范。尽管此书大量内容为西方体系，但最后仍落实到编历问题上，并未突破《大统历》的框架。实际上，所谓“入大统之型模”，就是以历法服务于皇家，将天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编修历法这项具体应用上，而难以使之真正成为探索天体运动、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总的来说，《崇祯历书》是汉化西方天文学的产物。其中虽然有很多新天文学知识，但由于传授者的保留和扭曲，以及接受者的被动和因循，这些新知识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像在西方那样的革命力量。但无论如何，《崇祯历书》的编成仍然是明代天文学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① 《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② 《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① 《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中华书局1963 年版。
此外，《崇祯历书》内容的重大变化，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攻击。他们以其“未入大统之型模”为借口，以不符合祖制为大棒，力阻《崇祯历书》的颁行，使得优柔寡断的崇祯皇帝始终拿不定主意。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他终于下定颁发新历的决心，但这时明朝政权已面临崩溃边缘，再也无力顾及历法的事情了。入清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订为100 余卷，改称《西洋新法历书》，得以刊行。
第13篇：明朝内阁制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因为胡惟庸事件而废去有千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由皇帝亲自处理全国政策。不过,由于国事繁重,凭皇帝一人之力,根本不可以完全妥善处理,故此有大学士的出现,帮助皇帝理政。后来更发展内阁组织,为皇帝的私人秘书,独立于已有的行政架构以外。内阁制度随着后来的皇帝的重用而不断发展,然而同时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现将内阁的发展概况及其影响分述如下:
首先是明内阁的发展。
在太祖时期(1382年后),皇帝侍从,以备顾问,秩不过五品。到成祖时(1403-1424年),「内阁」之名正式确立,与皇帝议国家大事,章疏常直达御前,渐受重用。至宣宗(1426-1435年),为内阁制的第一阶段。宣宗时以三孤、尚书等官兼任大学士,地位日隆,内阁大学士掌「条旨」(票拟),俨然汉唐宰辅。英宗(1436-1449年)时,为内阁制的第二阶段。英宗开「首辅」专权之始,阁权已超过六部。后来,世宗至神宗初期,为内阁的鼎盛期。威权已超六部,无宰相之名,却有「相权之实」,不过此时阁臣互相争夺首辅之位,间接形成党争,造成政治的不稳定。最后,到神宗后期(约1570年后),内阁权力渐衰。皇帝一面仍以内阁首辅票拟,但同时一面假手宦官居间传递奏章,令宦官渐专权。自此以后,内阁权力渐被宦官所夺,就算内阁的首辅,也要和宦官合作,才可以较为顺利地处理政策。如神宗时的张居正便勾结宦官冯保。之后,皇帝多信用宦官,内阁根本发挥到应有的作用。
明代的内阁乃前朝所未有的组织,它只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并非正式的行政机构,与一般的中央政府组织有别。正因这样,故明代的内阁有以下的特点:
首先,是变动性。明代内阁组织虽有四殿二阁,但并不同时设置,缺此少彼成为常事,须视皇帝好恶而定,而大学土员额亦多寡不等。至于内阁权力亦随皇帝宠信的程度而转变,若皇帝或信阁臣,或信宦官,或信奸臣,则内阁权力,便会因而增大或缩小。
其次,是附属性。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独裁时代,内阁权力常因皇帝委任与否而有轻重之别,且内阁职权出自皇帝授予,不得独立行使,向各部及地方政下达命令时,必须透过皇帝谕旨,可见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
再者,是个别性。内阁大学士虽由皇帝任免,但大学士间彼此没有隶属关系,责任亦不连带,各自独立以己见辅助君主。
还有,是欠缺法定性。内阁能否产生作用,皇帝之影响至大。如英宗正统初年,事无大小,悉下阁臣参议决定,内阁因而便可发挥高度价值;反之则不然,如思宗因为不信任内阁,而使内阁失去作用。为人所攻讦,影响内阁官员的工作。
内阁制度,对明代的政治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
首先,是助长君主专制。太祖废除丞相以巩固其统治权,内阁制度随着君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内阁首辅虽俨如汉、唐之宰相,但并无节制君权的作用,事无大小都要秉乘皇帝的旨意行事,内阁只是皇帝加强专制独裁的工具而已,是明统治者用以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有力措施。明朝皇帝以内阁佐理政务,而一切施政皆由皇帝专权独断,大学士仅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皇帝往往借内阁以遂其私心,使明代之君主专制比历代为甚。
其次,是助长君主荒政。内阁大学士的职责是对奏章作出票拟,再呈皇帝批红,原意在于使大学士能对政事作出「提议」,但若皇帝无心理政,可以不加细阅,便作批决,阁臣亦无可奈何。因此,内阁的「意见」遂演变成为「决策」,无疑助长助了君主荒政。明代皇帝多荒废朝政,与此不无关系。
再者,是形成宦官弄权。明代内阁因为欠缺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往往难有作为,随着明中叶以后,君主的日益腐朽,更弊端百出。明代皇帝日渐颓废,往往深居内殿,不亲政事,不与大臣相接,而往往把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明之司礼监的地位职掌在宦官中最崇重,又常亲近皇帝,乃有干预朝政之机。皇帝既不见大臣,一切奏章皆靠宦官居间传达,甚至「批红」之重责亦假手司礼监,使司礼监的权力凌驾内阁之上,阁臣的权力仅止于「票拟」。无论皇帝亲自掌权或是假手司礼监代批奏章,内阁大学士只能承旨办事,由是司礼监便能承机窃柄专权乱政。明之阁臣即使有理想,有主张者,也必须先勾结宦官不可,否则一切政事都受到宦官阻梗,不能上达皇帝,如张居正为有明一代能臣,其任首辅时亦要密结司礼太监冯保,才能策动当时的政事。至于阁臣之不肖者,更争相谄媚逄迎宦官,助阉为虐,狼狈为奸,助长宦官的气焰。综观明代宦官为祸之烈,实与废相后,内阁无实权,加上君主过于宠信宦官,使宦官得以居中用事所使然。
还有,是演成朋党倾轧。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箝制,内受宦官操纵,阁臣之欲握权柄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一方面要交结内监;另一方面则又须倾轧同列之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即在明代内阁权任处于最高峰时,阁臣间为争夺「首辅」地位,往往互相倾轧,愈演愈烈,
甚至不惜朋党台谏,依傍宦官,世宗时之严嵩任首辅,威权不可一世,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到。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也是因为内结司礼监冯保,逐高拱得来的。阁臣倾轧之剧烈皆因明代内阁没有正式的权力,没有合法的地位而引生的流弊。
最后,是导致政风因循。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苑,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由于明代内阁受所处的地位和职权的限制,权力由皇帝授予,而宦官又居中窃柄,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碌碌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再至张居正之循名责实,积极有为,却不免被目为越权专政,非议四起,死后更落得削爵抄家的下场。继之为政者,惩居正之败,多随俗浮沉以求免祸,唯取媚皇帝以巩固权力,于政事则无所主张,政治遂因循积弊,日甚一日。
总结而言,有谓明代无善政,是始于太祖废相。在某程度上是有其道理的。如上述所言,因为没有宰相,令皇权失却制衡;加上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事事听命于皇帝,造成君主独裁。如遇上昏庸之主,又会导致宦官为祸。而且内阁首辅为求争取权力,往往依附宦官,排挤异己,更助长了宦官的气焰。由此可见,明内阁的出现与其政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影响深远。
第14篇：《明朝》读后感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
感觉现在的我还没能力一口气写完这个读后感吧，没有一个系统的想法，只能慢慢回想自己的感受，以及对书的看法，从中的收获。以前对看书没什么想法，对你们一再给我说看书的重要性不怎么在乎，但是慢慢的，也懂得了看书，能打开我的眼界；而看关于历史的书，可以从中收获很多为人处事，做人的道理。从中所看到的许多简单得道理，在现在来说都显得很实在，虽说是简单，但是要做到，也需要很多的努力。
总体上讲，这是我第一次完整的阅读一个朝代的历史。以前读过三国，读过春秋战国，但是这些时期所经历的要么就是短命王朝，要么就是多国混战，认真看完一个完整的朝代的感受会随着他的兴衰起落而变化。
明朝处在整个封建制度历史的晚期，那时候的西方已经开始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而明朝统治者所奉行的则是儒家学派朱熹的程朱理学，思想更加僵化（这一点比较赞同柏杨对于明朝统治统治者强烈的批判），历经276年，十六位皇帝。每当翻开书本，思绪就沉浸在当年明月所描绘的明王朝中去了，明朝开国，我会感受到这个新王朝的朝气蓬勃；而靖难之役也会让我感受到权力会使大多数的亲人相互争夺厮杀。好歹这个大战瓶颈期将明朝带到了新的高度。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见证了皇帝朱祁镇的传奇经历，但也让身为读者的我为明朝的未来增添一分担忧，即使知道结局，但书中的文字总是强有力的吸引我读下去。
以此书来看，最让我喜欢的两位皇帝是朱佑樘和朱厚照，一对父子，前者将明朝带入中兴时期，后者则让读到此段的我感到许多快乐。朱佑樘的幼年经历是奇迹，那么朱厚照、朱寿大将军的塞外讨伐又何尝不是奇迹呢？再次，我认为朱厚照的后人及清统治者刻意贬低了朱厚照即正德皇帝的功绩，率数十万大军与蒙古小王子部激战一天双方竟然只伤亡几十人，是不是我看错了？当然，一位的赞扬朱寿大将军也是不对的，毕竟他重用宦官不顾朝政。我又想到了我最喜欢的两位大臣，一位正德年间王守仁，一位嘉靖年间徐阶，徐阶就下文再讲，当年明月对王守仁的描述让我从这位伟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第一是执着，他所立的志向让包括他父亲在内的所有人都看扁他，但他最后做到了，成为了圣人；第二，做事应该灵活多变，对待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人，就应该用相应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单一的形式准则、方式；第三是他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应该将自己所掌握的只是与实践相结合，更深层的意义，将口头上所讲的到的与我们的行动所结合起来。他确实是做到了，同时也让儒家有了一支新派别，这只力量也维护了明朝的统治，即使明朝进入了嘉靖万历等不上朝皇帝的统治时期，王守仁的弟子们仍维护着政府的运作。其中一位便是徐阶了，从她的身上，我独到的最多的是忍辱负重，甚至到了阴险狡诈的地步，但他让我佩服的是他不像严嵩等贪官，徐阶心中的理想抱负，为祖国所付出的这一点始终不为外界干扰所变。另外，他并不是圣人，我从他身上仍看出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也会满足自己私欲的人；这对于我们百姓来说何尝不是呢？可以为祖国做贡献，同时又有所满足自己
的利益。另外，他是我想去看另一本书《厚黑学》，算是丰富一下知识。嘉靖后期至万历前二十年，这段时间的明朝，各位名垂青史的大臣为当时的朝政做出了可观的贡献，但也为明朝的覆灭埋下种子，所以对每个人的评价都应分两面看，文臣张居正改革，保证了当时的国力，但他作为内阁首辅，没有让万历皇帝成为明君，使得万里后期开始朝政混乱；而武官李成梁虽平定东北，但惟独留下了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部，为以后培养了一支吃掉自己的老虎。只能说，时间见证了这一切，见证了明朝后期的衰弱，纵使后期有关宁铁骑保护东北，但朝政内部的腐化使自己变得不堪一击。真正强大的力量是个人拥有坚强的意志，集体保持强大的信念，开国朱元璋及他的百官证明了这一点，而明末混乱的政府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历史总是残酷无情的使一切都变味过去，看完此书的我不时地产生着警觉。如果不在有生之年做出一番有意义的事，我也将被时间无情的抹去。
整个三月份，有这本书的陪伴，感触也颇多，心情随着明朝的建立、发展、毁灭起伏着；但是，最大的改变，也是这本书告诉我的，其一是不会单纯的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每个人都有他的两面性，有成功，也会有自己的失败；其二就是应该有自己对于历史，对于当世的看法，应该从书中，从自己所了解得知识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想法，就如崇祯帝与袁崇焕，读书之前的我，以为袁崇焕就是和前朝所有的英雄一样，所向披靡，但是他却被皇帝杀掉，这能说明崇祯帝的昏庸吗？如果是以前的我，我会这样认为，认为崇祯帝和宋高宗一样，置国家大局不顾，而偏信小人。但是，这是建立在袁崇焕是救世英雄前
提下，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他犯过错吗？肯定犯过，而且不是小错，所以崇祯帝才会杀他。那为什么会有之前的看法呢？这是明朝后世的人强加给我们的想法。又如朱由校，喜爱木工，昏庸这些词，在他身旁打转，但是是他自己生来成这样的么？爷爷万历帝不立长子为太子，爸爸泰昌帝天天心惊胆颤的过日子，怎么来教导他呢？所以明朝的命运，也不是崇祯帝一个人能够扭转的。其三，从明朝的开始到结束，有盛世也有乱世，当看到盛世的时候，不会因为他是盛世就不继续看下去了，而看到乱世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他是乱世，就选择性的不看了。时间给予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有人拿着时间创造奇迹，如于谦；也有人拿着时间堕落的同时还使国家深陷灾难，如严嵩。
此时的我后悔曾经不听话，不多看点书，所以只有现在来弥补，看书让我有了充实的感觉，同样也让我产生以史为鉴的噶手。看书让我思考，思考人生，思考我的不足，总结我的条件。伺候我更应将书中所感、所学应用在行动中，让这本使我感受颇深，又带给我快了的书，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第15篇：明朝海瑞
明朝海瑞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又字国开，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州琼山（今属海南）人。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时，明朝已处处露出衰败象，政治污浊，风气大坏。海瑞居官则能严于律己，恪守朝廷法令与封建道德规范，不畏权势，敢于为民请命，积极革弊兴利；生活俭朴，不爱钱财。他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的尊敬，人称“海青天”，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人物。
第一节聪敏好学，立志用世
海瑞生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 年1 月22 日），出身于“海南望族”①。祖父历官知县。从伯父做过监察御史。父瀚，为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母谢氏粗识书史，持家有方，律身以正义。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励节自守，抚养成人。海瑞自幼有用世之志。十三岁入琼山县海口镇私塾。二十七岁在琼山郡学，经常与二三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学问，纵谈古今，作《严师教戒》、《客位告辞》、《训诸子说》等文，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告诫自己生于天地之间，不能虚度岁月，应当有所作为。他说：为人在世，惟务识真，要学圣贤，不做乡愿；不追求富贵利达，以宫室妻妾动心；不羡慕财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谦虚谨慎，不要讳疾忌医。否则，“不如速死”①。这些发自腑肺之言，说明海瑞一生反对奢侈、主张节俭的高贵品德和立志为民、刚正不阿的思想性格，在他青年时代已经形成，并在后来的生活中一一付诸实践。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评论说：“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戒》，一一契券，无毫厘假，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②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似乎有点大器晚成。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以琼州为黎族聚居之区，地处海疆，位置重要，而地方不治，乃上《治黎策》，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认为治理琼州的上策是：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自此之外，虽议之之尽其方，处之之尽其术，皆下策也。”③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海瑞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是榜上无名。伏阙上《平黎疏》及《上兵部图说》，再次陈述他关于经略琼州的方针大政和具体措施。说：区处琼州之要务，莫过于“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传诸事宜”。并以琼州去京师万里，当事请裁，或致迟误，请嘉靖皇帝“明敕群臣中知识事机、力可大任、不贪富贵、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备副使，以专治黎之任”。同时向朝廷表明：他虽是一个“濡染翰墨之人”，“未尝手操矢刃”，但对于“地方变故区处事宜，则习闻知矣。倘得专任其事，驰驱兵革之间，俾黎土尽为治地，黎岐动变尽为良民，臣亦能之。事故不效，请甘服上刑，以谢欺罔虚费兵粮之罪”①。奏疏呈上，识者壮之。而下兵部议核，卒不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海瑞第二次公车北上，待到榜发，还是名落孙山。
那时候，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中进士为得志，从地方到朝廷各级的重要官员，绝大多数也由中进士者所担任。海瑞则不同凡俗。连续两次会试不第的遭遇，使他逐渐看清了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病；某些进士出身者的低能，也使他认识到一个人能否有作为，决不是非走此路不可。他说：“文不过如画师之写神者耳。穷一生读书作文，而于国家身心毫无补益，何异宋人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②；“士君子由科目奋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③。遂毅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听从吏部谒选派官。
①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78 页。① 《严师教戒》，《海瑞集》上册，第2 页。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4 页。
③ 《治黎策》，《海瑞集》上册，第5 页。
① 见《海瑞集》上册，第8 页。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35 页。
③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0 页。
第二节以礼为教，不畏强权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海瑞被授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教谕，为一校之长。为使“诸生立有成就”，他立《教约》，作《规士文》，上《申朱提学道教条》，重申县学的教育方针、内容、方法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整顿纪律，严肃校风。强调教官为人师表，要做遵守封建礼仪的模范，尽心教好学生；学吏职在供写文案，若“索取生员一钱，并为生员改洗文卷，决无轻贷”；学生学问之道，应遵循朱熹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为学之序，还要懂得修身、处事、接物之要。又立二簿，分别稽考学生之德、学。海瑞认为：学生只要“率此而行”，“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在具体执行封建礼仪方面，他明确宣布：今后教官和学生于县学明伦堂见官，要遵从《会典》诸书所订立之礼节，“不许行跪，学前迎接亦然”①。在校风方面，严禁互相造谣中伤，播弄是非，“此等士风，最坏心术”。尤其反对借斯文之名，倡义气之说，以为“结党”一事，“尤干法纪”。这些教育主张，既反映了海瑞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也与他“以礼为教”的思想相吻合。海瑞长校，还颇有些民主作风，他说：“本职初至学中，某善可兴，某敝可革，尚未尽识，容与诸生会议，并参酌提学道教条别为更定。”②所有这一切，对于当时日益败坏的士风，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整饬作用。
海瑞是言行一致的。到校的当年，延平府督学官莅校视察，在明伦堂召见教官，诸教官一见，皆左右跪拜。唯特海瑞一人，以学校为养士之重地，师长应受到尊敬，如笔架挺立在中间，拒不跪拜，仅长揖而已。由是得了个“笔架博士”的雅号。督学官为此嫉妒他，百般刁难。海瑞志在行道，谓：“此阙陷世界，何能有济”，遂愤然乞休。后经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朱衡再三慰留，始复教谕之职。
海瑞在训士之余，依然十分关心地方政事。在南平县学任上，他又著文重申他在《治黎策》和《平黎疏》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建议。当他得知福建驿递困苦，即作《驿传申文》与《驿传议》，上报有关衙门。略曰：驿递之疲，千疮百孔。为今之计，只有恢复国初之法，厘清积弊，凡利者兴之，才是上策。否则，就是中策、下策乃至无策。
时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海瑞长校已四年有余。以实事求是、治学有方、成绩显著，巡抚监司交章论荐，授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由此步入政界。
① 以上见《教约》，《海瑞集》上册，第13—18 页。
② 以上见《规士文》，《海瑞集》上册，第21 页。
第三节丈田均赋，革弊兴利
“知县知一县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县之责。”不惩贪暴，害怕别人诽谤自己；凡事不认真，害怕生怨取祸，不顾朝廷利益，做个乡愿，“浮沉取名，窃取官爵，非知县也”①。从这一思想出发，抱着革弊兴利的决心，海瑞于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初到达淳安任上。
淳安，地瘠民贫，所产只有茶、竹、杉、柏。田亩悉归豪右，穷者卒岁不粒食，百姓“疾苦万状”，“民之逃亡者过半”②。海瑞下民间，访其故。盖由于赋役不均，浮粮数多，大户转嫁。“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赔貱则困苦，困苦不堪，相继逃亡，皆虚税所压为之，不可不加意也”③。又淳安位于新安江下流，诸官舫日五六次，夫役迎往，费不可支。于是定《兴革条例》三十六项，悉心规划，认真清丈土地，度田定税，均平赋役。同时雷厉风行清查积弊，严行革除一切陋规，裁冗费，革冗役，息词讼，惩贪官，肃吏治，民困渐苏。
海瑞从政克尽职守，为事不惧强权。是年，浙直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依仗权势，盛装以行，竟以不备供应，吊打驿吏。海瑞得讯，当即下令拘禁之，并将其所带数千银子如数没入充库。然后去信报告胡宗宪，说此人胡作非为，还冒充总督公子，真不敢相信。气得胡有口难开，只好作罢。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严嵩党羽、总理盐政都御史鄢懋卿奉命巡查盐务，欲取道淳安县境。鄢招权纳贿，贪酷成性。若依之，势必扰民。海瑞以“邑小不足奉迎，愿取他道往”，去信挡之。鄢不得不怀恨绕道而去。此两事“更为人所不敢为者”，百姓为之拍手称快，一时传为佳话。
海瑞一心为民除弊兴利，而他自己却清苦自持，衣服破旧单薄；为母亲做寿，只买肉二斤，别无他物。淳安百姓颂之曰：“爱民如子，视钱如仇。”海瑞去县之日，人人放声痛哭，“如丧父母”。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初，朝廷以海瑞在淳安政绩卓著，擢浙江嘉兴府通判。由于他在淳安得罪过鄢懋卿，这时鄢便嗾使其党羽袁淳上疏弹劾他，海瑞遂被取消任命。不久，严嵩败落，鄢、袁相继去官，海瑞乃调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
四十二年（1563）春到任。兴国地薄民穷，时弊亦在浮粮，“岁征不满什之伍”。“虚粮不能貱，重役不能供”，以故“逃绝户极多”。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海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兴国八议》，厘清宿弊，发展生产。“八议”之要者有五：一曰屯田，恢复明初拨军下屯、军民各有定分之法，清退军队由侵吞民田而来之“余田”，“以补民田之虚貱”，使“下之小民无军人之扰，上之屯粮无亏欠之累”。二曰地利，招民开垦“无主山地荒田”，使地尽其利，而民无游食之人。三曰均赋役，此为“八议”之急务，重点是清丈土地，稽查丁粮虚实、人户富贫，按实征发。四曰招抚逃民，蠲除虚粮重役，招民复业，“三年后实有收成，依例报税，收成稀少则听之”。五曰革冗员，凡军政各衙门一切人浮于事者，皆裁革之①。“八议”上南赣巡抚吴百朋，次第施行，官吏“畏法听令”，“民间用度十分中减去三四”②。任兴国知县一年有余，因功被荐，应召入京。母谢氏畏北国严寒，留居兴国。
① 《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49 页。
② 《淳安县政事序》，《海瑞集》上册，第37 页。
③ 《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73 页。
① 以上见《兴国八议》，《海瑞集》上册，第202—209 页。
② 《申军门吴尧山便宜五事文》，《海瑞集》上册，第210—211 页。
第四节冒死上疏，抨击皇帝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海瑞升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嘉靖皇帝自中年以后，崇信道教，一意修仙，侈兴土木，劳民伤财；刚愎自用，喜欢阿谀奉迎，拒绝廷臣劝谏，以致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四十四年十月，海瑞愤时政阙失，为维护封建皇朝的久安长治，列举事实，犯颜直谏。上疏严厉抨击嘉靖皇帝，名曰《治安疏》。因该疏主旨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故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后人所说的“海瑞骂皇帝”。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有两件事，此为其一。该疏谓：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京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膏脂在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 3 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诚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为陛下一言之。①此疏一出，海瑞“直声震天下。上自九天，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②。海瑞自度此疏呈上，必触怒皇帝，获罪而死。因此买好棺材，告别妻子，遣散僮仆，托人料理后事，毫无惧色，从容赴朝，席櫜待罪，“真是铮铮一汉子”。果然不出海瑞所料，皇帝大为震怒，将该疏掷之于地，命令左右：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海瑞素有痴名，听说上疏时自知必死，已安排好后事，在朝听候处置。皇帝默然。少顷，复取疏览之，若有所动，遂将其留在宫中者数月。至次年二月，皇帝余怒未消，还是以“骂主毁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逮捕海瑞，杖六十，抛入锦衣卫狱，后转刑部狱。户部司务何以尚疏请释放海瑞，皇帝命锦衣卫杖之百，亦锢之诏狱，昼夜榜讯①。
同年十二月，世宗病逝，第三子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次年改元隆庆，颁布遗诏，大赦天下，海瑞、何以尚同时获释。海瑞复官户部主事。不久，改为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1567）二月，升为尚宝司丞。海瑞上疏请求归家养母，不予允准。四月，擢大理寺右侍丞。时内阁首辅徐阶与高拱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高拱欲夺徐阶之权，指使门生、广东道试监察御史齐康奏劾徐阶。海瑞上疏支持徐阶，说：徐阶为首相，“天下骎骎然有向治之渐”，而且“不招权，不纳贿”；高拱为人“狡且凶”，才不足任；齐康捏架无影虚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请罢斥高拱，重治齐康②。结果九卿科道合疏挽留徐阶，齐康被谪远出，高拱落职回家闲住。为此，高拱心里痛恨海瑞。是年冬，海瑞改调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次年二月初至南京任上。七月，徐阶致仕还乡，次辅李春芳为内阁首辅。隆庆三年春，海瑞迁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晋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③，遂离开京师，启程南下，出任江南巡抚。这是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另一件事。
① 《治安疏》，《海瑞集》上册，第217—221 页。
②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8 页。
①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② 《乞治党邪言官疏》，《海瑞集》上册，第226—227 页。
③ 时应天巡抚驻苏州，辖地包括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等府和广德州，兼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税粮。
第五节巡抚江南，挫抑豪强
应天十府是明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是明皇朝经济重心之所在，但又是历来素号“繁剧难治”之区。为了巩固明皇朝在江南的统治地位，海瑞遵照朝廷的法令与条例，根据江南的具体特点，并参照他在南平、淳安、兴国的施政经验，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竭尽心力，一意挫豪强，抚穷弱，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的事情。择其大要，有三：一曰整饬吏治。自明初以来，江南地区不法官吏往往与当地豪绅大户串通一气，贪赃枉法，敲榨勒索，谋财害命，成为地方百姓的一大祸害。据此，海瑞先后颁布《督抚条约》、《续行条约册式》、《考语册式》等，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具体有：禁迎送、禁请托、禁请客送礼、禁苛派银粮包揽侵欺、禁假公济私、禁苛派差役、禁官吏敷衍塞责、禁私役民壮、禁滥取民财民物、禁差遣人役骚扰乡里、禁官吏奸利侵吞、禁贿赂书吏、正军法、革募兵、定抚按出使车马，等等。严令各府、州、县大小官吏“一体遵奉施行，俱毋违错”。令既下，“郡邑吏凛凛竞饬，若非往日人。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权豪势宦，敛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①。
二曰勒令退田。应天十府州强宗巨室数多，土地高度集中，是造成当地阶级矛盾尖锐的重要原因。嘉靖以来，兼并之风更为盛行，各地乡官豪绅无不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田 4 产。其中比较普通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投献”侵占农民的土地。由于该地赋繁役重，“每一役出，辄破数大家。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①。至于其他小民之田产，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归其所有者，更是“不知凡几矣”②。松江府华亭县，“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二京十二省无有也”③。其余府县亦大都如此。江南乡官的代表人物徐阶家所拥有的二十多万亩（一说四十万亩）土地，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所谓“投献”夺来的。在海瑞巡视各地之时，控告缙绅豪强侵渔白夺小民田产者不计其数，仅松江一地即有“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④。对此，海瑞十分气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适当调整土地关系，使乡官豪绅“百年后得安静”，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坚决勒令受献者必须如数退还白夺之田，或者允许被献者赎回。对势力最大的徐阶也不例外。此令一下，四方震动。贫苦农民热烈拥护；而豪强缙绅则恨之入骨，谤议纷起，伺机报复。由于官绅势力的反抗和抵制，遂使这项改革半途而废。
三曰兴修水利。江南河流众多，湖泊交错。境内吴淞江水道，尤为“国计所关”，纵贯苏、松两府，穿越吴县、吴江、昆山、青浦、嘉定五县。由于长期失修，淤积不通。屡议疏浚，迄无成效。民有谣曰：“惟是海龙王始得开耳。”河道涸塞为陆，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海瑞巡抚江南时，恰遇暴雨不断，吴淞江泛滥成灾，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纷纷背井离乡。海瑞通过民间私访和实地勘量河道，提出用“以工代赈”（即按工给银、救济饥民）的办法，一面赈济救灾，一面修复水利。
①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0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0 页。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乡官虐民之害》。
③ 《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 页。
④ 《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 页。
隆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召集饥民正式动工修吴淞江，至二月二十日告成，全长八十余里。又以三吴入海之道，南止吴淞江，北止白茆河，“若止开吴淞而不开挑白茆，诚为缺事，难免水患”①，于二月初九日集众兴工开挑白茆河，至三月底完工。总计救济饥民数十万人，而用银不过
五、六万两。且所用钱粮，皆为历年导河夫银、巡抚衙门赃罚银以及部分义捐的“赈济谷”。“不取之民，不捐之官”。官“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利”②。海瑞还劝民在吴淞江旁垦田四十万亩。两河开通，不仅太湖之水直入于海，滨海诸渠皆得以引流灌溉，而且旱涝有备，水患可除。“吴民永赖，乐利无穷。公之开河之功，创三吴所未有也”③。就是当地竭力反对海瑞的官绅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劳。说：“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得了此一大事哉。”又云：开河费用之省，皆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严也”④。根除水患，是海瑞在应天巡抚位上最有成效的政绩。
此外，针对江南官户多、优免户多，转嫁赋役十分严重的现象，海瑞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尤其注意均平赋役，制定《钱粮册式》、《均徭册式》，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认真严治刁讼，平反冤狱。时人评曰：海瑞抚江南九阅月，“而天下财赋之原，肃然一清”①。
海瑞巡抚期间实行的虽然只是局部的改革，但已经触犯了江南官绅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大肆攻击和极力反对，纷纷指责他“第一不知体”、“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管闲事”，甚至投匿名信，进行威胁。不仅如此，他们还和朝廷内部的一些人上下勾结，“共思逐公自便”②，千方百计要把海瑞赶走，以便改变他所实行的政策。
隆庆四年（1570）正月，正当海瑞领导大批饥民破土修浚吴淞江，江南“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③的时候，刑科给事中舒化首先发难，上疏指责海瑞在巡抚任上“迂滞不谙事体”，所立条例“非人情”、“出寻常之外”、“创新奇之法”，提出只宜与两京清秩处之，而不可重用。穆宗没有同意，仍“留抚地方如故”④。接着吏科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受徐阶指使， 5 劾论海瑞“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不可一日居地方”⑤。海瑞向来以刚为主，挺立于世，对于戴凤翔之流的无耻攻击，他针锋相对上疏辩明，用大量的事实予以驳斥。指出戴凤翔疏中所言，“无一字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纯属“诬妄”，“逞己邪思，点污善类，不为“报国”，而以“行私”⑥。
① 《开白茆河疏》，《海瑞集》上册，第233 页。
② 《开吴淞江疏》，《海瑞集》上册，第232 页。
③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1 页。
④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 页。
②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5 页。
③ 李贽：《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47 页。
④ 《明穆宗实录》卷四一，隆庆四年正月壬午条。
⑤ 参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2 页；《明穆宗实录》卷四二，隆庆四年二月癸亥条。
此时，与海瑞有夙怨的高拱东山再起，以吏部尚书入阁柄政，从而给海瑞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吏部见到戴凤翔的奏疏以后，以海瑞“志大才疏”为由，罢其应天巡抚的职务①。消息传出，江南小民“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②。隆庆四年二月十五日，改为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当海瑞将赴南京粮储之际，高拱又从中作梗。三月二十五日，穆宗诏令裁革南京粮储都御史，以其事归南京户部侍郎兼管。海瑞被迫上《告养病疏》，明确表示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提出希望，曰：“臣二经论劾，众口呶呶，臣尚执己为是，臣实见得是也”；“臣叨任巡抚，凡所施为，竭尽心力，一皆采访民言，考求成法，民利与兴，民害与除，不可易也。伏愿皇上所敕新任抚臣，勿以臣受谤而轻改臣事”。同时，恳乞“赐臣回籍，永终田里”③。上允其请。四月，海瑞离开南京回琼山老家。他自四十岁跨入仕途，至此十有七年。俸禄所余，仅置居第一区，值一百二十金；租田十亩，其他皆无所增益。其清苦如此，在当时的官僚中是罕见的。
⑥ 以上见《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下册，第237—240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 页。
②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③ 见《海瑞集》上册，第241—242 页。
第六节退居林下，关心国事
海瑞罢归山林，但并没有消沉下去，心里依然关心国事。在田里闲居的十多年间，尤以吏治为急。经常为地方府县官员指点政令得失，痛斥贪官污吏，每一次都是“侃侃条陈，毫无忌讳，耻为面谀，罔及其私”④。他向琼州分巡道提出清丈土地、平均赋役的方针办法，亲自草拟条例，绘制图样。有一个书吏出于敬慕之心少计海瑞家一亩八分地，他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上书两广军门，严斥官军无能，以致倭寇猖獗，地方遭残，提出御倭剿倭的策略。隆庆五年，史际升任浙江布政司参政，他先后两次去信详陈地方安危和自己在淳安的施政经验。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卒。六月，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次年改元万历。同月，宦官冯保以两宫懿旨将高拱逐出都门，张居正与冯保相结，出任内阁首辅。居正当国，“惮公（即海瑞）刚直”。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一日，吏科都给事中雒遵上疏推荐海瑞，吏部谓：“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①，拒绝起用。
万历元年二月，为京师会试之期。张居正以子托会试总裁、大学士吕调阳，一时物议沸腾。海瑞闻之，立即上书吕调阳，曰：“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士，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按：即张居正），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谅之。”②时，神宗登极伊始，一再欲起用海瑞。海瑞则因这事得罪了张居正而不得出山。万历五年，张居正以父忧起复，朝廷内外更加议论纷纷，江南宁国人吴仕期出于义愤，暗中用海瑞的名义，拟疏指责张居正父死“夺情”，不遵制回籍守孝，是贪图禄位、不行孝道、不忠不义，并私拟罢张居正、召海瑞为相的圣旨。尔后，吴中好事者又进一步将吴仕期所拟的“奏疏”和“圣旨”合刻刊行，广为传布。江南人见之，信以为真，举手相庆，谓“朝廷以安车征海公相矣”①。此事本与海瑞毫无关系，张居正闻之则大为震怒，不但兴大狱，株连无辜，而且特地派御史渡海到琼山探察海瑞的行迹。海瑞居于京城万里之外的深山老林，消息不通，对张居正父死夺情、吴仕期伪造奏疏之事，确实一无所知，他不卑不亢，以实相告。御史没有抓到任何把柄，空手而回。可是，张居正并没有因为无隙可寻，就此罢休，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百般阻挠，拒不起用海瑞。
④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4 页。
① 《明神宗实录》卷九，万历元年正月戊戌条。
②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3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0 页。
第七节任劳任怨，一生清贫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逝世，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内阁首辅。万历十三年正月十日，七十二高龄的海瑞，因众望所归，被起复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二月十一日，诏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这时海瑞已经过了七十致仕之年。闻其复起，众人多举手加额，亦有劝其辞退者。海瑞思虑再三，最后在“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②的“忠君报国”思想的驱使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离家”，渡海北上，结束了整整十六年的闲居生活。
五月十二日，赶到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因吏部尚书丘橓未曾赴任，由他主持部事。海瑞留心吏治，至老不倦。一上任就以当年的作风，洞察时弊，首先抓住五城兵马司扰民问题，颁布《禁革积弊告示》，严禁侵用里甲，摊派物品，勒索钱银。指出：“以五城之人，当千百官大小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历历明禁。..今后如有部议之外，仍前票扰者，虽小费一分一文不及先日万分之一，亦不姑恕”①。万历十四年二月，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民困火甲，所从来远”，旋禁旋废，令而不行，特制定《夫差册》，均徭役，苏民困。是册，“上考法度，下酌人情”，应存应革，一一明文规定。“有册外取一物一夫者，先执其将票之人，参奏候旨。兵马司暗地奉行，地方总甲私为科派，一同处治”。部院科道官亦要互相监督纠正，不得官官相护②。同月，恳乞致仕。又上《一日治安要机疏》，谓：“今日贪墨为奸，毫不可纵。欲使百姓安乐，其于守令务极选，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抚按，而致望部阁大臣，乃归本于君身”③。并主张恢复明太祖“枉法八十贯绞之”律令和“剥皮法”等重刑，严惩贪官污吏。
《一日治安要机疏》一出，同样遭到反对派的责难。三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上疏曰：海瑞言“今日刑轻，而侈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哉”④。四月，向以“凌士纳贿”、“贪污狼籍”闻名的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伎俩，也操着梅鹍祚的腔调，疏劾海瑞“莅官无善状”，主张恢复国初重典是“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七月二十二日，吏部办事进士江南人顾允成、诸寿贤和湖北人彭遵古联名上疏，为海瑞辩诬，认为他是“当朝伟人”，房寰是“不识廉耻二字”的伪君子，并揭露房寰欺君罔上的六大罪行①。神宗降旨，一方面 7 责斥房寰所论“不当”，另一方面又严责顾允成等三进士尚未授官便出位言事，“是何事体？好生轻肆！姑各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且令各衙门堂上官约束办事进士，不许妄言渎扰”②。海瑞见正义不得伸张，奸贪之徒姑纵不治，振风肃纪毫无希望，遂连续上疏，乞归田里。谓“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③。至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疏凡七上，皆不允归。入秋，病情渐重，又不服药。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六日（1587 年11 月15 日），卒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享年七十四岁，无子。赠太子少保，谥忠介。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2 页。
① 见《海瑞集》上册，第288 页。
② 《海瑞集》上册，第291 页。
③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1 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万历十四年三月辛丑条。
① 详《三进士申救疏》，《海瑞集》下册，第625—630 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条七月乙卯条。
海瑞极力把“忠君”与“爱民”调和、统一起来，由此形成他的矛盾性格，并招致统治阶级中腐败势力的攻击和迫害。他为了“利民”、“裕民”，而“一意约己”、任劳任怨，一生清贫。至死仍“无一语及身后事”④。他身为都察院都御史，官秩正二品，可称得上是个有名的大官。然而，作古之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室中惟有葛帏敝籝，俸金十余两（另说一百五十两），旧袍数件，其清贫苦境，为寒士所不堪。王用汲见状，不禁泣下，率同列捐金治棺。百姓闻之，奔走相告，扶服悲号，罢市数日，哭声震天动地。及“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家家绘像祭之”①。史家的描写，虽有溢美之词，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海瑞的著作，均已辑录在《海瑞集》。
③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 页。
④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 页。
①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600 页。
第16篇：大明朝
大明朝
篇1：大明王朝是这样败亡的
大明王朝是这样败亡的？ 腾讯文化 2015-05-07 [ 摘要]大明王朝没按朱元璋的设想走，他的诸多理想与制度设计转眼就成了明日黄花。
朱永嘉
作者：走刀口
朱永嘉生于1931年，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据他自述，“*”前不久，吴晗曾打算收他当弟子，但没多久，他便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组，作为姚文元的明史顾问，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一文。
“*”十年，朱永嘉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这个写作组取名“罗思鼎”，谐音“螺丝钉”。朱永嘉堪称姚文元、张春桥的御用笔杆子，朱维铮评价说：“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可见其对姚文元的重要性。 1983年，因为“*”时期的作为与经历，朱永嘉以“反革命罪”被判入狱14年，1988年，57岁的朱永嘉保外就医，出狱后开始写作著书，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等书，并不断发表关于当年的回忆录。2015年4月，朱永嘉新书《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出版。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朱永嘉提出“从根本上讲，制度是人类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自身演化而成的，很难靠某个圣人设计而成型并流传不绝”。全书也以此为基调展开论述。 以朱永嘉的视角看，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草莽，创业维艰，明朝的典章制度继承于汉唐传统，虽修修补补但所存不多。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制度时，期望为子孙后代打下万世永固的江山，所以从国家层面建法立制，从家族层面制定祖训，并反反复复劝诫子孙要遵从自己的告诫，然而大明王朝最终还是没按他的设想走，他的诸多理想与制度设计转眼就成了明日黄花。
接班人逐渐“废物化” 朱元璋当皇帝之前，就十分重视培养接班人，刚称吴王时，便为世子朱标延请浙江宿儒宋濂，为其传经讲课，随后还让朱标回老家扫墓，用心良苦，在世子出发前，朱元璋不忘劝诫说：儿子啊，你生在富贵之家，习惯了“买买买”，现在我派你下乡，去感受乡村小路到底有多难走，升斗小民为吃饭穿衣要多艰辛，到了咱祖宗住的地方，千万记得问问乡亲们，讲讲你爹当年起兵之初，创业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除了嘴上的教导，朱元璋还给朱标请了大明朝最豪华的老师群体，比那个什么“第一小学”不知高哪里去了：“总理”李善长兼任太子少师，“国防部长”徐达兼任太子少傅，“国防副部长”常遇春兼任太子少保。朱元璋作为白手起家典范，自然知道光说不练假把式，于是他常常让太子参与政事，从小就进行社会实践。
按朱元璋的设想，太子经过这番磨练，自然就能当好接班人，但他忽略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儿子朱标没活过自己，早早去世，二十年的重点培养全部付之东流。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得立朱标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不过朱元璋却没
时间来培养孙子怎么当皇帝了，这个生长在帝王之家的皇太孙，性格懦弱仁慈缺少锻炼，皇帝没当多久就被叔叔朱棣赶下了台，看起来他不是一个好的接班人，朱元璋努力建设的接班人制度也以失败告终。 朱棣当了皇帝，虽然接班的来路不正，但好歹也是个精明强干的接班人，大明王朝也在其治理下蒸蒸日上，自然，朱棣当了皇帝，也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朱棣有三个儿子为徐皇后（徐达之女）所生，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结果没多久他的儿子们便为了接班人地位发生矛盾，汉王朱高煦因有战功且身强体壮，想取朱高炽而代之。朱棣当了二十三年皇帝，朱高炽当了二十二年太子，其间朱棣多次有换接班人的打算，朱高炽不得不战战兢兢生活，“忍”了二十多年，结果当皇帝没多久就去世了，皇位传给了皇太孙朱瞻基，“靖难之役”差点再次上演。 总结明初皇位的更迭，可以看到，有实力者都觊觎皇位，甚至夺权成功，太子想要顺利继承皇位需要经历颇多风浪，对于明朝处理权力争斗的种种争夺，朱永嘉认为，这皆源于国家权力无法分割，“遗产尚能在诸子中均分，而皇权是惟一的，无法均分，故藩王拥兵就必然引起皇权的争夺”。 明宣宗以后，明朝皇帝的接班人年龄越来越小，明英宗即位时九岁，明宪宗即位时十八岁，明武宗即位时十三岁，按今天的标准，他们全是未成年人或刚刚成年，完全不熟悉社会的运行规则，自己尚且是个孩子，根本谈不上怎么治理国家，而这个时候国家要保证不乱，就需要另外一批接班人，这就是大臣群体。 老朱当上皇帝后，疯狂诛杀功臣，导致“靖难之役”时建文帝无人可用，朱棣当了皇帝，对老臣还算好（对前朝大臣则是另一码事），所以他死之后，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贤臣良将，如著名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薄，他们在皇位交接的过程中，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然而他们生前并未注意要培养接班人，等到年老时想到了要培养接班人时，已经为时晚矣。杨士奇杨荣三人是四朝老臣，又有太后支持，因此王振也要忌惮几分，等到他们去世，接替者曹鼐等人就完全制衡不了王振，于是土木堡之变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因此，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接班人不但指皇帝，还指大臣们，随着明王朝的发展，不但接班的皇帝逐渐沦为“废物”，大臣中也难得出现名臣，明王朝的接班体系走向了崩溃。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企图由皇帝独揽大权，以保证朱家天下能长久存在，但在他有生之年，庞大的国家运行都使他感到力不从心，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时，就不得不借助内阁大臣一起办事。在制度设计上，朱元璋了为了避免前朝父子相残的局面，规定东宫不允许有自己的班子，结果使得太子长在深宫，长于妇人和宦官之手，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实践，逐渐成了一群“废物”。 作为大明朝重要支柱的大臣群体，也没有做好新老交接，接班的大臣一个比一个差，没有好的臣下辅助，皇帝和内廷没了制衡，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荒唐事。
军队难免“战五渣” 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武人的厉害，建国之初便诛杀功臣，并制定相应制度，防止武人势力坐大，威胁朱家江山。在制度设计上，明初皇帝从京军、卫所、军事管理系统三方面入手，围绕一个目标：既要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又要防止武人干政，以免方镇林立的局面出现。 在京军方面，建立皇帝亲自统帅的亲军，前后设立亲军二十六卫，其中以锦衣卫最为出名，锦衣卫作为皇帝最贴身的侍卫，常伴君王左右，权力非常大，人数多达一万七千余人，大臣都处于锦衣卫的监视之下，以至于朱元璋想抓捕谁，就如同老鹰抓小鸡一样，大臣毫无招架之力。 在地方军队上，朱永嘉认为明朝卫所制是继承了唐代的府兵制，具体就是从户籍上划出一部分人口，作为兵籍，免除其他方面的赋税徭役，世世代代服兵役，明代军户地位低下，远不如农户，逃亡非常普遍，明初一个士兵想要脱离军籍，都得朱元璋亲自干涉。
明朝中后期以后，卫所制度进一步衰落，军队士兵不但要服兵役，还成了徭役的对象，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嘉靖时期，俺答入侵，禁军只能征召四五万人，还都是老弱病残，还没见到蒙古军队就吓得流泪哭泣，这样的军队怎么上阵冲锋呢？ 万历之后，明朝的卫所制度名存实亡，军队连“战五渣”都不是了，政府打仗只能靠募兵，可募兵要钱，那只能从农民身上搜刮，结果不断加派练饷、辽饷，逼得农民四处逃亡，最终压垮了明王朝。 有明一代，军队地位低贱，所有人都看不上军官，军队的将帅连个步兵都不如，谁还愿意领兵打仗，最终军事力量瓦解，明朝也就失去了支柱。朱永嘉的结论是，“明王朝的崩溃与卫所制度的败亡相始终。”
国法家规最终成了“废纸” 相比于那些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朱元璋还是十分重视法律制度建设的，刚称吴王时就命令李善长等人制定律令，称帝之初即洪武元年正月，《大明律》便颁行，在国法家规的建设上，朱元璋主要从两个层面入手。 其一是颁布国家法律，如《大明律》，此律在洪武年间经过数次修改，至洪武三十年正式刊布，有明一代，《大明律》都历代相承，后人也不敢修改。《大明律》之外，朱元璋还颁布了《大明令》，与《大明律》相辅相成。
除了成文法外，朱元璋还将自己当政时期处理的大案要案以汇总的方式公布全国，取名《御制大诰》，朱元璋还以大诰为读本，在全国进行普法教育。除了这些法律条例外，明朝还有许多条例榜文，例如《充军条例》、《真犯、杂犯、死罪条例》等。 其二是制定家规《皇明祖训》，对于子孙后代在宫廷生活、处理政务、政治安保、后宫开支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并且要求子孙后代务必遵守，不要自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篇2：《大明王朝》读后感1 白塔倒了，爷爷走了，翠翠孤独了。――《边城》
严党倒了，嘉靖走了，海瑞沉思了。――《大明王朝》
乡村田园的清新，边城农民的淳朴，在大雨过后成为历史；挖肉补疮的惊心，民不聊生的惨状，在血腥争锋后归于沉寂。不同的故事，气象的殊异，给人以淡淡的，咸咸的滋味。
故事翻阅了两遍，第一遍是无滋无味，因为只是当做故事。第二遍，也是当做故事，不过多了一些回味。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故事。就像官场本是故事，柴米油盐也是故事。
无为而治，是老子的为人之道，被后辈参作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行之道。都言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能运用知识才是力量，毛泽东的见解极为深刻。一把刀，切菜便是正途，杀人即是逆行。知识多少，道理深浅，其实并不重要，而在于使用的人。百姓的力量用好了便成就新中国，放弃了就只能躲在台湾岛。你说是命之使然，我说是不知用道。
嘉靖帝自诩汉文帝第二，来个无为而治。整天修仙成道，拜像坐蒲，一帘隔绝世外，双耳聆听四方，无为得坦坦荡荡。不知是故事的有意渲染，还是打坐静心的神效，多少事情，几许道理他却洞若明镜。严党兴风作浪，吕芳仁慈忠心，裕王战战兢兢，自己故弄玄虚，他都知道，只是不愿说。因为皇帝，没有人敢揭他的短，只有与日月同辉，宇宙共寿的青词赫然于黄纸，印入眼帘、轻击心弦。
二十多年不上朝。伫立精舍，隔着帘子，听着珠响，他习惯于内阁与司礼监的交涉的氛围，木然于内阁成员之间的唇枪舌剑，欣然于大把大把银子的来龙去脉。有人说，嘉靖是身兼皇帝与户不尚书两职，对于经济，他的敏感，与对算盘珠响的欣然都塑造着这位皇帝对他所主持的朝局的关注形象。毕竟，他想治国，却还想无为。他知道经济是国家的一大根本，这点上，他从不糊涂。 他为国主，亦为人父。他亦有情感的抒发，而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主宰能力。裕王诞下的皇孙，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每一次见到，都以老人慈爱的神态待之，还戏谑地让孙子猜出“皇帝抱孙不抱子”的俗语。因为这个孩子，龙颜大悦，裕王的位置更加稳固。呵呵，命运使然，如今的孙子，多年之后的皇帝竟学着爷爷的模样，二十七年不上朝，是无为而治的魅力，还是受了爷爷的影响？
对于疼痛，惯用的方法便是止痛。疼痛难忍，哪怕止痛之后死去，也愿意。在癌症晚期，疼得死去活来，都愿意用镇定剂麻醉和缓解，毕竟安然地离去比忍痛折磨更舒心。生理上的病痛既会产生肉体的折磨，更会连带心理的不安。因此，一有病痛，便想着法子去排除病痛，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毕竟，疼痛向来令人胆寒。
千疮百孔的大明朝，到处流着发出恶臭的脓水。庸医，清理了一下伤口，开了点药，便完事。好了，皆大欢喜，还落得个“妙手回春”的誉号，治不好，便是累疾难愈，回天无力。习惯了，便是无可奈何。谁都不愿追根溯源，毕竟大动作岂止是伤筋动骨，更是遍体鳞伤，况且谁有如此的大能耐，一针见血，药到病除。也许，还没整治，就一命呜呼了。悲哀，不过如此。神医妙手太少，就算有，也不愿或不敢坦诚待医。顽疾久已！就让脓水尽情的流，实在不行，上点药。大明朝如此，你我何尝不是？
严党有如蛀虫，慢慢吸噬着苟延残喘的国家，结党营私，中饱私囊，于国于家不管。还借着皇帝的名号招摇撞骗，喜滋滋地在家里数钱、欢笑。皇帝有知，却也无可奈何，即是对无为而治的考验，又是一种投鼠忌器的无奈。他知道，毕竟还有一股清流在奋力抵抗。劳心劳力，不如自生自灭。他有着他的神仙梦，一旦得道，便是月明花开，所向披靡。小小的大明朝又能如何？于是，无奈着，也放纵着。
历史知道，兴衰交替，朝局变化，势在必然。不紧不慢，不哭不笑，任由柴米油盐浸染生活，全凭尔虞我诈充斥官场，随意欢笑骂语四处蔓延。
他，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时代的巧合，站在了历史舞台的前沿。小小的教渝，被拖拽着进入浑浊的泥潭。他不欢笑，也不惊惧，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无论从事什么，都有风险，何况朝夕两重天的明朝，还有只手遮天的严党。几次将家人托付，为国尽忠，势必淡了尽孝。但既然张居正所言，如为国捐躯，公之母亦国之母。舍身成仁，不过头点地，而且忠孝两全，古之大丈夫夫复何求？他欣然。
当最后一份“贺表”全呈于嘉靖面前时，他心花怒放了。气韵的祥和陪衬着嘉靖的“登仙”，文武百官喜气洋洋得叩在殿外，等着吉时一到，便俯首朝拜，满心称颂。有意无意地翻开他的贺表，顿时急火攻心，怒发冲冠，借着修道的定力看完了所谓的“贺词”，再也忍不住怒火的迸发，声嘶力竭地喊着捉拿。群臣立刻惊呆，从未见过如此龙颜大怒。大事不妙！他显然触怒天威，什么结果不言而喻。
“靖孚言，正人心。”他斩钉截铁。哪怕在皇帝面前。他算是重重揭开了大明朝的伤疤，撕开了嘉靖的脸颊。他要让脓水流尽，他要寻找病根，他要天翻地覆。在皇帝即将“成仙”之际，肺腑坦言，激怒天颜。多少人说不该，我觉得亦不该。有事不急在那神圣的一刻。可他，却硬往枪头上撞，哪怕头破血流。他的白皮棺材，为他备好了归宿。那让嘉靖情何以堪？让百官如何应承？让故事如何收场？不过一死，在他看来，如此的简单；在嘉靖看来，如何的心伤？在群臣看来，如此的难堪。 糜烂的大明朝，已经被血淋淋的伤疤照的无地自容，因为那个他。而嘉靖，更是尴尬的一无是处。也许除了信奉长生的信念，他内心却有着一丝疑虑，究竟人能长生吗？他没死谏之前，一切都是如此的风调雨顺，百官已经默认了神仙般的皇帝，自己的正果也即将修成，位列
仙班是志在必得。尽管有多少的自欺欺人。可谎话说了一千遍，便成了箴言。于是飘飘然地做着神仙梦。可，梦还没完，便被深深地吵醒了，且还被告知，这就是一个梦，只是一个梦。
他，不顾生死地劝说暗讽，本心是为了江山，为了社稷，为了黎民，为了百姓。可在嘉靖眼里，他并不是剖心示忠的比干，因为自己不是纣王。为何闹到如此地步，嘉靖的几乎晕厥、吐血像是大明朝的预言，命不久矣。他为何还要如此地对待一个真正将死之人。嘉靖也不过是个老人，一个犯了糊涂的老人。何必在这个节骨眼上犯众怒？惹得人伤心碎？他一个人，也改变不了大局揭开了伤疤，谁来治愈？李时珍不行，他医的是身病，国疾他束手无策。嘉靖也救不了，已经病入膏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句话对他来说，已经不适用了。那么，何必要折磨这一个老人，就算他真的“成仙”，他的阳寿已然不多，过了也就过了。既然严党已倒，说明嘉靖已悔过，而且大蛀虫已拔掉。对一个老人何必如此残酷？
嘉靖毕竟还是个仁慈的皇帝，他并没有直接斩杀谏臣。他经不起折腾了。他本来就不想折腾。这一闹，伤了他的心，他是明白是非的。可最后的安详还是被搅扰了。他的悔过，本来可以在修仙退位以后，可如今什么都没了。他算是看透了，也清醒了。自己执着了一辈子，还是输了。他的过错，也就无法自在偿还了。
他叫海瑞。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刚正不阿，造福万民。敢于和恶势力斗争，敢于为民请命。更敢于备着棺材义无反顾。百姓叫他“海清天”，他自称“刚峰”，刚毅的山峰。无欲无求，便是刚。有人称他“海笔架”，刚直地面对权贵，恶吏。一封封书信，一条条谏言，只要是触怒上级与天威的，他从不牵连他人，就像他的贺词，是他个人所为，无人敢指使，也无人能够指使。连私交甚好的王用汲也不曾料想。他要落得个真干净。他一心为民，也一心为国，得罪谁也不在乎。用他的话讲， 他并不得罪谁，而是对方得罪了百姓，得罪了《大明律》。他的刚毅令人叹服，他的智谋令人折服，他的赤心令人自叹不如。他，我行我素，毫不在乎。这样一个人，贪官污吏，恨之入骨；百姓，戴之如神；嘉靖，愤怒又叹服；裕王，无奈又佩服。
他终究没有死。故事中因为嘉靖的仁慈，因为黄锦的瘸腿，过了午时三刻，他得到解放。可他没有喜笑颜开，没有欢心奔跳，因为他知道，任何人都有随时被杀的可能，何况一个犯了众怒，触怒龙颜的罪臣。可他，也不惧。如此一个人，真是令人既爱又恨。
皇帝没有刻意地责罚，也许有着上天的惩罚在先。活蹦乱跳的女儿溺水身亡，妻子因此而流产，盼望已久的儿子便付之东流。好不容易保住了妻子的性命，却落下了一身病。神医的相助，又使海家有了继承香火的希望。三代单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阴差阳错地，厄运再一次地降临到海家，这一次，连妻子都悄然离去。是不是太残忍了？究竟是谁的错？难道是一命抵两命？是不是海瑞的侥幸换得了老母的无依，妻子的离去？这个故事，略显凄惨。我们都盼望着海瑞不死，玩笑却开在了他的家里。试想，如果他不死谏，成全了嘉靖的成仙梦，嘉靖也不会生气吐血，也不会招陪伴在海妻身边的李时珍，那么难产的母子也会平安无事？唉，因果相随，海瑞成全了自己，却也送葬了家人。他的刚直赤心令人佩服，但他实不该犯天颜，破家人。他可以毫不在乎，可让我们如此的揪心与无助。
肉体凡跆的嘉靖终究躲不过牛头马面的勾锁，龙驭殡天了。也许，在另一个世界，他就是太上真君，慧眼看着波澜起伏的人间，看着水深火热的民间，自在安详。神通再大，也救不了世间大众，就像曾经的嘉靖，成不了仙一般。凡事讲因缘。
这段故事，在两百多年的大明朝，只是一小段；在茫茫历史中，很是微不足道；却着每一个朝代的心酸，贪官、清流，有缠绵悱恻的爱情
篇3：大明王朝的历史地位——是伟大、平常、还是窝囊？
ZT：大明王朝的历史地位——是伟大、平常、还是窝囊？
若论及中华帝国，每每必称强汉盛唐，是以中华主体民族自称为汉人，所以出国谋生者乐意被称为唐人。就连中华帝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仰仗着时间上的接近，依靠众多清宫戏的推广，与史上所谓康乾盛世的宣传，也使得大清朝曾经的辉煌深入民心。但若论及明朝，大多数对史实了解不多的民众，其印象往往停留在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和尚出身及其传奇的江湖经历，朱元璋谋士刘伯温堪比诸葛亮的神秘智谋和众多民间传说，接下去在永乐皇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史书上是大书了一把，而在民间却也无甚反响。郑和那个庞大的海上多国旅游团并没让老百姓觉得有多荣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后呢？然后抗倭、援朝、张居正革新，这些算得上明朝的大事，在老百姓眼里，却始终不得和汉武帝征匈奴，唐太宗灭突厥相提并论，比不得文景之治，比不得开元盛世，远不及大宋朝的光景，甚至远不如后世的康乾盛世来的光辉灿烂。悲哉！眼看着大明朝日落西山，却留下一幕幕宦官乱政、贪官当朝，掌柜皇帝、木匠皇帝前赴后继，一直到满清叩关，李闯进京，煤山上生不逢时的崇祯皇帝仰天无助，命丧老槐树，大明朝始终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奇闻怪事演连连，就是与辉煌沾不上边。
可怜的大明王朝，窝囊的大明王朝，无所作为的大明王朝，令人啼笑皆非的大明王朝，一统中华近300年的大明王朝！驱走蒙元，光复汉室，那是何等的功劳？然而成功如斯失败亦如斯，得而复失，还政满清。大明政权得之于异族又失之于异族，作为最后的一个汉民族正统王朝，大明王朝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位？
第一、复兴汉室之功。中国古代史自秦一统中国，至蒙元之前，几十上百个封建王朝，也仅有两汉、隋唐完成了称的上合格的国家统一。（我对合格的定义是：新王朝的国家行政区域基本覆盖或到达了历史上的中华王朝最大行政地域）两晋、两宋则只是统一了汉家地盘，其中的东晋、南宋更是汉室天下也只得半分割据。而大明王朝的统一中国，基本上是合格的统一，尤为难得的是，对照历史上的国家统一者，在明以前从来都是北强南弱，秦向东灭赵燕一统北方后，最后南征打败曾经国力远在秦国之上的齐楚两国而完成统一；刘邦封汉王据汉中，出陈仓小道奇取关中后，再向东向南击败不可一世的霸王项羽，逐一灭掉各个异姓割据王国而完成统一；隋皇杨坚本北周外戚，既夺取北周政权后，南征灭陈而完成统一；唐朝建国与隋朝颇有雷同，高祖李渊本是炀帝表兄弟，奉命留守太原，在隋末大起义的潮流中顺势而动，由北而南的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而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却以一个曾经和尚的身份，追随元末白莲教和红巾军起义的潮流，凭着自己的才干和某种程度的运势，从平头百姓到义军小头目；从攀上郭子兴这棵义军江淮首领的高枝，到羽翼渐丰最终团结领导起这支义军队伍；从收拢江南豪杰名士，到依靠和利用强大地主阶层的势力；从奸灭义军内部派系分支的陈友谅、张士诚到驱逐蒙古，完成统一。朱元璋的惊天伟业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近三千年王朝历史上，他是平民*河蟹*登上帝位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这样的人才领受并完成了*河蟹*异族统治，复兴汉室江山的功业，用王朝时代的历史观点看去，怎么不值得大加褒扬呢？
第二、融和西南之功，经略东北之劳。洪武十五年二月癸丑平云南，置云南都指挥使司。乙卯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同治云南府。领府五十八，州七十五，县五十五，蛮部六。后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北至永宁，与四川界。东至福州（应该是贵州吧），与广西界。西至干崖，与西番界。南至木邦，与交址界。距南京七千二百里，京师一万六百四十五里。 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五万九千五百七十六，口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七十。弘治四年，户一万五千九百五十，口一十二万五千九百五十五。万历六年，户一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口一百四十七万六千六百九十二。这是清人张廷玉为主编修的《明史》上的一段，云南布政使司的设立，充分完全的对这个国之西南的重要地域实施了行政管辖。虽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因为秦汉时代甚至更早些的楚国时代就有了治理西南或者交往西南的记录，但是在明王朝以前，西南的相对独立毕竟有了近500年的时光。虽然前朝蒙古人已经把西南纳入国家领土版图，但在中原蒙古王朝被*河蟹*后，残存西南的蒙古势力实际上也已是苟延残喘。除了首战曲靖还是以蒙古统帅达里麻的十万军为对手，接下来平大理擒段世，战杨苴诸蛮直到洪武二十三年讨平思伦发领头的诸蛮夷屡次叛乱，明王朝的对手已经是当地世居民族。这就一改当初两宋时期保守柔弱的国防策略，把西南纳入行政管辖，消除了类似蒙古人从西南入侵中原的隐忧，短期来说造成西南兵祸伤害民生，长期来看，大大的促进了西南的民族融和和经济发展，是有利于中华大局同时有利于西南民族地方利益的。如今云南发展水平虽然全国来说不是前列，但比之外围的缅、老等地区，还不是大大的优越了？因此，明王朝融和西南之功，不应该被忘记。
至于东北，虽然我们说自古以来就是咱的领土，但确切的说，真正正儿八经把他用行政隶属管理起来，这历史还真的不是太长。当然这不是哪个古代王朝的错，毕竟那些年代里，东北是所谓的‘苦寒之地’，半年以上的冰天雪地，谁乐意去那儿活受罪呢？别跟我们说沙俄的‘战略眼光’，他们当初也就是荷尔蒙不正常，被蒙古人欺负了，翻过身来势必加倍的追讨补偿。结果歪打正着，那地下发现资源矿藏，让他们子孙拣到大便宜了。明王朝经略东北，出发点肯定不是莫须有的地下宝藏，不是为了那块可有可无的苦寒之地，而是出于防备残元蒙古及其他部族的侵扰，是安全需要。因此，王朝早期在东北一路设置卫所，最远到达黑龙江入海口的满泾卫（奴儿干都司驻所，如今俄国的尼古拉也夫斯克）。卫所有固定场所，也有临时或根据季节移动的非常驻所。但纵如此，这种耗费钱粮却无甚受益的卫所制度在东北也坚持没多久，历史教科书上的奴尔干都司，从名称上就区别于明朝正式行政区的布政使司，只是一种军事国防需要的辖区，在确定不能为安全增加多少保障，在王朝财政不想再负担这笔支出的时候，自然就成为裁撤的首选。因此，经略东北，明王朝只能说有劳，功倒是谈不上。
第三、科学发展，工商萌芽之利。中华之所以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屹立不倒，没有象古印度、巴比伦和古埃及那样灰飞湮灭，除了一般认为的地理优势：东面大海，西面高山，不可否认的更重要因素当然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优秀传承和曾经一直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能力。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地利在某些时候的重要作用，比如公元前
15、16世纪中国殷商时期发生于西亚、南亚的雅利安白人大入侵事件，据史学家研究正是导致古印度文明彻底消亡的罪魁祸首。而中国西、北部的高山荒漠阻隔，正好保护了尚处童年柔弱期的中华文明免遭覆灭之祸。也有研究认为当时中国版图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白人入侵，但零星的文明程度和技术能力得益于西方邻居而可能优于中原华夏先民的中亚原住民白种人实际上一直不断试图侵入中原，而世居青海、甘南、川北高原的古羌人正是依仗着河西走廊的有利地理把那些入侵者挡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圈之外。这些不详细展开了，也都只能是史学界的研究罢了。但由此之后，中华文明兴起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文明的深邃思想，奠定了文化的深层基因之后，中原王朝面临的外敌、强敌威胁并不少，匈奴、突厥、蒙古都曾经有灭中华而统天下的军事实力，但显然差距大的太多的思想、文化、技术能力正是中华在面对如此强敌时刚柔有度，最终反败为胜的决定性因素。追溯西方文明，往往不能弄清到哪一个国家是真正源头，但谁都不能否认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因为古希腊高度发达的思 想、文化、科学技术的能力是影响如此深远。而中华文明之有幸，让我们可以精神和实体合一，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我们就是我们，甲骨文是咱祖宗的创造，百家学说是咱先贤的创造，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这些教科书上明白的东西就是值得自豪的中华创造。正是这种继承前人、造福后人的发明创造和科学、思想，才是中华最值得自豪的民族生命力和发展推动力。而观乎明王朝，在发展科学、发展经济上，虽不能说出类拔萃空前绝后，但却是保持了中华一贯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明初郑和航海，对于航海天文和沿海水文、地理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是领先世界的；小学生课本上‘万户’火箭的研制，咱不说他什么成就，单就这种精神无疑是值得夸赞和敬佩的；旅游侠客江阴人徐霞客，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对于南方溶洞、丹霞地貌和植物生长的研究描述和沿途风物的笔记，是珍贵的历史地理信息；大医药家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贡献是巨大的；明朝中后期随着西方小规模海上侵扰和传教士的交流，对于国内火炮铸造技术、数学研究、天文研究等等起到了不小的促进。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虽然确实说不上有太多新鲜的发明创造，但总结前人经验不也就是科学、技术传承的重要途径吗？
至于明朝工商业的萌芽、发展，确实我们不能乐观的拿他和资本主义迸发期西欧伴随现代科技发明的大工业发展相提并论，我们承认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世界在个体的冒险和探索精神上有着超乎寻常的动力，他们较少的受到中华根深蒂固的保守教条的束缚。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明朝中后期的炼铁开矿业，瓷器烧制和进出口贸易，从养蚕到纺织成布一条龙的农、工、商各个产业，是有了比前朝更发达的技术和更大规模的存在的。这种产业的发展能否促成技术的革新进步，继而形成更大规模和更高生产效率的近代工业？甚至能否形成足够力量促进社会的整体变革？我们无法为之推测一二，因为事实没有发生，而假设没有意义，去因为假设而争论辩驳更加没有意义。
明朝并不窝囊！写下众多武侠名作的金庸先生非常令人尊重，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了他个人看法，对于明朝诸位帝王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有个别优秀的，但平均来说那是相当大的‘负数’，也就是不但没有促进社会、国家进步，反而是拖累国家、社会进步的罪人。这个个人看法当然有他的道理，但一个王朝也不能只看他的帝王们吧？历史终归是由人民决定的，明王朝的历史，明王朝的人民是对的起他们那个时代的，是为中华作出了贡献的，至少我个人认为如此。
第17篇：清朝灭亡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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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灭亡原因探析
清朝于1644年建立后，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和发展，曾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但这个王朝在18世纪后半期，明显地落后了。这一时期，西欧已经开始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而中国还在封建社会里徘徊，特别康乾盛世以后，清王朝正无可挽回地沿着历代王朝曾经显现的轨迹，在由盛向衰的路上迅速下滑。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政治腐败，社会矛盾空前加剧。是什么造成清王朝
政治的腐败导致军队的腐败。清政府的正规军八旗兵与绿营兵，总数不少于八十万，但战斗力已远不能与当初相比。乾隆年间皇帝南巡时，已亲眼目睹过八旗兵的衰败。嘉庆年间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绿营兵的无能亦已暴露无遗。据一位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人揭露，当时外省的军队，骑兵往往没有马，操练时临时雇用。水兵不习水，遇有检阅，则花钱雇渔民、船户冒充。武器也锈烂不堪。各级军官采取吃空额等方式贪污成风。作者云，这种情况不知从何年开始的，总之递沿相习，到鸦片战争前夕已愈演愈烈。(陈庆镛：《武营积弊疏》) 闭关锁国政策也成了限制中外交往的政策。这种政策产生之初，或许是基于反对外来侵略，在制定对外贸易和外交方面政策时的一种倾向。但推行开来的结果，逐渐形成了全方位的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的一种政策倾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妄自尊大的“天朝大国”意识，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来及其种种不法活动和侵略行径，等等，都构成闭关政策产生的直接原因。清王朝统治者的专制、愚昧与腐败，使这种政策在防范外夷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事实上闭关政策并不是对付外来侵略的有效手段，更不是最好办法，在加大中国与西方经济实力差距方面却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闭关政策的推行，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打击了中国工商业者的利益，破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成长的环境。人类社会的科技文化，总是在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中不断发展进步的。实施闭关政策的清朝统治者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知之甚少，对西方诸国的长处不屑了解，更不愿意学习。其结果是，中国的商业、手工业被关在门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被拒之门外，中国同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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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二)英国的殖民扩张与鸦片战争掠夺和侵略，是资本主义的生存原则。早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即所谓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西方殖民主义者就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掠夺目标。历史上，最早到东亚地区进行殖民掠夺的是老牌殖民主义者葡萄牙和西班牙。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以种种借口留居澳门，这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到了17世纪30年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争夺东亚的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后起的荷兰和英国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横行东亚地区的主角。荷兰曾两度强占中国的澎湖，被击退后转而撤到中国的台湾，直到1661年才被郑成功率领的中国军队驱逐。
其二，清朝的灭亡，从根本上讲，不在于人口、财力、制度、兵器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阶层对中国国家认同感上认知有误，导致人民离心离德，没解决好统治阶级与下层被统治阶级矛盾调和问题，这才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满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灭亡方式充满了耻辱，至今人们都不愿意再提起那段屈辱的历史。提到满清灭亡的原因，史学界普遍认为是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慈禧等统治者个人品质问题。
何谓国家认同感？尽管学者有各种说法，也就是生活在某一相对区域的人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而形成的共识，具体表现为统治者对子民的责任和子民对国家政权的效忠。下面来分析满清统治者的国家认同问题。
满清本来是明朝的臣民，后来另立门户，并且在打败前来征讨的明朝的军队后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在入关前和当时的明朝是敌对的关系，自然谈不上对明朝的子民的责任问题，明的子民自然也不会把后金当成真命天子。1644年，随着李自成的失败满清入关，在征服中国本部后就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国家认同问题。是继续把大清和中国区分还是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用大清代表中国？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应该选择后者，但是很不幸，当时大清的高层，主要是以皇太极、多尔衮为主的实力派，出于对本族人口、政治、文化方面的不自信，选择了后者，制定了影响整个清朝的国策：对于关内中国本部，能守则守之，不能守则退回东北，一句话，他们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出于这样的目的，清朝实行满汉大防（满汉不准通婚，分开居住）、民族隔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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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汉人随意迁移，特别是严厉控制汉人移民东北，由此而造成后来大量领土丢失）、民族歧视（旗人生来不事劳作，由国家供养，犯法由单独部门管辖）的国策就找到原因了。中国人民不是傻瓜，所以清初的国策，特别是剃发易服激起了人民激烈的抵抗，尽管清统治者使用屠城的办法暂时镇压下去，但是汉族精英阶层在这个时期选择的是抵抗、不合作的态度，这样是没有办法达到长治久安的。康熙皇帝是个聪明人，部分接受了儒家思想，开始以全中国利益守护人面目出现，即所谓朕即国家，满汉一体。所以在他当政时，在不改变根本国策的大前提下，从实际行动上开始维护中国的国家权益，如平三番、收台湾、讨伐回疆、抵抗沙俄，同时对内实行仁政，如重视科举、盛世添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国力发展，改变了汉族精英对清政权的看法，由敌视到妥协到效忠（建议看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子弟、学生等人入清为官态度的转变），标志者汉族人民对这个外来政权逐渐认同。这是整个清王朝时期最为开明的时期，国家蒸蒸日上。从这个立场上说，康熙皇帝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聪明的政治家。
维新派被镇压后，清政府公开的执行卖中国以保大清的政策，此时的清政权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征税人，中国人民的血汗通过清政府源源不断的流入西方人的口袋，中国百姓水深火热；但是满蒙特权的生活并没有收到影响，由于白银外流，银价上涨，清的兵饷以白银支付，市场流通的主要是铜钱，由于白银涨价，八旗兵勇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降低；所以这个时期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了，根本原因就在于慈禧为首的统治基团执行了卖中国保大清的国策。他们对于国家认同的立场又回到了入关以前。
满清把大清敌对中国的国策的遗毒是很深的。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对清皇室和八旗继续优惠（直到冯玉祥发动政变后才终止），简单的宣布五族共和，但是没有解决流行在满蒙民族中的国家认同问题，这为后来的国家分裂埋下隐患。历史的长河中，封建势力复辟是常见的，但是脱离原来的国家是很少的。9.18后满清的遗老遗少们在日本侵华势力的支撑下，一个统治中国260年的王朝，一个读汉文、说汉话的王室，竟然公开的分裂中国，建立伪满政权，脱离中国之外，自绝于中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看看溥仪先生的书就明白了，此时他们奉日本人为祖先；同样是伪政权，汪精卫在这一点上比他们要好：汪精卫的政府叫中华民国政府，汪精卫以及大小卖国贼从来没有否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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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人！蒙古的独立原因很多，但是缺乏对中国的认同是最重要的原因吧。由此联想到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安全问题，少数民族一旦缺乏国家认同感，这个国家哪怕有再多的核武器，再多的飞机大炮，也会一夜间完蛋，苏联就是例子。
第18篇：反灭亡论理论
因果律：反灭亡论理论
因果律的性质中最后一个解释是“没有从未来的人来访现在，所以未掌握穿越技术就灭亡了”，对于这个解释，人们被称为灭亡论。至于对这个“灭亡论”，我有3个反理据证明灭亡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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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据1：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
因果律中说未来的人去到现在或过去去改变一样事物，随之未来的事情也会改变。说简单点就是未来去现在或过去改变了东西，未来也会改变。如果换一句话说，那就是一个现在有多个未来，或者多个现在又一个未来，又或者多个现在又多个未来。例如未来的人来带现在想杀一个人（如果掌握了穿越），这个人正好是发明时光机的。那么，你认为这个人还能回去吗？有2种答案：1.这个人虽然是发明时光机，但是最后失败了，换成另一个人去继承发明时光机，那么时光机是存在的。2.这个人是发明时光机的唯一人物，由于这个人才会有时光机，但是杀手却把他杀了，这样的话时光机也会随之消失。这就是一个现在有多个未来，本来时光机是存在的，但是一位杀手让时光机不复存在。以这一例子，可以证明穿越技能给人类掌握了但是让一个人去改变现在把穿越技能也改变了。再举一例，有一个从未来来访的人对在发明穿越的科学家说：“穿越技能在××××年××月××日完成的”那么你认为穿越技能真在这个时间准是完成吗？有3个答案：1.科学家们以为这个时段穿越技能在那时肯定完成，于是坐视不理，让穿越技能不复存在。2.科学家加快研发时间最终在比那个时间早出现穿越技能。3.按照未来发生的一切去发生最终在那个时间准时完成穿越技术。根据杀手的第二种答案和科学家的第一种答案可以反驳“未掌握穿越人类就灭亡”的观点。
理据2：未来的人类和现实事物
现在有一些热门话题：UFO（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有没有想过这些UFO其实是穿梭机呢？还有这些“外星人”是未来的人类呢？先讲外星人。人们对外星人的认识一般是：大大的头额，略细的四肢。外星人长这样？由于人类是由四肢和头额构成的外形，所以外星人的样子也是四肢加上头额，但是如果真有人见过外星人的样子是这样但是没有人去认同他，如果真有这样的“外星人”吗？有一个视频是“解剖外星人”这外星人的确长这样，很多科学家觉得这个视频是假的，如果人类没看过所谓的“外星人”，那怎么会对有外星人的结构认识。如果真存在这样的外星人，你们不觉得他有点像我们人类吗？四肢+头额，这么说，他可能是未来人类，可能是带现代探访的未来人类，凡事都有可能，随之UFO也可以解释为穿梭机。但一直被人类误会而已，以为是外星人和外星飞碟。所以未来人来访了但人们却不知道，所以穿梭机存在了人们也不知。所以我也有点相信龙会存在。
理据3：穿梭地点
人们都以为穿梭时会到达不同时间的同一地点，没有人证实过，因为穿梭机还没发明。可以这样认为，有人从未来穿梭过来了，但是地点着落了其他星球（不在地球上）或者穿梭到其他平行宇宙中，或者在太空中不适久了而死，所以即使有人穿越了，人类也不知道。
希望可以帮做你
匿名Z
第19篇：一个马掌钉灭亡一个国家
一个马掌钉灭亡一个国家
在欧洲曾经发生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1685年，里奇蒙德·亨利伯爵带领军队来攻打查理，这场战役将决定谁有统治英国的权力。战争进行的当天早上，查理派了一个马夫去备好自己最喜欢的战马。
“快点帮它钉掌！”马夫对铁匠说，“国王希望骑着它打头阵。”
“你得等等。”铁匠回答，“我前几天帮国王全军的马都钉了掌，现在我得找点儿铁片来。”
“我等不及了。”马夫不耐烦地叫道，“国王的敌人正在推进，我们必须在战场上迎击敌兵，有什么你就用什么吧！”
铁匠埋头干活，从一根铁条上弄下四个马掌，把它们砸平、整形，固定在马蹄上，然后开始钉钉子。钉了三个掌后，他发现没有钉子来钉第四个掌了。
“我需要一两个钉子。”他又说，“得需要点时间砸出两个。”
“我告诉过你我等不及了。”马夫急切地说，“我听见军号了，你能不能凑合着用？”
“我能把马掌钉上，但是不能像其他几个那么牢固。”
“能不能挂住？”马夫问。
“应该能。”铁匠回答，“但我没把握。”
“好吧，就这样。”马夫叫道，“快点！要不然国王会怪罪到我们头上的。”
两军交上了锋，查理国王冲锋陷阵，鞭策士兵迎战敌人。
“冲啊，冲啊！”他喊着，率领部队冲向敌阵。
远远地，他看见战场另一头几个自己的士兵退却了。如果别人看见他们这样，也会后退的，所以查理策马扬鞭冲向那个缺口，召唤士兵调头战斗。哪晓得他还没走到一半，一个马掌掉了，战马跌翻在地，查理也被摔倒在地上，还没等他再抓住缰绳，惊恐的马儿就跳起来逃走了。查理环顾四周，他的士兵们纷纷转身撤退，敌人的军队包围了上来。
他在空中挥舞宝剑。“马！”他喊道，“一匹马，我的国家倾覆就因为这一匹马。”
他没有马骑了，他的军队已经分崩离析，士兵们自顾不暇。不一会儿，敌军俘获了查理，战争就这么结束了。
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流传着：
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
少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
少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
败了一场战役，亡了一个国家。
丢掉了一个马掌钉，就灭亡了一个国家，一个有点夸
张的故事，可却是实事！
任何事故的发生都是量积累的结果，再好的技术，再
完美的规章，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
和责任心。
第20篇：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 读后感
终于看完了《明朝那些事儿》，很想说点什么，但是估计我的文字里不会有作者那样血色的幽默，只有血色的沉默。刚开始读的时候，感觉他（作者）在大话历史，常常被逗得大笑，于是常常被室友说这家伙傻（我）了。直到最后，在惋惜中，明朝亡了！才明白，他不仅在说历史，还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以很隐晦的方式。最重要的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战争，不是改革，不是镇压叛乱。在那些文官，武将，宦官，言官以及各个皇帝之中，猛人辈出，但是他一直在默默地给一种人添墨，他们被尊称为：纯粹的人。至于什么是纯粹的人，不必再解释，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了这个信念他们可以丢官，也可以不择手段夺权；他们可以断头，也可以忍受酷刑卑微地活着。我们经常痛恨的科举考试培养出了他们，他们为百姓可以放弃几十年换来的功名，他们为正义可以蔑视权贵。而我们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又考出了什么？如果他写出了唐朝那些事儿、宋朝那些事儿、我觉得应该全部当作中学历史教材，绝对比现在的教课上要吸引学生…那些纯粹的人，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再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杨涟；还有一些人，他们也是成功的，虽然他们似乎并非纯粹的人，他们也要顺从潜规则，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从规则中获得私利，如张居正。伟大的人是经常被误解的，结果不小心就被杀头了，不要以为这很残酷，历史本来就是残酷的。一个人，不管他有多猛，不管他整死了多少人，终究是历史的一个玩偶，操控者永远是时间，不是内阁大臣，也不是皇上。所以当一个王朝即将灭亡的时候，可以惋惜但不要较真，
唯一的方法是让自己乐观起来，历史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就是现实，拉到急救医院也不顶用。其实现实也很有趣，写日志之前是十二月二号，写日志之后是十二月三号，有趣，太有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