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辞职报告（精选多篇）

发布时间：2020-04-05 02:22:44 来源：辞职报告收藏本文下载本文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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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的辞职报告

2008-08-01 22:59

辞职报告

这份报告是否收入在此，颇费踌躇，尤对本院及清华，深感不宜，更抱愧于当年出面邀请我任教的袁运甫、刘巨德、杜大恺三位老师——然人之去留，外界喜作揣测议论，以致讹传，于公于私，均非妥善，不如既有其事，明白为好——报告书于10月递交后，院方校方即予约谈挽留，情辞恳切，而本研究室六位学生，尚待就学两年余，于2007年才能悉数毕业，本人的教学名分与手续诸事，不可虚悬。经协商，近日与院方再续教学合约两年，其间，继续承担本研究教学及春秋各系大课，不再招生，不再兼本科教学，迄至2007年，遂愿离职。仅此向院方校方的谅解与诚意，脱帽致谢。

诸位院领导大鉴：

我在学校任教的续签合同（2002年一2005年），到明年元月15日将届期终。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九十天知会对方。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台同到期之日，结束我在本院的教学。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我深知，这一决定出十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目前，第四研究室两位2001届博士生刚毕业，尚有2002届与2003届在读博士生各一名，2005年、2006年毕业。另外，今年招进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毕业。我的请辞，与这六名学生的学业有所冲突，如何解决，愿在我退出的前提下，与领导协商可行方式，恪尽己任。

兹付附件之一，是去年北京外办转请本院外办要我书写的述职报告，经已呈交，因所涉不包括今年，故略作补充。附件之二《教条与功利》，是前年应本院研究所教改会议要求所写，因写在纽约休假期问，回国过了交稿期，迄未呈交，今原稿附上。附件之三《我对本院‘学术评价体系报告’的意见》——这三份附件坦率陈述了我对教育体制与本院教学的质疑，谨愿诸位对我请辞的理由有所了解。另有附件之四（近五年来学术活动的粗略报告）及附件之五（关于遗留问题），希请垂顾。

此报告，将同时呈交清华校方、外办、人事办各一份。我的职衔、工作、居留及医疗等证件，合同到期时将会上交，俾便注销。目前借住的团结湖教工宿舍，其入住性质始终未获解释（参看附件之五），何时搬离，听候指示。

再次衷心感谢学院对我的重用与信赖。我与自己的职称实难匹配，深感惭愧。五年教学是我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虽以请辞告终，但我对本院与教学的感情，恐怕比诸位所能了解的更深。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止致

敬礼！

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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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院领导大鉴：

我在学校任教的续签合同(2002年-2005年)，到明年元月15 日将届期终。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九十天知会对方。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合同到期之日，结束我在本院的教学。

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目前，第四研究室两位2001届博士生刚毕业，尚有2002届与 2003届在读博士生各一名，2005年、2006年毕业。另外，今年招进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毕业。我的请辞，与这六名学生的学业有所冲突，如何解决，愿在我退出的前提下，与领导协商可行方式，恪尽己任。

兹付附件之一，是去年北京外办转请本院外办要我书写的述职报告，经已呈交，因所涉不包括今年，故略作补充。附件之二《教条与功利》，是前年应本院研究所教改会议要求所写，因写在纽约休假期间，回国过了交稿期，迄未呈交，今原稿附上。附件之三《我对本院‘学术评价体系报告’的意见》——这三份附件坦率陈述了我对教育体制与本院教学的质疑，谨愿诸位对我请辞的理由有所了解。另有附件之四(近五年来学术活动的粗略报告)及附件之五(关于遗留问题)，希请垂顾。

此报告，将同时呈交清华校方、外办、人事办各一份。我的职衔、工作、居留及医疗等证件，合同到期时将会上交，俾便注销。目前借住的团结湖教工宿舍，其入住性质始终未获解释(参看附件之五)，何时搬离，听候指示。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陈丹青

2004年10月15日

附一：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4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四研究室

缘起

1999年岁阑，袁运甫老师、刘巨德老师给我越洋电话，告知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合并，并代表院领导热诚邀请我回国加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同时转致老前辈张仃先生与吴冠中先生的欢迎之意。

2000年2月正式报到，清华园陈书记、美院王院长、张书记，及诸位副院长热情接待，清华外办陈红老师，院外办张主任、苗老师一周内携我办妥外籍人员驻京手续。此后人事关系归属外办与人事处，年薪五万，教学启动费三十万。

同时，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2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三年。

教学状况

院校合并，是清华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全面恢复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举措。清华美院的成立，一时为八大高等美术学院所瞩目。

到任不久，学院宣布开设美术专业博士生课程，此举不但在国内美术教育是属首创，在世界范围同类专业中亦属罕见。为此，学院于3月间成立四所纯艺术教学研究室，分别由吴冠中、张仃、袁运甫诸位元老领衔，本人则主持第四研究室。吴、张、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育人无数。我初涉教学，尚无寸功，而学院予以破格，委此重任，唯惭愧衔命，郑重其事。

本研究室研究方向，初定“当代架上绘画研究”，前年易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

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本院举行，是本人第一次招生经验。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计，经研究生院陈院长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五位学生。

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是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试，全国共二十二名考生，正式录取两名博士生、访问学者两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约八人，无一通过两课考试。

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不多说。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徒具形式，又有效地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观诸历届落选博士硕士考生试卷，此举已在事实上持续造成考生文化素质的直线下降。后者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及邓小平思想，对于清华大学两大传统，即“行胜于言”及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深刻的讽刺。

以上意见，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书记、校长坦率直陈。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

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如扩招、创收、增加学术科目、重视论文等等)而实则退步(如教师、学生素质持续减低，教学品质与学院信誉持续贬值)，“有知识没文化”， “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时期。

而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此亦北大近期决意实施改革的总背景，然而治标不治本：不施行，现状难以突破，施行，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

本人不是教育学专家，以上感触，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实践，而院中同事，俱抱同感。鉴于中国国情，鉴于人口基数与社会现实，现行政策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但人文与艺术将长期蒙受其弊。本人唯自知不能改变现状于万一，故聊作纸上空谈，在教学工作中，则恪尽己能，维持现状而已。

总结

我在学院的教学是有价值的，我因此认识到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局面与新问题。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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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的操切

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2002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试，二十名考生，正式录取一名，并访问学者三名。第二次研究生报考，约十九人，一名以业务最高分(90分)入围，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未予录取。

2003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试，考生十八名，正式录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报考，全国十九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围，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截至目前，本研究室共两名博士生毕业，两名博士生在读， 2004年首次招入四名研究生。

本科生教学，则本人负责绘画系各届每学期素描课、油画人体课各四周。另由教务处安排每学期开讲四堂大课，每堂四小时，各系各专业同学均可选听，每讲满员。2001年至2004年，讲题分别如下：

“欧美当代艺术比较”

“绘画、影像与西方观看传统”

“架上绘画与设计艺术的关系”

“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与文化守成主义”

“艺术史与传播史的关系”

“艺术赞助史与艺术功能史”

教学方法

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越管越严，教学品质越来越可疑，此一体系虽便于管理，但与“人”，与“文化”，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算计——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唯在本研究室教学中，以“个案处理”的原则，根据每位同学个人情况的总和与细微的表现，在教学中务使知识面尽可能扩大，教学点尽可能具体。

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程序——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

学院教育不是向上负责，而是对艺术、对学生个人负责。不幸的是，当今学院教育的通则与本质，是向上负责。

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 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

远溯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式教育与诡辩派教育的冲突，前者重视知识与品格，后者重视权力与实用。可悲的是，目前文科教育的种种政策限定，决定了人文艺术教学赤裸裸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

我与现行教育体制抱有深刻的歧异。在人文艺术学科，人才是无法培养的，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七十年前的名句：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招生与教学感想

自2000年任教以来，我的教学实践及社会活动，大致有正面与负面两类感触，兹据实陈述如下：

正面——清华“长江计划”，是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数是外籍华裔，属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壮年专业人员，眼界开阔，知识结构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一代，兼具使命感、责任感、历史感，及民族情怀，归国投效，远溯二十年前留学大潮，近收改革开放之效，今推想此举，此其时也。

清华与工美合并，则体现国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艺术、瞻望国际文化大势的良苦用心。

就我个例而言，去国近二十载，国中文化形势与文化环境，诚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中，过去的政治钳制、狭隘的美学观、单元的创作格局，大幅度改变。院方对我的教学不予干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支持。而同事、同行与不同专业间的充分尊重，彼此宽容，以至对新学院教学规划的共同热情，都使我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及艺术学院内的深刻变化。

负面—在教学实践中，我的困扰与无奈，来自国家现行教育体制及种种教条。其症结，大致如下：

这所学院让我感到亲切。我喜爱70年代出生的在校学生，他们甚至比我的孩子还年轻。我坚信他们是塑造未来的一代，因为青春理应胜过体制。

我对自己的教学，仍是“惭愧”二字。我在课外的大量时间无保留开放给本研究室，本系，以至其他专业的学生，并从中获益匪浅。

我有幸作为一位本院的教师，在专业以外更广泛的领域表达我对文化的认知，我知道，外界认同我乃因学院的聘用。这聘用的理由，或许因为我在域外的眼界，但我确定，这理由，还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位中国公民，但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重世故。我的世故仅限于礼貌的层面，但我至今没有学会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条指定的方式，陈述“成绩”：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我今服务于这所学院的价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务本身，远不如这所学院选择我的价值：这选择证实了国家的良性变化，在这变化的戏剧性环节中，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暂时利用的小小的标本。

2003年10月写成，2004年10月补正

附二：教条与功利

今日艺术教育及本院教学感触

归国教学三年，承院方与同侪善待扶持，本人虽不胜任而能相处愉快。今国家富强，大环境空前良好，唯教育现状与大环境差异甚巨。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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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

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陈丹青

2004年10月15日

附一：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4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四研究室

缘起

同时，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2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三年。

教学状况

院校合并，是清华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全面恢复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举措。清华美院的成立，一时为八大高等美术学院所瞩目。

本研究室研究方向，初定“当代架上绘画研究”，前年易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

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是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试，全国共二十二名考生，正式录取两名博士生、访问学者两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约八人，无一通过两课考试。

以上意见，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书记、校长坦率直陈。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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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院领导大鉴：

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陈丹青

200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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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院领导大鉴：

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目前，第四研究室两位2001届博士生刚毕业，尚有2002届与 2003届在读博士生各一名，2005年、2006年毕业。另外，今年招进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毕业。我的请辞，与这六名学生的学业有所冲突，如何解决，愿在我退出的前提下，与领导协商可行方式，恪尽己任。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陈丹青

2004年10月15日

附一：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4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四研究室

缘起

同时，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2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三年。

教学状况

院校合并，是清华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全面恢复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举措。清华美院的成立，一时为八大高等美术学院所瞩目。

本研究室研究方向，初定“当代架上绘画研究”，前年易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

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是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试，全国共二十二名考生，正式录取两名博士生、访问学者两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约八人，无一通过两课考试。

总结

我在学院的教学是有价值的，我因此认识到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局面与新问题。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状况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截至目前，本研究室共两名博士生毕业，两名博士生在读， 2004年首次招入四名研究生。

“欧美当代艺术比较”

“绘画、影像与西方观看传统”

“架上绘画与设计艺术的关系”

“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与文化守成主义”

“艺术史与传播史的关系”

“艺术赞助史与艺术功能史”

教学方法

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越管越严，教学品质越来越可疑，此一体系虽便于管理，但与“人”，与“文化”，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

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

学院教育不是向上负责，而是对艺术、对学生个人负责。不幸的是，当今学院教育的通则与本质，是向上负责。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招生与教学感想

自2000年任教以来，我的教学实践及社会活动，大致有正面与负面两类感触，兹据实陈述如下：

正面——清华“长江计划”，是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数是外籍华裔，属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壮年专业人员，眼界开阔，知识结构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一代，兼具使命

感、责任感、历史感，及民族情怀，归国投效，远溯二十年前留学大潮，近收改革开放之效，今推想此举，此其时也。

清华与工美合并，则体现国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艺术、瞻望国际文化大势的良苦用心。

负面—在教学实践中，我的困扰与无奈，来自国家现行教育体制及种种教条。其症结，大致如下：

这所学院让我感到亲切。我喜爱70年代出生的在校学生，他们甚至比我的孩子还年轻。我坚信他们是塑造未来的一代，因为青春理应胜过体制。

我对自己的教学，仍是“惭愧”二字。我在课外的大量时间无保留开放给本研究室，本系，以至其他专业的学生，并从中获益匪浅。

2003年10月写成，2004年10月补正

附二：教条与功利

今日艺术教育及本院教学感触

归国教学三年，承院方与同侪善待扶持，本人虽不胜任而能相处愉快。今国家富强，大环境空前良好，唯教育现状与大环境差异甚巨。走访南北各校，兼以教学四期，初识国中当代艺术教育套路，其间有所为，有所难为，希望大，问题亦大，是故，每在会议桌上直陈所想，意见峻急，念院方雅量，以礼听之。今遵嘱书面议论教学端绪，试以“考试政策”为面，“本院教学”为点，陈述教育事业前所未有的“功利主义”与“教条主义”——我自知以下意见无非空谈，故仅谓之为“感触”而已。

考试政策

春夏之交，永善老师与我被叫到校部开会，是清华前书记贺女士恳切听取人文艺术学院意见陈述。我仅提一条：“两课”考试制伤害人文艺术教育甚巨，不废不改，“人文艺术”一词，形同虚设。我对贺书记说：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 碑，一则，乃王国维自沉纪念碑后陈寅恪所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也。今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政治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刺与背逆。

“政治考试”置人格品德于不顾，其后果，仅述极端个案，即发生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奇案。此案虽属例外，然为清华九十年所无有。该生学业优良，必通过“政治考试”，但不知怎样“做人”——“教育”而一至于此，尚复何言。

据《北京青年报》载，国家决定以西城区小学做试点，废除“政治”课(据此而知，连小学生也要学“政治”)，改以“品德”取试见教，此正本清源之举，善莫大矣。大学考试怎么办？具体意见，我已在本院“教学前瞻”会议发言稿有所阐述。要之，大学是葆蓄人文传统，承续文化命脉的场所，此乃常识。故政治考试不废，中国人文艺术教育无非摆设，休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再就是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制。去年我已在上海《艺术世界》为文细数其谬，痛陈其弊，若学院同意，愿再发表。要言之：

一、艺术学生掌握外语有益国际交流者，纯属神话。

二、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今欲起救，追之晚矣。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亦常识而已，我考试政策而竟公然罔顾之。

但我深知“国情”渊源，非如此，难以维持局面，故“两课” 紧箍咒的实质，乃是“权力”，不是“知识”，更不是“教育”。兹将当今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与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四句话：

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三年来，我同全体学生一样，唯屈从而已，不是所谓“责任教授”，因无教育之责可负——我对所有考生只关照一句话：好好准备“政治”与“外语”，余皆次要。至于“振兴人文传统”、“开拓知识结构”、“与国际接轨”、“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云云，实属梦呓，我不相信。

另一考试怪圈缘自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史，实亦无以复加的教条主义，即千人一面的“素描考试”。因“前瞻性”会议发言已详谈，不赘。幸本院领导似有考虑之意，唯静待试行新的考试方法。

本院教学

工艺美院有自己光荣的历史。合并而转型，院方殚精竭虑，实有诸多大为难在，因领导同样受制于教育部条条框框，又须迎对社会巨变带来的重重问题，今仅就本院上下关心的教学现状，撮要议论三点：教学品质、学院气氛、绘画系前途。

教学品质——“*”前及80年代，工美人才辈出，有目共睹。90年代迄今，全国艺术学院教学品质持续下降，此也有目共睹，实非工美一家为然，其中或有以下原委可资探讨：

一、艺术学生向以才具高低为取舍，招生失利，余皆被动。十年来社会价值观丕变，生源品质日见芜杂，晚近教条盛行，招生过程已成“汰优”之势，而招生政策犹如雪上加霜，催之恶化也。

二、工美为历史所囿，教学务求其“实用”，以合并后办学新要求看，遂有教学品质褊狭滞后之虞。

三、艺术与设计教学为90年代全社会商品经济意识所裹挟，学生普遍心态是图实利，谋职业，学风学业转趋庸俗化，实用化。

四、对外开放愈广愈速，西方讯息大量涌入，技艺、观念、媒材、功能，均非昔时，而艺术教育的历史包袱一时难卸，新旧交作，自不免应对失据，教学中的整体知识结构亦必失衡。

五、世界范围大趋势，乃科技主义实用主义压抑人文主义理想主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至上”的国家功利主义因之尤急、尤偏、尤甚。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于今日国情仅属装点门面，怠无实质可言，此状，为五四运动近百年来所仅见。

六、功利心态势成主流，学术腐败弄虚作假乃为常态。其后果，是有效扭曲教育功能，持续败坏学术道德，动摇学院的超然立场，其形态，是教育界权力游戏潜规则与庞大行政势力网。

七、教育产业化，必致学院公司化。此为大势，无可厚非。然在教育宗旨与学院经营、人文理想与经济效益之间，必起深刻冲突，就现状看，问题丛生，后果堪虞。

八、或因以上诸因，遂有管理考核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种种政令教条出笼，繁复严厉，不假情面，看似“对症下药”，无奈我“国情”者实乃“药”、“症”同体，循环助长，几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势。此一悖论与怪圈，亦见于艺术教育，因其规律在“药、症”之间横遭偷换，兼以强扭硬掰，前述“外语考试”看似冠冕堂皇，实则粗暴侵害人文艺术教育者，即其一端。

以上，仅第二点受限于本院历史，合并后理应乐观，徐图改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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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六、七点，悉因社会大势使然，第八点自上而下，莫可奈何也。

要之，当今学院是产业，教职是饭碗，凡此种种，均与学问之道无涉，人文状况魂魄离失，伪学术当道，乃属必然，所谓“教学品质”，说句实话：要保持工美原有水准于不坠，诚属不易，想要更好，短期内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近期教改种种“药方”，如聘用制、学分制、废除画种专业、增添选修课目等等，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然实行易，见效难，因西方体制背后的深层结构——学术自主、教育私立、市场机制等—— 中国无一具备，仅片面引进“教条”，一相情愿强求，遂不免效颦画虎，两皆不似。而国中前五十年文化断层、教育滞后、行政结构尾大不掉、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并无本质改换，兼以前述“药、症”同体之效，诸般教条如急火猛药，过犹不及，尤添病源，以致原本针对现实的政策，严重脱离现实，甚至恶化现实，连国中艺术教育本来那点可怜的经验亦告涸竭见底，就我所知，自然科学教育现状同样弊端百出，其内情，诚不足为外人道也。

对照国家大势，以上状况或许是转型期必须付出的痛苦代价。是故，当代艺术学院承受着学院本身难以承受的难局，要维系教育宗旨及文化艺术的双重纯度，本院自身的操守与挣扎，其效甚微，

实有待于全社会的转型过程，逐步改良，逐渐完善——平心而论，本院未见公然的腐败混乱，可谓气象澄清。而合并后本应占尽优势，然教学局面何以迄今滞闷难开？

就本院现状看，校内与社会的整体文化资源，两皆窘迫——我们究竟侧重“专业技艺”的传授？还是更新观念、拓展视野、使学生更其博识？观今之教学，以上二者，无论是有所兼顾还是有所偏重，均不得要领——此题甚大，故长话不能短说。要之：教条与教改所期望者，悬之过高，既迫于文化大势，又昧于文化大势。此亦非工美一家为然。新世纪艺术教学的大是非大方向，各校主事者均难出以鲜明的阐发，宏观的把握，唯竞相改善硬件，扩招创收，取其表面繁华与经济实效而已——故清华校长梅先生名言“大学之谓非大楼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而今日大学唯大楼竞起，“建设”遥遥领先于“教学”，其品质的“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早已是公认的事态。

鉴于此，唯一可资点缀门面的权宜之计，即抓紧“尖子”的培养。然进入21世纪的中国艺术学院，艺术的地位却易主为宾，不伦不类：本院规矩，是\"两课\"成绩差之一分也必拒绝，表格则公然以\"两课\"分数居首，业务为最次要。本末倒置一至于此，岂非咄咄怪事？教学则以填表与量化为指归，罔顾学术，形同儿戏，而询之周围，见怪不怪--反观人文艺术教育百年历史，感慨多端：文化得势，即乱世也人才辈出(如军阀时期之北大清华，抗战时期之西南联大，甚至院校关闭的\"*\"期间)，若教条横行，则盛世也学风荡然(如90 年代迄今)。昔\"国学研究院\"梁王陈赵诸先贤，昔创建中美浙美徐悲鸿、林风眠诸大师，若其亲临视看，谅必啼笑皆非。

无奈今日是急功近利的时代，是推行量化不问品质的时代。学分便于划一，管理是为实用，教学核算利润，学府等同公司。凡此种种虽与文化艺术皆反其道，但确乎适应人口众多素质低下等教育国情。故每须提醒自己：认清现实，体念当局苦衷——职称、换届、住房、薪资、解聘、查岗等等才是切实的校务，成绩便于上报、关系必须平衡、学生不能出事、教育不能出格，方为办学的底线。至于培养人才之谓，纯属叶公好龙，殊不可当真是也。

此所以当今艺术学院不再激扬文化，带动风潮——后“*” 之初，诚工美黄金时段，人才遍于全国，影响延十数年之久。90年代以来，中国有活力的艺术均在体制之外，偶出人才，其模式也必墙内开花，墙外结果：校园教条捆绑，岂可与校外生机社会大势相较量。文化规律者，柔弱而刚强，教条可使艺术憔悴，而形势可使教条黯然--奈何形者势者，今不在学院矣。

学院气氛——教学品质与学院气氛互为因果，以上诸因，必致艺术气氛欲振乏力。仍以本院为例，尚可从理工与艺术，行政与教学，学院与

学生三组关系扼要议论之：

一、“艺术教学”与“理工模式”的深刻冲突，全国同业恐怕以本院为最尖锐，其状甚多，兹不一一。昔有“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之叹，今则文科“秀才”面对理科“秀才”，学术地位久居其下，“理屈”而“辞卑”，彼一“内行”支配此一“内行”，其状，犹较“外行领导内行”更其乖谬荒诞，诚“教育国`情”一大奇观也。然前有清华“国f学f研究院”的卓然独立，足可缅怀，今有清华园体育教学的另类政策，足资借鉴——今日体育健儿的体能与政`治价值，远远高于艺术家的心灵与精神价值——然据我所知，清华园领ff导始终理解并呼唤艺术教学的特殊性规律性，关键看本院决策。本院与清华固然是上下级行政关系，然理工与艺术是领导被领导关系还是平行的文化关系？此二者不清不明，何“气氛”之有？

二、为贯彻前述教条，各校“管理”重于“专业”，“行政”支配“教学”，如此主从易位，则“行政管理”井然有序，“教学气氛” 自亦低抑徘徊——我的教学体验，是“艺术主张”未遇任何干涉，尚称主动，“教学程序”则处处听命于指令，步步被动——教师尚且被动，学生可想而知，何“气氛”之有？

三、学校的主人，学生也。学生活跃，则气氛活跃，反之亦然。就我所见，本院学生在教学中始终是缺席者，沉默者，唯考试交钱，顺应教条而已。如前述，社会的功利观，应试文化的恶性循环，加上管理教条节节收紧，已长期磨损大学生的朝f气、锐气、志f气与青春活力，当今艺术学生精神、心理，乃至智能，普遍压抑被动，而其集体性格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本院因实用美术的长期历史，艺术氛围原已匮乏，今受制于前述劣势，所谓“气氛”者，更是何从谈起。

平心而论，本院上下对此均有认识，决意起衰振弊，开会不断，然莫不止于书面与桌面。时代不同了。五六十年代深植人心的理想主义与献身精神，80年代全国上下的思考热潮与知识渴求，均使艺术院校教学气氛兴盛于一时。以文化形态学论，相对“疯狂”的“革命”时代，有惠于艺术，相对\"理性\"的\"秩序\"时代，有损于艺术。此中得失，或在国家转型与人文艺术之间难以兼顾，难以平衡。我对此现象，远程内抱以有限乐观，其近程与现状，则十二分悲观。

绘画系前途——工美易名，乃“纯艺术教学”在本院开新纪元之始。此亦远程内可持有限乐观之举。然观以近程，合并后的纯艺术教学远不及预期。具体说来，也有三点可资议论：

其一，易名易，易(本)性难。本院绘画系师生占全院极少数，而工美办学思维惯性，一时难易，兼以本院教程单方面模拟“清华模式”，绘画系尚属草创，即为种种教条抑制阻难，进退失据，莫知所从。去年制定课程唯准许一周两天，为全国绘画教学史所无，各校诧怪而传为笑谈，虽即改动，然前述思维惯性宛然俱在。是故，绘画系之开辟仅属添一科目，对外有“清华”大牌，看似强项，对内则名不副实，十足弱项，与其他科系、其他学院相较，差异显著。

其二，上述情形犹在情理之中，有待渐变，而被强行纳入“清华模式”的纯绘画教学自必先天f不f良f后天失调，更兼中美、国美等名校优势，高品质生源原已稀缺难求，即便来者有意，十九为“清华模式”俨然拒绝，令人望而却步。而院校双方唯以核对“两课” 分数为能事，诚不知所期者何？盖清华向以不拘一格拔取“专才” 为能事，何以新纳美院，本意乃扶持纯艺术教学，而竟出此下策？如此，追赶“世界一流”纯属说梦，即敬f陪京f都艺术院校之末座，也难上加难。

其三，归根结底，所谓“纯艺术”者，从概念到形态，日新月异，变化剧烈，在今日世界文化大局中正处于空前融会交叉的暧f昧状态。“艺术教育”更无现成固定的指归与标高，兹事体大，不及详说，可说者，是应赶紧全方位解f放思想，放手教学，以“无f为f而治”治之，始为上上策。而本院虚拟之“清华模式”，皆反其道，所订教学大纲及课程设置，挂学术之名，行行f政之实，徒以名目繁多为快事，诚“伪f学术”伎俩是也。

要之，绘画系教学是本院最为脆弱而扭曲的一环，假以年月，或许有所改观，然而大势不等人，教f条不饶人，吾等教学，目前唯和尚敲钟而已。

推荐第6篇：陈丹青：辞职报告全文

诸位院领导大鉴：

我在学校任教的续签合同（2003年-2006年），到明年元月1

5日将届期终。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九十天知会对方。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合同到期之日，结束我在本院的教学。

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目前，第四研究室两位2002届博士生刚毕业，尚有2003届与

2004届在读博士生各一名，2006年、2007年毕业。另外，今年招进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毕业。我的请辞，与这六名学生的学业有所冲突，如何解决，愿在我退出的前提下，与领导协商可行方式，恪尽己任。

兹付附件之一，是去年北京外办转请本院外办要我书写的述职报告，经已呈交，因所涉不包括今年，故略作补充。附件之二《教条与功利》，是前年应本院研究所教改会议要求所写，因写在纽约休假期间，回国过了交稿期，迄未呈交，今原稿附上。附件之三《我对本院‘学术评价体系报告’的意见》——这三份附件坦率陈述了我对教育体制与本院教学的质疑，谨愿诸位对我请辞的理由有所了解。另有附件之四（近五年来学术活动的粗略报告）及附件之五（关于遗留问题），希请垂顾。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陈丹青

2005年10月15日

附一：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5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四研究室

缘起

同时，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3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3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3至2006年合约三年。

教学状况

本研究室研究方向，初定“当代架上绘画研究”，前年易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

2002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是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试，全国共二十二名考生，正式录取两名博士生、访问学者两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约八人，无一通过两课考试。

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如扩招、创收、增加学术科目、重视论文等等）而实则退步（如教师、学生素质持续减低，教学品质与学院信誉持续贬值），“有知识没文化”，

“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时期。

本人不是教育学专家，以上感触，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实践，而院中同事，俱抱同感。鉴于中国国情，鉴于人口基数与社会现实，现行政策有其不

此文共有5

推荐第7篇：陈丹青语录

陈丹青语录

1、在中原本土几代人的文化生活、品行教养与视觉经验中，传统经典的“真身”与“本相”，几乎是“缺席”的，如此，而我们居然从未停止描绘并谈论山水画……此一绵密渊深的“美文”系统完全脱离“语境”，不再与古典山水画同其呼吸，而沦为时人寻章摘句的失效词语，有效启动着误读的循环，衍生更多的歧义。——陈丹青谈现代美学语言与现实的隔阂。

2、放松政治钳制、美学观略略放宽、创作格局稍许多元，是做文化起码的前提。八十年代用过一个词，叫做“松绑”——不少语言真形象，一不留神，实情给说出来。

3、我为什么喜欢鲁迅？他骂人、斗争，不买账，一辈子叫板，但是孝顺、善良、心软。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也是，很惊世骇俗，但私下很纯朴、真实。中国这样的人不多，要么惊世骇俗，人不可爱；要么人可爱，却没有骨头、锋芒。“好”必须牺牲很多东西，如果反抗，就得把“好”作为代价。中国人的人格不丰富，太单面。

4、无论绘画还是写作，我尽量不说假话。我这个人口无遮拦，不知道哪天又会说什么。

5、你可以看点新闻。相信不相信，随你。——陈丹青谈电视

6、都市白领痛苦的根源，则介于“开放前”、“开放中”、“开放后”，她们在似是而非将开未来的性观念之前，饱受其弊，鲜蒙其利。问题是，与咱中国“开放女性”们邂逅而上床，下床而分手的中国男性，是怎样的男性呢？——陈丹青谈中国女性“性解放”

7、一晃五十年过去，国家忽然想起“人文传统”、“国学研究”这些字眼，忽然要来纪念“国学研究院”，忽然要来做今天这样的“人文大讲堂”——所以不但是我，连国家也常常失去记忆的。

8、记者问：“女子无才便是德”，你同意吗？陈丹青答：“男子无德便是才”，你同意吗？

9、关键是要让悬殊差别的社会建立一个体现公正的机制，社会上的财富，让穷人也能受益。

10、我真正的身份就是知青，我真正的文化程度就是高小毕业，中学都没上过。

11、偏爱、未知、骚动、半自觉、半生不熟，恐怕是绘画被带向突破的最佳状态。

12、我刚到美国，正赶上流行”雅痞“生活方式，高级中产阶级，玩健身，在一条滚动的皮带上迈开大步昂然走，各种器械练身段，跟他妈刑具似的，弄一身一身的臭汗，对自己很满意，然后冲洗冲洗，上某层吃牛排，一个人吃，很满意。——陈丹青谈现代人的怪癖。

13、明星挺好，有个别人猖狂，欺负人，但决不会比贪官更猖狂，更欺负人。……哪位明星使一回性子，众人就吐口水，要他道歉。中国人到了欺负弱者，欺负站在明理的人，立马个个义正词严。

14、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公共事务时，偶尔有像我这样的傻子出来说几句真话大家就很愿意听，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

15、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搁现在，第一条入党，第二条凑够行政级别，然后呢，领导看顺眼了或把领导捋顺了。于是一层层报批、讨论、谈话、任命，转成副部级、部级之类……这样的“入世”，有利益、没担当。今日大大小小教育官员除了一层层向上负责，对青年、对学问、对教育、对社会，谁有大担当？

16、开发房地产是一回事；盖更多的房子给人住，又是一回事，别给弄混了。

17、我近年发稿出书，一字一节斟酌再三；到编辑那儿，我这边每必声明：尽管删，尽管删！编辑那边呢，嘴笑着，眉皱着：唉呀我们也没办法呀，要生存呀，谢谢你理解呀！最好玩是电视制作人：陈先生，放开了说！说啥都行！我们后期会处理的，您放心！

18、我一点不关心中国学生的英语如何。我看见大家的中文一塌糊涂。我们千千万万的“好萝卜”如今是英语也不好，中文也不好。

19、我没有素描基础，不是照样画创作？中国传统绘画从来就不画素描，难道就是没基础

20、我们没资格谈历史，谈文化。老北京可以谈，但他只能谈他的记忆，不是谈文化。再过十年二十年，老北京全死光了，谁谈？

21、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没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梵高。

22、真的美术史是什么，是一声不响的大规模淘汰。

23、今天，全国的院校，全国的教育，大谈“人文”——可是大家要知道，一个民族忽然要来大谈“人文”，不是好事情，正好相反，它说明人文状况出现了大问题。

24、我们今天出了个所谓“五讲四美”，层次很低，不过是要有礼貌，守规矩，走横道线，别随便吐痰，说明什么呢？无非说明我们的社会五不讲，四不美。

25、常识健全就是基础，素描不是基础，现在的素描教学是反常识的。什么都很重要，但你要说素描最重要，那就不对。一棵树，你能说哪根树枝，哪片树叶最重要吗？

26、艺术家是最狂的，最自得其乐的一种动物。

27、人人生而平等，那是法国人的口号，是愿望，不是事实。你双眼皮，我他妈单眼皮？人从娘胎里一钻出来就不平等。关键是要让悬殊差别的社会建立一个体现公正的机制，社会上的财富，让穷人也能受益。公正不可能，平衡可能。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贫富悬殊，是不公平，不平衡。

28、国家学院与广泛美术界从来没有如此庞大、铺张、奢侈，我们此刻就坐在四星级宾馆里——我们究竟要批评什么？我们付得起批评的代价吗？

29、真正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我根本就怀疑“培养”这句话。凡、高谁培养他？齐白石谁培养他？

30、我每讲演，年轻人就上来要签名，要拍照，我只好陪着耍，不然伤了年轻人的自尊心。现在容我说句重话。真有出息的青年，不做这类事。

31、你在这个时代去谈英雄，做英雄，很滑稽。唐吉坷德令人尊敬，因为它认真，现在的“英雄”们认真吗？从前的英雄，真的会去死。

32、“科以人传科尤重，人以科传人可知。”解释起来，好比你是钱学森，又是博士，这博士学位因为你就分量很重；可要是你没啥名堂，却拿个博士学位混一辈子，你这家伙是个什么料，可想而知——我向来讨厌名校学生自视高人一等的那张脸。

33、申办奥运会哪里是为了体育，而是不折不扣地超级政治任务，可是没有这项政治任务，钱拨不下来，事办不起来，所以我有保留地谢谢天，谢谢地。

34、我真想知道是什么因素、在什么时刻、他们的胡子开始“萌生”，并“确认”为络腮胡子，而我却没有。——回答记者问“什么时候萌生艺术年头，并什么时候确认自己是艺术家”

35、将当今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与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四句话：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36、英国人约翰伯格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解及，它只有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37、古人箭中靶心的一刻，每在心里叫声“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是“在众人里看见了自己”。

38、《建党伟业》是一部向北洋政府致敬的电影，该片用生动的镜头，精彩的案例，温馨的细节，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时代：报纸可以私人控股，新闻可以批评政府，大学可以学术独立，学生可以上街示威，群众可以秘密结社，警察不能随便抓人。权力有边界，法律有作用，人权有保障，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

39、世界上的重要艺术家都不是研究生学历，也不是本科、美院附中，有的连高中都没上。梵高就是个病人，毕加索也没有大学文凭。当今中国，需要文凭，为了就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你就得拿个文凭。

40、了？想当年，我们一起画画的同学中，那些把大卫石膏像画得好得无与伦比的人，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41、你一要肯定自己的感受，感受是很可贵的东西。画出动人的画，凭的是感受，而不是技巧。我画的那个朝圣的小姑娘，那么苦、那么好看，但她自己却不知道——艺术就是这样，凭这一点点就打动人了。

42、我说：“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错的，没有主语：为人民服务？您是谁？

43、国画的“国”字，贬了，国画的“画”字，除了生财，唯剩下两件法宝：一是工具，二是图式——凭借国画革命尘埃落定的历史“能见度”，我们“想起”了伟大的古典传统。

44、我希望中国的有钱人穿的奇怪的要命，过非常奇怪的生活。大部分艺术是这样出来的。中国必须有这么一群怪人，过非常不真实的生活。

45、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然，那三分之一就是指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国人。我实在不忍享受“水浅”而“火不热”的生活，遂毅然出国，“受苦”去了——真不好意思，今年年初，我又回来了。我一回来，还在美国的不少中国同行就忧心忡忡诚心诚意追问我：适应么？习惯么？后悔么？那意思，就是怕我回来又“受苦”。

46、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47、城市景观，全毁了。有哪个古老国家这样义无反顾地糟蹋自己的帝都，抹杀自己的历史？开罗？马德里？罗马？巴黎？京都？奈良？彼得堡？没有。没有一个古老的都城像咱们的北京这样持续毁容，面目全非，恨不得把北京的模样全给改了。

48、我从来没有传回任何关于成功的消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出国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49、人只要是坐下来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都是“谈自己”。

50、真率是很高的要求。真率也是品德。

51、我讨厌中国人对明星的心态，复杂、阴暗。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对戏子的心态，暗中巴望人家出事儿，心理上满足。

52、全世界现代化就是指大家住在水泥森林里，水泥鸽子笼里，假装种点树，养点花，表明和自然还有联系。——陈谈现代化

53、中国人大抵是惯于取巧而敷衍的，我自己也是如此。而我所见美国艺术家，一个个憨不可及，做事情极度投入、认真、死心眼儿、有韧性，即所谓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是也。同人家比，中国人的大病、通病，是做事不踏实，做人不老实，要说踏实老实的憨人，中国不是没有，只是少，例外，吃亏，混不开。

54、人人生而平等，那时法国人的口号，是愿望，不是事实。你双眼皮，我他妈单眼皮？人从娘胎里一钻出来就不平等。

55、我不知道自己懂不懂矿工或农民，但我一定弄不懂当官的、谈生意的、玩儿金融的，还有毫无表情的科学家，不，一点都不懂——这就是我和现实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难以和现实理顺关系，而且不想理顺。

56、中国人奢华的名堂太多了。你去看看古董铺，什么小玩意儿都有更小的玩意儿配套，奢靡到极点。

57、这个民族穷得太久了，一切在告诉他，我们不再穷了，我们也有地位了，全中国都在过一种假想的西方生活。全中国陶醉在这个假想中，各个城市崛起的“罗马花园”证实了这种假想。这个民族需要一个梦，现在梦实现了。但这个梦是外国梦。梦中景象全是外国，这一百年所有事情告诉你：我们以前的日子是不好的。不要再过那样的日子。——假想的现代生活。

58、农村还是那样：你姓什么？你是外乡人？去你妈，你等着吧，没戏。——中国的人情观念。

59、中国文艺很荒凉，瘦得只剩肱二头肌，疙瘩肉。瞧着挺壮的样子，看上去繁花似锦。就象中国体育，全世界拿金牌，可是社会上哪有体育？人民哪有体育？到处拿奖的“体育”是中国最壮的一块肌肉，其他部分瘦得要死。

60、您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很满意吗？您对野蛮拆迁很满意吗？您对目前的医疗系统很满意吗？假如您诚实地告诉我：是的，很满意！很开心！我立即向你低头认罪：我错了，我改，我脑子进水了，我对不起人民，我要重新做人，封我的嘴，然后向你们好好学习——这样行吧？

61、受过小学教育而能做成一些事情的人，太多了；受了大学教育而一事无成的人，也太多了。“学历”与“成就”应是正比，不是这样的。

62、艺术家是天生的，学者也天生。“天生”的意思，不是指所谓“天才”，而是指他实在非要做这件事情，什么也拦他不住，于是一路做下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63、“丹青：你怎么也叫陈丹青？”接着签了我的名。但随即我就后悔了：凭什么人家不能也叫“陈丹青”？我该这样写：“丹青：我也名叫陈丹青。”

推荐第8篇：陈丹青的优越感

陈丹青的优越感

丁国强

近年来，陈丹青的随笔文字成为读书界的一个热点。从《退步集》、《退步集续编》到《荒废集》，作为画家的陈丹青其文章功力让读书界刮目相看。陈丹青的放言更多的是源于其“海归”背景。“为什么中国的少男少女喜欢吃巧克力奶油冰淇淋，一边吃一边在街上走，有的还将头发染成红色或金黄色？”陈氏话语带有明显的反讽意味。陈丹青之所以保持了一种从容和洒脱，是因为他以“流放者归来”的姿态出现，从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中返回，便有了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沧桑感。于是，以“过来人”的傲慢来显示自己的“超越性”。所谓“退步”和“荒废”都是一种虚拟的叛逆表情，骨子里是一种不可救药的自恋。这种貌似自贬的修辞术并不高明，和古代隐士的手法类似，实质上与某些大众学者自诩“大师”并无二致。陈丹青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荒废集·自序》中写道：“这回的书名题曰„荒废‟，其实言重了，比起„退步‟的意思，更显做作。”这种自审，并没有阻止陈丹青的表演与雕饰。

陈丹青有一种通才优越感。陈丹青的三本随笔集话题广泛得令人吃惊，历史、文艺、美术、影像、媒体、网络、教育、社会、城市建设、鲁迅等，可谓无所不谈。随笔杂谈的本质就是没有边界，没有束缚，想谈什么就谈什么，想怎样谈就怎样谈。除随笔杂文之外，陈丹青的集子里不乏对话访谈、发言稿、演讲稿、书评、序言、博客文章、辞职报告等。如此编纂，也是一种行为艺术。仿佛在提醒人们，陈丹青并非一个从画家转行写作的人。他只是一个局外人、评判者。虽然矛头无所不指，却又攻守自如。这就是通才的智慧与策略。陈丹青喜欢说：“我只是个喜欢画画的人。”这样的谦虚在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的话语态势中出现让人很不舒服。从表达方式本身就具有反讽意味。知青背景的陈丹青有着超越那代人的人文积淀，这得益于“广阔天地”里的摸爬滚打。生活世界最根本的知识不是玄虚的理论而是常识。常识的匮乏会导致对话的不可能。同缺乏常识的人进行鸡同鸭讲的游戏，似乎只能这样说话。陈丹青的觉醒并非源于自觉，他说：“出国后，时时事事提醒我常识与记忆。”陈丹青认为是出国使他获得了清醒与理性。这一判断并不准确，其实，在“*”后期，就有民间思想者在坚持独立思考和潜在写作了。

陈丹青有一种精英优越感。陈丹青虽然有过底层生活经历，但身体里却流淌着“高贵”的血。支撑其高贵感的无非是这些要素：出生于上海，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因《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年赴纽约定居。2000年回国的陈丹青自称“自由职业画家”，但是，这种生存与在边缘奋斗的“北漂”截然不同。陈丹青的心态是超然洒脱的，而“北漂”们则紧张疲惫。在陈丹青的文字中，“精英”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出生于上海的陈丹青无限怀念民国时期文艺精英荟萃的上海，他为今天的上海文艺“沦”为地方文艺，今天的上海学术“沦”为商业附庸，不再辐射影响、汇集精英而耿耿于心。精英不是凌空出世的，而是需要合适的时空来容纳。“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陈丹青喜欢谈论大人物，政界的、教育界的、文坛的，无所不谈。陈丹青的谈论方式既不同于王小波的调侃，也有别于王朔的痞腔痞调。他评说人物没有过度的崇拜敬仰，也没有愤青般的叛逆与激动，更没有专业研究者那么多的忌讳和框框。他的评说，更像是一种民间议论。他这样评点鲁迅：“我心目中的鲁迅就是个长胡子的浙江人，穿件长袍，经常愤怒，随时好玩，笑笑世界，笑笑自己，很认真，很随便。”这样的评述打破了若干年的老生常谈，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仔细品味一下，其观点虽然大胆超越，却并不触及价值层面的根本问题，类似粗线条勾勒的人物素描，不过是体现了画家的独特眼光而已。陈丹青不是启蒙者，而是一个充满揶揄坏笑的恶作剧者。他说：“论知识，我不配做知识分子，论身份，我没想做知识分子。”陈丹青的文字并不拘泥于一个画家的创作随想，而是拐弯抹角或直截了当地在从事知识分子的工作，陈却唯恐被戴上一顶知识分子的帽子。何故？陈丹青很清楚，在媒体时代，嘲弄或反叛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往往会引起大众的注意。陈丹青的精英优越感，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而是超越体制、超越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北京，

陈丹青都自称自己在主流之外，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停止发出声音。这种游走状态说到底还是由于内心有一种优越感，即使置身边缘，却并不担心被边缘化。这也许是别一种潇洒吧。

陈丹青有一种媒体优越感。陈丹青现象本身就是媒体时代的产物。把一个画家塑造成文化批评家、“非主流”教育家，这显然是媒体的功劳。但是，陈丹青并不领情。他没有像有些所谓大家那样以极其谦恭的姿态与大众媒体保持着的亲密关系，而是对媒体极尽嘲讽之能事。“我一直在画画。可是媒体会重新塑造人：李银河一天到晚谈性，王朔一天到晚骂知识分子，然后我一天到晚骂教育。只要我愤怒一回，我就得为公众二十四小时板着个脸。”陈丹青一语戳破问题的本质。所以，他与媒体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陈丹青是聪明的，对于媒体炒作的热点，既不趋之若鹜，又不视若寇仇，而是抱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于于丹，他没有像“十博士”那样去炮轰，而是以轻描淡写的口气说道：“于丹特像从前能说会道的辅导员。”如此切中肯綮的判断既有对合理性的确认，又有对大众偶像的消解，寓批判于平淡之中，足见其话语功力。陈丹青深知，媒体感兴趣的不是一个再也无法超越成名作的画家，媒体需要一个敢于挑战、敢于评说的知名人士。陈丹青在《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之后，多次表示要暂停写作，专心绘画，《荒废集》的出版宣布，这种表白与明星“告别演出”的作秀并无二致。陈丹青是媒体时代的游戏高手,对于媒体和大众，他采取的是一种策略性对抗。他清楚过度炒作的后果，所以，每次被媒体关注的时候，他总是见好就收。

陈丹青对自身优越感的表达是委婉的，有时甚至有几分自嘲。如：“这本书谈不上从学术，更不是文学，我甚至说不出它算是何种类型的书。”这种自嘲或许是可以模仿鲁迅的结果吧。陈丹青的话语魅力远不及鲁迅，因为他优越感太强烈，过于自我得意。陈丹青的幽默是优越者的幽默，虽言之有理，却透着傲意。真诚的批评家多是有着切肤之痛的体察者，而非见多识广、全知全能且俯视的旁观者。就此而言，优越感正是陈丹青的“败笔”。

推荐第9篇：陈丹青画展观后感

陈丹青画展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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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术欣赏课活动的一部分，上周四我随着我们系的师生一同来到江西艺术中心参观陈丹青画展。在几个小时里，每一个同学都认真地欣赏了自己喜欢的画作，也收获了许多。

舍斯托夫说：“人就是向现实转变而尚未完成转变的可能性”。时间、友谊、艺术，是本次展览的主题，由三位画家相识四十年来的故事与作品，作为主线，叙述青年时代的理想，油画实践的轨迹，围绕艺术的友谊。四十年来，三位上海老朋友的故事充满戏剧性的起伏与变化：林旭东由油画转向版画，继而转向电影，又回到油画；陈丹青的绘画与书写生涯，已为公众熟知；韩辛从上海、美国、北京的艺术游历，则是一个*少年成长为自由画家的典型。在四十年故事中，陈逸飞、刘小东、贾樟柯，是这三位画家长期友谊的见证人。而三位老友的各自陈述，使我们有机会进入时光隧道，目击*时期自学一代如何成才，为今天的艺术教育提供了生动鲜明的对比与反思。

展厅入口的大幅黑白照片，是2011年三位老友骑着自行车穿越上海的弄堂，笑得非常开心，一如他们的年轻时代。那是*的年代，岁月荒荒，他们躲在角落偷听苏联录制的欧洲古典音乐，自学绘画，彼此玩笑，八九十年代，三个人各走各的路，到了新世纪，又凑到一起画画，聆听当年的曲目，依然彼此玩笑„„在展厅中，四十年的光阴转化为物质与文字，在展馆的墙上交错并置，灯光下显得很静很亮。

门首两侧的墙上是三位老友的三篇自述，作品由左右两端展墙挂开，按年代顺序，依次分段，向展厅深处延伸：启始于70年代三个自学少年的自画像，以及欧洲各名作的临摹，终结于2011年各自的写作和创作，每一展室印在墙上的解说文字，关于画，关于人。陈丹青与韩辛各写了十余段，林旭东寡言字仅写了三段。此外，半数以上的画配有图说，韩辛与陈丹青各占一半，这是两个话多的人，一个爱听表扬，一个乐于夸奖。

林旭东写道：一天上街，在淮海路上迎头就遇见了病后的丹青和他爸爸。以后就开始你来我往地时常见面。有时他会和爸爸或者弟弟一起来。他爸爸和弟弟的形象俊朗，常常成为丹青习作的对象，后来丹青画的康巴汉子，骨相结构中也有他们的影子„„他这几年的画中，我比较有感于他的印刷品写生，形式上是他在美后期图像并置的延续，但已不只游戏概念，娓娓道来的是他的衷肠（比他的文字恳切，或许更私密），岁月苍桑，世事难料，画家能守住的也只有这几本旧画册，在无人喝彩中自有一种从容与淡定，波澜不惊中题材已被超越：在一笔一划的把玩中，他营造着安放性命的处所„„韩辛画得很多，水粉画，画的多是风景和静物。上海有一路画家，当时从来不与官方的展览机构发生关系，风格唯美。浸淫在此等高蹈的作风中，韩辛当时画花朵有如焰火，画街景似有郁特里罗神助„„见到他去美国后画的《地铁》，我着实一惊；在作品中，经验世界和艺术表达之间正在有机地形成一种内在的结构逻辑，他果真要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那样，用这一结构逻辑来支撑起一片独有的表达世界？如果说早年的家人肖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韩辛是个早熟的天才，《地铁》则表现出了他可能达到的想象力度。在画展中找他们的“进步”与“退步”，或者比照谁画得更好，都是无趣的，都是观看与认知的障碍，因展览所能呈示的意涵，是三个独立的人如何与境遇周旋，如何与自己的爱与才能纠葛，如何在不同的时代“画什么”，“怎么画”而他们顽强信守了自己对艺术的热爱，虽然这份爱遭遇了不断改头换面的时代。提醒是必要的，即：此展本身是一件完整的，难以分割的作品，单独看一件作品，一个人的作品，一个年代的作品，便没有看见这个展览。

绘画，是画家的终身自我教育，眼界，是基本的条件，而眼界，通常指向别人的作品。其实，自己的作品也在教育自己，并赋予对绘画的认知，这是一个使作者成为观众的画展。

推荐第10篇：陈丹青：简介、语录

简介：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著名油画家、作家，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者之一。2000年回国，任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7年卸去教职。其间，因辞职事件及公开批评教育现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成为舆论一时焦点，更被媒体推崇为影响中国的五十位知识分子之一。除了教育，他对城市、影像、传媒等文化领域的诸多现象亦有独到见解和批评。著有《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外国音乐在外国》《笑谈大先生》等。

语录：

今后我仍将荒废光阴，抑或听劝而闭嘴么？父亲好几次对我说：爸爸妈妈这辈子，就为说了几句话！这是真的，而我近年何止几句话。

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仍在被糟蹋。他们还在考政治，考外语，就是不折不扣的被糟蹋。无可自救，只有熬。若干家伙可能会脱颖而出，大部分都给废了。

真正好的艺术家，自会得到尊重——随便哪种社会，随便哪个时代——徐悲鸿当年的地位，因为“当年”，道理我已说过了。

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嘉宾简介：陈丹青

第11篇：陈丹青音乐笔记有感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 1970年初中毕业，先后在赣南、苏北插队落户8年，其间自学绘画。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 1980年毕业，留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任教。以自由职业画家的身份定居纽约至2000年。同年春，应清华大学美术院邀请回国，作为一个老海龟，成为为2000年清华大学百名特聘教授之一。

一个画家写册古典音乐随笔, 文字随意自然, 对音乐感觉的由心而生。书中描写了一些音乐在他生活走过的一些足迹

用了两天的时间读完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东西方文化氛围的差异，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出国呢，因为即使是在外国的非常发达的大都市，你也能有一种活在文化中的感觉。

音乐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文艺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则就是生活，教堂里传出的清唱曲、弥撒曲、安魂曲和林肯中心的商业性演奏会是完全不同意义的。对于艺术，无论是音乐还是绘画，就像每日的早餐一样，是一种习惯。他们在教堂的圣歌中第一次受洗，小孩子每周都会去教堂唱颂歌做礼拜，从小就玩耍咋大师伟大的壁画之下，对于艺术和美的欣赏能力和习惯都是在懵懂时期开始沉淀的。

在陈丹青的另外一本书《多余的素材》中，引用了欧洲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读了他的《陈丹青音乐笔记》后，越发有所感觉。文化的修养，需要漫长的时间的积淀。像我们中国现在状态，无论是设计领域还是音乐领域，都很浮躁，我们有没有一首歌是能够传唱百年耳熟能详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能够几代人同声一唱的。都已忘记，正在忘记。一味的追求舶来品，或者片面的理解我们自己文化，于是几千年的文明就变成了几个吉祥纹样。

十年的文化断层使我们的上一代失去了太多传统文化的熏陶，我们这一代更是从你好谢谢对不起开始学起，住在全国都一样的标准居民楼里，被赶出了四合院，看不见了北京城，找不到天桥的杂耍。

我们的文化在哪里？变成了行行的文字，在书里，让老师天天上课讲，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有多麽的伟大！变成了故宫90块钱的一张的门票，进去却发现老城墙比我们家墙还新。我们现在的传统文化根本不是感受到的，而是喊口号喊出来的，对于不研究传统艺术的老百姓来说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完全抽象的东西。

于是，在月饼盒子上贴个大凤凰，放在那买，买东西的人为了卖出去，再告诉你这个好看，是传统，对于一张白纸来说，你涂什么是什么，于是久而久之，中国传统就成了龙，凤，蝙蝠了，他生活中没有对比啊，他认为这已经比他生活的大方块楼好看多了，就是好，这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了。大众的审美观念就是这样被扭曲的，让咱么头疼的那些有着奇怪审

美的客户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j,k罗林呆在自家门口的咖啡厅，看着对面的街道就能写出哈利波特里面那么美丽的霍格沃兹，那分明就是他家门口大街小巷教堂的改良版和升华版。小孩子从记事起就能抱着小画板去卢浮宫对着大师真品涂鸦，站在教堂里，你不出声应，心里都跟着管风琴的旋律走了，你发出的声音都和你身在的场景融为了一体，并且自然融入了百年的沉淀感。

拿出欧洲古典的乐器，无论是形状还是声音，色调，完全是和你所处的环境，那些建筑，街道，树木是和谐的，因为他们是一起走了几百年成长起来的。我从四岁就学小提琴，我认识它的过程是怎样的？从背它的各个部件的名称开始，不知道怎样的声音是美，被关在小教室里练琴，反正不按照五线谱上的小蝌蚪拉就会被老师打，他在我的生活里就是显得很突兀，很多年不知道什么是好听的旋律，只知道错与对。最后当我第一次站在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上，听到我弹奏的旋律环绕音乐大厅一周又回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才是应该这种乐器应该存在的地方。

就像陈丹青在音乐笔记中提到的“听管风琴，赞歌, 当然要去大教堂; 听巴罗克音乐, 要去王公贵族之厅堂庭院,才能真切感受古典音乐文化”，不说小提琴这种西洋乐器，那我们的自己的乐器来说，你看着一个老爷爷在北京的大马路边拉二胡，你感受到的只能用追忆来形容，你的感觉就是他活在自己世界中。

而前一段我们宿舍几个人去了江西婺源的一些古镇，那都是一些保存非常完善的徽派建筑，我们走在老街上，忽然听闻一阵很稚嫩的二胡的声音，就看见一个小孩坐在临街一个开着门边一个老爷爷在教他二胡，琴声虽然很稚嫩，但是却格外的和谐，而让人不由得驻足倾听，陈丹青说，每一种艺术都有他特有的观赏方式，的确是这样，特定的时间和环境，才能够还原所有的本真。那种感觉就如陈丹青所说：听来僻静、安详，全然的孤单，仿佛只是音乐自己在听，你正好悄然在场，也听到了。

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感悟，谢谢大家

第12篇：陈丹青与木心

陈丹青与木心

1作为读者，我也希望有更多人知道木心，读他的作品。所以我一直很感激陈丹青先生那么尽心尽力地推广木心。木心在讲学中一再强调哈姆雷特身边那位霍拉旭的重要，陈丹青无疑就是木心的霍拉旭。

2推广，是俗事。既然要做俗事，有时候就不得不随俗，所以陈丹青很难像木心那么清高。他推广木心，是把所有的俗事都一己担了下来，以使木心不被埋没。若为自己，我想许多事陈丹青是决不肯做的。

3建木心纪念馆，陈丹青心里大概是挺矛盾的，他知道木心是不高兴建这样一个纪念馆的(木心需要一个美术馆来展示他的作品，但不需要一个纪念馆来展示他本人)，可又希望为木心赢得应有的世俗的光荣，让更多人知道他。我并不否认纪念馆的意义，但这个意义对木心不重要，只是对那些喜爱木心的读者很重要。这世上的一切，都只对生者有意义。 4陈丹青如此不遗余力地推介木心，最根本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高兴做这些事。我也很乐意为木心做某些事，因为我喜欢他，做这些事会做令我感到快乐。所以，为木心做事，说到底，不是为了木心，是为自己。

5幸亏有陈丹青，否则在这个又势利又愚蠢又虚伪的世界，木心这样的天才恐怕也只能默默无闻。倘若没有陈丹青的推介，木心的作品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在大陆出版呢。但他推介木心，许多人说了难听话，甚至有说他借木心炒作自己，真不知说到哪里去了，他自己的名气可比木心大多了。“为别人做事，让自己高兴”，陈丹青是担得起这句话的。 6陈丹青曾说木心是“唯一衔接汉语传统和五四传统的作家”，被许多人说是吹捧、炒作什么的，我不认为这是吹捧，但我也不太同意丹青先生这个说法，首先，是“唯一”这个词太绝对；再者，这个定位其实把木心拉低了，以我对木心的理解，我相信木心绝不是五四传统所能够放得下的，他要大得多。

7我想，陈丹青对木心亦只是部分地理解。他的直觉很敏锐，又有艺术家的热诚和聪慧，所以本能地觉出木心的好，但对木心形上、沉思的那一面，他未必十分共鸣，因为他自己并非那样的人。相对于木心的务虚，陈丹青更注重现实，鲁迅亦是如此。

8我对陈丹青的喜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木心的情谊。当然陈丹青本人也很可爱，是性情中人，而且有侠气。他的文章，好看，率性，有味道，亦是可以自成一家的。我曾在乌镇见过他一次，和在视频上看到的一样，好气场，好风度，令人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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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陈丹青老师讲座有感

当困境不再是困境

——听陈丹青先生的讲座有感

陈丹青先生是著名的画家与文化名人，而他更能引起我们关注的却是辞去北大教授的事件。老实说来，我当时选这门课的初衷是想去凑热闹来着，想看看这个稍显顽固的文化名人能给人带来怎样的震撼。但是从听陈老师讲话三分钟开始，我渐渐发现之前对陈老师的看法完完全全是错的，这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与放达绝对不是一个“老愤青”所有的，并且他在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地方总能给我们以启示。首先是面对困难的态度。陈丹青先生小时候便进入*时期，当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便被下放到农村，当时完全没有盼头，所有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政府告诉他们说他们将要在农村呆一辈子。这样的局面已经不能用一个“困难”草草概括了，当一个人没有了信念，这种日子就如同人间地狱。但陈丹青先生的行为给我们上了一课，他喜欢画画，于是就一直坚持，从最先的连环画，到后来的油画，从在公社工作化毛主席画像，到后来去西藏创作油画，这种面对困难的淡然与勇气让我们肃然起敬。

但是相比于当代的年轻人，我们总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困惑。比如，在讲座现场有一位同学说他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生，想转向文学创作，不知道怎么办。陈老师说，你首先为自己戴上“理工科”的这顶帽子，这纯属于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障碍，理工科怎么了，理工科就不能进行文学创作？

现在想来却是如此，我们很多时候面对的障碍其实都是自己给自

己设置的，当我们自己给自己定制的心理高度不断加深时，最后限制我们的将是我们自己。

《亮剑》中有一段这样的话：面对强大的对手，即使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化成一座山，一道岭。我们在困难面前首先不能被自己吓到，再难的事情也不是不能办到，在关键的时候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淡然的面对困难。

此外，陈老师表现出来的素质与人格魅力也值得我们学习。有一位同学问了陈老师一个好的问题：陈老师作为一个画家与文化名人，但是在给我们讲的时候为什么不讲关于自己在艺术上面的事情？陈老师付之一笑：讲话要分场合，当我们讲话的对象是我的亲密的朋友的时候，我当然可以无所不谈，但是我现在的讲话对象是大家，我要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听的懂并且不厌烦我讲的话，如果我大谈特谈专业领域的事情，很多人应该听不懂，因此在公共场合不谈自己主观性的东西，这是一种基本的礼仪。

听到这句话我些许有些感动，一个名人能够保持着这种为人处世的准则只在让人倾佩，同时我也想到QQ或者人人上面不少同学整天感时伤势，要是他们也能懂得这项礼仪就好了。

听完陈丹青先生讲座感触良多啊，不少方面还要值得我们学习。

第14篇：陈丹青：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

在一次交谈中，您提示说：民国范儿并不像现在的影视剧那样，但可以到民国电影中去找，请进一步说说。

陈：我喜欢看样子。所谓“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吧，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电视剧《潜伏》，有点像的，但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民国范儿”，他出来就是啊。（其实所谓的“范儿”就是一种自然而然地散发的气质吧，无论外面如何精心修饰都无法代替的）

你们新周刊今年发了一幅难得的照片，是胡适在美做大使，几个绅士婌女围着他，各人的装扮，姿态，室内的陈设，全是对的——单是这张照片，可写一篇民国与共和国文化差异的大论文——可是拍摄那一刻，他们哪在乎民国不民国。现在各驻外使馆，你见过吗？

近年拍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那份肉麻，我宁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战》、《鸡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电影。“革命范儿”，也早没啦。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

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听过１９５３年前后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祖国万岁》吗？至今还是歌颂共和国的压轴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边住，

听惯了船工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我们想像中的民国范儿属于一种误读？您曾经说，民国范儿到*才结束，中共高层都有民国范儿。

陈：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1893年生，民国元年十九岁，1949年五十六岁。你把五十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大致一类。国共仇寇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毛周临死惦记对岸的故人，那都是老上级老朋友啊。

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死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山装和旗袍，大陆这边，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军绿军装，那是共产党自己设计的，民国时期，共军军装就是国军军装嘛，只是朴素破旧一点，几位大帅不戴美式大盖帽而已。共军是到抢占东北后才设计自己的军装样式吧，这要考证，我不清楚。然而服装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民国二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向往一套北阀军装，四十年代的时髦小子穿美式大衣，六十年代末，哪个红卫兵小子穿一套黄里泛白的解放军旧军装，姑娘瞧见，就扛不住了。美国普普艺术和法国学生运动都把绿军装视为红色中国的符号，八十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一无所有。

你会说，服装不能代替气质，没错。国民党元老不去说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朱德是忠厚的军阀气，周恩来是辅佐的宰相气，李大钊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书生气，陈独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气概一点不输，犹有过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声有色：康生那张明末东厂脸，许世友简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搁在古代，这些脸谱可就进了三国水浒，说书唱戏作演义了。

如今的军政舞台，你排几个像样的脸谱给历史看看。１９４９年第一届政协会议老照片，我从毛周身后的人缝里仔细瞧，各省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满以为从此可以协商下去呢。后来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钊，还给用着，还常活动：早先他是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又暗送经费给毛润之，念老交情，*初他还试图协调毛刘关系，*中期周恩来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国民党人员接茬„„

*后，民国“范儿”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国老人都还活着呢。

依您总结，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陈：１９７９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

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

可是老牌共产党员有的是这范儿。单是特务系统，李克农喜欢养狗打猎，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夹克，还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画家华君武也会打扮，叼个烟斗，皮大衣敞着，雪白的羊毛围巾，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穿着破棉袄，可是一脸神色是上海滩前卫艺术家公子哥）。周恩来不必说了，重庆南京时期，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时期，美国人见那范儿，就有认同感。周的父祖辈是被选派迎候南巡圣上的地方豪绅，所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见外宾，全套西装领带，头发专门弄过，还是又土又呐，放不开。前时退休外交官吴建民指说驻外官员说话言语贫乏，其实很难怪的：二十年来，再高层的官员学者也是小科员一路看眼色混上来，谈吐气象，自是不济。（到了再后来，即是建国之后出生的那一拨人，再把上述人士的装束完全照抄，却会显得不协调，少的就是自然而然的“范儿”）

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你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凯，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档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

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４９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５７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们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之辈，学到的就是一腔热血的外壳而已，那些优雅的风骨却荡然无存）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现在的七零后八零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１９７９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后执行死刑的人。

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朔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１９１５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缕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事，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民国的书信乃至日常对话，都有一种通俗却不是韵致的味道，我辈是无论如何都学不来的）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１９４９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了。毛泽东说：*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４９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冥钱钟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全是民国人设计的(部分是洋人设计)。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在上海四年，复旦或是交大的本部，并不森严，但是一走进去，在古朴的木桌木椅之间，在细碎的树叶剪影之间，自有一种大学的气度，而我生活四年的交大闵行新校区，则犹如一个楼盘）

再者，话语算不算空间？所谓白话文，现在公认最好的白话写作是在民国，而民国上乘的白话文是清末旧白话，渊源上溯宋明。４９年后，尤其是７９年迄今的白话文，白是白了，然而无文，眼下你举得出一位文体家么？这是大题目，还得另说。

听说您收藏有老照片，有名人如蔡元培的，也有普通的如上海棚屋女人的。能否给我们讲讲，看图说话一下。

陈：我有一件原版照片，是蔡元培和眷属站在那里，穿着呢大衣，边上站着鲁迅要好的浙江老同乡许寿裳，一副忠厚相，介于旧时乡村读书人和到外面做事后的现代草莽气。我小时候家里的浙江亲戚就是那模样，他俩是因为德国日本留过学，自有一种沉稳豁达，不可言传。

另一幅照片是美国记者１９４９年拍的上海苏州河边棚户人家的中年妇女——上海没有比住河边棚户更底层的人了，小学里有钱孩子骂人，就说他家是棚户区——可你瞧那女子，干干净净，头发用水油蓖过，梳得一丝不苟，很好看的发髻，双手正在衣襟扣那斜到腋窝的盘扣，给太阳照得眯眼，面容饱满好看，甚至有点富泰，一点不贱、不自卑。现在瞧见农民工和城管队动辄殴打的盲流，我就想起小时候邻居穷人家规矩，平时出来头发梳梳好，衣服整齐，干净见人。真的，那位棚户女子立即叫她扮演宋庆龄，虽不合格，也比《建国大业》里的**更对。不是演员不好，是没见过民国妇人的起坐言谈，即便装扮都到位，还是没感觉。我记得直到*前，随便哪个贩夫走卒都是有模有样，小职员之类，头发中间分条头路，像周立波那样梳得精光。*开始人斗人，全疯了，那才叫斯文扫地，不顾颜面——从此中国人的模样，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本人很是欣赏旧时印在烟盒上或者火柴盒上的那些民国女子，丰腴的奔放中带着深邃的眼神，才不过几十年光景，宣传画上全变了毁天灭地的工农兵）

民国时代的商人、教授、文员、流氓、工农、女性，甚至儿童„„各有范儿，山东出版的《老照片》提供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大致是民初到三十年代，民国风最鲜明，四十到六十年代进入模糊期，形神扮相多有重合，*到八十年代，民国气完全消失，代之以共和国类型。我听美国学者说，文化人类学家曾用人物影像作世界范围各区域调查，以百年为跨度，研究现代化过程中人的面相、精神和气质，据说中国人的脸百年变异最巨大，最深刻，前后难以辨认衔接。可惜我无法找到这珍贵的资料。（有机会一定要借这本《老照片》看看，视觉是最直观的感受）

再说风光，去年我得到一堆珍贵的旧版相册，一是英国人法国人二十年代前后拍摄的北国与江南，看得我心痛。那时的中国虽已内战频仍，然而只看景观，真是富饶宁静的古国，和今之欧洲没有两样，即便贫瘠落后之地，屋舍俨然，仟陌纵横，穷归穷，然而干净、自为，没有败坏，处处编织在中国自己的美学图画中。

另一组影像是日本战时出版的系列战争摄影，记录日军攻占各省市的军事景观，我在每幅照片的背景中看见了当年中国各大省区和都市，各地风格迥异，锦绣河山，非常非常好看啊，和今日景观全然不同。然而这组照片尤其令人沉痛而气短，不说也罢。

如何看待民国留下的遗产？我想这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文化的。

陈：共产党就是一份庞大的民国遗产。你能想象我党会在晚清，或者１９４９年后这才光荣诞生，发展壮大吗？

人们总感叹，看那些民国老照片，觉得民国人活得比现在人挺拔、时髦、有教养、有威仪——哪些东西是我们丧失掉的？

陈：民国人什么罪都受过，战争、逃难、饥荒、沦陷、破产、亏空„上海老辈说起，顶屈辱是过外白渡桥要给镇守的日本兵鞠躬，搜身，吃耳刮子。我父母在抗战逃难中亲眼见过被轰炸后狼籍道旁的尸体„„可是民国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城乡户口、待遇级别、粮票油票、五类分子„„更没有经历过上级下级之间，同学同事之间，街坊邻居之间，甚至家人与爱人之间的检举揭发，彼此防范，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之类，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国人，也不知道做人还有检讨、认罪、批斗、下放等等等等花样。我父亲回忆，说是１９５０年潘汉年给全市职员做报告，长达七个钟头，叫做“放下包袱”，意思是你解放前干过什么，全部交代，重新做人——同期，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也做同样的报告，也是一讲七个钟头，要所有民国书生从实招来——这一套，民国人哪里领教过？那时人老实啊，于是全班加入三青团之类，据实写出，签了名，交上去，以为可以效命新中国了，哪晓得从此不得好活，不得好死，牵连亲友，祸延子孙„„

那报告做了没几年，潘汉年同志自己也给铐起来，关进大牢了。

简单说，民国人没有大规模被侮辱与彼此侮辱、被监管与彼此监管的集体经验。你看抗战时期那些流亡西南的师生教授们，一路千辛万苦，稍稍安定了，长衫西装箱子里取出来，穿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严，有气象，一点看不出怨恨愁惨。你从史料看，他们之间有派系，有恩怨，有各种难堪，但没有长期被侮辱被贬损，因此戒惧而扭曲的集体心理。

《老照片》里许多坦然自若的男子女子，不过是当年乡镇打工仔，同样的角色搁在今天，面目卑贱萎缩。民国虽说还没消灭阶级，士农工商的关系绝对不像教科书说的那样。有次我去天津参加什么企业发放助学金给中学生的典礼，台上领导轮番发言，肉麻夸张，好像都是活菩萨。只有位老教授说话平实，说他抗战时家里穷，全靠民间资助才读完中学，你想，沦陷时期还有资本家设立慈善机构，不事声张，很朴实：小孩子拿份成绩单，说说家里怎样穷，不必填表申请，不必感谢党，每学期自去领钱就是。

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大师辈出、精英涌现，如何看待民国的杰出人物？我简短列一个单子，想听听你对他们的言说，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赛金花、梁启超、张伯驹等。

陈：我家弄堂里有位白面书生，兰布中山装，相貌清正，玉树临风，开口说话清清楚楚，终日和一帮野兽般的小混蛋周旋着，是静安区一所民办小学的老师，我上学时天天看见他。数年前他读到我的哪本书——真是不好意思——写了几句评语，别人转告我，才知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孙子，因为出身不好，六十年代给塞在弄堂的民办小学里，可他一年到头像个君子，好有教养。八九十年代他被起用了，是上海政协的咨议员吧。前几年我去拜访他，得到他写的书。

我至今记得他斯斯文文站在弄堂口，又正派又礼貌，对一位调皮透顶冲出队伍的小男孩说：“听见吗？！回来！你给我回来好不好？”那小子理都不理他。

民国人对人对己，有礼貌，有规矩。*批斗老年人，再怎样挨打挨唾沫，跪下去，拎起来，论到说话了，清清楚楚，凛然有自尊——他们不知道怎样说假话，说软话，他们还没学会共和国的语言。包括被批斗的延安时期老党员，摁下去了，一顿暴打，好不容易给扯着头发抬起身，也不过是说：唉呀！小同志，你们不懂历史啊！

于是劈头盖脑接着打。

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蔡元培、陈寅恪、梁淑冥„„我并没有合适的资格和语言评说他们。这类动物绝种了。我们的时代固然还有许多聪明有才之人，但所谓“人物”不是指聪明和才学。单说才学，也无奈。譬如张爱玲，不提小说，她的古文和英文，会把《海上花》全部理过，还用英文写影评、写小说《雷峰塔》和《易经》。这不过是她的小动作，及今也没哪位中国作家弄得来：她上过北大复旦中文系吗？她交过哪篇论文？

现在昏天黑地闹什么英文考试，想得到吗，方志敏这样的大烈士，你以为就会谋反吗？他在江西小地方上的是教会学校，十九岁前后就用英文写小说，发表在地方刊物上：当年的地方刊物，居然有中国人书写的英文小说！中共元老张闻天，还翻译过尼采。又譬如老左派周杨，整人无数，可他参与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圆润谨严，今天的译本哪里比得，他也没上过什么外语学院，更不是教授博导，年纪轻轻就在上海滩支使党羽，逼攻鲁迅了。现在你拎个学生会小党棍出来让他动手翻译翻译？！

梅兰芳也实在没办法：如今哪个中国大牌演员出访美国，出访俄罗斯，也弄不出他那时的动静。从影像资料看，他与洋人交接不过是微微笑着，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他的优越是因民国初起，古中国文艺第一次亮出国门，世界瞧着新奇，而他也果然金贵，艺术与生活，宛然一体。见过他北京四合院老照片吗，如今哪位身价千万的角儿有那样的家。

赛金花，不知如何置评。这类女子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自然，改革开放后嫁给洋人的女子多得很，挑头几位都有一本经：星星画展女画家李爽１９７８年前后和法国人相好，愣给关监狱两年，惊动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讲了，兼有一帮法国书生举牌抗议，这边才放人运到巴黎去—－无论事因，古中国与异族间的交际与通婚，源远流长，李爽这种事告诉赛金花德瓦西，人家根本不知怎么反应啊。

我们谈民国，只能谈著名人物，太多平民故事被淹没了，无从谈起。去年读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１９４９》，许多动人的小故事。内战起来，中原数千名中学生由老师带着，浩浩荡荡往南逃，每宿一地，就在檐下廊外就地上课。实在太苦太险，中途不少孩子失踪了，离开了，其中有位湖北女孩临别送一册《古文观止》给她相熟的男同学。此后这一册书居然成了逃难学生唯一的中文教科书，一路用到缅甸的法军集中营，用到台湾。可惊可敬啊：那位男同学五十年后回到湖北，找到书主，完璧归赵，俩老头老太捧着破书，拍了一张照。

他们算民国精英吗。一本《古文观止》，也不是为了研究国学。。（现在这个年代，即使想看书，也没有那样纯粹的心情，即使有那样纯粹的心情，也很少有人会找那种纯粹的书了）

几座有民国气息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台北。您作何评价？

陈：都拆了，评价什么？上海是因为要留着产业，上交利润，兼以上海殖民化形制相对透彻完整，所以没大动——１９９２年以后不客气了，开始动手，面目全非——１９４９年后给糟蹋给冷落的好城市，就是说，民国年间已经相当规模实现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城市，是天津、武汉、南京。现在老区老街老建筑，留是留着一些，局部可看，谈不上民国气息了。你读杨宪益那代人的回忆，大约可以想见吧。我有幸认识杨宪益的妹妹，看过老太太家过去的照片，多好的一座城。

台北也没有民国气了，倒不因为这边，实在那是一座日据时代的早期现代城市，和英美法德人下过心血的上海天津，原不能比，国民政府过去后老想着反攻大陆，没怎么建设。真的弄起来，是九十年代后了，但你进入台北的人家，可看耐看的空间，可就多了。台北和民国人记忆中的民国，难比较。白先勇小说中的那些太太们初到台北，想煞南京与上海。。（这么说，也只能到那些存世的民国人的家里去感受民国的气息了）

说到民国的可爱之处，您会怎么说？

陈：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胡兰成的说法比较可喜而平实，他说：民国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气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国老照片，虽是黑白的，陈旧的，沧桑岁月，可是细看进去，一本正经的天真淳朴。抗战时期知识妇女们笑嘻嘻扛着大刀，天真得可笑可怜，不过是拍张照。你看阮玲玉周旋那份嗲，那份柔弱，也属憨态可掬，哭着哭着，又笑起来。民国男女的婚恋聚散，也是一绝，动不动登报发启示。跑去延安的不少青年，动因是为逃婚，你看延安时期黑白记录片，一帮女青年排队拉手团团转，跳舞唱歌，也是质朴未凿，一派天真，又像发嗲又发狠，那是天津南京女子大学带过去的西洋集体舞„„要不是后来知道延安整风整死人，要不是许多延安男女后来成了右派，发放东北西北，死得不明不白，那延安十三年真是天下最纯真的生活、最浪漫的地方，西方左派看了吃不消，感动死了。这种纯真浪漫，只在民国，迄今往后，中国再也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了。

对于民国时期的文艺，您的整体判断是什么？

陈：民国虽有检查机关，但没有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文联、画院、美协、舞协、音协、剧协„„他们管制媒体的方式，譬如雇些打手砸你的书店出版社，真是小儿科，也属天真幼稚型。他来砸，说明你和他是分开的，现在用的着砸吗？张道藩，徐悲鸿的留法同学，抗战时期出任国民党主管文艺工作的大官，略微相当于中宣部长吧，他晚岁追求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写情诗，其中有句：“我身上一块块肉割下来，每一块写着我爱你！”肉麻吗？是的，所以这等官员怎能是共产党的对手。

前面说了，民国文艺多是民间生发的——我母亲唱过几句《总理遗嘱》给我听，那种志气的表达，好谦虚，像是哪位乡村教师业余写出来——其中左翼的，或者说，偏左的文艺（即相当于今日“体制外”文艺），是最精彩的部分。它与1949以后的文艺有关系，但又没关系，这是大话题，也得另说。

是否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认知系统，除了科技和物质在进步之外，其它方面一直在“退步”？这就涉指到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

陈：我不愿说是退步。今天大陆做成的种种事，至少，论硬件，是民国一代想做的事情。国民政府不剿共、不抗战，也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百年中国的一切折腾，都是为强国。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虽然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果然怀念民国——大概因为中国总算比较地强了，阔气了，忽然发现人的状况不妙了，时代的滋味不妙了，回头看看，居然乱世民国还有那么多妙事，那么多奇人，所以怀念吧？我不知道。顾念前朝，是历代中国的士夫情结，如今的怀念民国，性质又似不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期“民国范儿”专题呢？

政治问题归政治问题，我愿有保留地肯定今天的中国。若说民国的一切都比今天好，那是荒谬的。那时的中国还是前现代国家，像样的公路没几条。民国政治的幼稚和败笔，不知有多少：国民政府曾经明令废除中医；吴佩孚时代，议会居然集体讨论拆毁故宫，将紫禁城辟为政府机关，所幸吴大帅电令制止，违者“格杀勿论”；49年后，拆毁故宫的设想并未搁置，拖到六十年代不实行，只因国家太穷，又闹*，顾不上，不然**以北全是办公楼了。所以我们时代的种种人祸，论前因，部分缘自民国时期泛滥无忌的文化激进主义。

民国离乱的一代，渴望富强。问题是途径与代价。现在是谈论代价的时候吗？我们还在付代价，还不知要付多大的代价、付什么代价呢。

现在颇多民国研究，如南京大学有《民国研究》杂志，北师大修订了《民国史料丛刊》等，民间对民国研究的热情更高。对于民国研究热，您的意见是什么。

陈：我感激民国研究学者。去年读杨奎松先生写的书，平实有据，非常好，我读到历史的理性。那是政治研究，不算文化研究，看你怎么读。在一切民国史料的缝隙里，我随处窥见那个时代的气息和质感。

不慕今人慕古人。如果说真有“民国范儿”这样一种生活礼仪或生活方式，“范儿”针对“失范”而言，我们现在的“失范”又是什么？

陈：别说“民国范儿”，连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种种“范儿”，也都遗失干净了。不是吗？如今但凡可观而存有价值的类型，几乎都“失范”了：我们真失得起啊。你想想，七八十年后的中国人会不会无限向往地说：啊！“改革开放范儿”太迷人了！真有意思啊——你举得出哪一群当今人物，日后亮得出去，留得长久，居然成为后人怀想追慕的“范儿”吗？

从民国里来，到民国里去。那些出生于民国的人，也都是民国的遗老遗少了，但却回不到民国里去。您怎么看待他们。

陈：木心先生曾经笑说这一层，警句：“遗老不够老，遗少不够遗！”如今哪有民国的遗老遗少啊：你去瞧瞧国共两党的儿孙辈。

不过我倒不以为“回到民国”是一种价值。三十年来，中国被有限释放的活力即便从未以民国为指归，但是民间各种自发的个人行为个人价值，正在各层面破茧而出，呈现奇怪而惊人的姿态，成为社会潜流，有如方兴未艾的网络。无数青苗：八零后、九零后，虽说还在念政治考试的经，但他（她）们和民国年间的孩子们理应等同，朝向未知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不愿苛责年轻人？清末民初的孩子也曾被世人讥为“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一代送走一代，今天，中国到底不是清末民初烽火离乱的中国，也不是*时期的中国了。

我有时瞧见簇新的青年一脸无辜站那里，即便空白如纸，总算不见党气戾气了。你知道吗，最近看江苏台为男女生牵线搭桥的电视专栏《非诚勿扰》，我非常感动。不为男女情，而是看见了坦然率真的新青年，农民工组合尤其可爱。每位男女公开说出自己的好恶，言语得体，态度自然，虽有位党校女官安插着（烫头发、抹口红，颇有几分性感），但是节目的气象实在是真实的，人性的，如胡兰成所说，有一股对人世的相信——民国的可爱，不就是这真切与相信吗？。（这个倒是不觉得，所谓的纯真都是早有预谋的，并非发自内心）

最近的历史又是最远的历史，因为历史越近越难看得真切、辨得清楚。说了这么多民国的话题，可我却疑心它是否真的那么美好。

陈：有一位早期去延安，后来走掉的中共史家，名叫司马璐。他的自传详细描述出离延安后的四十年代中晚期，期间他去了重庆、南京、上海，又办报纸，又组党。他说，他不知道在中国还有比那个阶段更自由的感觉。当然，这家伙是个叛徒，是反动派，虽然*后的北京党史专家据说经常越过海外向他请教当年的人物与故实。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指叫嚷自由、追寻自由的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人莫不公然宣称民主和自由。如今我们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许叫——九十年代末李慎之先生冒险破这自由的题，人劝他慎重一点，他大声说：“由我来先说吧，我是党员！”李先生是勇敢的，问题是，他本来是自由的：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为了自由而加入共产党；过了整整五十年，因为“我是党员”，他才能重提当初共产党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终于明白，不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自由就是自由。这一层，他不如五十年前的司马璐，尤不如有言在先的储安平。储安平1948年就说：在国民党那里，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今后可就是有和无的问题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民国的种种恶——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横征暴敛、弱肉强食、丧尽天良——倒是进步神速，以至发扬光大：不是吗，论恶，论恶的丰富性、离奇感、创造性，我们绝对有资格看不起民国人。

是的。中国是以这艰难的进步警告中国：中国的进步何其艰难，何以艰难——民国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好问题。我非常希望你是对的，也希望我以上的意思全属错谬：为了免于沮丧，人乐意肯定自己存活的年代；为了免于虚妄，人会质疑传说中的前朝。遗忘民国吧，它早已被唾弃了。不过，你所说的“美好”，或不美好，是指什么呢？。（那样的美好，如果能保留一点点下来，又有什么不好呢）

原题：《新周刊》访谈：赳赳民国 (试发表)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写在北京

第15篇：陈丹青在理想国沙龙发言

陈丹青在理想国沙龙发言在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第二天上午论坛

在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 2011 第二天上午论坛“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上的发言。这是一个好话题，也是困难的话题，如果是记者问我，我会答不上来。因为我对这两个词不确定：凡是过去的、不在场的，是否就算历史？凡是还没过去、还在场、还在发生，还奏效，是否就算现实？记得 1966 年*爆发，毛泽东狠狠地向全党全国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派和反革命的继续斗争”。我那年十三岁，戴着红领巾，自以为活在共和国，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满十七岁了，可是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我心惊肉跳：民国还没过去？国民党还在？现在我明白毛泽东可能没错：那年他七十多岁，除了避走台湾的国民党，他的许多同龄人都还活着，譬如顶撞他的梁漱溟，杀过共产党的李济深，就住在北京；毛泽东本人，包括朱德周恩来等等一大伙共产党领导，曾经就是国民党员，在国民政府做过官，1945 年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参与国共谈判，下了飞机，上了宴席，据说就当面对着蒋介石喊过：“蒋委员长万岁！”总之，当毛泽东想起民国、说起民国，就是一大群使他不安的活人。 1976 年*结束，距今也整整三十五年了，远远超过毛泽东回想民国的时间距离。我们或者可以问：*是历史，还是现实？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文人和出版社拼命在做历史研究，出版历史书，在座诸位，想必喜欢读历史。读历史，为了什么呢？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是借辛亥百年，世面上有个正当的理由，谈谈民国。为了尊敬今年的另一份大纪念，我特意钻进电影院观赏《建党伟业》，不久，不知是谁给我手机来了一份短信，好聪明，把建党与民国一块儿给纪念了，这份短信可能大家知道，我再念一遍：《建党伟业》是一部向北洋军阀政府致敬的电影，该片用生动的镜头，精彩的案例，温馨的细节，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时代：报纸可以私人控股，新闻可以批评政府，大学可以学术独立，学生可以上街示威，群众可以秘密结社，警察不能随便抓人，权力有边界，法律有作用，人权有保障，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 不久，又一短信发过来，详细例举《建党大业》和《建国大业》的众多大明星拥有各国国籍——总之，这部电影拍着拍着，一不小心，把部分民国史给拍出来了。我猜，制片人韩三平当初没想到这份效果吧。言归正题：虽然这条短信既谈到历史，也清清楚楚指向现实，简直全部回答了这次论坛的话题，但我不能念一条短信交差，所以赶紧清理自己可怜的历史知识，看看民国的哪些往事算是历史，哪些花样还是现实。先说早已成为历史的那个民国—— 首先，民国的战乱过去了。我们几代人何等幸福，六十年来没有遭遇任何外敌入侵。文革的武斗，当然，是毛泽东的所谓“继续斗争”，但死伤者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员，而是和在座诸位一样的年轻人。昨天听秦晖兄说起广西的武斗，他当年十几岁，亲眼观赏高射炮放低了，轰然平射，还有越战使用的炸药包，到处开花。然后，孩子们清理战场的大片废墟，闻到臭味，就会挖起一具具广西学生的尸体。其次，半殖民时代过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有殖民区域，完全消失了。我们主权在握，

谁也不敢冒犯！虽然，现在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的市政府竭力刷新从前的法租界英租界好房子好地段，为旅游业赚大钱，但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之、鲁迅之类闯祸胚子还想闹事，再也没地方躲了。即便赖昌星远远逃到加拿大，不也乖乖地飞回来戴手铐吗。再其次，中国的分裂过去了。民国时期，或先后、或同期，有过南京政府、武汉政府、瑞金苏维埃政府，延安政府，重庆政府、南京伪政府，东北的满洲国等等，太不像话了！那时的东三省铁路，忽而归张作霖管，忽而归日本人管，忽而归苏联人管，叫人想起来就生气！今天，全国铁路畅通无阻，新建的铁路线和载客量是民国时期的几十上百倍！虽然最近发生动车追尾，暴死几十人，但成绩是绝对主要的——“你们不相信吗？反正我是相信了。” 再再其次，国家的弱势完全过去了。民国政府根本没有像样的空军和海军，要靠美国人和苏联人帮忙，后来匆忙培养了自己的空军飞行员，几乎在对日空战中死光了。我们的空军多棒！全都活着，还驾驶飞船，进入太空。当然，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马上就要问世了！此外，民国的多党政治彻底完结了。但这是敏感问题，我不敢说，我敢说的是，民国教育的黄金时代，完全过去了。蔡先生的北大、梅先生的清华、张伯苓的南开、竺可桢的浙大„„ 绝对成为历史，一去不返了。现在他们要是妄想当校长，先得通过层层政审，接着慢慢混到正局级副部级，才能填写申请表，听候审查。当年蔡元培居然为陈独秀假造学历，梁启超竟想延聘没有学位的陈寅恪，如今这种违规行为休想得逞！民国出版和言论的相对自由，也过去了。张元济、王云五这样的出版大亨，再也不必辛辛苦苦自己开办商务印书馆之类，邵飘萍、史量才这样的记者和报业大王，再也不会被枪毙、被暗杀。当今中国的出版商、记者、撰稿人，一律享受新闻出版总署的严密保护，非常安全、正确、和谐，所有人非常懂事，非常乖，不但不怕枪毙，只要好好乖下去，保证不断升官。最后，一个可能被忽略的巨大事相，也成为历史，那就是繁体字、古文教育、文言文与白话文并存的汉语生态。在民国，绝大部分识字的人既懂文言，又懂白话文，既用繁体字，又用当时通行的部分简体字。随着民国的消亡，这一切，永远消亡了。民国的许许多多其他事物，都成为历史，永远过去了。一部分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譬如现代化；一部分是因为政治控制，譬如无所不在的禁止。但限于发言时间，不能一一例举。现在我来快速例举民国仍在今天奏效的部分现实—— 譬如，据说，民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贪污腐化，裙带关系。今天呢，所有被指控的民国腐败者，远远无法和共和国贪官比。从资料披露，一向被认为巨贪的宋子文，不但没怎么贪污，而且是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就算他的财富不很清楚，但和今天随便哪个地方贪官相比，简直羞煞人！我在三联周刊上读到：当年替蒋介石运送黄金去台湾的一位贴身随从，过手金条数千万，没拿一分钱，临死的所有积蓄，不过八万美金。至于民国的裙带关系比比今日权力格局的血缘背景，还用我说吗，如果需要证据，希望学者仔仔细细做个统计。民国社会层面、世俗生活的部分状况，一度被铲除，之后，近二十多年大规模卷土重来，譬如色情业、赌博、走私、黑社会，都在渐渐与民国接轨。此外，改革开放三十年，凡私人生活逐渐被允许拓展的空间，都是民国形态的死灰复燃。譬如选美、譬如时尚、譬如娱乐、交际、享受、奢侈、迷信活动、宗教群体，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好消息。大家不要以为这是我们时代的稀罕事，民国时期早就有了。这一切活泼可喜的生活形态，有的远远比民国时期更土，因为有教养的阶层消失了，有的远远比民国更洋，因为民国人还没福气领教西方二次现代化之后的种种新花样。以上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类比，十分粗糙，十分不准确、不可靠，

希望得到专家的驳斥—— 其实，坦白说，我以为民国对于今天，对于年轻人，既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为什么呢，因为六十年来，我们接受了空前成功的愚民教育，这种教育的核心，就是不让你知道过去，直到你对过去漠不关心。绝大部分当代中国人，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现实感，对共和国也不了解，更不要说民国。三十年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其实真正要紧的事，是历史要从娃娃抓起。最近听说秦晖他们发起对大学生做一个调查，题目叫做“你最熟悉的陌生人”，请今天的八零后九零后向父母和祖父母追问民国的往事，这是了解民国最最有效，最最人性的方式：民国就在每个家庭。可是问到一半，据说有家长出来阻拦，别再问，也不愿说。为什么呢，因为今日的现实害怕历史，以至远远的历史也害怕今天：民国离我们近，民国的所谓历史，就是一个个活人：所有民国的过来人，被现实降伏，都会选择回避历史，忘记历史；什么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呢？就是去他妈历史，别跟我提。所以“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个好题目：你是爹妈生出来的，可是你不了解爹妈；中华人共和国是民国生出来的，可是共和国的老百姓不了解民国。长期不了解，不说，就会不想了解，不想说；长期不说，几代人不说，就等于没这回事。譬如八零后，尤其八九年出生的孩子，别说 1949 年之前的民国，连 1989 年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也绝大部分不知道：他们的爹妈也不知道，就算住在北京的爹妈知道，多数不愿说。这样子不说、不说、不说，于是每个家庭对孩子瞒着往事，整个国家也对人民瞒着往事。三十年瞒下来，六十年瞒下来，将来还会瞒下去。现在你马路上抓个小青年或小姑娘，对他说，您知道民国故事吗？我猜人家掉头就走，听都不想听，还当你是神经病。今天，纽约双子座报销十周年了。纽约人，美国人，每年九月十一日隆重纪念，苦着脸，在纪念会上一个个念出死难者的名字，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将来还会一年一年念下去。我们呢？辛亥共和一百年，马马虎虎纪念纪念，言不及义说几句，就算对付过去了。也难怪，为了 1911 年的辛亥，为了 1949 年的国庆，死人太多太多了，哪里念得过来。可是诸位明鉴：不清不楚的历史，算什么历史？躲躲闪闪的现实，算什么现实？所以我总觉得民国既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唯一的例外，是如今允许提起“民国”这两个字。不过今天在座的年轻人，比较不一样：大好秋天，哪里不能去，偏偏跑来听民国，有什么意思呢，可是大家来了。谢谢大家。 2011 年 9 月 11 日

第16篇：陈丹青《纽约琐记》读后感

陈丹青《纽约琐记》读后感

把《纽约琐记（修订版）》翻完后，终于确认了陈丹青在这书再版序言里的话——他出过这么三五本书，也就这么一本尚可读。大致原因，这虽是陈丹青先生第一回写书，但写得扎实，写得用功，特别那洋洋一大篇《回顾展的回顾》，读得出学生认真作论文的傻而珍贵的劲头。文字技巧，也不像之后那些书里捻熟得有些油滑。之后的书，批驳教育的文字，狂风一样刮着，刮完了，弱下去，只剩下不流动的空气。虽是不断再版着，那也只是畅销书的畅销罢了。

论阅读感，我其实很喜欢《退步集》，那是我读陈丹青的头一本书，也吸引我读掉他所有的书。因为文字好看，又是在骂人——好看的骂人，读起来很爽快的。《退步集续编》，凑数文章多，论及鲁迅的那几篇还可看，其余的不值书钱。《音乐笔记》谈的什么，不记得了，大致是借音乐谈他自己比借他自己谈音乐的文章多。至于《多余的素材》，题目也真恰当的，确是不成品的素材，确是多余出版，也许不如不出版的。

学生的时候，看到过原先两卷本的《纽约琐记》，觉得贵，舍不得买，似乎那个版本没彩图。这回的修订，定价比原先两本还贵，但我见到里面缤纷的彩页，大师画作与珍贵照片堆叠书页，即刻买下来。

我美术眼界的开窍，多亏李泽厚的那本《美的历程》，虽然那本书说的不全然是美术，但让我晓得美不是“好看”那么简单，就像我读过余华那本谈古典音乐的书，看过一些涉及摇滚历史的电影，晓得音乐不是好听那么简单。后来读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如坠云雾，美的历史变成满篇满眼的哲学用语，读到康德那一章，终于读不下去，读不懂，放下了。后来明白，应该先看些哲学书的。这读了半本的书让我好歹明白，美不是漂亮那么简单，而是可以升华性命的。

《纽约琐记》的好，我想是对一个个画家的个性，一幅幅画作的气质进行对照的罗列与陈列，让我明了美的概念里有着美学概念之下实在而生活的一面。陈丹青写画家们的平常日子，比如他写他的画家朋友奥尔，如何一边给人油漆广告牌忙生计一边自顾画着卖不出的崇古画。他也会写画家的逸事，比如他写德加画画的斤斤计较，会将许久之前送给朋友的画拿回来重新修改。他甚至单单描述画家的样貌。他也提出自己的观点，乐意颠覆往常的看法，比如他说毕加索的画人物肖像其实没有夸张，也没有变形，只是以儿童的视角，企图在画布上画出它所见的全部，所以将立体的面画成一个平面而已；比如他说夏加尔到晚期的画是假天真，天使飞得太久了。

我不知道他对不对，我并不懂得画。但我知道他说的好，因为那全然是一个阅画无数的画家看画的真切感受，是喜爱，是憎恶，是敬而远之，是远之且不敬——怎样感受，陈丹青便怎样说出来，丝毫不掩饰的。这是这本书最具价值的地方了，因为这些感受，叫我意识到，学会如何感受一幅画，是懂得画为何美的第一步。

我原先去美术馆看各种展览，只是硬生生盯着一幅幅画，盯着画里不动的景象，盯着色块，盯着笔触，盯着水早已干了的墨，看完了，好像没有看。

相比《回顾展的回顾》的严肃较真，书里有趣的，是一篇《我的画室》。画室是画家的中心，连接着怎样生存与生活。陈丹青讲了自己画室的租金，讲了怎样从一间空屋很快“摊得一塌糊涂”，讲了画室的被拆迁以及为拆迁而打的官司。那是一个留洋中国画家的生活自描了，陈丹青文字好，不乱抒情，读来轻松不轻巧。

书里也有对画论的辩论，对历史的翻检，有些是我不能理解，不能全懂的了。须得再多看些书，多看些画，再去读。

读完这书，按照书里提及的画家，又去城里一间卖美术书的小铺子里淘了几本画册，都是多年前出版的次等货色，印刷粗糙。我只买的起这些便宜货，不过这不大的城里真想买好图册，也买不到的。至于美术馆，有小小的两座，有一些省内当代画家的展览——和没有一样。只能眼巴巴再翻翻书里《美术馆》这篇文章，借陈丹青描绘，再幻想一把国外那些琳琅满目挂着珍贵画作的美术馆。

作者简介：

灰土豆：简书影视优秀作者，图书编辑。

第17篇：陈丹青：记吴冠中先生

陈丹青：记吴冠中先生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

上世纪赴欧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有二十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继之有三十年代的吴作人与吕斯百，到了四十年代，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成为二战之后到1949年之前，民国政府派赴欧洲的最后几位艺术官费生。

2000年我初到清华美院，被领去拜访吴先生，问及此事。他说，抗战期间他考取杭州艺专，一路流亡，途中苦学法语，预备将来去巴黎。胜利后，国民政府迅即恢复各学科专业官派留学，全国42个名额，其中绘画一名，雕刻一名，他与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动身。赵无极哪年去的，怎样去的，吴先生也说及，我此刻不记得了，好像也是官费吧。1949年末，他们三位为了回不回祖国而在巴黎彻夜长谈，早已是著名的故事：赵熊二位留下，吴先生回来了。

九十年代末，熊先生去世了，赵先生至今仍在巴黎。他与吴先生均享高寿，不知哪位年龄更大。今晨得到吴先生辞世的消息，算起来，他是民国时期赴法画家而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老人了。

我没有受教于吴先生的荣幸，仅得一次拜访，此外是在三四次众人的场合望望他。“*”前，吴先生初露锋芒，我小时候在美术杂志看见他去西藏的风景写生，但不太听人说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资历：六十年代情势，一切文艺讲革命，他的画风不被宣传的。“*”后吴先生声名大噪，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而他有见解，敢说话，“*”甫歇，美术评论尚在口齿不清批教条，他就一反唯物论者“内容决定形式”的官式教条，坚称“形式决定内容”，影响至今。其时吴先生五十多岁，如许多靠边复出的老画家一样，到处请去给宾馆画大画。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请他来给师生做讲演，那时没话筒，他几乎句句叫喊，苏南口音，词语简洁，高声历数十大美学问题，此刻我只记得一条：“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此前“*”，哪有人这样子说话呢，我当即神旺，心想，这么明白的真理我怎么不知道啊！底下掌声雷动。讲完后，吴先生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我又看得神旺，心想，留法前辈到底不同，我怎么不知道这等漂亮激昂的手势呢！

及后渐渐看到过去的资料和影像，才知道吴先生上台全是民国左翼青年的讲演遗风，慷慨激昂，不容分说，仿佛正在民族危亡抗战动员之际。新世纪初那次访他，他已八十出头，家居清谈，仍然神色刚正，用词肯定，确信自己的每一句话，迹近论辩的模样。他的面相本来清癯而决然，说到快意处，总有斩钉截铁之势，像是生了气似的。

所以圈子里传他语惊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譬如九十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多少周年，老少贤集，轮番捧场，待吴先生上去，却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的美术馆，我感到可悲！——这“可悲”一词，必要以他的宜兴口音说，音同“苦拜”，且要狠狠的口齿，断然念出来——又譬如新世纪初全国美协主席职位出空，他是无可置疑的前辈，候选大佬之一，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弄得四座哑然。他说：我要是出任主席，头一件事，美协解散！这“解散”一词的宜兴腔，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吴冠中风神了。

我当场听他一回说话，隔着桌子，绝对真实的。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袁运甫先生，还有我，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过，毅然说道：我一个都不招！“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他应声叫道：“最高60分！”

现在美术界这样子说话的老人，大概不会有了。我曾有幸见识过几位吴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多有类似的耿介而强硬，可见民国出道的艺术家大致性情毕露，不看人脸色的，即便后来给整得不像人样子，熬过浩劫，一朝出头，脾性还是在，只是如吴先生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贯，委实少见的。如今吴先生一去，言动周正的角色们总算松口气：这样地不留情面，给人难堪，实在是时代面前太不识相了：譬如中国的美术还不如非洲，譬如画院应该统统关闭，譬如一百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每出一说，总有若干评家长篇大论结结巴巴反驳他，但他的资格摆在那里，芸芸众家究竟拿他没办法。现在好，诸位可以耳根清净了。

但别的热闹也就跟上来，因吴先生毕竟是可资对外吹嘘的大门面，前些年与他“商榷”的论家们或许笔锋一转，又来称颂他老人家。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的。老同学孙景波七十年代随吴先生在云南写生，说他画完收工回住地，天天亲手洗画笔。洗笔多烦啊，他却喜滋滋。袁运生先生与吴先生相熟，说“*”后去他家看画，每一幅竟用报纸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一幅幅取出，拆开，看过了，又仔细包拢放回去。这样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此外的代价，是吴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大约是七十年代末的某次夜谈吧，老人对运生几位说了些归来之后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来敲运生老师的门，神色俨然，再四叮嘱，大意是：昨夜谈话没有录音吧？千万不可外传啊！

那代老人的长期恐惧和抑郁，当令年轻艺术家不能想象，也不必亲历了。今时我们但知吴先生的胆气和敢言，不知他还有许多不能说出的话，现在想来，即便“外传”，谁又会当真。我从未见吴先生笑过，仅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画舫斋的什么会议上，散场时我走去对他说，他的文章很痛快。他只一声“哦？”脚步停了停，但在很长很宽的人中一带，略微见笑意，随即十二分严肃起来，询问是哪一篇，又问我同意不同意，意态极是恳切，其时他并不认识我。很多年后，袁运甫先生邀我去美院，曾问及张仃先生与吴先生的意见，据说他也首肯的。

2004年春，美院照例请来医生给全院老师作例行年度体检，吴先生刚抽完血，右手摁着左臂的肘弯，腰板笔挺，神色凛然。那是我末一次见到吴先生，看他排在长长的教师队列中安静等候着，我有点吃惊，忽然明白他是这单位几十年的老职工。我又无端想象他1949年怎样在巴黎咖啡馆与两位同学争论到底回来不回来——当初赵熊二位毅然留下，其实狠对，吴先生毅然回来，我以为也狠对。那次家访我对吴先生说了这意思，他一愣，沉吟半晌，人中很长，但我忘了他是怎样回应的——原中央工艺美院，今清华美术学院，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是最可骄傲的两位老前辈，一位来自延安，一位去过巴黎，今年一年，他们先后停笔休息了。

以上是我对吴先生的零碎的感念。他的晚生与研究者很多很多，想来会有珍贵的纪念和评说吧。

2010年6月27日写在纽约

第18篇：局部陈丹青：初习的作品

局部陈丹青：初习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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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陈丹青的《局部》又上新了，《初习的作品》中，陈丹青介绍了他收藏的一幅小画《海边的渔夫》，听他讲述“憨人”梵高的天才生涯。陈丹青：原想有几百个人看就很好在各种娱乐综艺节目盛行的环境之下，这档颇为“正经”的，被陈丹青自嘲为“念稿子”的文化类脱口秀，收获的是超出节目组以及陈丹青自己预期的火爆点击率。节目上线10小时，点击量就超过100万次。不是艺术史，也并非绘画入门，观众就跟着陈丹青的眼睛，去看看艺术杰作中被人忽略的局部和故事。陈丹青平时就不喜热闹，也自认为不是个好的脱口秀者，对着镜头念稿子还被许多他的小辈说“傻死了”。但就是这个“一本正经”的节目，意外获得了许多观众喜爱。“感谢观众宽容，这么受欢迎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是现在好节目太少”。6月23日，陈丹青接受了东方早报的专访。明面上是看画，但陈丹青显然更希望激活观众心中的“孩子气”。“如果我的东拉西扯能提起大家多一点看画看世界的兴趣，就够了”。

陈丹青6月15日起开设艺术绘画类脱口秀节目《局部》女儿看了狂笑说太荒谬东方早报：两期《局部》播出后反响很好，您感觉如何？节目的点击量基本超过了同类型文化类的节目。陈丹青：脱口秀就是脱口秀，但我在念稿子，效果太差，像在作报告，看了样片，心里叫苦。

点击量其实很恐怖。当年伏尔泰流放在外，给赦免了，回国时，陪同的大臣对他说：“怎么样，巴黎万人空巷来看你！”伏尔泰说：“我上断头台他们也会来的”。上个礼拜他们告诉我点击量，我就想起这事。当然，我岂敢是伏尔泰——点击量让我看到好多人，“*”时批斗会都是一大片人，瞧着害怕。我原想有个几百人看就很好了。

东方早报：您一直在强调自己做得不好，是否过分谦虚了？陈丹青：为什么要谦虚啊？我看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英美艺术类脱口秀，那才叫好。国内我最佩服高晓松，他是天生的脱口秀人才，他讲“*”他杭州叔叔那段，我不断流泪。现在大家要看《局部》，我不大知道确切原因。可能好节目太少吧，所以观众原谅我。

除了在《纽约琐记》写过系列回顾展散文，我没有任何经验。但我接了活儿都很认真，《局部》的每集文稿至少琢磨10天。我比较抗拒做视频，十来个人闯进画室，布灯光要好几个小时，然后坐那儿干讲。

我女儿刚知道这个节目，看了片头就狂笑，说太荒谬了，她说有谁晚上穿得一本正经坐在家里，假装看书？女儿说你应该穿个背心，短裤，看的人会更多。

第一期节目介绍的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局部图）第二期出现的法国十四世纪画家Buonamico Buffalmacco的《死亡的胜利》（局部图）我只是打开观众的兴趣

东方早报：《局部》已经播出了两集，虽然一集时间不足20分钟，但信息量大，所讲内容跳跃性也较大，第一集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说到同样给皇帝画画的委拉士开兹；第二集从《死亡的胜利》聊到中国北魏的壁画。也有观众表示，看得不过瘾节目就结束了。

陈丹青：我不是学者，开口就乱讲。我随时肯定自己的胡思乱想。你们小时候在教室上课，有谁不在胡思乱想？我能做的就是打开观众的兴趣，等于挠痒痒。别把美术看得太高深，艺术让人活得更有意思，就是这样。

东方早报：节目的受众群体是谁？是专业绘画领域的人？还是普罗大众？

陈丹青：美术专家会对这个节目有意见，学者是知识警察，我的谈论充满红绿灯，好的艺术根本就是闯祸。我假定的观众是所有对绘画好奇的人，不管是谁。

我要是现在还在农村落户，有个手机，我就会期待视频节目。但千万不要相信我的观点。我试着让你知道，世界上除了名画，还有许许多多有意思的画，但其中牵涉的知识、观点，千万不要当真，不过是“有此一说”。

东方早报：您在节目中提到许多次孩子气、元气淋漓、18岁的成就，您想传递的是什么？

陈丹青：年轻人有活力，但不是元气、朝气。世界上动人的生猛的画，并不是白胡子老头弄出来的，多数是年轻人、小孩子弄的。世界上太多惊天动地的玩意儿都是年轻人干出来的。

我讲的是“观看” 不是画

东方早报：不少观众表示可以跟着您的节目去学习了解绘画知识。

陈丹青：扔掉那些知识吧！艺术史资料网上都有啊，某某画家哪年生、哪年死，画了些什么……那是档案，记那些干什么？

“审美”不是教出来的。你长着眼睛，你是活人。“看”就是了解，会“看”，就会了解。节目一集集播下去，其实都在讲“观看”，不是讲画。手机视频，那不叫看画，那是看影像，看彩色斑点，真要看画你得进美术馆，得站在那幅画跟前，好画是活的，好画就是教科书。

东方早报：《局部》是不是效仿木心先生当年的文学史讲课，在评画间渗透您对人、事、物的见解？

陈丹青：我哪里及得上木心的见解和读书量。再者，木心给我们上课，十几个人，小范围，不让拍照、不录音，完全是“私房话”。视频是现代高科技传播，不是上课。眼下大家无聊，梁文道这套节目试图弄得“有聊”一点。当然，我不知道大家究竟觉得怎样，我只管做。

东方早报：除了准备、录制《局部》，您最近还在忙些什么？陈丹青：今年的主要工作是在乌镇弄木心美术馆，无数事情，《局部》是业余做。我干的事全都业余，我的正业还是画画。木心美术馆早则9月底，晚则11月开放，欢迎大家来！幽暗空旷画室内，一张小圆桌边，陈丹青手捧一书在灯下翻看。画室内的灯光渐亮，照亮了室内的一幅幅画作。在巴赫G大调第1号无伴奏大提琴乐声中，陈丹青慢悠悠地开讲“中国山水画的发端啊，比欧洲人所谓风景画早了上千年……”，陈丹青的《局部》第一集就这样与观众见面。（本文转载自《东方早报》）

【局部】第一季第一集：千里江山图【局部】第一季第二集：死亡的胜利【局部】第一季第三集：人民的胜利

http://www.daodoc.com/ （只能放三个视频，第四个就点链接看吧）

第19篇：向晏才宏陈丹青殷雪梅致敬

我是一个中学教师，过“而立”未立，遇“不惑”有惑，“知天命”而非之，轻宵小之为，见高山仰止，故有斯文也。“自我牺牲”晏才宏。他是上海交大一位普通教师，57岁，去世三天内，本校学生在ＢＢＳ发表了千余篇悼念文章，并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殊荣至哀。他因没有论文，去世时还仅仅是个讲师。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评

上高级职称，恨得彻夜咬牙，连杀人的冲动都有，只是虑及儿子，才打落牙齿和血吞，不为学阀舔沟子，不写掏钱就能获奖的论文。晏才宏的境界比我高千万倍。他对职称从未挂怀。他的电路课在学生评教活动中以罕见的满分居全校之首。他被很多学生称为“我碰到过的最好的老师”。他即使癌细胞扩散，颅内大量积水，说话已出现困难时，还对妻子说：“帮我到学校定一间大点的教室，把学生召来。你带上一杯水，我说不出话时给我喝一口，我还想再讲一课。”他这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我做不到，我惭愧啊！有论者鸣不平，他就不能“活”在现行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中？我为之问，这样的体系为什么要“杀死”他？在这个体系中名利双收者是不是“帮凶”？“苟活”其中者，是不是也该忏悔？有人赞他有“古君子之风”。”打住！“晏才宏”这样的自我牺牲者，今天不能再承受这样的歌颂了。这样的牺牲者越多，中国的教育越没希望。

特立独行陈丹青。几年来，陈丹青没有招到合格的学生（硕士生考试要求政治、英语成绩合格），他挥挥手，辞去了清华大学的教授职务。那可是名冠中华的清华大学啊。如果我能够混进去，就是死也要死在里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怎么能够“自绝于体制”呢？我总是佩服逆流而动的悲剧人物。陈丹青最大的幸运是，处于一个可以容忍“异类”独立的时代。当然，他的经济独立，使他潇洒得起。当年鲁迅爬格子的稿费，相当与今天的人民币480万元，所以他才能对无行文人敲敲打打嬉笑怒骂。可是，比陈丹青更有经济实力的文人海着呢。他们权力学术一肩挑，其捞钱的手法也超过历代文人。出书，挂主编，东拼西凑，拉关系搞书号，一部书就赚得几十万、上百万；或是搞竞赛，评审，评奖，剽窃他人成果，甚至享有署名的“初夜权”。他们赚了个盆满钵满，因此，才有那么多年轻人削尖脑袋往官位上爬。而一旦爬上了管理者的位置，便可自定规则，自当裁判，自成霸主，获得各种奖励，优先使用科研经费，优先出国进修、讲学等等。他们功成名就，养尊处优，惬意得很呢。何以优哉游哉？体制使之然也。由行政机构任命，学术职务终身职，所以由他们把持乾坤，才有晏才宏那样的“牺牲者”，也才有玩不起而不玩了的陈丹青。以身殉职殷雪梅。她为了拯救身后的5名学生，用身躯阻挡飞来的小轿车……善良和美好，在她身上迸出光辉。她不图回报，不求索取，以身殉职。对比她，我看出自己的“小”。整天提心吊胆应付着各种考核，学生迟到要被扣除班主任奖金，被权势和金钱的压力，正在失去个性独立的空间……我已不再奢望，“桃李满天下”可以给我带来祝福与芳香。今天，不少大学使不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不少中小学使不少学生变得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不会做人。教师被“妖魔化”，确实有“害群之马”，教师整体素质在堕落，我只能善待自己，尽我所能，尽我之心，对得起国家给我的工资，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傅一河）

第20篇：陈丹青：我不知道读者怎样想象木心

陈丹青：我不知道读者怎样想象木心

陈丹青：我不知道读者怎样想象木心2015-04-23 我在结束时打开

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选自木心遗稿

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遗像，设为小小灵位。到今年七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换了鲜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咸菜辣椒炒毛豆——妈妈中风那夜有我炒的这份菜，母亲照常饮酒，与我谈笑——摆好了，我就在书房跪倒，对着自己的小圆桌伏身磕头，前额触地时，稍觉有点滑稽，但终于是郑重做了这套规定动作，心想，以后自当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征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中写道。这是实话，亦且法国人想必不磕头。人追念逝者，随时随地，不必有待周年。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又是实话。但有谁知道自己的“节奏”么？好几回是起床后，走在厨房、过道、出门的路中，一念袭来，我会骤然哽咽、嘶哭，像个傻子。待狠命喘过，渐渐收泪，就去继续做事。

人为死者哀哭，是自伤，也是亲昵的幸福。有时我会蛰伏般地等着，不晓得是怕这袭击，还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两年了。那是另一种“节奏”。死者不同，悲伤自亦不同，但“周年的象征性”确乎不带来“任何东西”——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兀自显示。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反倒周年忌日，了无所感。人在种种规定的日子总会自我提醒吧，那是“记得”的意思，不是哀伤。

年轻人居然记得：去年临到十二月，海淀区一群大学生就要我去，说是为纪念先生逝世周年，预先申请了北大的某座礼堂。二十一日，我去了，其时《文学回忆录》才刚弄好，正可是个话题。那夜来了好多学生，十之八九不见得知道木心，但大家听到终场——又一年过去，今岁十二月初，上海的郑阳，北京的刘道一，苏州的晶晶，又来问忌日那天要不要办活动。除了《温故》将出版第二回纪念专号，今年不拟办活动。晶晶，早在自行筹划小小的聚会，有书签，有小礼物，二十一日深夜来短信，说是到场六十多位各地的读者，仲青、郑阳，都去了，结束时，大家念了文学讲席的最后一课。

我无法知道木心怎样想象他的读者，也不能知道读者怎样想象木心。五月晶晶来乌镇，我领她进了先生的卧室，给她看搁在书架上的骨灰盒，还有纽约电影人拍摄先生的剪辑版——木心于是在自己的卧室缓缓说话，电视屏幕对着他的空床，我们就坐在空床上——晶晶没见过先生，几分钟后，她退开，说是不忍再看。

小代头一回看，也只片刻，起身走去客厅墙角，默默抽烟。他不哭。惟春末来过短信，说为别的什么事下泪，念及木心，趁势大哭一场，“好痛快”。先生逝世一年半，这孩子总算哭出来，说，他还是不能接受先生“变成了盒子里的一堆灰。”

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来。初起着手《文学回忆录》的工作，长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母亲在医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惨苦，回家坐定，录数百字，人即刻沉静。此事前后八九个月，如今回望，只一瞬，今年以来，则每月去一次乌镇：晚晴小筑，将要辟为木心故居纪念馆了。

晚晴小筑的幽静，如今转为凄清。一楼客厅陈设如昔，终日窗帘拉起，黄昏，临院仍是群鸟归巢的密集啁啾，入夜后，全楼漆黑，唯过道与吃饭间亮着灯，小代小杨仍住这里看守。面南三进小庭院那株枇杷树，枯死了：每片叶子并不掉落，有姿有态，就那么枯死了。两条狗，莎莎、玛利亚，是洗衣妇起的名字，春末莎莎死了，入夏，纪念馆开工，东门常是开着，不经意，玛利亚出走，不再回转。西墙外是昔年孔令境先生的孔家花园，种有茂密的竹林，不知何故，去年割除大半，今年春，许是根脉窜入晚晴小筑，花园西墙根冒出十余株小笋，未久，竟成数米高的小竹林。

四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小代站在南院空房里发呆。晚晴小筑落成后，南门迎对东栅景区街面，常年关闭，门内三进与北端的花园由白墙隔开，中有小门，进门穿过花园，便是木心暮年居住的二层宅邸。宅邸另有甬道通向东门，门外是公路，为避游客，主客由此出入。2006年先生还乡后，“木心美术馆”尚未动议，我催他将这面南的三间空房设为展厅，余事由我和镇方操办，可木心从未打算清理，直到他逝世，经年空置着。垂老后，先生诸事嫌烦，除了勉力画画写写，他已放弃一切。固然，他活着时，安康最是要紧，现在他死了，每想到南院空房，我便犯愁——位于西栅的美术馆去年动工了，纽约的设计者冈本与林兵来了怕有二三十回，亲自督造——纪念馆迟早总要弄出来，怎么办呢？“平畴远风

良苗怀新

坐东卧西之堂

作而不述之室”

拟将悬在纪念馆的几幅匾额，先生几年前就写好了毛笔字。凡纸笔之事，他早早就有腹案，题签之类，平时就躲起来弄妥、放好，此外的事，做，还是不做，木心永在犹豫拖延中。新世纪头几年每次回纽约探亲，去看他，水斗堆满隔顿未洗的碗碟，我要洗，先生总是断然地说：“不要弄！我们讲话。”之后瞅着话语的空挡，他幽然笑道：

哪有哈姆雷特天天洗碗的？作孽！

木心哎，如今的事，何止隔顿的碗碟，便是一件件做成了，你也看不见。一年来，靠小代步步跟着帮衬，南院三进总算辟为家族馆、绘画馆、文学馆，每馆的展墙竖了起来，十余枚展柜也做好了，两处小庭院栽种了新竹、李树、桃树，还有蓬勃的鲜草，草坛边缘，由本镇花匠编了弯弯的护篱。各厅的匾额、木心的字画，均已送去刻制配框，文稿和遗物好在现成，昭明书院有位木心的学生匡文兵，在网上购得三百多册民国版书籍，明年元月打扫干净，着手布置，我已看见这些物事放入展柜的效果了。

沉重之事，是先生的大量遗稿，单由我做，断难下手的。有志于此的学者在哪里？木心文学的常年研究者童明，远在加州教书，我能倚靠的，便是出版社。十二月中，《新周刊》为《文学回忆录》颁发年度书奖，典礼假乌镇举行，我与主编刘瑞琳、责编曹凌云、助理编辑雷韵和罗丹妮，联袂前往，化了三天工夫，清理遗稿。

到乌镇那天，先领大家上楼看望先生，众人站定，瞧着骨灰盒，三位女士先后抽泣了，依次上前行礼。除了颁奖那夜，我们朝夕聚拢晚晴小筑面北的画室，各人手里捂一杯热茶，将先生五六十册笔记本、数千页散稿，粗粗分类。小代，忠诚而细心，平日即留意木心散乱放置的稿本，葬礼过后，是他与黄帆，那位镇方最初派往侍奉先生的姑娘，默默集拢全部遗稿，等我们来。现在，哪些是废稿、正稿，哪些是早期、晚期，均须大费周章，逐一辨识；已发表与未发表者，则待今后一次次再来，细细审读了。十二月十五日夜，分类后的所有遗稿贴上标签，登记在册，放回保险箱，遗稿出版的工程，总算上路了。

也巧，我与小代初次试着归拢木心的稿本，也在两年前的同一日。其时先生在桐乡的重症病室，不省人事。下午三点探视前，我们无事可做。静静翻阅着，我忽然意识到未经先生同意，而另一尖锐的意识迅即跟进：没有同意这回事，完全没有了。

惊痛，郑重，茫然，瞧着满桌稿本，我又像是对着木心的性命，不知所措。几十年来，我眼见先生开写、修改、丢弃、重来，狱中所写六十六页手稿是他仔细折拢了，缝在棉裤里，日后带出囚室……两年前，是的，就在这一天，我意识到木心遗弃了毕生的文稿。“去吧去吧

我的书

你们从今入世

凶多吉少”

……这是先生遗稿中涂写的几句话。那天下午，我最后一次面见活着的木心，又过六天，他就死了。

这些凌乱而标致的手稿，部分写在各种稿纸上，大部分写在纽约文具店出售的笔记本，至今留着价目的贴片。木心讲究衣物用具，却不介意使用廉价的本子写作——以繁体字工整抄正的稿面，落笔矜矜，清雅优美，草字疾书的稿本则布满涂改；他会在每行白话诗尾端核算字数，斟酌节奏。可恼的是，每首诗、每一短句、每篇稿子，至少重写四五遍，分布在稿本不同页面，实在难以判断究竟哪篇是他所满意的正稿。

年迈后，他的字迹缓缓变化：越新世纪，人老手颤，笔划歪斜，气息愈见虚弱；整个九十年代，落笔矫健，神完气足，或是米粒大小的正楷，谨严而端正，或是纵笔行草，字词与行距密不透风，任意写满纸页的正反面；好几个本子才写三五页，整册空白着，大量本子则是全部写满，写满了，还在篇幅间横竖添加——1983年我与先生密集交往，亲见他恢复写作后的头一批原稿，此番搜寻，未发现：没有《明天不散步了》，没有《哥伦比亚的倒影》，也没有《温莎墓园》。“又写好一篇呀。”他在电话里说。那些年，隔三差五，木心就来报告。“哦，不得了，你凶……”“凶”，沪语即“厉害”的意思“像煞摊大饼，又是一只！”“写得怎样？”“可以呀，还可以。”

会面地点通常三处，一是当年我们的“留学”之地，曼哈顿五十七街第七大道交汇口“艺术学生联盟”咖啡馆；一是过学校朝北两条街对过的中央公园；若在冬季，木心便来我的寓所。现在想想不可信：那些年，我竟连连看的是先生的手稿。头几回，他如小学生那般，脑袋凑过来，从第一行开始陪我读，点明若干潦草的简笔字，三言两语解释我所不识不懂的词，便催我往下读——看画读文，我是会叫唤的：啊呀木心，这句好！他的回应，或是急速退回上身，瞪眼瞧着我，忍着得意地笑，竭力正色道：呶—呶—呶，看出来了呀，你知道！或是一怔，喃喃地说：噫，你怎会晓得？你怎么也能懂？！

这样的几率不很多，多的是瞧我越过他所得意的段落，便止住我，手指点着稿面的某处：看这里呀，看见吗？于是自己念起来。什么句子呢，年头委实久了，我已不能记得。其时我三十出头，木心五十八九。

有几篇稿子经我无心撩拨，而他果真写了——去林肯中心，我说，音乐会的咳嗽，你有本事写吗。散场了，他喃喃地说：“咳嗽倒是不好写……”于是有《S巴哈咳嗽曲》。春天，中央公园繁花盛开，木心缓步说出花草的名目。我说怪了，美国的花为什么不香？你写呀！他凑近花丛，嗅着，忽而神色飞扬回过头：“杭州桂花开出来，喔——唷！胡天野地，香得昏过去！”几天后，写成《九月初九》——写成了，急急来见。那天是在金高家，一屋子人，他看我坐定了自管读，忽而满脸窃笑走过来，低声说：“你这样子当真，我交关开心，交关开心哩！”说着，香烟递过来——每次分手，我们常会彼此送一程。某日傍午，对了，就在杰克逊高地，我到站，木心说，那么再走走。长长的露天站台，脚下街面，车声隆隆，一老一少站在风中各自点烟——其时纽约尚未全面禁烟，简直天堂——那天正大谈人在异国的寂寞，不肯歇，好句子堵嘴边，木心就挫身停住，目光灼灼看着我，双手擎着纸烟和火机，一字一顿说：

“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地步！”那天回家，他就写《竹秀》。

很久很久的事了，但我记得。“……那么尼采叔本华，你怎样讲法？”是在曼哈顿中央地铁站，我与木心仍在昏天黑地聊：“呶！一个么阴，一个么阳，一个借借佛家，一个去寻希腊……两只狗交配，见过么，弄好了，浑身一抖，”同时就脸颊猛颤颤，学那狗模样：“这就是生命意志呀！”

地铁轰然进站了，人群沸然骚动，下车上车。“所以呢，人只有交媾的一刹那，抗争死亡呀……”木心继续讲，一边由我护着进车厢，夹在各色乘客的前胸后背间。

今春回纽约，为母亲的坟地安墓碑。出了机场，往家去，我暗暗预备大伤心，不料进得家门，放下行李，百静中，角角落落都是妈妈，我瞬时被汹涌的亲切团团拥抱了，简直喜悦，不曾哭，夜里就蜷在母亲的眠床上，即刻睡着了。仍下意识找寻死者——真可笑——而死者生前的居处，既是哀痛之地，也是唯一的认证场所：每次去到乌镇的晚晴小筑，我心里不难受：单是楼板响动，便有先生在，而况他的骨灰盒，就在二楼。

纽约的那位木心，早经渺然了。可是杰克逊高地的同一站台、转角、文具店、烟纸铺……当年陪先生无数次来过。饭后漫步，走一阵，便是他撰写《文学回忆录》的旧居，呆呆站一站，门内早已是陌生人家。两年前在焚化室外的幻觉，不再来——我竟从未梦见木心，要是他礼帽压低了，变成鬼，隐在角落，忽地给我见一见，那才够交情！举目寻索，如今能与他对面而确凿无疑者，只剩这堆手稿。

然而手稿不是他。读者想象先生，是书中和照片上那位“文学家”，我所牵念的，就是，孙木心。再没人与我说这种老式上海话了，此处写来，只能是书面的普通话：“……没啦？那你想想看，再讲几句好不好？”读了稿子，痛聊过，沉静半晌，他会这样地嬉皮笑脸，烟灰抖落，还来跟我讨夸奖。

有谁对愈见老迈迟缓的人，年年月月不嫌烦？与木心相交的种种难为、积虑、不好办，唯有我知情。这一路为他操心办杂事，虽是情愿，倒底吃力的。那年扶他走进乌镇住下来，如释重负，从此他身边有人照应了，我可以远远歇一歇：此后我很少很少去电话、去看他，实话说，我并不如外界所知，对先生那般好。

他知道。浙江人的脾气，木心，我母亲，横竖不肯麻烦人，也不愿当面说破。平时他晓得我在北京乱忙着，只是不做声，有次见面说起《退步集》，先生忽一句：“你弄这些，是白相大乘呢。”我当下惭愧，不知如何是好。又一次是好久好久不通话，拨过去，他难得如早先那样嬉笑道：“那么……有辰光你稍微来只电话，讲两句，”我知道，他是有事交代，隐忍着，终于要来托我。

如今说这些有甚用啊！眼看他仰面胡说，快死了，我才像所有糊涂的晚辈，非要临到这一刻，已是万事罢休。头一次见他，也是挤在地铁上，陪他的朋友给我们彼此介绍过，他便那样地抬眼凝神看看我，我现在瞧着比我少壮两轮的小混蛋，逾是明白那时的孙木心——人的情谊，再久长，数年、数十年，总归开初那段，最是金不换。二十六年前，1987年2月14日，我在新买的公寓烧了菜，给木心过生日，那天，他满六十岁了：

如种之茁如泉之淋

曰鼓在暮曰钟在晨

志言烈烈道载暾暾

作而不述憬而不酲

……早几天我就问，选什么花呢，他说，鸢尾吧，我便买了六株。那天好太阳，先生进来，看见花，说是蛮好、蛮好——瞧见花，他总会定睛一看，默默惊异——随即取出一本灰蓝封面的硬装笔记本送给我，掀开首页，便是这首四言诗——

亡麟绝笔尼父此心

奠麟奋笔小子此悃

前叩名山后礼其人

得枝桂角渡河留馨

取湮眸白取显汗青

幸甚至哉以咏诚

我不懂古文，他便用国语一句一句念下来，再回到起首，用上海话解释古字和用典。那些年，他正在恢复写作的猖狂中，自称“二度青春”，一篇接一篇，文思泉涌，“如种之茁”。其时，我俩居定纽约五年了，何曾想今后会还乡，更料不到先生的暮年会有乌镇的晚晴小筑——诗作读毕，便是以下这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