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第1篇：周作人诗歌
周作人诗歌精选
周作人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鲁迅的二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初夏村居即景
杖藜扶我过桥东，竹院莎斋小径通。杨柳池塘科斗水，杏花村馆酒旗风。一逢山色斜阳外，千树蝉声夕照中。剑匣指头容醉卧，日光穿竹翠玲珑。题画绝句 芙蓉
灼灼芙蓉花，凌寒发红萼。徒有拒霜姿，临风自开落。题画绝句 玉簪花
日暮草深深，谁遗白玉簪。补萝人不见，零落到如今。题画绝句 篱边菊花
持醪叹靡由，秋华浸盈把。陶令不归来，寂寞东篱下。观瀑图
春时十日雨，横流满坑谷。山中有幽人，拄杖看飞瀑。红梅 用姜白石词意
阔别西湖久，无憀独闭门。何人最相忆，红萼耿无言。松石上有老人扶杖行
杖策慢登高，独行何踽踽。恰将木石奇，映出须眉古。中央大学园中六朝松
苍松不解语，兀立台城下。六代兴亡事，凭君告来者。山水 秋色满大地，探幽到水隈。扁舟人独坐，不为羡鱼来。为文鉴题果斋画绿梅
篱角月黄昏，无言倚修竹。微风动佩环，幽恨寄蛾绿。杜鹃花
寂寞攒宫道，冬青摇晚风。山花不解事，独自映山红。炮局杂诗（录五首）
布衾米饭粗温饱，木屋安眠亦快然。多谢公家费钱谷，铁窗风味似当年。其二
卖却虎皮吃冷饭，当时豪气未全消。莫将原子平天下，珍重余年好看潮。其三
青帽蓝衣十九时，代爷入狱复何词。荧荧双眼含悲愤，国事前途未可知。其四
七十老翁坐不起，笑啖榅桲与芙蓉。夜半溺床复悲啸，南冠相对但书空。其五
一夜寒灯十首诗，若中作乐有谁知。而今木屋飕飕冷，正是无忧无虑时。忠舍杂诗 纪梦诗三首
白日昭昭寖已驰，芦中穷士欲何之。吹箫乞食寻常事，记取吴师入楚时。其二
儒冠一著误生平，多谢杨生示儆情。若使逃儒还入墨，此中岐路本分明。其三
李生大隐在朝市，醇酒美人寄所思。醉梦不忘金齿履，如霜白足想当时。夏日怀旧
丙戌五月来南京，居于老虎桥，或以炎热为忧。戏述昔日学生生活，作谐诗以解之，计其时日前后相去已四十五年矣。六月廿二日夏至节。昔日南京住，匆匆过五年。炎威虽可畏，风趣却堪传。喜得空庭寂，难消永日闲。举杯倾白酒，买肉费青钱。记日无余事，翻书尽一编。夕凉坐廊下，夜雨溺门前。板榻不觉热，油灯空自煎。时逢击柝叟，隔牗问安眠。丙戌岁暮
从前作诗句，漫云牛山体。近又写五言，似拟寒山子。自身非禅门，稗贩无一是。还自写我诗，笔画代口耳。寄远示友生，本意只如此。茫茫火狗年，涂画尽数纸。倏忽将改岁，唐劳可以已。诚知笔墨贱，不及钱刀利。岂无恩与怨，欲报无由致。行当濯手足，山中习符水。丁亥暑中杂诗 黑色花 顷日见好梦，寻得黑色花。如墨或如漆，比拟毫釐差。冥冥如长夜，设喻将非夸。上翔猫头鸟，下伏癞虾蟆。是实有见毒，有如美杜沙。倏忽化为石，伪笑露齿牙。法力制人天，摩吕不能遮。我未学咒法，红衣师喇嘛。板凳作马骑，人足换桠杈。却喜最黑术，能伏两脚蛇。女人国
昔人作小说，幻出女人国。其地无丈夫，窥井自孕育。设想非不奇，阴阳苦孤独。又或妻为纲，夫男作纲目。女君罗面首，人事正反覆。岂不快人意，所重在报复。平等良大难，故事未容续。男女相人偶，天然成眷属。相推复相就，如轮共一轴。茫茫人世事，端在衣食足。自在不相离，公平即为福。奇迹止于斯，何用惊世俗。《西游记》 儿时读西游，最喜孙行者。此猴有本领，言动近儒雅。变化无穷尽，童心最歆讶。亦有猪八戒，妙处在疏野。偷懒说谎话，时被师兄骂。却复近自然，读过亦难舍。虽是上西天，一路尽作耍。只苦老和尚，落难无假借。却令小读者，展卷忘昼夜。著书赠后人，于此见真价。即使谈玄理，亦应如是写。买椟而还珠，一样致感谢。《红楼梦》
尝读红楼梦，不知所喜爱。皎皎名门女，矜贵如兰茝。长养深闺里，各各富姿态。多愁复多病，娇嗔苦颦黛。蘅芜深心人，沉著如老狯。啾唧争意气，捭阖观成败。哀乐各分途，掩卷增叹概。名花岂不艳，培栽费灌溉。细巧失自然，反不如萧艾。反复细思量，我喜晴雯姐。本是民间女，因缘入人海。虽裹罗与绮，野性宛然在。所惜乃短命，奄忽归他界。但愿现世中，斯人倘能再。径情对家国，良时庶可待。牛女 俗传七月七，牛郎会织女。乌鹊架为桥，一年才一度。书斋有学究，捋须说大误。是有牛女星，列在天河浒。世人不好学，错解作夫妇。吾辈凡俗人，却喜小儿语。传说有佳篇，正复在尔许。久负天帝钱，赖债此为祖。责偿罚分飞，岁岁别离苦。未必似暴君，适逢家长怒。耶威最酷烈，宙斯常动武。耕织偿聘钱，此事犹为恕。当作神话看，比较多风趣。学问辩真假，人情无今古。满纸荒唐言，悲欢动妇孺。若欲谈天文，自当按星谱。本文选自《搜韵网》
推荐第2篇：周作人小传
周作人的文学人生
人物简介：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迁为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抗战后，因曾出任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押解南京并被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蒋梦麟为之求情。49年1月26日被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搬回北京，以稿费维持生计。66年被红卫兵抄家，67年病逝。一些人认为周作人是汉奸，一些人则不这么认为。
周作人一生，有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辉煌时期，也有对民族犯罪而跌入黑暗深渊的时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但究其一生，他一直在做的就是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了。
早年的私塾教育使他具备了雄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科；轮机专业）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在此期间又学习了日文、俄文希腊文和梵文等西方语文，使他又具备了坚实的外文底子。早年的学习经历为他的翻译道路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1904年底到1905年初，周作人翻译了他的第一篇书《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周作人是用文言文翻译的，并对原文的某些情节作了改动，原故事中阿里巴巴死后，他的弟弟凯辛娶了他的寡嫂，周作人觉得这不符合礼教。全文共一万余字，他用“萍云女士”的笔名，把它寄给了《女子世界》。不久便在这刊物上连续刊
1
登出来。1905年5月，还以《侠女奴》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留学日本后几年，周作人和鲁迅合办《新生》未曾成功，1907年3月周作人译成了《红星佚史》，随后又译成了《劲草》。《新生》杂志没有办成，为杂志准备的翻译稿也没有用上，周氏兄弟就把这些翻译稿编辑出版，《域外小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
周作人不仅勤于翻译，也勤于写作。从1907年起，他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论文，到1911年这4年期间，他先后在《天义》、《河南》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哀弦篇》，还翻译了一些俄国的小说，此时周作人的作品具有一些俄国色彩可能是与国内革命的氛围有一定的关系的。1911年6月周作人带妻子羽太信子回国，正值国内辛亥风云变幻，到1917年这段日子里，也许是国内形势不太稳定的原因，周作人的作品有了一些变化，发表了一些政论，比如《望越篇》、《望华国篇》、《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民国之征何在》、《庸众之责任》等，无疑是作为年轻人对时局的愤慨。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一些“社会小说”多是反映社会现实，提出内心憧憬的蓝图，比如《江村夜话》。这些小说不再单纯地是记述生活而更多地着笔于怀想美好的未来。
1917年到1923年这四年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时期，也是人们最为怀念周作人的日子。这段时期内，周作人完全表现出来一个文学家的样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1918年11月前后，先后加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文学解放思想而奋斗，“人的文学”观念，12月份《人的文学》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期上发表。周作人提出了“人的发现”口号，从人道主义出发，他还提出了“人的理想生活”。这一思想的提出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突破，其思想也大为人们所接受，周作人在文学界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其后，他的《平民文学》的发表也颇引人注目。接着，周作人又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他提出要用白话文宣传正确的思想，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升入发展。在文学改良口号提出之后，周作人开始以创作新诗的形式来为文学革命提供典范。1919年创作的《小河》是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首小诗。发表后，赞声四起，形式是完全新颖的，语言是完全口语化的，而内容是寓言式的，能够引人种种联想，达到了一鸣惊人的作用。至1923年之前，周作人还创作了《两个扫雪的人》、《北风》等新诗，还有一首他在病中所做的诗《梦想者的悲哀》。与此同时期的还有一批 2
批判性的短文，如《实在情形》、《廉耻与秩序》等，表现出周作人正处在思想转型的特殊时期，他开始削弱了战斗力转而回避现实，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也为他以后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1923年，在于其兄鲁迅决裂之后，周作人开始真正思考自己的人生。7月发表了《寻路的人》表明了其各走各路的决心，9月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自己的园地》，书中包含了他对文学对时事的各种见解。1924年，周作人参与编辑《语丝》周刊，反对专制，主张活跃思想，提倡独立思考是《语丝》的特色。在随后的各种革命事件中，周作人都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直到1927年张作霖政府查禁《语丝》，并查封了北新书局，主编们开始另寻出路，将总店转移到上海，推举周作人为荣誉主编。1927年9月，周作人有出版了他的第三本散文集《泽泻集》，又将自己的文艺杂谈类文章整理出来形成了《谈龙集》。在国民革命失败之后，周作人走向了消沉的道路。1928年写出了《闭门读书论》，足见他当时只懂闭门读书。1929年是周作人写作最少的一年，而且有几篇还是序跋之类的，但是其批判作用还是有的，他用这些文章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卖淫制度。虽然如此，周作人在这一年里还是整理了自己的旧作出版了《永日集》和《过去的生命》两本集子。
在经过1929年的沉闷，周作人于1930年5月12日创办了《骆驼草》。，在这一期刊上周作人是每期至少发一篇文章的，此期间出了不少可读之作如《水里的东西》、《论八股文》、《村里的戏班子》、《专斋随笔》等等，但是这些文章与以前的文章相比多少少了一点生气变得沉闷起来，这可能与周作人思想的转变有关联。1931年2月，上海群益书社整理出版了周作人的文学论文《艺术与生活》。就在创作减少的这段时期内，周作人又开始着手翻译以前没有完成的希腊神话的翻译，到1937年希腊人波马多洛斯所著的《书库》被翻译成四卷，完成。1936年先后出版了他在一年间所写的随笔小品，分为两个集子《风雨谈》、《瓜豆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到1949年这段期间，周作人选择留在北平，在一些朋友的影响下，周作人开始出现亲日思想，这段期间其创作甚少。只是在一定的场合发表演讲，阐述其思想，在他的以后的回忆中也有描述。
1949年以后，周作人虽然也有不少的创作，也有不少的翻译作品，但是由于他不曾能证明自己在抗日期间的清白，也不曾能对自己的“落水”找到合适的 3
理由，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未能得到平反，其作品很大一部分都没有能够出版发行，他的回忆录也是在很多年后出版的。
终其一生，周作人的文学造诣是无可厚非的，他的人的文学思想的提出犹如惊雷，震惊整个文学界，为文学界带来了生机。他的文学理论作品也为文学创作后辈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指点。但是，在他人生的后期，他的贡献就远远掩盖不了他的失误了。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也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并没有过多的为自己变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位文学家与翻译家。
推荐第3篇：周作人优秀散文
1
苦雨斋序跋文。上下两辑自序代序。前后几编一收再收。上是叙由来，道新感。下是读后感，还文债。前是旧序文，新集合。后是老跋篇，重聚首。翻译编纂就首说明原本。散篇议论当时道清感情。废名小说作序专业户。平伯散文解说批评家。集此一通旧话性情毕露无余。看此一卷序跋嗔怪错过妙文。
2
谈龙集。文艺篇什，自己性情，批评议论兼愿想。西洋东倭，小诗俳句，移译误译有胜无。主观自我原批评真谛，解读注脚是翻译心态。悼祭西哲百年，是艺苑援引；序言故国新篡，是文学探究。废名小说，平伯散文，是自家最爱。两性神话，歌谣民歌，是文士实绩。作文切莫忘个性，批评定要记诚谦
3
周作人书信。山中养疴，车内闲时，奉达好友一扎；副刊邀稿，小报私谈，但去争辩一封。近身实见，偶思妙想，愿与良朋知道；劝诫条陈，古国新事，自家头脑所得。称兄一句，私事但道不妨；援君一声，故旧聊于新知。伏园兄去京走沙漠，废名兄修道隐山中。子容君乡有乌篷船，某某君文无蔷薇社
4
知堂文集。四知天地你我，两知当字悬砣。言而当，知也；默而当，知也。人生天地间，往来你我中。乱世活命，卖文且生。汲汲于新道德，愤愤于旧习性，逝者斯世；口耳间四寸，言行里春秋。茶酒菜蔬，摘句偷词。茫茫然大国民，锵锵然小兵卒。存乎当年。人活一世，稻粱谋；国生万民，垂永祚。
5
自己的园地，苦茶随笔。周作人，生活在民初，思想在明末。他拥有的特点，属于一些率性而为的真人。他也汲汲于世道人心。但大都反思过去有没有必要。他的答案一直保留到自书退出文坛。他只是在苦雨斋，苦竹，苦茶。读读散书，说说闲话。亡国，或未亡。做的文章，大抵没有用处。他对国人中官民认识很透彻
推荐第4篇：读周作人散文有感
读周作人散文有感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即使后来的逐渐暗淡也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我们且看
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了他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尖锐泼辣。尤其对于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如把妇女从礼教的束缚和大男子的威压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指出几千年的封
建道德所养成的女性观是个极严重的问题，势力很大。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他在《旧女性观》一文里列举了种种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污蔑不实之词，并加以精辟的点评。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进行女权运动的一些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还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的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鞭挞中，由于自身的“绅士气”作怪，使他对中国国民怀有很深的偏见。因而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因此这即便是周作人所着力的一方面，但却始终未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叙述中别有一种战斗力量，虽不能以寸铁杀人，却于凌厉之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二）平和冲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1、在自身态度上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如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曾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十分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咏苍蝇诗为例。由此可见,他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在平等、平和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他把散文写成可细细品味、玩味的“小品” 。不点明主旨，而把文章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即尽可能的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往前去。”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一种“笔墨趣味”。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其文章的精髓之处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态度。因而有些人便把他后期散文所表现的闲适的美也归结为一种消极性，认为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来消磨其斗志。这种在二三十年代相当流行的评论是把他在艺术上对“平和冲淡”的追求和他在政
治上的脱离现实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到了今天，读者的看法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历史的前进而有所不同。这种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出于抒情言志的需求，用最平淡的讲话来包藏深刻的意味。在生活的艺术下展示悠然的心情，体现了周作人其独有的风度与幽闲的怀抱。
2、从取材上显现出的平和冲淡
其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娇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另有一番情趣和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平凡的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淡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炼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忧”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风格、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而在这类散文中，也展现了作者学识之丰富。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接触到广泛的生活，怎能写出如此生趣盎然的作品。虽然后期的散文有“掉书袋”之嫌，但足可见作者的渊博学识。
熟悉周作人散文的人都会发现他散文中有一种题材最引人注目，那就是“风”和“雨”的意象，感受着“雨天”的阴沉，风雨之苦寂，这些“水”的哲学让周作人思考忧虑了一生，他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思考与忧虑的结晶，而且水的
外在声、色与内在性格、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周作人其人、其文。而其散文思想的澄明，色彩、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润，无不联系着“水”。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水”融为一体。在他的《雨天的书》里，这带着“水气”的文章显现了作者本人的超脱和冲淡。朱光潜评价为：“在当时的散文作家中，除周作人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作得如此清淡的小品文字。”并把这种隽冷冲和的风韵归结为三个特点：清、冷、简洁。其中“冷”是他最显著的特点。文章的冷正是作者心情之冷、人生态度上的冷的写照，这是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对各种“热”的否定，否定当时的热血与热情，预示了他日后的隐士之路。
3、与平和冲淡相辅相成的特色之笔
首先是简素的特色。美文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散文小品，被周作人概括为“真实简明”的。“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简明”则是对文字的要求。既名为小品，篇章必然大多短小简洁，在《知堂说》这篇“小品”中，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文字不事藻饰，却确有他一向追慕的含蓄耐读的“简单味”，简素与平淡显得十分和谐。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他欣赏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崇尚简素”。这八个字也正是他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理想。这里又有许多内容，如不求华绮，不施脂粉，本色天然．又如不夸张，不作态，不哗众取宠。又如不谈深奥理论，只说平常道理，而有平易宽阔气象。又如不求细纹密理，不用细针密线，只求大裁大剪，粗枝大叶，却又疏劲有致。凡此都是周作人主张的天然简素之美。他又把这一切概括之曰：“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
关于初恋的回忆，通常总是浓的，而周作人回忆的初恋却要说：“自己的情绪
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如此极力淡化感情，是根于他整个的人生审美标准。此种审美标准，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其次是腴润的特色。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风格使他创作了许多出色的作品。
然而这种平淡不等于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用腴润的笔将并不腴润的事物写得丰满起来。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胸襟气度的宽厚，融进了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在《雨天的书·鸟声》中即使干枯的鸟声也写得很有情致。如：
“老鸹，乡间称为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听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有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喜欢的老乌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这是作者的迎春望春的心使他腴润了。又如，《知堂说》区区一百五十字几乎一句一个转折，写得低徊趣味，简短而不单调。周作人文章的清淡而腴润，还表现在雍容淡雅的风神上。他善用长句子,若断若连,结构松散中最能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他的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是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的独特的风格特色。
再次是诙谐的特色。助成平淡腴润之美的,还有诙谐趣味,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常常能将战斗性和谐趣统一。他写到一个抽鸦片的人,“穷得可以,只剩下一顶瓜皮帽前边还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的，可见其陶然之状态了。”这种诙谐使人微笑,也使人想哭。有时他出诸反语,正话反说,因此有相当浓郁的幽默味。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感觉到作者的智慧与技巧，
体会到周作人笔下一股时隐时显、时浓时淡的苦涩味。这又正是真率自然的周作人自我心境的流露。
最后是辛辣的特色。周作人的散文固然力求和平委婉，但是决断痛快之文，尖锐泼辣之文，剑拔弩张之文，仍然不少。如那种极端诙谐的明显的反话，那甚至己超出幽默的范围，而是在痛心疾首的说话了。这种辛辣的成分异于平淡腴润的成分，调和在一起，然而并不改变平淡腴润的风味，其诀窍在于适度。就是说, 往往通篇平淡之中，间或有那么几句话、一小段，是相异至相反的风味，但马上能收回来,这就是适度。他正是极力追求这种绅士风度,虽然往往并不止于“略一回顾”，回顾之中还会说几句，甚至骂几声，但总是注意很快端正坐好，这样的绅士风度便显得不呆板，不单调，有变化，有活气。
二
（一）受日本俳句影响
周作人的美文这种简素质朴，冲和闲适的风格是与日本俳谐的影响分不开的。这些日本文化艺术给予周作人的启迪是使他的审美理想加浓了东方本色。他视日本文化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比较、参证、印合和相互启发，有力的促进了他消融西方影响，向东方传统艺术审美理想渐进的完成。 俳句的那种“隐遁思想与洒脱趣味合成的诗境”和“禅味”，在周作人那田园诗般的“美文”中时有显现。周作人曾经说到日本俳句的三种境界：“一是高远淡雅的俳境，二是诙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而他自己显然是更倾心于融“雅趣”与“谐趣”为一体的第三种境界的。他在给人的书信中，描写香山古刹的“长闲逸豫”的情景，本意在表现寺的静和僧人的闲，却以寺院不求静，僧人不图闲的描写，
使闲寂的意境达到了极至，而且又显出一种生气来。这或者可以说是此时有声胜无声吧？不禁令人想到贾岛的那句“僧敲月下门”的意趣。可以说，周作人艺术审美情趣中闲寂、苦涩、诙诡、忧郁的色调，大半是从日本文化艺术中化转而来的。
（二）与佛教文化的渊源
“苦”在佛教中被列为“四谛”之首,称为“苦谛”,是佛教的精义所在。
在周作人的文章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种苦味，他是以一种苦闷的态度去描写人生，写出那清贫寒素的生活之美。这是与佛教“苦谛”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虽然他没有直接谈到佛教文化的消极体验给他带来的苦质情绪，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明显的，那便是他喜欢用苦来命名他的文集、居室等。在其自名为“苦雨斋”的住所里创作出《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还有文章《苦雨》等。每一个苦字的出现都蘸满了苦质成分的汁液。既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又是一种灰暗的价值评判，因此形成了他特有的清冷苦涩的风格。
周作人的这种苦质情绪的滋生有他人生诸多暗淡感受的累积，也有佛教文化的时断时连的渗入。佛教从问题出发而创立了“苦”的理论；初衷在于把人生从苦海茫茫中解脱出来。由于它是根植于人生的问题，因此它很容易变成人们观察、思索人生与现实的一种态度、观点、方法。周作人即是从“人”的角度在感受现实、认识现实。以“吃苦茶”寄寓着内心的苦味，对现实的黑暗他感到苦，对朋友的离别同样体验到一种离别之苦。纵观他的人生轨迹，苦质情绪总是时淡时浓的重压着他，以致于在这种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的消极体验，最终是一片未能消逝的阴影，影响了他后期的人生道路。
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
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而对于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审美观。他作为京派重要代表人所追求的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崇尚和谐、崇尚节制。他的全部散文创作体现着一个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不喜欢强烈的感情，不喜欢夸张，尤其憎恶作态，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在这些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诙谐、委婉、腴润等。然将这一切统驭起来的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的两种似乎矛盾的特色统一起来。而他又多次声明自己的中庸主义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主义。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均衡节制之美，认为它是调和了智慧与美的艺术。他用“中庸”这个中国哲学范畴来表达之。在散文艺术上，毕生追求这种中庸之美。而在真正选择人生道路时，他又何尝不是追求这种中庸之美。他胸中自有强烈的愤慨，却从不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之。当真正需要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地指向敌人时，他又显得退缩了，回归到田园生活中。他自己认为“文学不是实录，而是一个梦”。周作人正是带着这种佛教、儒家思想相互渗透的人生哲学去完成他的隐逸之梦。同时，在他所描写的田园风光中体现的形式感和美感，为更多没有名士气而又闪避现实的新进作者所亲近。上文所列出的周作人散文中种种艺术特色，各种意匠经营，全都可以统一在这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中庸之美的追求里面。他的一切成功，都是中庸之美得以实现的成功，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影响。
结 论
作为五四时期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以其独特的风格特色感染了许
多读者。本篇论文就是针对其散文的“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个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他前期杂文主要体现出了第一个特点。美文首创之后，他文笔的特点逐渐侧重平和冲淡，并以此为基础与简素、腴润、诙谐、辛辣等多种特色相交织，形成了一种清新的写作特色。
初探其散文风格，总是疑惑在他的散文中何以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统一在一起。二者是怎样的辩证关系。后对其文化心态及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探究，了解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他的文艺思想中有“绅士气”与“流氓气”两种思想，形成了平和与浮躁两种不同的风格。但在其它综述中，对其作品与外国文学，特别是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上介绍甚少，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写作的影响也只是作了概述，没有详写专论。
因此，本篇论文在这一点上做了论述，对形成其风格的多方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可见，周作人之所以会形成此种风格是与日本俳句之影响，佛教文化的渗透及自身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
推荐第5篇：周作人：灯下读书论
周作人：灯下读书论
以前所做的打油诗里边，有这样的两首是说读书的，今并录于后。其辞曰：饮酒损神茶损气，读书应是最相宜，圣贤已死言空在，手把遗编未忍披。未必花钱逾黑饭，依然有味是青灯，偶逢一册长恩阁，把卷沉吟过二更。这是打油诗，本来严格的计较不得。我曾说以看书代吸纸烟，那原是事实，至于茶与酒也还是使用，并未真正戒除。书价现在已经很贵，但比起土膏来当然还便宜得不少。这里稍有问题的，只是青灯之味到底是怎么样。古人诗云，青灯有味似儿时。出典是在这里了，但青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同类的字句有红灯，不过那是说红纱灯之流，是用红东西糊的灯，点起火来整个是红色的，青灯则并不如此，普通的说法总是指那灯火的光。苏东坡曾云，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这样情景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大抵这灯当是读书灯，用清油注瓦盏中令满，灯芯作炷，点之光甚清寒，有青荧之意，宜于读书，消遣世虑。其次是说鬼，鬼来则灯光绿，亦甚相近也。若蜡烛的火便不相宜，又灯火亦不宜有蔽障，光须裸露，相传东坡夜读佛书，灯花落书上烧却一僧字，可知古来本亦如是也。至于用的是什么油，大概也很有关系，平常多用香油即菜子油，如用别的植物油则光色亦当有殊异，不过这些迂论现在也可以不必多谈了。总之这青灯的趣味在我们曾在菜油灯下看过书的人是颇能了解的，现今改用了电灯，自然便利得多了，可是这味道却全不相同，虽然也可以装上青蓝的磁罩，使灯光变成青色，结果总不是一样。所以青灯这字面在现代的词章里，无论是真诗或是谐诗，都要打个折扣，减去几分颜色，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好在我这里只是要说明灯右观书的趣味，那些小问题都没有什么关系，无妨暂且按下不表。圣贤的遗编自然以孔孟的书为代表，在这上边或者可以加上老庄吧。长恩阁是大兴傅节子的书斋名，他的藏书散出，我也收得了几本，这原是很平常的事，不值得怎么吹嘘，不过这里有一点特别理由。我有的一种是两小册抄本，题曰“明季杂志”。傅氏很留心明末史事，看《华延年室题跋》两卷中所记，多是这一类书，可以知道，今此册只是随手抄录，并未成书，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我看了颇有所感。明季的事去今已三百年，并鸦片洪杨义和团诸事变观之，我辈即使不是能惧思之人，亦自不免沉吟，初虽把卷终亦掩卷，所谓过二更者乃是诗文装点语耳。那两首诗说的都是关于读书的事，虽然不是鼓吹读书乐，也总觉得消遣世虑大概以读书为最适宜，可是结果还是不大好，大有越读越懊恼之慨。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昔者印度贤人不惜种种布施，求得半偈，今我因此而成二偈，则所得不已多乎。至于意思或近于负的方面，既是从真实出来，亦自有理存乎其中，或当再作计较罢。圣贤教训之无用无力，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英国陀生在讲希腊的古代宗教与现代民俗的书中曾这样的说过：希腊国民看到许多哲学者的升降，但总是只抓住他们世袭的宗教。柏拉图与亚利士多德，什诺与伊壁鸠鲁的学说，在希腊人民上面，正如没有这一回事一般。但是荷马与以前时代的多神教却是活着。斯宾塞在寄给友人的信札里，也说到现代欧洲的情状：宣传了爱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基督教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上边所说是关于希腊哲学家与基督教的，都是人家的事，若是讲到孔孟与老庄，以至佛教，其实也正是一样。在二十年以前写过一篇小文，对于教训之无用深致感慨，末后这样的解说道：这实在都是真的。希腊有过梭格拉底，印度有过释迦牟尼，中国有过孔子老子，他们都被尊崇为圣人，但是在现今的本国人民中间，他们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我想这原是当然的，正不必代为无谓的悼叹。这些伟人倘若真是不曾存在，我们现在当不知怎么的更为寂寞，但是如今既有言行流传，足供有知识与趣味的人的欣赏，那也就尽够好了。这里所说本是聊以解嘲的话，现今又已过了二十春秋，经历增加了不少，却是终未能就此满足，固然也未必真是床头摸索好梦似的，希望这些思想都能实现，总之在浊世中展对遗教，不知怎的很替圣贤感觉得很寂寞似的，此或者亦未免是多事，在我自己却不无珍重之意。前致废名书中曾经说及，以有此种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闭户读书论》是民国十七年冬所写的文章，写的很有点别扭，不过自己觉得喜欢，因为里边主要的意思是真实的，就是现在也还是这样。这篇论是劝人读史的。要旨云：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这不知道算是什么史观，叫我自己说明，此中实只有暗黑的新宿命观，想得透彻时亦可得悟，在我却还只是怅惘，即使不真至于懊恼。我们说明季的事，总令人最先想起魏忠贤客氏，想起张献忠李自成，不过那也罢了，反正那些是太监是流寇而已。使人更不能忘记的是国子监生而请以魏忠贤配享孔庙的陆万龄，东林而为阉党又引清兵入闽的阮大铖，特别是记起《咏怀堂诗》与《百子山樵传奇》，更觉得这事的可怕。史书有如医案，历历记着证候与结果，我们看了未必找得出方剂，可以去病除根，但至少总可以自肃自戒，不要犯这种的病，再好一点或者可以从这里看出些卫生保健的方法来也说不定。我自己还说不出读史有何所得，消极的警戒，人不可化为狼，当然是其一，积极的方面也有一二，如政府不可使民不聊生，如士人不可结社，不可讲学，这后边都有过很大的不幸做实证，但是正面说来只是老生常谈，而且也就容易归入圣贤的说话一类里去，永远是空言而已。说到这里，两头的话又碰在一起，所以就算是完了，读史与读经子那么便可以一以贯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读书方法罢。古人劝人读书，常说他的乐趣，如《四时读书乐》所广说，读书之乐乐陶陶，至今暗诵起几句来，也还觉得有意思。此外的一派是说读书有利益，如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升官发财主义的代表，便是唐朝做《原道》的韩文公教训儿子，也说的这一派的话，在世间势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所谈的对于这两派都够不上，如要说明一句，或者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教养而读书吧。既无什么利益，也没有多大快乐，所得到的只是一点知识，而知识也就是苦，至少知识总是有点苦味的。古希伯来的传道者说：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这所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苦与忧伤何尝不是教养之一种，就是捕风也并不是没有意思的事。我曾这样的说：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这样说来，我的读书论也还并不真是如诗的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消极。可是无论如何，寂寞总是难免的，唯有能耐寂寞者乃能率由此道耳。
(民国甲申八月二日)
推荐第6篇：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艺术风格比较
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艺术风格之比较
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艺术风格之比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出现了以林语堂、梁实秋、废名、钟敬文等一批作家为代表的“言志派”。“言志派”散文强调“无意不可入，无言不可言”，取材极为广泛，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到生活琐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散文创作以追求“兴味”为志趣，极力推崇明代作家“独抒灵性，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无论叙事、说理、抒情、议论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从审美角度来看，言志派具有阴柔美，以“平和冲淡”的诗意美感染人心，从这派作家的写作态度上看，摆脱正经状态，追求洒脱、随意，不作激烈斗争，也不过多的介入政治领域。
而“言志派”散文作家中，成就尤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为最。然而他们的一生，都充满着矛盾斗争，充满着争议，他们中有过叛国，有过静默，可是他们的很多作品却经过了时间的冲刷，愈来愈显示出它们的艺术魅力。周作人被称为“小品散文之王”；林语堂是“幽默大师”；梁实秋也有他的“雅舍艺术”。下面，就分别谈论他们各自的风格及成就。
小品散文之王——周作人
小品文的概念最早还是周作人提出的，他在《美文》中说：“有许多内容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作诗，不妨写成散文。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过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给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他所说的“散文”、“这类文章”、“新的土地”事实上就是他要提倡的小品文。它主要是指叙事或抒情的艺术性的散文，还包括“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梁”——散文诗。周作人为新文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那就是要开拓散文领域，要发展叙事或抒情的艺术性散文。
周作人的生平文章最大的审美追求就是平和冲淡，在这平和冲淡中体现他的审美追求，表现他的思想；这种平和冲淡往往表现出一种闲适的情趣，但又能在这闲适中使人感到它所写的的确是生活的真实，使人感受到真实生活的美与丑；还有不少文章，尽管内容严肃、尖锐，而文章风格仍力求平和。周作人的其他文体入的杂感、文艺评论和文章随笔也都有着心平气和说理的特点，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他的平淡闲适，以似乎使人感到他没有用任何技巧，但其实并不是不用技巧，相反倒是匠心独运，只是他已将这种技巧在无意间运用，且不露痕迹而已。
周作人的这种平淡闲适主要表现在他的小品文的题材平凡日常，结构的平淡无奇，词章的朴实无华，文字节奏的舒徐闲适等。
对于喝茶这一生活中在平常不过的事，周作人却能从中发现妙处，并将它写入文中：“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又抵十年的尘梦。”“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闷气。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在品茶时表现出来的这种悠闲的心情，完全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的思想的反映，完全是一种所谓清高的名士的风度。周作人写小品文是因为派遣自己内心的烦闷，比如寂寞空虚，而“在文学上寻求安慰”，他是完全为了自己的审美需要和审美体验而进行创作，而很少考虑时代、社会等复杂的问题。在那充满热力、充满斗争的年代里，他自己却能从容镇静，并写出那样轻飘幽默，那样平和冲淡的小品文，与同时代的其他高唱启蒙调子的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作人早年因为同样是很激进的，可后来为什么沉溺于花繁叶茂、净洁幽雅的“苦雨斋”中过玩古董，吃苦茶，谈狐话鬼的生活？也许是他经历了文学革命的失败后越来越对自己民族失去信心，害怕革命，甚至不敢发“牢骚”，因为他深深懂得发议论“容易有共党朋友的嫌疑”，为“苟全性命于乱世”，周作人便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周作人以平淡作为他孜孜追求的理想，然而，周作人的散文正如他本人一样充满着矛盾，正如他愿意将他自己介于“叛徒”与“隐士”之间一样，他可能也更愿意使他的散文处在平淡和不能平淡之间，所以单单用一个“冲和”或同义的“平淡”、“平和冲淡”来概括周作人小品散文的风格特征，也是不甚准确的。周作人也多次申明他的文章不能闲适。事实上，平淡也许只是表层的现象，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已，因为对现实的忧患，建立在对人生悲观基础上的“乐生主义”，都使他不能做到真正的平淡或闲适。例如：《故乡的野菜》是他早期的一篇名文，全文充满了对故乡怀念的深情，可开头一段却极力申说对故乡并无特别的情分：“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是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
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艺术风格之比较
成相识，正如村里的邻居一样，虽然不是亲戚，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周作人真正要做的是在文章中极力淡化感情，将感情融化于文章的每一个细节。他的文章正如一杯清茶，初次品味，淡淡的没有什么，可第二口第三可过后，就能渐渐尝到这深埋的滋味了，他是在不经意间表达出感人的挚情。文中的一个“别后”“想念”不证实了他对故乡的魂牵吗？这种藕断丝连的情感是作者想淡化也淡化不了的，想忘却也忘却不了的。
有时，周作人也用极力淡化感情的方法表现严重的事件，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在《前门遇马队记》中便使用了这种强烈反差的方法：“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和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愈是多方宽解，愈见其不可宽解，愈说的平淡，愈是无可奈何的悲愤。文中并没有剑拔弩张的字句，也没有正面对敌人的批判和控诉，但作者爱什么憎什么都一目了然。
以上这段文字还流露出了周作人散文的另一个特点，即喜用风趣，字里行间流露出诙谐和幽默，这种流露很自然，绝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戏谑。周作人以平淡作为他孜孜追求的理想，他在幽默中也会自然地反映出这种平淡，所以，他的散文并不像一些杂文般辛辣干脆、针针见血，而是带有名士的风范，种种反语只是以一种平和的笔墨表现出来。反动军阀对请愿学生和教员“碰伤”；“记前门遇马”，希望能和马上人心平气和的理论；要得好的死法，要离开寿终正寝而求新的“死法”„„在这些散文中，周作人极尽反语揶揄之能事，对社会的种种作出自己的见解。除了这种富有讽刺意味的幽默外，他还有很多富有生活气息的风趣，如《故乡的野菜》中引述关于黄花麦果的儿歌：“黄花麦果韧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勿出，一块字要吃。”极言黄花麦果的好吃，果子少了不好意思送人，而多了又舍不得送人，十分诙谐。
幽默大师——林语堂
林语堂与周作人有很多类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两人选题都以身边的琐事为主，注重生活的细枝末节，别人不屑顾及的类似“苍蝇之微”都成为他们乐于表达的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平实的事物中，林语堂还往往能生发出比尔想不到的新东西。在对细枝末节的描写中，二人还都特别注重性灵，即对这种种细枝末节独具匠心的微妙感受。比如说，西装是常而又常的题目，难有新意，擅长经国大品者肯定会不以为然，大加责罚。而林语堂却给西装赋予新的现代意识。他在《论西装》中说：“平心而论，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惟一的理由是，一般入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西装“令人自由不得”，“间接影响呼吸之自由”。林语堂甚至说：“中西服装之利弊如此显然，不过时俗所趋，大家未曾着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贤不肖，大概可以从此窥出吧？”这确是“知微见著”，能在常人不以为然的细枝末节处发现新意，并自由的表达出来，极见灵性。
但是，恰恰正是在性灵的表现上，二人又各有各的特色。周作人的灵性在表达时总是伴随着宁静与冷漠，给人不起波澜之感，知者谓之有，不知者谓之无。而林语堂小品文中的性灵却显得充盈、奔放、欢快、充满激情，其相对应的表达方式也是浩浩荡荡，如江水滚滚。他曾写道：“人谓性灵是什么，我曰不知。„„大概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晨其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入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题跋佳，写尺牍佳：未执笔，题已至，既得题，句已至。”可见，与周作人一样，写文章也是为了自己内心情感的需要，不需故意雕琢或为表达某一主题而特意冥思苦想来作文。而不同之处在于，林语堂当性灵来，就文思泉涌，有笔墨不逮之感，在小品文的闲适笔调中又负有气势跌宕、韵律铿锵、节奏性强的特点。除此之外，林语堂小品文中除了长句和闲谈文句，还有短促激昂的句子，使文意表达得思想跌宕，才情奔涌。林语堂这种在小品文中外显的性灵与情趣气质，是周作人所没有的。
林语堂的小品文也不像周作人般“苦”、“冷”，而是欢悦的，用着抒情的笔调写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表达自己的一腔柔情。例如同样是写人生，周作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人生的彻悟，在彻悟中，不禁又流露出人生空虚、悲凉之感。而林语堂就不同，他在《诗样的人生》中，用诗化的笔调写人的成长，虽然对世界人生也有本质的悲剧体验，但他却不沉溺不悲观，而是热爱人生，无论外在世界如何变化，他都能够用和乐的心态将其审美化、诗化。
林语堂的这种不沉溺不悲观，相反却欢悦的风格又是通过他一生都在倡导的幽默来实现的。在幽默之中也蕴藏着宽容、大度，蕴藏着对人生的热爱。我们知道，幽默一词还是林语堂引进的呢，这也堪称是他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了。林语堂着重强调幽默与人生的关系，他曾反复讲：“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
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艺术风格之比较
可见，他认为社会人生中充满着幽默，而且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他主张“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
然而现代作家中却有很多人误解或是错用了幽默，而林语堂对幽默是有明确的解释的：“新文学作品中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他认为，“幽默”的精髓在于宽容与诚恳，也就是如他所言的“谑而不虐”。这是说“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是在于同情所谑之对象。别人有弱点，可以戏谑，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但在这“戏谑”与“解嘲”的背后，却是一种博大的胸襟，一种对世间万物的终极关怀与仁爱。理解了这些，才是真正懂得幽默的意义。如果只是一味的尖酸刻薄，或哗众取宠，已是违背了幽默的真义了。
林语堂一生的创作，都是在努力实践自己对于幽默的解释的。比如，在《论西装》中，林语堂反对盲目模仿乱穿西装，但由于成功地运用了幽默，所以作品很是富有喜剧意味。作品写道：“在一般青年，穿西装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在追逐异性之时期，因为穿西装虽有种种不便，却能处处受女子之青睐，风俗所趋，佳人所好，才子自然也未能免俗。”幽默给作品笼上轻松自如，欢乐痛快的情调。他并没有对爱穿西装的青年给与讽刺，相反，却以一个长者的态度，将青年们看成是自己的晚辈，以平和的心态解释为什么青年们爱模仿着穿西装，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那些青年们似乎是一些善于模仿、喜爱新奇事物的孩子，而毫不令人生厌。而现代文学中的许多其他作家，已将幽默作为了战斗的武器，用来对反动势力进行辛辣的讽刺，这里面也包括周作人的部分文章。当然，我们不能说将幽默用作武器就不行，就违背了幽默的本真，这只是作家个人的喜好与风格而已，不存在着优劣之分。将幽默作为“谑而不虐”的手段，只是林语堂一己的偏爱与见解。事实上，林语堂将“humor”译为“幽默”，已经突出其“幽隐”的一面，倾向于某种达观的人生姿态，并努力以超脱的态度来看待人生和艺术。所以，与周作人的苦、冷、涩不同，林语堂更强调雅、健、达、醇、美，从而增强了小品文的通脱和开朗。
雅舍艺术——梁实秋
20世纪30年代后期，周作人和林语堂都逐渐由“叛徒”走向了“隐士”，由原先的批评社会，批评文明逐渐归于冷寂，从谈时事到少谈时事直至不谈时事而热衷“闲适”，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写草木虫鱼、风花雪月和趣闻轶事，“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后来，由于论语派分化，林语堂被迫辞去《论语》主编，之后全家寓居美国。同时鲁迅又对小品文进行严厉批判，于是，以“言志”、“闲适”为特色的小品热潮就日趋冷落了。
而梁实秋不同，他认为文学家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捍卫的是文学的纯洁性和永恒性。所以，在他的小品散文中，虽然与周作人、林语堂一样，不谈政治，回避了社会的重大矛盾，但是没有小知识分子的迷惘情绪。而是在对日常人生、社会世相的描绘中，去探求人生的真谛。
四十年代初，梁实秋在历经坎坷，蛰居“雅舍”时，潜心小品散文的创作，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雅舍小品”现象，这也许是周作人、林语堂“言志”、“闲适”、“幽默”小品文日趋衰落时的一次颇为斑斓的回光返照。梁实秋以后的散文创作，也一直保留着“言志派”散文的流韵遗风。
梁实秋的《雅舍》更是“雅舍小品”的经典：一般房子的基本用途主要是遮风避雨，防止入侵，而雅舍却“蓖墙不固，门窗不严”，“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一位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置身于这种陋室，正是帝国主义给我们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一幅缩影，但梁实秋并没有像大多数的作家那样，奋起高呼救亡图存，对侵略者给以抨击斥责。却独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表现角度——从苦难中寻觅诗意。比如像“雅舍”地点荒凉，却足见朋友之情谊，“雅舍”聚鼠成群，聚蚊成雷，作者却安然处之。更有甚者，作者竟在大雨滂沱之际，由屋顶崩裂联想到奇葩初绽。尽管有人可能会说梁实秋不关心民族危亡，还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怡然自得。但我从中看到的，是超越了世俗利害和民族狭隘而关乎整个人类的东西，就使人在逆境中所应采取的处世态度。也就是一种“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累”的自我陶醉的处世哲学和超功利的审美心态。此后的不少散文，都是这种“雅舍”精神的延续。
与周作人和林语堂一样，梁实秋也善于在生活中提取自己感兴趣的小题目，内容包罗世态万象：男人、女人、孩子、中年、老年；猪、狗、鸟；衣裳、汽车、手杖、书、酱菜；送行、散步、听戏、洗澡、排队、放风筝„„然后，再从人性和文化层面切入来描写。
同时，梁实秋在具体的写人状物时都对对象描写得特别细致，他写女人时就写了女人的所有共性：女人的
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艺术风格之比较
说谎，女人的善变，女人的善哭，女人的善谈，女人的胆小，女人的聪明••••••写衣裳就通写唐装、洋装、男装、女装、长袍、马褂；讲骂人就罗列十大艺术；论讲价就归纳四大秘诀。总之，梁实秋的散文能综观人物、事件的各种特性，极尽细致的进行描述，使人犹若站在造物主的高度，俯瞰众生，洞察世相百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
梁实秋的散文虽然涉及面很广，但他在篇幅上力求浓缩，绝不容忍多余的文字，他曾说：“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而这恰恰与周作人和林语堂的写作标准相吻合，周作人曾在《本色》中说过：“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林语堂也同样谈到过这个问题：“论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平淡与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好作家如杨贵妃之妹妹，虽不涂脂抹粉，亦可与皇帝见面，宫中其他美人要见皇帝非涂脂抹粉不可。作家敢以简朴之文字者这么少，原因在此。”可见，三位作家都深黯“割爱”的艺术原则，力求为文“简单”。他们的散文作品虽然看似都属“闲谈”，漫不经心，东拉西扯，但文中却无一句是闲话，字字句句都是经过细心推敲的，只不过这表现得十分自然，于不经意间见真功罢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林语堂被成为幽默大师，梁实秋也追慕林语堂的幽默，但梁实秋的幽默，不同于林语堂的智者的关怀的幽默，也不同于周作人“湛然和蔼，出诸反语”的幽默。梁实秋的幽默，是通过将信手拈来的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贯穿于文章的始终来展现。而这些例子又都极富典型性，都机智闪烁，谐趣迭生。因此，在梁实秋的散文中，往往通篇都闪烁着智者的幽默，这更像是一种“闲谈”式的幽默。
比如在说男人脏时，他写道：“有些男人，西装裤尽管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袜子手绢不知随时洗涤，常常日积月累，到处塞藏，等到无可使用时，再从那一堆污垢存货当中拣选比较干净的去应急。有些男人的手绢，拿出来硬像是灰面制的百果糕，黑糊糊粘成一团，而且内容丰富。男人的一双脚，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霉干菜再加糖蒜的味道„„”这段简短的文字就连举了男人的“西裤”、“袜子”、“手绢”、“脚”四样来些男人的“脏”，而且，在写到袜子和手绢时，还又细分了几种类型，可见举例之丰富。而这些例子都来源于生活，却又十分典型，关键在于，梁实秋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这些典型，并用风趣的语言把它们表现出来。这种近乎是“堆砌”的材料的距离方式，目的就是让读者从中看到众生相，也看到自己和处在自己周围的人们的一种生活常态和心理感受，从而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在达到幽默效果的同时，还能使读者进行反思，纠正自己习以为常的错误。此外，可以看出，梁实秋在列举这种日常生活的例子当中，还适当的增添了一点夸张，这就更加强了文章的幽默性，从上面的例子中就可看出。别处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女人体力不济，身子骨弱：“两只脚放在被里一夜也暖不过来，双手捧热水袋，从八月捧起，捧到明年五月，还不忍释手。”说下棋慢性的人：“见对方走当头炮，便左思右想，不知是跳左边的马好，还是跳右边的马好，想了半个钟头而迟迟不决，急得对方拱手认输。”说医院旅馆化：“最像旅馆的一点，便是人声嘈杂，四号病人快要咽气，这并不妨碍五号病房客人的高谈阔论，六号病人刚吞下安眠药，这也不能阻止七号病房里扯着嗓子喊黄嫂。”虽然这些距离也极富夸张，但我们不认为它们荒诞，相反，这是为了艺术效果的需要。梁实秋正是使用这种富有夸张又合情合理的具有生活化的代表性的例子来展示幽默。这种幽默在文章中的分量以及表现手法都是周作人与林语堂所不及的。
推荐第7篇：周作人《故乡的野菜》读书笔记
读《故乡的野菜》有感
周作人的散文多冲淡平和，隽永幽雅。他的审美标准表现为崇尚自然、爱好简朴，也体现了他的生活态度与审美理想，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审美理想所以周作人作品中的情感往往是淡淡存在于字里行间，所以他的文章往往有一种深切的情谊在流淌。
《故乡的野菜》通过对于三种野菜的描写，细致的描写了浙东的一些风土民俗人情，虽然在文章中没有明确的写出自己的怀乡之情，但是文中那些对浙东风土人情细致入微的描写，无一不表现出周作人对故乡的怀念和对童年的眷念。
第一段使用了淡淡的笔触来掩盖浓浓的乡情，周作人在开始说“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但是对于“故乡”、“家乡”的界定已经很明确了，在不经意间已经激起了周作人的怀乡之情。
第二段从周作人妻子从西单买菜归来，说起有荠菜在卖，从而引发了周作人对故乡的追忆。关于荠菜，吴地和浙东的风俗传说都不一样，从而体现出了故乡的个性。故乡中，孩童关于荠菜的童谣，拥有及其丰富的地域色彩。
第三段和第四段详细的描写了关于黄花麦果的各种用途，例如有关黄花麦果糕的制作以及关于浙东使用茧果的特殊风俗，还借用许多年未见黄花麦果的惆怅来表达了一种追忆过往的故园情。
第五段描写紫云英的白花可以治疗痢疾的民间传说，这种民间传说自然是来自于故乡，在文章的各个地方表现出对故乡的深深的怀念。调皮活泼的孩子听到了上坟船的鼓吹声以及发现棚窗下的紫云英和杜鹃，就会带着好奇的心情去追看等等行为，都反映了一种浓浓的生活情趣，也写出了周作人浓烈的对故乡的怀念与对童年的想念。
全文的叙事手法十分简洁。没有使用任何华丽的辞藻与复杂的修辞，平铺直叙的写出了搜寻马兰头、荠菜的劳作等等日常的生活场景。对于介绍黄花麦果和茧果的时候，介绍得也是简洁明了，尽可能的使用精简的语言来描写事物。
多处运用对比手法。先是将在北京买的荠菜与浙东的荠菜对比，从而引出下文。又将清明扫墓时使用的茧果与在日本时吃过的草饼进行对比，用来突出对童年时期吃到的茧果的喜爱与想念。还将故乡人采摘紫云英与《俳句大辞典》中日本女人采摘紫云英的习俗进行对比。这些对比不仅仅讲事物描写得十分详细，而且还把事物的神韵也描写了出来，将自己的感情寓于对这些平常事物的描写中。
移情于物，情景交融。因为散文的旨趣本在于写情、见性，所以对于事物的描写就不能不从作者的主观感受出发，周作人对故乡的野菜情有独钟，所以写得形神兼备，富有诗的韵味。在他眼里，故乡的荠菜花、马兰头和紫云英，是那么诱人，那么明丽鲜艳，足以引你亲近，使你跃动。以致全篇神情并出，融情于景。正是以爱故乡、恋故乡之情贯穿全文，情中有物，物中有情，才使得文章更加耐读。
语言朴素平实，笔调清新自然，这与周作人一贯的主张十分契合。他主张文章只要真实简明就好，而这篇《故乡的野菜》正是这样的一篇散文，使用平实的语言，营造出了一种清新的氛围，故乡最真实也是最为平常的生活情景就这么跃然纸上，给读者一种亲切感，似乎文中那一幕幕的情景就再现于眼前。
周作人的散文在后期往往是冲淡平和的，而这篇《故乡的野菜》就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全文的氛围清新轻松，周作人用一种真实自然的态度将故乡的种种风土人情描写得活灵活现。也体现出他作为散文大家的深厚功力。
姓名：李锐敏 学号：2012504022
推荐第8篇：周作人与周树人散文作品比较
周作人散文作品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当然并不是说越是平淡越是好，要在平淡之中有神韵，或是以平淡之语言明不平淡之志；或是以平淡之言明不公等等不一而足。
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 周树人散文作品
相比于周作人之散文，鲁迅的风格则更加凌厉。郁达夫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两兄弟作品的差别“鲁迅的文体简练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确实如此，便如《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笔锋辛辣的讽刺着旧社会人民的愚昧。或许这也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鲁迅便是意识到仅靠技术的崛起是救不了中国的才弃医从文，对他散文的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推荐第9篇：周作人的自然观念探析论文
周作人的童年是在他的故乡绍兴度过的。虽说身处于深宅大院，未能像乡下孩子一样与大自然有着充分的接触，但仅仅一个\"百草园\"就足够让他回味一生了。儿童对大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对于周作人来说更是如此。\"百草园\"里的木莲藤、何首乌、覆盆子、蟋蟀、油唧蛉……，给他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是他幼稚的眼睛发现的大自然最初的美。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这是大千世界赋予他的自然状态的美，是一种生气贯注的和谐之美[1].开始读书的周作人对于天天必读的圣经贤传完全不感兴趣，却独独喜欢诸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动植物考释类的书籍。这早年对大自然的记忆，勾起了周作人对自然事物的浓厚兴趣，对周作人自然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过来，这最初的自然兴趣后来经周作人用习得的精神滋养加以贯注，又具有了愈加丰富、有力的精神内涵，最终形成了其深邃而独特的自然观。
1 以科学为根基的理性观照
作为一个从传统中走出的文人，周作人对大自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然而不同于传统文人沉醉于大自然声色之美的感性审美，周作人的自然观中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科学理性。这当然与其理智冷静的性格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曾满怀崇敬地提及过多位西方自然科学家，并且不遗余力地介绍他们的观念，翻译他们的作品。他非常喜欢英国生物学家汤姆生，更是直言十分佩服法国自然科学家法布尔，将之称为\"科学的诗人\",并且表示\"读了他的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文章，自然不得不更表敬爱之意了\"[2].此外如英国的怀德、大威尔士等都是周作人非常欣赏的学者。
周作人欣赏的正是他们观照自然的科学态度，以及能够将诗意与科学自然融汇的洞达精神。这以科学为根基的自然观念成了他此后抨击封建迂腐荒谬的自然观的一把利器。当周作人用科学的自然观反观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时，便深感科学精神之匮乏。他看到我们的古书中\"自周朝以至清末，前后二千年间，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的，记着好许多怪话，如雀入大水为蛤，腐草化为萤，蚯蚓与阜螽为偶等，又如羔羊跪乳，乌反哺，枭食母等，皆是\",[3]指出第一类还只是奇怪、荒谬，而第二类则是假借名教，将自然伦理化，其社会危害性尤大。他常常感叹中国自然科学之不发达，认为\"中国学者虽然常说格物，动植物终于没有成为一门学问，直到二十世纪这还是附属于经学\"[4].不发达的原因首先是学者们多关注于人事，对于自然少有关心，其次是即使有关心者也多将其与人事牵连，或者拘泥于故人章句，缺乏实证精神，盲目听信他人，以致常常以讹传讹。周作人提及此曾不无愤怒地说： \"中国学者如此格物，何能致知，科学在中国之不发达盖自有其所以然也。\"[5]
有了这痛心疾首的认识之后，周作人并没有止步，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促使他必须身体力行，唤醒民众，摒弃愚昧，接纳科学。于是他开始以自己的文章替猫头鹰申冤，为蜘蛛叫屈，给萤火虫正名，为癞蛤蟆抱不平，写蚂蚁之生活，讲蚯蚓之益处……直至1957 年年逾七十的周作人仍在写《乌鸦与鹦鹉》，以纠正古人自然之伦理化的谬误，1958 年除四害之时，还在谆谆告诫大家蝙蝠和猫头鹰为益鸟，应破除迷信，不要加以迫害。可以说，正是这关照自然物事的理性精神，这理性精神背后的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构成了其科学小品意义之内核。
2 以平等、自由为内核的生命观念
在周作人的眼中，平等与自由不仅仅是适用于人与人之间，同样应当适用在人与自然之间。
这便是人对自然万物之尊重，尊重一草一木、一鸟一鱼的生命权利和生长空间，使自然万物按照其本有之规律自由地生长，不要加以人为的束缚或改变。所以周作人虽然对于自然生命颇有兴趣，但特别不喜欢豢养动物。他说自己\"有点相信\'鸟身自为主\'的迂论，觉得把它们活物拿来做囚徒当奚奴，不是什么愉快的事\".[6]
他认为一切飞禽走兽鸣虫，如果不是出于实用考虑，都应该放到大自然中去欣赏，关在笼子里或豢养在园子中都是对生命的束缚和伤害。即使是植物\"也不必一定种在自己的家里，关起门来独赏，让它们在野外路旁，或是在人家粉墙之内也并不妨，只要我偶然经过时能够看见两三眼，也就觉得欣然，很是满足的了。\"[7]他曾写文章抨击养金鱼、养鹦鹉、养猫狗，甚至恨屋及乌，对这些习惯于被豢养从而失去了自然之气的动物也产生了厌恶之情。相反，凡是自由自在地生长于大自然之中的生命都是美的，哪怕是麻雀那唧唧足足不成腔调的叫声，也能带来一丝春天的气息，\"比笼养着名贵的鸣禽听了更有意思\".[8]
也即是说，在周作人看来，自然生命就应该生长在大自然的背景之中，就应该具有自然之生气、自然之野气，任何人为的改变都是弄巧成拙，不仅不能产生美，反而会造成自然生命的扭曲和畸形。在动物界中，周作人顶不喜欢的一种就是金鱼。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由野生鱼类经人工培育而来的变异鱼种，不仅从外形上丧失了天然之态，而且只能生活在\"富贵人家的绣房，浸在五彩的磁缸中，或是玻璃的圆球里\",[9]完全没有了自然之生气。对动物如此，对植物也是一样。即使是因品性之高洁淡雅而自古深受国人喜爱的梅兰竹菊，如若失却了自然之性，也同样不受周作人的喜欢。譬如，他就对后世经人工改造的兰花和菊花品种表达过不喜之情，说\"兰菊到了后世，像养金鱼一样，竞尚变种，我觉得有点无聊。\"[10]他相信孔子当年所喜欢的兰花一定是野生的春兰，决不是什么梅瓣荷瓣，陶渊明深爱的菊花也一定是野生的黄菊而已。尊重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给每个生命以平等自由的生长空间，让一切都顺遂自然，以自己本原的面目昭示出生命之美，这是周作人自然观中的又一重要蕴涵。
3 以自然映照人事的人文精神
\"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这一观念一旦应用于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便显现出了极大的批判力量，彰显出了一种新的生命价值。周作人常常以此为依据揭露人类社会与之相悖之处，以求人性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合理演进。他首先以自然界生物自然演进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为标准建立起了自己的生命观念和道德观念。他不止一次地说过： \"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 biology,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11]
他认为人类的生存道德即是由生物求生的自然本性进化而来的，只是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不会顾及别个生物的存在，而人在自我求生的同时则能够顾及到别个的存在，这就是道德意识的生长。正如清人焦循所说，\"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周作人觉得这段话最能体现道德的自然化特征，很好地说明了人类道德即是动物自然本性的\"崇高的生长\",正如荷花之出淤泥而不染。[12]
既然人类道德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所以人类当然不能抛弃之，而复归于禽道，但同样需要警惕的是人类也不可在\"道德\"之路上走得\"过高过远\",以致违背生命自然之道。这一生命道德观念确立后，周作人便不断地拿它来映照人事，揭露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丑恶与劣行。可以说，成了周作人评判人类行为的重要依据和标准。
在周作人看来，人类历史上所有假借道德之名而做出的扼杀自然人性或为一己私欲而剥夺他人生存权利的行为，都是悖谬于以\"顺应自然\"为前提的人类生存道德的丑恶行径。诸如宗教战争、文字狱、三纲主义、卖淫制度等皆是。关于如何合理地生存，人在很多情况下要求教于动物。
\"平常大家骂人总说禽兽，其实禽兽的行为无是非善恶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而人因为有了理智，便想对自身的动物性加以节制，于是就产生了文明，但这\"文明\"一旦失去了\"尊重自然人性\"这一基本的前提，便往往沦为虚伪的掩饰，就会产生\"烧死异端说是救他的灵魂，占去满洲说是行王道\"之类的事，而\"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13]动物依自己的本性去生活，饥餐渴饮，弱肉强食，虽少了一些文明的色彩，但相较于人类\"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又依恃智力造出许多玄妙的说明\"[14]之行为，实在人类应感到惭愧。除此之外，在人类发展史上，复归禽道，以致堕于禽道之下的行为也不是没有。1950年，周作人在《狼的声名》一文中便犀利地指出，狼虽吃同类，但不会自己去屠杀，而纵观人类历史，则多有杀人吃人之事。人类当然应该发展文明，但这文明必须合于人情物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自然，从自然的演化中认识人的本性，从而尊重本性的自然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周作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青少年要多关注草木虫鱼，认为\"读一本《昆虫记》，胜过一堆圣经贤传远矣\".[14]
4 以顺遂自然为旨归的人生态度
\"顺遂自然\"在周作人那里不仅仅是一种生命道德观念，而且已经内化为了一种人生态度。
五四落潮之后周作人的人生态度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启蒙救国梦的幻灭，让他一下子从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开路者，变为了徘徊于十字街头的迷路人。深深的失落感和对前路的迷惘，让他陷入了对人生沉重的思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感到了知识分子力量之微弱，感受到了\"教训之无用\".这一痛苦的认识让他焦灼、不安。他必须给自己的灵魂重新找到一个归宿。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挣扎之后，他对生命的意义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就是人类的生活也应当\"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其严肃\".[15]
他说人生就像一辆敞篷车，\"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 有人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 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 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地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地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16]也即是说，就像大自然的演进一样，人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既有快乐，也有悲苦，而人应该顺应这一过程，不必过于耽溺，不必固执一端，而是应该以过客的心态在这旅程中好好欣赏沿途的风景即可。这一顺遂自然的人生观念就像一帖抚慰剂，使周作人从迷惘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帮助他从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前哨，安然地退回到了一方安宁的\"自己的园地\".不过，为了让这一结论更加站得住脚，他还必须为它寻找外在的理论支撑。
此时，他想到了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对于历史、人生蔼氏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言论---\"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地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地想攫取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地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15]这段话让周作人欣喜不已，让他对历史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历史的演变本就如日出日落一样，都是自然的安排，任何人为的干预都是多余的，也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自己以往\"热心地想攫取未来\"的做法显得那么幼稚，甚至愚蠢。而明智的选择应该是闲静地站在一旁，默默地欣赏这个过程，顺应这个过程，享受这个过程，这才是\"生活之艺术\".
这一顺遂自然的人生态度，让周作人从热烈的追求中冷静下来，让他与现实社会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从而得以站在高远处去欣赏、评判，以一种新的方式去践行人生的价值，成了他构建其整个自然观大厦的内在支撑和理论依据。
从爱自然，欣赏\"自然\",到归于\"自然\",周作人以诗意为出发点，以其独具的科学理性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为依托，将科学、平等、自由等要素熔铸其中，最终构建起了其含蕴丰富的自然观。就其个人来说，这一自然观不仅成了他安顿不安灵魂的一个温馨的居所，而且成了他借以映照人事的一面镜子。对这一自然观的践行，成就了他\"在平和中显出尖锐\"的关照现实的另一种方式；就这一自然观本身来说，在当时乃至现在无疑都彰显出了极大的启蒙意义和批判价值。
参考文献：
[1]钱理群。 周作人传[M].北京： 华文出版社，2013.
[2]周作人。 自己的园地·法布耳昆虫记[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周作人。 立春以前·博物[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周作人。 风雨谈·记海错[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周作人。 苦茶随笔·猫头鹰[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推荐第10篇：朱自清和周作人的作品比较
朱自清与周作人的散文比较
10教育1班 蔡文卿 10231101
朱自清由于是以写新诗出名的，所以他的散文里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种风格，他的散文被称为“白话美文的模范”，这从他的《荷塘月色》和《背影》这两篇最出名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荷塘月色》在读的时候就会让读者在眼前出现一幅清新而美丽的景象，在文章结尾处那些顾问诗句的引用可以看出作者拿文章当诗句来写的风格，那些虽然是他身边很平常的景色，但是在他那种诗人的视角下就写成了让人游目骋怀的美丽景色，让人感觉作者心境的清幽和自在。而《背影》这篇作品写的是作者的父亲给作者在站台送别的普通一幕，但是作者却将它写成了一篇感人之深的美文，这除了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是将自己最真实的情感融入作品之外，也和作者重视文章的艺术结构的习惯是分不开的，《背影》中那种淡淡的伤感和深深地自责交织在一起的语调和平实的叙述却写出了是分浓郁的抒情氛围，而且十分具有真实感。这是由于作者引人入胜的抒情艺术，在叙事和抒情之间存在的一种真挚的美感。作者同时善于用在抒情和议论的结合中写出一种绘画的美感，其语言虽然并不是很华丽，但自有其周密妥帖而生气盎然的趣味性。
而反观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则是另一种貌似平和冲淡实则充满了力量。周作人虽然说过自己的文章最缺乏的就是平淡，自己的理想也是能做到平淡的境界而没有做到。但其实周作人的文章像他比较有名的《乌蓬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都平淡的作品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在表面风平浪静的叙述下藏着一颗忧愤的内心。他的平淡不是不用技巧，反而是匠心独具，只是在朝着平淡这个高目标靠拢时显得不露痕迹而已。从《故乡的野菜》这篇文中中就可以看出，作者虽然是表面撒谎那个在追求一种清新淡雅的文风，但实际上骨子里却表达了他的精神寄托以及内心深处对故乡的怀念和伤感。他在文章的开始说自己对故乡没有太多的感情，但到了结尾却又说已经吃不到自己儿时的那种味道了。在这样的对比下作者对自己家乡的怀念和感情反而更深的表现了出来。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作者并不是忽视自己的情绪，只是在表达情绪的时候不Nama张扬而已。这篇散文就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样，文字很是清新脱俗，但是却是作者对于现实的逃避，有着极其忧伤的情调。周作人追求的是一种平和的力量，所以他的文章虽然平和但在平淡中又不失其意义和感情。而且他善于将生活方式和情趣与散文小品相结合，他的文章取材面特别广，这是他在散文写作方面超越朱自清的地方。
总的来说，我觉得周作人比朱自清更善于描写生活中常见的景象，而且在文章中对自己的感情和喜好隐藏的更深，而朱自清则比周作人更善于提炼语言，而且她的语言更具有诗意，对自己感情的抒写也更直接一些。
第11篇：鲁迅与周作人因何失和
鲁迅与周作人因何失和
鲁迅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二弟周作人，比他小4岁；三弟周建人，比他小7岁。从1919年起，收入丰厚的鲁迅将母亲、二弟全家与三弟全家都接到了他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一所大宅院，一大家子人开始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四年之后的1923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却意外地断了交，绝了情，搬出了八道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真是了不起，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由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们的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个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健将，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弟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他的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说我是周作人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行。周树人问他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名气更大一些。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感情太好了，上天嫉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象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自拔，切肤之痛，难以忘怀。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没有办法彻底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因为周家是一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他直接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每天的生活是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她太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家里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试想想，上个世纪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是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自己拼命做，却总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
1923年至1924年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
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想象一下，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真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也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人和睦地来往，打架的结果就是周作人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加上这个鲁迅先生，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KG-1mm〗“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知识分子表面虽然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曾经是手足情深的兄弟两人，最终成了陌路人，这确实令人瞠目结舌，众说纷纭，而经历了这种刻骨铭心痛苦的鲁迅与周作人，又将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这种断交、决裂对他们兄弟二人的人生道路到底会产生怎样特殊的影响？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去管谁对谁错，但是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表面上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周家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两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那个时候的他们已是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则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民族立场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其实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无所谓，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但是他毕竟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从法律上来说是犯了罪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他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从监狱中放了出来。
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
周家兄弟如果不失和，周作人的错误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失和这一件事情反过来使鲁迅更加孤独，像他这样的人，能够理解他的人本来很少，他们兄弟二人一块长大，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所以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忆鲁迅的工作，对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其实他还是很了解鲁迅的内心的。而周氏兄弟不同的发展，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战斗的，第二种选择做隐士。做隐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们的家庭悲剧，同时也含有象征意义，这种意义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和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这是鲁迅的又一大痛苦。
第12篇：试析周作人小品散文的艺术风格
摘要：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艺术风格--平和冲淡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中国散文的百花园中孑然独立、独树
一帜，且影响所及，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
关键词：周作人，小品散文，艺术风格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散文家之一，鲁迅称之为中国现代\"最好的散文家\"中的第一名。周作人称自己的文章是 \"流氓鬼\"和\"绅士鬼\"的文章。\"流氓鬼\"是针砭现实，文风激昂凌厉，如《死法》等；\"绅士鬼\"是指叙事抒情的小品散文，如《故乡的野菜》等，相应地形成了周作人的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不过，纵观周作人的散文，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在文学史上影响也最大的还是以冲淡为特色的小品散文。
周作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艺术风格--平和冲淡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中国散文的百花园中孑然独立、独树一帜，且影响所及，形成了中国现代
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其艺术风格表现为：
1，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
文章的笔势是形成一种独特风格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作者的性格特征在艺术上最自然最成熟的表现。周作人的散文，不同于鲁迅的洞彻犀利，也不同于冰心的委婉清丽，他的散文在用笔上从容不迫，流转自如，不会因为构思、结构而拘谨，不会因为文短而板滞，读起来，就像是一番闲聊，而往往在这种闲聊中能够触到某种道理，仔细体会，却又深藏在我们的脑海中，如周作人早期的《碰伤》一文中，作者意在抨击反动暴警任意殴杀各校在新华门前索薪的教职员一事，作者没有拘泥于枯燥的说理，也没有大肆的指斥，而是持一种随意闲谈地说：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
我想如果对于鲁迅而言，写起来肯定会用尖锐泼辣，透彻犀利的笔势来指斥这件事，而这也正是周作人和他的区别。
继而作者又谈到了佛经里说蛇的几种毒种最厉害的\"见毒\"，谈到《唐代丛书》之一《剑侠传》所写的剑侠的飞剑可以\"取人头于百步之外\"等等，之后，作者才引出了\"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的事情，进行了委婉的抨击，文章读起来不会浮躁，没有让人觉得特别尖锐的言辞，然而文章的激愤之情，作者的批判态度都淹没于这种飘放洒脱的笔势中，使自己的散文有一种慑人的魅力，这是同时代的作家所不能及的，也是后市作家所不能及的，它不仅给人一种艺术上美得愉悦，也陶冶了人的情操。
2，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
读周作人的散文最大的感受就是始终能够在文章中体会到它那种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这种特色使读者感受不到汹涌澎湃的感情波涛。虽然他也有浮躁凌厉之作，但是随着他风格的转变，这种平和恬淡的特色亦趋明显。他在《雨天的书?自序》中曾经说过：\"我近来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周作人的散文有意淡化内心的情感，通过含蓄、隐而不显的手法表现出来，给人一种宁静、质朴、幽远的美感。如在《初恋》一文中，作者写少年时代寄寓在杭州时的一次初恋，本来初恋在每个人心中应该是刻骨铭心的，然而作者却用极其平淡的笔调叙述：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迷蒙的喜乐。\"
最后对于初恋情人的死讯也是平淡的：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表现出周作人散文浓郁而以平淡出之的抒情特色。
抒写爱恋的感情是这样，抒写厌恶的感情时也是如此。一切不满、悲哀、批评都蒙在作者平淡、冲和的笔调下，如《北京的茶食》一文中，面对军阀统治下中国人们干燥粗鄙的生活表示了淡淡的不满：\"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又如《喝茶》，作者写道：\"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半天的闲情逸致，要抵得过在尘世中十年纷纷扰扰，忙忙碌碌而又不知所为的如梦生活。 说的是人应该给自己的心灵留一份空间，在淡雅闲适的氛围下体会人生的意味。 淡泊的言语，勾勒出一种喝茶的境界，一种理想，一种对于时间的漠视…… 瓦屋下、纸窗内，外面的俗尘屏蔽了，偶尔抿一口清茶，淡淡的苦味在舌尖和齿间停留，隐隐它就弥漫出幽幽的清香。人生的烦恼、生存的纷苦……都淡忘了。 淡淡的茶味中，生命渐渐以一种自嘲的幽默感在心底的泥沼中直立起一个简约的、晶盈的、恬淡的、纯真的灵魂。
可见，周作人的散文不会因为外事而改变其平和冲淡的抒情特色，然而却是这种平和恬淡，使得周作人的散文有了卓越的成就，对于当时亦或是后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
周作人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具有庄谐杂出的幽默风趣，无论是记叙性的文字。议论性的篇章还是具有讽刺性的杂文，写的都不板滞，反而有趣味，别有一种平易亲切的艺术魅力，使阅读它的文章时，感觉特别亲切，易被吸引。
周作人的散文说理时也不干燥乏味，而是庄中有谐地杂着许多趣笔，或使用一些形象化有趣的比喻，给文章平添一些风情、一些韵味。如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中：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
作者以幽默风趣的说理，把道理叙述的平易而亲切：要读者自己去理解读书其中的道理。在风趣中寓着庄重，在庄严之中又杂之以幽默和风趣。可见，周作人总是能在恰当的时候引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材料，然后加以提炼，加工成自己独特的语言，用在自己的文章中，使这篇文章写的生动有趣，而又富有哲理性。
4，舒徐自在的语言表达
读周作人的散文，不会觉得吃力，也不会觉得有任何刻意求工的痕迹，从头到尾都是从容不迫，舒徐自在的表达，从而有一种耐人品读、追味的风神韵味。曹聚仁在论述周作人的散文的时候曾说：\"他的作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道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说明神韵，周氏散文，其妙处正在神韵.\"。这充分表现了周作人驾驭语言文字的深厚功力，也是他享誉文坛、赢得那么多读者的重要原因。
周作人一生在创作上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小品散文的创作，他的小品散文题材非常广泛，包括了自己提出的反对封建传统礼教的文艺思想、妇女观、儿童观，包括了日常情景、生活琐事及其人们忽视的方方面面，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他在现代散文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平和冲淡的风格给人亲切、幽远之感，像他的思想一样具有不朽的价值。虽然他在抗战时期曾投敌卖国，使自己晚节不保，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典型，作为一个在新文学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散文家，其作品有着非比寻常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第13篇：简论鲁迅与周作人散文的异同
姓 名：曹 佳 培
班级：06级中文3班 学号：10220062200104 从《喝茶》看鲁迅晚期与周作人早期散文
首先，必须要承认，虽然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在中国文学史上都被尊为散文大家，但是要从他们的文章中分离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鲁迅自不必说，他自己都很难说清“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周作人的“美文”其实也很麻烦，他在不同时期对于“美文”的定义和实践出入都比较大。
幸好，兄弟二人终于还是有一些纯正的散文作品的，其中，就包括两人的同题文章《喝茶》。周作人的《喝茶》创作年代较早，最初发表于1924年12月29日的《语丝》上，后收入《雨天的书》；鲁迅的《喝茶》原载于1933年10月2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从创作年代不难看出，一则鲁迅的后期创作，一则周启明的早期文字，然而其实都是二人那个创作时期的优秀作品。
周作人的《喝茶》，是就喝茶谈“喝茶”，从徐志摩的讲“吃茶”起笔，进而推及日本“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茶道，此后即切入“喝茶”之本题，叙了一些地方喝茶的习惯。乍看都像是作者从生活中信手拈来的“鸡毛”、“蒜皮”，实则反应了作者平和淡雅、闲适舒畅的生活情趣，七十年来味醇耐读，经久不衰。《喝茶》一文的语言也代表了作者一贯的语言及艺术特色：
一、平淡自然，舒徐流畅。文中抒发了作者由“喝茶”引起的种种联想与感受，用富有生活情趣和知识魅力的铺叙，熔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取代了“平板呆滞”的空洞议论，流露出作者那种闲适、自由的心境和退隐、超脱的情感。
二、知识广博、文情并茂。作者前期的散文有着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情趣。《喝茶》一文中，作者凭借博大精深的艺术功力，紧扣“茶”字，纵横捭阖，古今中外，汇聚笔端。无怪乎有人说，读“知堂小品犹如坐上特别快车，东南西北，一览无余”。
三、结构精巧、玲珑剔透。周作人说：“对于小品散文我的意思本来只想说自己要说的话，这些话没有趣味，话又不好、不长，原是我自己的缺点，虽然缺点，也就是一种特色。”
四、语言质朴、文白相加。周作人前期小品散文很具有艺术个性，他继承了汉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明朝“公安派小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传统，和清朝“桐城派”散文“清道自然、雅驯简洁”的义法，开我国小品散文“清单平和、返璞归真”之新风。
与周作人之《喝茶》迥然不同，鲁迅的《喝茶》毋宁其名为“反喝茶”，至多只是“从喝茶说开去”。通篇文章，其实是针对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闲适”、“性灵”之说，尤其是周作人的《喝茶》所作的“发喝茶”。这个反题有一个理论的基点，这就是鲁迅一贯奉为教义的道德标准——是否有利于“生存”、“温饱”和“发展”。
鲁迅先生在其文中，从自己买茶和喝茶生发开去，对“喝茶”一事进行了漫议。然后，笔锋一转，便开始通过人们“茶感”的差异揭示不同阶层的人生活态度和情趣的根本区别。作品写到“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联系出来的特别的感觉”。因此，“喝茶”作为一种生活的乐趣，是只有那些上等人才配享的“清福”，那些为“温饱”而挣扎的下等人与此决然无缘。接着，鲁迅以其善用的“感悟式逻辑”阐释了“细腻锐敏的感觉”往往正是影响“生存”——“使人活不下去”的决定性因素。
鲁迅的《喝茶》虽然短小，但是其中蕴含的气势依旧不可阻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喝茶》是鲁迅一生杂文创作集大成的作品之一。这篇不足一千字的文章，充分体现除了鲁迅先生杂文的艺术风格和成熟的创作手法，即徐懋庸先生所说的：理论的形象化，语汇的丰富和适当，造句的灵活，修辞的特别，行文的曲折等；并指出这不仅是文字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他的思想决定的。
第14篇：周作人“美文”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内容提要】
周作人的关于“美文”的思想有一个产生发展过程。他所说的“美文”开始近似于西方的Eay,后来又接近于晚明小品。但他就是在这种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借鉴、模仿、创造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也是经典的“美文”思想的。
【关键词】周作人;美文;现代散文;个人主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的产生与发展不同于其它文学体裁。新诗、话剧与现代小说在开始时就有理论倡导和自觉的文体尝试。而现代散文虽然早就有人进行不自觉地创作,但只是到了1921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美文》一文后,现代散文才真正开始理论的探讨和创作的自觉。在理论上,绝大部分人的散文理论都源自或接近周作人的《美文》中的思想,如王统照、胡梦华等。创作上,在周作人影响下,也产生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如王统照、傅斯年、俞平伯、钟敬文等。因此,中国现代散文,不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创作上看,都开始于周作人之手,又成熟于周作人之手。
一
关于周作人的“美文”概念的具体涵义,大部分研究者都根据《美文》的内容认为,周作人所说的“美文”是指叙事抒情散文,而不包括“批评的,学术性的”散文。如佘树森、钱理群、王得后、马良春等人。但也有人认为周作人的“美文”既包括“记述的、艺术的”散文,也包括“批评的,学术性的”散文,如曹毓生等。但笔者认为这两种对周作人“美文”概念的理解都有偏颇之处。它们都机械地去理解周作人的散文思想,把周作人的“美文”概念当成是一个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概念。我们只有用发展的眼光,辨证地去理解周作人的散文思想,才能真正明白他所说的“美文”的具体涵义到底指什么。周作人在散文创作上有一个从早期的“浮躁凌厉”到后期的“冲淡平和”的发展过程;其关于“美文”这个概念的思想也同样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
现代散文最早出现的品种是“随感录”式的杂文。它是“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产物。这些“随感录”式的文章,大都形式灵活,短小精悍,个性突出,富有情调。其中以《新青年》“随感录”作者群成就最大,影响最大。这其中主要有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周作人当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写了不少类似的文章。我们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现在把这批文章视为现代散文的第一批成果,但当时的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创作这批散文时,只是为了战斗的需要,并没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后来周作人在回忆这个时期自己写的文章时也说:“但是白话文自身的生长却还很有限,而且也还没有独立的这种品类,虽然在《新青年》等杂志上所谓随感录的小文字已经很多。八年三月我在《每周评论》上登过一篇小文,题目《祖先崇拜》„„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的理圆,却没有什么余情。”【1】由此可见,周作人在这个时期即没有从理论上思考过“美文”问题,创作时也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但散文创作的兴起,对理论界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对文学散文进行文体确认。
周作人提出“美文”概念之前,已出现一些符合他的“美文”思想要求的散文,但没有引起理论界的注意。1921年1月,《小说月报》上又发表了冰心的散文《笑》,产生了很大影响。各个学校竞相将其选为课文。同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美文》一文。这篇文章标志着周作人开始自觉地进行艺术散文的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散文创作开始进入文体自觉时期。紧接着的一批作家的创作,特别是周作人自己的一批作品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开始走向成熟。
周作人在《美文》一文中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着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2】因此,在这里,周作人所说的“美文”就是指外国的Eay。虽然他接着又说“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这只是对比方法的运用,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什么是Eay,也就是什么是他所说的“美文”。因此,周作人最初的“美文”理论,实际上就是对西方“Eay”概念、特点、写法的译介,对其性质特征进行初步的描述。并没有明确界定“美文”的文体性质。但“美文”概念的提出,为新文学初期所要确立的新的文学规范体系,作出了基础性的理论依据。
二
周作人的这种思想和行为是“五四”时期那种叛逆躁动的时代气氛下的产物。“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在探讨如何建设新型的现代文学时,在迫切偏激的心态下往往对中国古典散文的优秀艺术传统缺乏客观、正确的评价,并给予全盘否定。对西方的文学经验也来不及充分消化和吸收,只是一味地接受、评介和传播。因此,周作人写《美文》的目的就是向中国文学界介绍西方的“Eay”文体,并号召大家进行“美文”创作,以建设中国自己的现代散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作人的散文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并系统起来,成熟起来。1923年,他在《文艺批评杂话》一文中说:“我认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写出对于某作品的印象与鉴赏„„而且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因为讲到底批评原来也是创作之一种。”在这里,他开始认识到了“批评的,学术性的”文章也可以写成美文。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还写到:《美文》发表后,“《晨报》第七版不久改成副刊,是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因为每日出版,适宜于发表杂感短文„„写文章的人自然多起来了。以后美文的名称虽然未曾通行,事实上这种文章却渐渐发达,很有自成一部门的可能。”显而易见,周作人在这里所说的“杂感短文”,或即指“批评的,学术性的”一类散文,或至少包括了“批评的,学术性的”散文在内。显然,在周作人看来,它们也属于“美文”范畴了。
基于对“美文”的重新认识,周作人当然不再把“美文”仅仅等同于西方的“Eay”了。1926年,周作人在为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所作的序中,有一段关于现代散文的新意见,是他由早期号召新文学家“模范”外国的“Eay”转向复古明清“名士派”散文小品的开端:“我常这样想,现代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小,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是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气息了。”[3]周作人的这种思想转变,是他对文学及现代散文本质进一步认识的结果。“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是以激烈的反传统身份出现的。他们全盘否定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道载”文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导致了相当明显的负面效果。而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中对自身弊端较早警觉的一位学者。他反对新文化运动者在摧毁旧偶像的同时又树立“新权威”,反对在否定“载道”文学的同时又提倡“遵命”文学。他指出:“遵命文学害处之在己者是做了之后头脑就麻痹了,再不会想自己的意思,写自己的文章。害处之在于人者是压迫异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自由表现。无古今新旧,遵命之害一也,科举的文诗为害已久,今岂可使其复兴。”[4]为此,他重新寻找现代散文的精神源头,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重点推崇具有批判反抗精神的晚明小品。他在《〈杂拌儿〉跋》中说:“现代的文学——现在是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5]1926年,他在给俞平伯的一封信中又说:“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了一点西洋影响,便也有一种新气息而已。”[1]他的这些思想与他在“五四”时期的一些文学主张,在内容、旨趣、精神上大相径庭。周作人为什么重新为现代散文寻找精神源头呢?这也是基于他对文学及散文文体本质的进一步认识。他说:“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6] 在周作人眼里,唐宋两朝虽然也有人作过些流露性情的散文,但那只是游戏之作,未成气候。到了作正经文章,即关乎自己的地位前途的文章时,便只能写那种规矩整饰,仪态庄严的“载道”文章了。然而到了明代,归有光、李贽,特别是公安三袁,敢于藐视古文“载道”的传统,提出一系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新口号,以抒情的态度随意为文。他们之后,钟惺、谭元春等竞陵派人物继起,继承了他们的主张,从而把周作人本人极力欣赏、推崇的个人主义表现的淋漓尽致。因此倍受周作人赞赏。
到了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表面上,周作人似乎是否定了自己以前的思想,解构了自己以前的理论。其实,这正是他对自己的“美文”理论进一步思考探索的结果。其实,周作人此时并没有完全否定现代散文所受到的西方影响,而且,贯穿于晚明小品中的个性主义精神与他“五四”时期的思想也是相通的。
三
到了30年代,周作人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时,全面系统地谈了自己对现代散文的理解。在谈到现代散文的精神源头和其受到的影响时,他说:“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却恰当地表达了他对现代散文源流上的认识,在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所得到的新的全面的认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坚决反对文以“载道”的思想。他说:“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了一种坛上的说教。”「7」但后来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1928年5月,他在为俞平伯的散文集写《跋》时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在写或读可以说本于消遣,但同时就是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除了还是想要去以载道的老少同志以外,我想现在的人的文学意见大抵是这样。”这是周作人从思想内容上,对散文的文体特征,在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之后,得到的新的认识。
不过,周作人虽然把现代散文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独抒性灵”的散文与西方的“Eay”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但从其创作主体来看,他的散文更接近中国传统散文中的“言志”派。他在理论上也认为现代散文是晚明散文的复兴,晚明散文才是现代散文的正宗。因此他又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小。”「8」“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9」可见,此时周作人心目中的“美文”已不同于自己《美文》中介绍的“美文”。1930年9月,他在《冰雪小品选序》中又重申现代散文“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潮头。”「10」由此可见,周作人的“美文”受到我国传统“言志”派散文的影响更大。他的散文不仅是艺术的,个性化的,而且也是民族的。
周作人关于“美文”的思想丰富而复杂。其中主要包括散文与时代的关系,现代散文美学精神以及现代散文语言等内容。但本文主要是从发展的角度和现代散文的渊源与基本文体特征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周作人的“美文”概念的具体涵义。散文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周作人也并没有给现代散文一个严格的定义。但他的“美文”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最后归结点都是十分清晰的。我们从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各种现代散文发展史上,周作人不愧为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大家。
参考文献: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C].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2]周作人.美文[A].中国现代散文理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3]周作人.陶庵梦忆序[A].泽泻集[C].上海北新书局,1927. [4]周作人.遵命文学[A].钟叔河;周作人文选[C].广州出版社,1996.564. [5]周作人.永日集[C].上海北新书局,1929. [6]周作人.燕知草跋[A].永日集[C].上海北新书局,1929. [7]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A].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本色[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8]周作人.杂拌儿.跋[A].永日集[C].岳鹿书社,1988. [9]周作人.国粹与欧化[A].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C].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0]周作人.冰雪小品选.序[A].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C].天津古籍书店影印本,1990.
第15篇：鲁迅 周作人 回忆童年拓展对比阅读
拓展对比阅读
【甲】
“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乙】
蟋蟀是蛐蛐的官名，它单独时名为叫，在雌雄相对，低声吟唱的时候则云弹琴„„普通的蛐蛐之外，还有一种头如梅花瓣的，俗名棺材头蛐蛐，看见就打杀，不知道它会不会叫。又有油唧蛉，北方又叫油壶卢，似蟋蟀而肥大„„它们只会嘘嘘地直叫，弹琴的本领我可以保证它们是没有的。
油蛉这东西不知道在绍兴以外的地方叫做什么，如果解说，只能说是一种大蚂蚁似的鸣虫吧。油蛉状如金铃子而细长，色黑，鸣声低细耐听，以须长颈赤者为良。寒天具着衣襟内，可以经冬，但入春以后便难持久，或有养至清明时节，于上坟船中闻其鸣声者，则绝无而仅有矣。——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甲】
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乙】
木莲藤，结的莲房似的果实，可以用井水揉搓，做成凉粉一类的东西，叫做木莲豆腐，不过容易坏肚，所以不大有人敢吃。
（何首乌）《野菜博录》中说它可以救荒，以竹刀切成片，米泔浸经宿，换水煮去苦味，大抵也只当土豆吃罢了。据医书上说，有一个姓何的老人因为常吃这一种块根，头发不白而黑，因此就称为何首乌，当初不一定要像人形的„„
——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第16篇：论鲁迅全集中的周作人文章课件
论《鲁迅全集》中的周作人文章
【内容提要】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新青年》中四篇署名“鲁迅”的“随感录”之外，另外还有一篇署名“鲁迅”的《关于〈拳术与拳匪〉》的“通讯”很可能也是周作人所作。但学界不应过于强调作品的确切归属而将其从鲁迅名下除去。
【关 键 词】鲁迅/周作人/《新青年》
一
近读《鲁迅著译编年全集》①，发现此书第三卷已经明确将原来收入鲁迅杂文集《热风》中的《随感录》三十
七、三十八以及四十
二、四十三这四篇均宣布为周作人所作，仅是以“附录”形式收入这一鲁迅著译全集了。
此前，因为周作人说过《热风》中收有原本是他所作的文字，②文学研究界曾经通过种种细节线索来确认究竟除了《随感录三十八》之外还有哪几篇是周作人所作，如余斌先生的《妄测》和张菊香先生的《鲁迅周作人早期作品署名互用问题考订》。③尽管尚有争议，但经过不断的辨析，大致也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比如，《回望周作人•资料索引》一书就直接将《随感录》三十
七、三十
八、四十二这三篇视为周作人作品，④《周作人散文全集》⑤则与《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一样指认了四篇。不过，印象中似乎一向主要是以研究周作人为主者才更愿意指认《热风》中有周作人作品，这次《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做法，可以说是鲁迅研究界的认可表示了。
二
据《鲁迅全集》⑥，《热风》中共有二十七篇原刊《新青年》杂志“随感录”专栏的文章，其中大多署名“唐俟”，署名“鲁迅”的只有三十
七、三十
八、四十
二、四十
三、五十三这五篇，而被指认为属于周作人者恰好全部在此(五篇中唯一的例外是《随感录五十三》)，至于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所说用“唐俟”署名者则从来未被指认。
关于认定这几篇文章属于周作人的理由，研究者自然都已经给出了种种解释说明，但有些指认的理由，似乎也还值得商榷，其中尤其是根据文章思想观念、文字风格以及关键言辞等来判断文章的归属，实则相当难以确证。比如《随感录三十八》中引述了法国G.Le Bon的“我们一举一动……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一段话，而这一意思周作人后来曾经在很多文章中引用或者表达过，于是此文出于周作人就比较可信了。然而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一节(1925年12月8日作)中也再一次言及Le Bon“死人之力比生人大”的观点，何以见得鲁迅就不熟悉其人其文呢？何况本文中对“个人的自大”、“独异”以及“对庸众宣战”之意的张扬，均可从鲁迅早年的文章中找到对应，若非周作人自己在致曹聚仁信中明确指认了此文，说它就是周作人所作似乎理由还很不充分。又如《随感录四十二》中引述了英国乔治葛来关于利用神话骗取土著人同意修筑铁路的记载来批评中国人的“自大与好古”，而周作人一向对文化人类学颇有研究，然而，鲁迅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的讲演《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再次述及这一故事批评中国人的同一根性，可见印象深刻，其实也未必只有当年的周作人才关注、熟悉文化人类学问题，尽管鲁迅曾一再声明自己不懂英文，⑦因而自然不太可能直接阅读英国人的英文著作。
在署名“鲁迅”的五篇文章之中，随感录四十三和五十三都是关于漫画刊物《泼克》的议论(署名“唐俟”的第四十六也是关于《泼克》者)，如果第四十三是周作人所作，顺理成章地应该推认第五十三也是周作人的文章才对，何况这又是署名“鲁迅”的五篇文章之一。果然，余斌先生即将“鲁迅”的两篇论(《泼克》者均划归周作人，尽管他又以《随感录四十六》“更有‘攻击’性，讽刺的分量更重”(而非署名“唐俟”)为由将其划归鲁迅。然而张铁荣先生则仅以《随感录四十三》与周作人1919年3月2日在《每周评论》第11期上发表的《思想革命》一文相比照，认为《思想革命》的主题“正是《随感录四十三》中所表述的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于是此文出自周作人就比较可信，但他却并不认为《随感录五十三》属于周作人。然而，即使不论研究者之间的互相矛盾，——余斌先生关于《随感录五十三》的推论未被一般研究者认可，——要说这已是确证也尚觉勉强，即作为旁证也不算非常有力，实则据之仅能得出“可能”而非“必定”的结论，因为这大约都是先有了结论再去寻找的证据，其判断多多少少有一点儿“有罪推定”或者“意图伦理”的成分。其实，从《随感录》四十
三、五十三这两篇文章中表现出的对西方美术史的熟悉，尤其是第四十三中以“黑色染缸”这一相当经典的鲁迅式意象比喻中国，⑧似乎更有理由确认这是鲁迅的作品。
当然，研究者的判断依据还有鲁迅与周作人日记中关于写作文章的记录，这无疑是相对比较实在的一种旁证。
《新青年》自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开设“随感录”专栏，至1922年7月1日第9卷第6号终刊，共发表“随感录”133则，其中署名“周作人”的只有二
四、三四两篇，分别刊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发行)和第4号(1918年10月15日发行)；周作人后来在1921年1月的第8卷第5号又发表三则“随感录”，即第104—106则，署名“仲密”。
据周作人日记，⑨1918年8月11日第一次提到“作随感录”，次日“作随感录了”，——鲁迅8月29日日记：“下午半农来，交与二弟所译小说二篇、《随感录》一篇。”——应即《随感录二十四》；9月26日“下午作随感录一则介绍カペンタノ(凯本德)”，即《随感录三十四》；10月30日“作随感录一则予杂志”，1919年1月10日“作随感录二则”(13日“致新青年稿”)，均未见以其本名或常用笔名发表。也就是说，到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6卷1号出版前，周作人日记中有记录的是一共作“随感录”五则，除去以本名发表的两篇，另外应该还有三篇可能就是以“鲁迅”之名发表的。
另据周作人日记，1919年3月12日“下午访仲甫取来新青年六之一十本”，这就是刊有《随感录》四
二、四三的那一期，本应1月15日出版，事实上显然延迟至三月初了。此前收到相关《新青年》的日期为：1918年12月2日，五之三；12月22日，五之四；1919年1月23日，五之五；2月5日，五之六。出版日期应该各在收到前不久，因为杂志编辑部当时在北京，出版者群益书社在上海，应该是编辑部收到新刊后立即分发给各位杂志同人，也就是说《新青年》当时每期基本是延迟两个月才正式出版面世。发表“鲁迅”四篇“随感录”的5卷5号、6卷1号，实际出版日期均在1919年1月10日之后。那么，如果如前所述《随感录四十三》确系鲁迅作品，则可能的情况就是：周作人1919年1月10日所作的两篇“随感录”，其一与上年10月30日的一篇同刊《新青年》5卷5号(本应1918年11月出版而延至1919年1月)即《随感录三十七》，⑩其一刊6卷1号即《随感录四十二》。这与《知堂回想录》所说“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混到了《热风》里去”，以及前述日记中关于写作“随感录”的记录，在数字上更加相符。
三
然而，正如余斌与张铁荣两位先生所论，《随感录四十三》为周作人所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而这里的分析仍然只能是一个猜测。而如果相信《随感录》四十
二、四十三均为周作人所作，根据周作人日记中只有五篇“随感录”的写作记录，则《随感录》三十
七、三十八就可能有一篇不是周作人所作。周作人自己已经宣布《随感录三十八》是其所作，亦即日记中1918年10月30日“作随感录一则予杂志”的这一则，如此则《随感录三十七》是否周作人所作又是可疑的了。
恰好，余斌与张铁荣两位先生都没有论证《随感录三十七》当属周作人所作。未检其他研究文章，不知判断归属周作人的理由为何。而鲁迅在《热风•题记》中特别提到，集中文章，“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而《随感录三十七》正是集中仅有的关于“打拳”的议论，说此文实为鲁迅所作也有旁证。
如果署名“鲁迅”的《随感录三十七》确系鲁迅所作，那么，《新青年》第6卷第2号“通信”栏内，“鲁迅”对陈铁生《拳术与拳匪——驳〈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的答复，也就是一直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的《关于〈拳术与拳匪〉》一文，应该毫无疑问也就是鲁迅的文字，因为陈铁生之文是指向了《随感录三十七》原文作者的，应该也就由原作者回答。这可以说是《随感录三十七》确为鲁迅所作的又一证据。——当然，由原作者回答质疑者是一般的通常事理，难免也就有例外的特殊情况，如，瞿秋白以鲁迅笔名“何家干”在1933年4月19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透底》一文后，文中言及的《论“新八股”》之作者“秀侠”来信辩说，“家干”的“回信”即与来信一起收入1933年10月出版的《伪自由书》，附于《透底》(未另发表)一文之后，这个回复显然应该是鲁迅在编集时所作，由其中顺笔言及祝秀侠此前对《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的回应亦可证。
然而，鲁迅日记中没有关于可能写作此文的任何信息。恰好，周作人1919年3月2日日记中有“上午……作文下午了”的记录，而从其他地方又没有发现周作人这一天所作文章究竟为何、发表何地的信息，所以，依据《随感录三十七》可能为周作人所作的说法，这封署名“鲁迅”的回信应该很可能就也是周作人所作。如果不避循环论证的嫌疑，由此反推，则《随感录三十七》又很可能就确是周作人所作。
或者换个角度表述：只要如一些研究者一样承认《随感录三十七》为周作人所作，则《关于〈拳术与拳匪〉》就一定也是周作人所作，这是《鲁迅全集》中又一篇可能出自周作人之手的文章。
周作人3月3日日记又有“上午往校……下午三时返向玄同取得新青年稿纸一百张”的记录，而据《新青年》第6卷第1号所示，本卷第2期杂志正好是由钱玄同编辑，显然应该是周作人在3月3日见面时将前一天写的答复文章交给了钱玄同，然后经钱玄同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2号。至于“鲁迅”答复后署“三月二日”，而本期《新青年》写的是1919年2月15日出版，显然事实上杂志是愆期出版。
关于本期杂志的愆期出版是很容易证明的。“鲁迅”答复之外，又如1919年2月14日周作人日记有“作再论黑幕至晚了抄至十一时了”的记录，此文即刊《新青年》第6卷第2号；2月16日，鲁迅致信钱玄同，建议将陈大齐一篇拟刊《每周评论》的文章“也登入《新青年》六卷二号《随感录》”(后未实行)，可见由钱玄同编辑的这一期杂志此时还在编辑中。直到4月19日，鲁迅在写给回到故乡绍兴的周作人的信中还说：“见上海告白，《新青年》二号已出，但我尚未取得，已函托爬翁(按：指钱玄同)矣”。据《鲁迅全集》注释，1919年4月15日上海《时报》刊有“《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的出版广告”，可见杂志是直到4月才正式出刊的，正好也是延迟近两个月。在鲁迅4月19日写信之前，4月17日下午，由故乡绍兴前往日本的周作人路经上海时“至群益书局买新青年六之二一本”。显然这是刚刚出版的杂志，周作人特意买了一本携往日本，更加可以证明本期《新青年》是4月才正式出版的了。
然而，正如鲁迅日记中显然没有全部记录自己写作《随感录》的事情，[11]周作人日记没有全部记录了自己的“随感录”写作也是显见的事实，如1921年1月发表的三则就没有相关记录，因而这里(关于他用本名和常用笔名之外的名字发表的《随感录》只有三篇)的推断也未必就完全符合事实。何况，杂志出版日期与编辑定稿日期是两回事：前引鲁迅4月19日致周作人信中言及《新青年》第6卷第2号的愆期出版，但此信接着又说：“《沙漠里之三梦》本拟写与李守常，然偶校原书，似问答中有两条未译，不知何故。此亦止能俟到京后写与尹默矣。”周作人的一篇译稿《沙漠间的三个梦》，此时拟俟周作人返京校改后再交给《新青年》第6卷第5号(标明1919年5月出版，周作人9月15日方收到新刊)的编辑李大钊已经略迟，只好准备交给第6号(原定1919年6月出版，标明1919年11月出版)的编辑沈尹默了(后刊此期)，如此似乎《新青年》当时每期的定稿时间还是大致与标明的出版时间相近的。准此，则周作人1919年1月10日“作随感录二则”就应该还是《随感录》四十
二、四十三，发表于原定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6卷1号。但如上所述，事实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新青年》并非完全按时编定，因而杂志上才会出现较标明的出版发行日期还要靠后的文章，也就是出现了鲁迅在1919年8月7日致钱玄同信中言及原定6月出版的6卷6号时所欲避免的“倒填年月”的现象。
而正是因为《新青年》第6卷第2号延期至4月方才出版，故而“鲁迅”“三月二日”的答复文字才会出现在2月15日出版的杂志上。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则《新青年》中四篇署名“鲁迅”的“随感录”之外(但这四篇中，《随感录四十三》又很可能确为鲁迅所作)，另外还有一篇署名“鲁迅”的《关于〈拳术与拳匪〉》的“通讯”很可能也是周作人的文章。
四
反复引证的结果还是只能像其他论者一样指认五篇署名“鲁迅”的“随感录”可能有四篇出自周作人，并不能真正确定几篇文章的最后归属，这似乎很有些劳而无功的意思。但这正是本文最后特别想要表达的一点意见：确认了周氏兄弟之间存在着早年相互使用对方的名字发表作品的现象，对于尤其是像鲁迅生前收入自己文集《热风》中的这些可能出自周作人笔下的文字，似乎不应该过于强调作品的确切归属而将其从鲁迅名下除去，毕竟写作的当时兄弟二人关系密切，思想观念、文字风格都非常接近，写作中一定也还存在着思想与文字的互相交流，很多文章可能就是兄弟二人合作的结果。鲁迅编选出版《热风》已在兄弟失和之后，他既然将这些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并且在《题记》中还特别提到现在被认为可能出自周作人的文章(《随感录》三十
七、四十三)，甚至直到1928年还在为《语丝》上一篇文章所写“按语”中说到“在五六年前，我对于中国人之发‘打拳热’，确曾反对过”(《〈这回是第三次〉按语》，1928年4月30日《语丝》周刊第4卷第18期)，也就是又一次提及《随感录三十七》，显然认为自己可以拥有这些作品的所有权及发表权。尽管事实上也可能存在着鲁迅确实一时忘记了某篇文章原本为周作人所写的现象，但这种无法证实或者证伪的推测，还是以存疑对待为好。这是谨慎的态度，也是实事求是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是我们对待历史问题所应持有的一份特别的“温情与敬意”。
注释：
①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版权页书名作“鲁迅编年著译全集”。
②如《知堂回想录》：“我们当时的名字便是那么用法的(即署名不分彼此)，在《新青年》投稿的时节，也是这种情形，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所以就混到了《热风》里去。”又如1958年5月20日致曹聚仁信：“鲁迅著作中，有些虽是他生前编订者，其中夹杂有不少我的文章，当时《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多有鲁迅的名字(唐俟)，其实却是我做的，如尊作二一二页所引，引用Le Bon的一节乃是随感录三十八中的一段，全文是我写的。”而最早应该是1936年10月24日写的《关于鲁迅》：“(鲁迅《新青年》时代)所写《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一两篇是用这个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近来看见有人为鲁迅编一本集子，里边所收就有一篇是我写的，后来又有人选入什么读本内，觉得有点可笑。”
③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周氏兄弟》，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16页。
④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资料索引》，第
53、55页。
⑤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
6、98－101页。
⑥参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如《坟》中《杂忆》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都明确写道：“我不懂英文。”又如《出了象牙之塔•后记》：“我于英文是漠不相识。”
⑧《随感录四十三》：“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另如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信：“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1925年3月23日信中亦云：“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又如1934年4月22日致姚克信：“中国人……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1934年5月20日作《偶感》(收《花边文学》)一文：“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
⑨《周作人日记》(影印本)，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⑩《随感录三十八》不可能写得更早，因为其中涉及任鸿隽在《新青年》第5卷第2号上发表的言论，而据周作人日记，是10月29日才收到这一期杂志的：“上午往校收新青年五卷二号十册。”
(11)据《鲁迅全集》注释，鲁迅日记中与他自己写作《随感录》有关的记录一共只有四次，涉及十篇：1918年9月4日，《随感录》二十五；9月26日，三十三；11月1日，三十
五、三十六；1919年7月31日，六十一至六十六。^
第17篇：三言两语评论中国近现代作家(鲁迅、周作人、胡兰成、张爱玲……)
三言两语评论中国近现代作家（鲁迅、周作人、胡兰成、张
爱玲„„）
一、鲁迅
鲁迅先生之文章，质地坚硬，故最能给人以力量。若以色彩论，乃是伸手不见五指之黑色，故又最能给人以光明。
二、周作人
周作人之文章，最是“淡而有味”，正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世人多喜欢周作人之文章，然而却都不及他自家喜欢。
三、胡兰成
胡兰成之文章，最是妩媚。倾国倾城之美色，亦不及他之文章，正如温庭筠《菩萨蛮》所谓：“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胡兰成之文章，永远生在明媚之春光里。
四、张爱玲
张爱玲生在市民化程度最高之上海，故其文章最世俗，而且却又极典雅，正所谓大俗大雅。若以色彩论，乃是月光之银灰色。寒光似剑，洞穿人之五脏六腑。此乃张氏之文章不可及处！
五、钱钟书
钱钟书先生超然于文坛左派与右派之外，脚踏东西方文化，故其文章中无我。
六、杨绛
杨绛先生之文章，皆是大白话，然而却“别有一番滋味”。正所谓“化腐朽为神奇”。
七、林语堂
林语堂先生提倡幽默小品文，然郁达夫谓有“牛油气”，非中国固有之幽默；林语堂先生又擅长创作英文小说，闻一多谓林氏乃贩卖中国文化之骗子。郁氏与闻氏之言，虽嫌偏激，然却不无道理。
八、闻一多
闻一多先生乃一诗人，其所作——无论诗、文，乃至演说——皆诗也！
九、郁达夫
《沉沦》与《春风沉醉的晚上》乃郁达夫早年之作，其中之忧郁与苦闷弥漫其绝大部分作品。
十、许地山
许地山先生倾心宗教，故其文章慈悲为怀。
十一、废名
废名穷究佛理，兼善老庄，故其文章多玄妙。
十二、胡适
胡适先生乃一东方绅士。其文章条理清晰，惜流于肤浅。正《古诗十九首》所谓：“河汉清且浅。”
十三、梁实秋
梁实秋先生之文章，典雅一如古文，精悍似只有筋骨而无血肉，东西方趣事穿插其间，诙谐幽默。
十四、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乃中国文化托命之人，其文章一字千金。
十五、傅雷
傅雷先生乃一完美主义者，故其为人严谨，其作品精益求精，近乎完美。
十六、张荫麟
张荫麟教授乃天生之历史学家。其文章感情、理智与神韵三位一体，顾盼自雄，摇曳生姿。
十七、冰心
冰心女士《繁星》与《春水》不过模仿泰戈尔诗作之仿品。其文章多写“母爱”：写自己对母亲之爱，可谓“老吾老”；写自己对孩子之爱，可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十八、庐隐
庐隐女士一生命运坎坷，其文章多凄风苦雨，正所谓“秋风秋雨愁杀人”。
十九、徐志摩
徐志摩为人浪漫，文笔华丽，下笔千言不能自休，恰似“一袭华美的袍子”。然而，却不及鲁迅先生之旧毛衣破了，拆成线再织成毛衣的有韵味。
二
十、萧红
萧红同样一生命运坎坷，连童年亦不幸。然而童年之不幸，却成就其名作《呼兰河传》。虽同是回忆童年之作，较之乃师鲁迅先生之《朝花夕拾》，却又有天壤之别！
二十一、李大钊
李大钊先生穿上长袍马褂，则是谦谦君子，换上西装革履，则是有礼绅士。其文章最是谦和冲易。
二十二、陈独秀
陈独秀为人倔强刚烈，故其文章胆大泼辣，甚至不容他人置辩，以至于被人视作洪水猛兽。因而终成孤胆英雄。生前虽成孤家寡人，身后其文章风骨足以流传千古。
二十三、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勇于身体力行，耻于坐而论道。故其文章难免粗疏，然而其能实践自己之主张，却在同时代文人之上！
二十四、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以红学家名于世，著作等身，堪称一代大师。然其《红楼梦》研究，所见者是其小处。而鲁迅先生讲《红楼梦》则见其大处。然则，小处亦未始不可观。至若蔡元培先生《石头记索隐》与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则涉于穿凿附会矣！
二十五、李敖
李敖先生为文纯是绍兴师爷作派。在其笔下，文字只是工具，而艺术性不足！
二十六、巴金与季羡林
巴金与季羡林为人朴实无华，所谓“文如其人”，其文章亦可作如是观。
二十七、施蛰存
弗洛伊德发明潜意识理论，最终走火入魔，将一切皆归之于性。施蛰存以潜意识理论为指导，创作小说，最终亦不得不半途而废。其自嘲曰：“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与其文章不无关系。
二十八、王小波
王小波以理科生出身，创作散文与小说，理性有余而感情不足。读起作品，犹如赴只准吃不准喝之宴会。饭菜非不丰盛，只是稍一吃多，便觉难以下咽，干涩故也。
二十九、李银河
李银河女士乃是著名社会学者，创作颇丰。然其作品朴实无华。孔子曰：“言而无文，其行也不远！”
三
十、莫言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乃是外人之恭维，切不可信以为真。鲁迅先生谓杀人有两法：一曰棒杀；一曰捧杀。女无美丑，入宫见妒。文无好坏，得奖见妒。当外人捧杀之际，国人正对其棒杀。莫言可谓“腹背受敌”矣！
三十
一、瞿秋白
诗、词、散文、翻译、篆刻、绘画，瞿秋白无一不精。遗书《多余的话》却是其人品点睛之作，是其人生之完美谢幕。
三十
二、郭沫若
郭沫若先生堪称文坛多面手，于书法、甲骨文、历史、文学亦无一不精。然其人品却在技艺之下！悲夫！
三十
三、沈从文
沈从文先生永远是那个自湘西初到北京之少年。其所熟悉者，唯有记忆中之湘西。故其作品——无论小说，或是散文——皆在湘西的影子里打转。故而其在读者心目中，亦永远年轻。
三十
四、路遥
路遥以《平凡的世界》闻名海内。然而，若用两字评价此书，则“平凡”二字可也！《平凡的世界》实在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宗旨。可惜，一部百万巨著《平凡的世界》曾不若其记录《平凡的世界》创作历程之五万字散文《早晨从中午开始》。故而，其距离世界一流小说之路程，亦可用“路遥”二字形容之！
三十
五、陈忠实
陈忠实以《白鹿原》闻名海内。然而，若用两字评价此书，则“忠实”二字可也！所谓“忠实”者，忠实于生活是也。然而，最优秀之作品，“真”在“实”之上！然则，“真”却并不等同于“实”，犹如绘画不及照片“实”，却比照片“真”！而照片与绘画却不可同日而语。
三十
六、霍达
霍达女士以《穆斯林的葬礼》闻名海内。然而，《穆斯林的葬礼》仅仅只是一个好故事而已。然则，将小说仅仅变成讲故事，是小说的堕落！
三十
七、汪曾祺
在近现代的作家之中，汪曾祺先生是最该受到批评的一个。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好，而是因为他没有用全部精力从事写作。全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其短篇小说《受戒》便极好；其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亦极好。只可惜，这样顶好的作品不多！
三十
八、周作人与废名
废名乃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深受周作人影响。周作人之文章，最是“淡而有味”；废名之小说，最是“淡而有味”，尤其是那部名叫《桥》的小说。
三十
九、徐志摩、戴望舒与鲁迅
民国时期，白话诗之成就，不过徐志摩一首《再别康桥》与戴望舒一首《雨巷》。然而，皆不及鲁迅先生《而已集》卷首仅只八句之《题辞》。徐志摩《再别康桥》浪漫，戴望舒《雨巷》青涩，皆不及鲁迅先生《题辞》老辣！
四
十、卞之琳与北岛
卞之琳作为诗人，被人传诵最广者，唯有一首长诗之前四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北岛作为诗人，被人传诵最广者，亦唯有一首长诗之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四十
一、海子与顾城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之白话诗蓬勃一时。然而，却并非枯木逢春，竟是回光返照。海子与顾城乃是其代表，而两人皆自杀身亡。诗人之命运尚且如此，白话诗之命运自是不言而喻。
四十
二、张爱玲与沈从文
张爱玲是身与文皆属于上海，故其离开上海，犹如鱼离开水。沈从文则是人虽不在湘西，而神却在湘西，正苏东坡所谓“故国神游”。
四十
三、鲁迅之小说
鲁迅先生之小说，严格说来，不像小说，更像杂文——鲁迅式杂文。唯有《孔乙己》最像小说。故鲁迅先生亦最喜欢。
四十
四、钱钟书之小说
钱钟书先生之小说，严格说来，亦不像小说，更像散文——钱钟书式散文。故其晚年，亦对《围城》不满意起来。
四十
五、张爱玲之散文
张爱玲女士之散文，严格说来，不像散文，倒像小说——张爱玲式小说——之下脚料。然而，其下脚料竟比别人之梁柱还要好！
四十
六、老舍
许多作家之语言，多来自书面语言，而老舍先生之语言，则来自民间语言——北京方言。其语言圆润、烂熟，虽非字字玑珠，但亦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与话剧《茶馆》，尤属其中翘楚。然而，以此种语言写散文，却不免有啰嗦之嫌 ！
四十
七、胡兰成之语言
胡兰成之见识自是高妙。然而，其语言却多有女子扭捏之态。正归有光所谓“大类女郎也”。然则又须知，其妩媚亦由此而生也。
四十
八、茅盾
茅盾先生以《子夜》闻名海内。然而，《子夜》实乃“主题先行”之作。犹如先具一架枯骨，再覆血肉于其上，其貌虽与人无异，但仍是一死人耳！
四十
九、朱自清
总感觉朱自清先生，不是一人，而是两人：《背影》与《踪迹》两书里所见，乃是身穿长袍马褂之善于抒情之朱自清先生；《论雅俗共赏》与《经典常谈》两书里所见，乃是身穿西装革履之善于析理之朱自清先生。
五
十、陈源
陈源先生之散文集，名曰《西滢闲话》，故其散文号曰“闲话体”。就成就而言，非但不及鲁迅先生与周作人，亦不及朱自清先生与冰心女士，甚至不及林语堂先生。然而，迄今为止，唯有“闲话体”散文最为流行。此种现象犹如富贵人家总不免子息艰难，而贫苦之家反倒人丁兴旺。
五十
一、邓拓
邓拓以《燕山夜话》闻名海内。自新中国成立，绝大多数文学作品仅属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然而时过境迁，早已不值得读。然则，《燕山夜话》不但值得再读，而且值得一读再读。
毛泽东曾批评他“死人办报！”可是，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说：“他乃是一真人！”
五十
二、曹禺与老舍
话剧乃小说中之对白。故老舍先生从事小说创作，亦可以创作剧本，而曹禺先生从事剧本创作，却不能创作小说。老舍先生之《茶馆》实在超出曹禺先生《雷雨》之上。
二
十、萧红
萧红同样一生命运坎坷，连童年亦不幸。然而童年之不幸，却成就其名作《呼兰河传》。虽同是回忆童年之作，较之乃师鲁迅先生之《朝花夕拾》，却又有天壤之别！
五十
三、周涛
周涛先生以《巩乃斯的马》一文，享誉海内。然而，此文亦仅有描写暴雨中马群之奇景与自己之感受三个自然段极好！凡读书之人，未不爱此三个自然段者。对作家而言，写景之文不佳，原因概有二：未见美景，故写不出；或既见美景，亦写不出。既见美景，且又写得出，可以无憾矣！
五十
四、卞之琳与周涛
删减文章，实乃藏拙。从《断章》与《巩乃斯的马》看，卞之琳先生明白此道理，而周涛先生却不明白此道理。
五十
五、俞平伯之散文
俞平伯先生之散文，一字以评之，曰“涩”。因其由古文蜕变而来故也。前人之散文，多由古文蜕变而来；人之散文，多由口语变化而来。古文之弊也简奥，然而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口语之利也易晓，然则却是言无尽而意有穷。故散文宜由古文蜕变而来，而小说则宜由口语变化而来。此亦古人散文用文言、小说用白话之所由来也。
五十
六、“红学”研究
纪晓岚谓其先公有言曰：“以讲经求科第，支离敷衍，其词愈美而经愈荒。以讲经立门户，纷纭辩驳，其说愈详而经亦愈荒。”“红学”研究，亦应作如是观。
五十
七、钱钟书之比喻
比喻乃众多修辞手法中，最难之一种。钱钟书先生尤其擅长，而且是西洋人所谓之“博喻”。比喻本是将不可言说之事，以比喻言说之。然钱氏之比喻却不同，旨在以喻体讽刺与本体相似之可笑现象。钱氏之比喻实有讽刺之妙用。此乃扩张比喻领域之举，钱氏于修辞学发展厥功甚伟。唯其以嘲弄口吻出之，故读者尤觉其语言尖刻。
第18篇：周作人对中国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贡献讲稿
周作人对中国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贡献讲稿
一、周作人生平、著述、事迹简介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原名櫆寿，字星杓（音“标”），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或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会稽县（今绍兴）人，鲁迅的二弟。幼年也曾在“三味书屋”读书，1901年秋考入江南水师学堂（鲁迅是1898年5月考入），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初步培养了对文学兴趣。1906年赴日本（鲁迅是1902年赴日），先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在此期间，他曾与鲁讯一起提倡文艺运动，介绍外国的新文学，共同翻译了《域外小说集》
一、二等。1911年返回绍兴，曾任浙江省教育司督学、浙江省省立第五中学教员，并被推选为绍兴县教育会会长，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发表不少著译，并于1915年结集出版了《异域文谈》。1917年春，经鲁迅介绍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辑员，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 新文学发轫初期，周作人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先后发表发《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成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理论建设上的重要文章，产生过广泛影响。1920年参加“新潮社”，被推选为该社主任编辑。年末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执笔起草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并与沈兼士共任北京大学歌谣研究院会主任。除继续翻译介绍外国作品外，还发表了大量白话诗文抨击封建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之一。又开始创作散文小品，1923年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问世。1924年月日11月发起组织语丝社，并成为《语丝》的实际主编。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雨天的书》、《泽泻集》、《淡虎集》、《谈龙集》等。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教授及日本文学系主任。1930年与冯文炳等合作办文艺周刊《骆驼草》。1931年专任北大研究教授。此时期结集的作品有《永日集》、《看云集》、《苦茶随笔》、《夜读抄》等。“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南迁，他没南下，被任命为负责保护校产的留平四教授之一，1938年，在燕京大学觅得客座教授职务。1939年元旦，在家中遇刺，幸免于死，此后他辞去燕京大学教授的职务，同年8月，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41年初，出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其后又兼任了伪北平图书馆馆长。1943年1月辞去教育督办职，2月，被汪伪政府委任为东北政委会委员。 沦陷期间，周作人发表过不少散文、随笔。结集出版的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苦口甜口》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押于北京监狱，后又转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他曾作诗四百多首，并翻译了希腊神话。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被保释出老虎桥监狱，初寄居上海，同年8月回到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安排下，重新执笔撰文，译著作品，其中一部分结集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鲁讯研究提供了较有价值的资料。并翻译古希腊、日本古典文学及其他作品十部，其中《卢其安对话集》为其得意的译作。1960年末，开始为香港《新晚报》撰写大型回忆录《药堂谈往》，逾两年完稿，1972年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以《知堂回想录》为书名出版，书中回顾了自己一生所走的道路。记载了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67年5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他83年生命的历程。
二、对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贡献
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发生后，在中国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建构方面，周作人无疑该排首位。写于1918年，被胡适称作“最平实伟大的宣言”、概括了“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 1 种文学内容”的《人的文学》开宗明义写道：“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那么，什么是“人”呢？对这个中国“从来未经解决”却又是文章立论起点的问题，作者给予了空前切实的回答：“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加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正是出于中国“发见‘人’”、“辟人荒”的需要，作者紧接着指出：“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人的文学”的涵义自然得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从肯定人的自然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充分满足，到认为人不啻囿于自然本能需求，还有着不断提升自身生活境界的愿望和力量，再由此推断出人性是灵肉两面的统一，这一真正切中人之本质的见解，虽然不尽为原创，在王国维那里也可听到先声，但其鲜明的反封建指向却体现着中国的时代要求；文章对人道主义的解说，不仅承扬了鲁迅的神髓，其明晰扼要尤为中国化的语用特点，同样标举着时代的高度。而把人道主义同为人生创作精神相融合的文学倡导，更是该文的历史性贡献。
也是完成于1918年12月的《平民的文学》是《人的文学》的延伸：“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首先，周作人提出的“平民文学”，底蕴是人的平等观念：不仅认为被旧文学无视的广大平民百姓才是文学应该书写的对象，而且强调写作者与书写对象之间也应是平等的关系。其次，他“非加说明不可”的两点，又指明了平民文学必须负有人本主义的启蒙使命：它“决不单是通俗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它“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这就不仅从创作立足点和表现内容等实质问题上划清了新旧文学的界限，规定了新文学的价值取向，而且同样推动了五四思想解放，予梁启超以来的文学平民化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
由王国维显露端倪，又被上述二文多有涉及的人本主义文学的“人类性”，在1920年1月的《新文学的要求》中得到展开性论述。周作人以为，“人生的文学”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对“一”，他延续了《人的文学》的看法，又以“适如其分的人间性”再作概括。“二”则是他的阐释重点。他指出：“文学上人类的倾向，却原是历史上的事实；中间经过了几多变迁，从各种阶级的文艺又回到平民的全体上面来，但又加了一重个人的色彩”，“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了”。这又基于他对个人与人类的关系的认识：“我是人类之一，我要幸福，须得先使人类幸福了，才有我的分；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所以这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的特色，不特不相冲突，而且相反是相成的”，“所以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他再回谈文学：“这样的大人类主义，正是情感与理性的调和的出产物，也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基调”；“这人道主义的文学，——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 2 视人道主义文学为“进化上的自然的结果”固然简单化了，但对其是“人间性”、“个人性”、“人类性”相统一的特征揭示，当属全面。写于同一年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则从宗教与文学的浑一关系上去认定文学的人类性，以赞同口吻转述了托尔斯泰的话：“基督教的所谓人们的合一，并非只是几个人的部分的独占的合一，乃是包括一切，没有例外。一切的艺术都有这个特性，——使人们合一。各种的艺术都使感染着艺术家的感情的人，精神上与艺术家合一，又与感受着同一印象的人合一。”
从1921年1月写了《个性的文学》，到一年后在《晨报副镌》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个人性”成为周作人日愈关注的方面。他连篇累牍地写到，“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个性的文学》）；“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自己的园地》）；“文艺是人生的，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因此也即是人类的”（《文艺的统一》）；“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文艺上的宽容》）；“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然而在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地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地去体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地替他们做通事，这也是真确的事实”（《诗的效用》）——撇开其他不论，周作人对文学“个人性”的重视及对“个人性”与“人类性”关系的分析，不仅发展了王国维的认识，也完全符合事物存在的矛盾规律。
1922年的《贵族的与平民的》“改变”了《平民的文学》的观点，周作人在文中自己也这么说，但其实是概念的运用不同而已。周作人把平民、贵族重新解释成两种精神现象，前者为叔本华“所说的求生意志”，后者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他写道：“只就文艺上说，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正如规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与自由的特殊的传奇精神，虽似相反而实并存，没有消灭的时候。”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进化的了”；“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础，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可见，人本主义的文学启蒙命意，并没有改变。
在周作人的人本主义文学理论建构中还有两篇不可忽略的文章——《儿童的文学》和《女子与文学》。周作人是新文化阵营里最早关注儿童问题的人之一。《儿童的文学》则不仅进而指出儿童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因此有着作为“人”的“独立意义与价值”，而且抨击传统文学“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等，是“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在论证了儿童生活和文学需要的特点之后，周作人十分具体地提出了建设儿童文学的内容要求和艺术标准。《女子与文学》在分析了个人与人类或社会的关系和“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无非是一物的两面”的基础上，认为被“因袭的消极的思想足为妨害”的女性更需要文学，文学在消除女性“不为他人所理解，也不要能理解他人”的“缺陷”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效用”。周作人希望“今后的女子应当利用自由的文艺，表现自己真实的情思，解除几千年来的误会与疑惑”，但又看到多数女性还难做到，于是提出先从“鉴赏”做起，即叫她们能从文学中“接承他人的情思”，“能知天下事”，逐步向“以对于自己与同类之爱为基础建设起所谓‘第三的国土’”的境界迈进。这一时期，主张女性解放已大有人在，但将其与文学联系起来，并发出女性文学自觉的呼声的，兴许只有周作人。
可以说，至此，周作人已为中国的人本主义文学建构起了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它与鲁迅为代表的实践形态互为激发、推动，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以后，鲁迅继续前进，予人本主义及其文学以唯物史观的汲取与坚守，周作人则逐步退却到唯个人主义的一隅，遗弃 3 了自王国维已明确的个体觉醒终为建设理想国度的价值择定，这也是他竟成民族罪人的思想根源之一。但是，对周作人在中国人本主义文学发轫期的贡献，却不可因“后”废言。
第19篇：周作人对中国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贡献讲稿
周作人对中国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贡献讲稿
一、周作人生平、著述、事迹简介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原名櫆寿，字星杓（音“标”），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或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会稽县（今绍兴）人，鲁迅的二弟。幼年也曾在“三味书屋”读书，1901年秋考入江南水师学堂（鲁迅是1898年5月考入），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初步培养了对文学兴趣。1906年赴日本（鲁迅是1902年赴日），先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在此期间，他曾与鲁讯一起提倡文艺运动，介绍外国的新文学，共同翻译了《域外小说集》
一、二等。1911年返回绍兴，曾任浙江省教育司督学、浙江省省立第五中学教员，并被推选为绍兴县教育会会长，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发表不少著译，并于1915年结集出版了《异域文谈》。1917年春，经鲁迅介绍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辑员，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 新文学发轫初期，周作人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先后发表发《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成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理论建设上的重要文章，产生过广泛影响。1920年参加“新潮社”，被推选为该社主任编辑。年末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执笔起草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并与沈兼士共任北京大学歌谣研究院会主任。除继续翻译介绍外国作品外，还发表了大量白话诗文抨击封建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之一。又开始创作散文小品，1923年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问世。1924年月日11月发起组织语丝社，并成为《语丝》的实际主编。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雨天的书》、《泽泻集》、《淡虎集》、《谈龙集》等。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教授及日本文学系主任。1930年与冯文炳等合作办文艺周刊《骆驼草》。1931年专任北大研究教授。此时期结集的作品有《永日集》、《看云集》、《苦茶随笔》、《夜读抄》等。“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南迁，他没南下，被任命为负责保护校产的留平四教授之一，1938年，在燕京大学觅得客座教授职务。1939年元旦，在家中遇刺，幸免于死，此后他辞去燕京大学教授的职务，同年8月，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41年初，出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其后又兼任了伪北平图书馆馆长。1943年1月辞去教育督办职，2月，被汪伪政府委任为东北政委会委员。 沦陷期间，周作人发表过不少散文、随笔。结集出版的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苦口甜口》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押于北京监狱，后又转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他曾作诗四百多首，并翻译了希腊神话。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被保释出老虎桥监狱，初寄居上海，同年8月回到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安排下，重新执笔撰文，译著作品，其中一部分结集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鲁讯研究提供了较有价值的资料。并翻译古希腊、日本古典文学及其他作品十部，其中《卢其安对话集》为其得意的译作。1960年末，开始为香港《新晚报》撰写大型回忆录《药堂谈往》，逾两年完稿，1972年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以《知堂回想录》为书名出版，书中回顾了自己一生所走的道路。记载了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67年5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他83年生命的历程。
二、对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贡献
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发生后，在中国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建构方面，周作人无疑该排首位。写于1918年，被胡适称作“最平实伟大的宣言”、概括了“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 1 种文学内容”的《人的文学》开宗明义写道：“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那么，什么是“人”呢？对这个中国“从来未经解决”却又是文章立论起点的问题，作者给予了空前切实的回答：“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加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正是出于中国“发见‘人’”、“辟人荒”的需要，作者紧接着指出：“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人的文学”的涵义自然得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从肯定人的自然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充分满足，到认为人不啻囿于自然本能需求，还有着不断提升自身生活境界的愿望和力量，再由此推断出人性是灵肉两面的统一，这一真正切中人之本质的见解，虽然不尽为原创，在王国维那里也可听到先声，但其鲜明的反封建指向却体现着中国的时代要求；文章对人道主义的解说，不仅承扬了鲁迅的神髓，其明晰扼要尤为中国化的语用特点，同样标举着时代的高度。而把人道主义同为人生创作精神相融合的文学倡导，更是该文的历史性贡献。
也是完成于1918年的《平民的文学》是《人的文学》的延伸。周作人于中提出的“平民文学”，底蕴是人的平等观念：不仅认为被旧文学无视的广大平民百姓才是文学应该书写的对象，而且强调写作者与书写对象之间也应是平等的关系。而他“非加说明不可”的两点，又指明了平民文学必须负有人本主义的启蒙使命：它“决不单是通俗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它“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
由王国维显露端倪，又被上述二文多有涉及的人本主义文学的“人类性”，在1920年1月的《新文学的要求》中得到展开性论述。周作人以为，“人生的文学”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对“一”，他延续了《人的文学》的看法，又以“适如其分的人间性”再作概括。“二”则是他的阐释重点。他指出：“文学上人类的倾向，却原是历史上的事实；中间经过了几多变迁，从各种阶级的文艺又回到平民的全体上面来，但又加了一重个人的色彩”，“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了”。这又基于他对个人与人类的关系的认识：“我是人类之一，我要幸福，须得先使人类幸福了，才有我的分；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所以这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的特色，不特不相冲突，而且相反是相成的”，“所以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他再回谈文学：“这样的大人类主义，正是情感与理性的调和的出产物，也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基调”；“这人道主义的文学，——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视人道主义文学为“进化上的自然的结果”固然简单化了，但对其是“人间性”、“个人性”、“人类性”相统一的特征揭示，当属全面。写于同一年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则从宗教与文学的浑一关系上去认定文学的人类性，以赞同口吻转述了托尔斯泰的话：“基督教的所谓人们的合一，并非只是几个人的部分的独占的合一，乃是包括一切，没有例外。一切的艺术都有这个特性，——使人们合一。各种的艺术都使感染着艺术家的感情的人，精神上与艺术家 2 合一，又与感受着同一印象的人合一。”
从1921年1月写了《个性的文学》，到一年后在《晨报副镌》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个人性”成为周作人日愈关注的方面。他连篇累牍地写到，“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个性的文学》）；“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自己的园地》）；“文艺是人生的，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因此也即是人类的”（《文艺的统一》）；“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文艺上的宽容》）；“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然而在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地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地去体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地替他们做通事，这也是真确的事实”（《诗的效用》）——撇开其他不论，周作人对文学“个人性”的重视及对“个人性”与“人类性”关系的分析，不仅发展了王国维的认识，也完全符合事物存在的矛盾规律。
1922年的《贵族的与平民的》“改变”了《平民的文学》的观点，周作人在文中自己也这么说，但其实是概念的运用不同而已。周作人把平民、贵族重新解释成两种精神现象，前者为叔本华“所说的求生意志”，后者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他写道：“只就文艺上说，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正如规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与自由的特殊的传奇精神，虽似相反而实并存，没有消灭的时候。”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进化的了”；“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础，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可见，人本主义的文学启蒙命意，并没有改变。
在周作人的人本主义文学理论建构中还有两篇不可忽略的文章——《儿童的文学》和《女子与文学》。周作人是新文化阵营里最早关注儿童问题的人之一。《儿童的文学》则不仅进而指出儿童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因此有着作为“人”的“独立意义与价值”，而且抨击传统文学“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等，是“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在论证了儿童生活和文学需要的特点之后，周作人十分具体地提出了建设儿童文学的内容要求和艺术标准。《女子与文学》在分析了个人与人类或社会的关系和“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无非是一物的两面”的基础上，认为被“因袭的消极的思想足为妨害”的女性更需要文学，文学在消除女性“不为他人所理解，也不要能理解他人”的“缺陷”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效用”。周作人希望“今后的女子应当利用自由的文艺，表现自己真实的情思，解除几千年来的误会与疑惑”，但又看到多数女性还难做到，于是提出先从“鉴赏”做起，即叫她们能从文学中“接承他人的情思”，“能知天下事”，逐步向“以对于自己与同类之爱为基础建设起所谓‘第三的国土’”的境界迈进。这一时期，主张女性解放已大有人在，但将其与文学联系起来，并发出女性文学自觉的呼声的，兴许只有周作人。
可以说，至此，周作人已为中国的人本主义文学建构起了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它与鲁迅为代表的实践形态互为激发、推动，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以后，鲁迅继续前进，予人本主义及其文学以唯物史观的汲取与坚守，周作人则逐步退却到唯个人主义的一隅，遗弃了自王国维已明确的个体觉醒终为建设理想国度的价值择定，这也是他竟成民族罪人的思想根源之一。但是，对周作人在中国人本主义文学发轫期的贡献，却不可因“后”废言。
第20篇：鲁迅与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材料]
鲁迅与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
谈到周建人，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就是他的两个哥哥，鲁迅和周作人。
这二人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他们几乎左右着他的命运和生活。特别是鲁迅，这种影响伴随了周建人的一生。直到现在，介绍周建人，必须要加上，他是谁的弟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鲁迅好比是太阳，周作人则是月亮，周建人就是星星了。我一直觉得，周建人并不愿意生活在太阳和月亮的光芒之下，没有人愿意被别人照亮，而不是自己发光。他的生活空间被两位哥哥占据着，留给他的地方太小了，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摆脱这种影响，但是徒劳无益。对于这种种的宣传和送上门的优惠，他无力阻拦，也无法挣脱，只能消受。我想，这种内心的苦楚，应该是有的。何况，他是一个有着强烈自主意识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周氏三兄弟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常与同时代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相提并论，他们的影响都是空前的，但就文化意义讲，宋氏三姐妹则远远无法与周氏三兄弟相颉颃。 三兄弟各有所长，也各有命运。鲁迅与周作人都博有文名，是文化界的棋手和栋梁，周建人则一直在两位哥哥的盛名之下，夹缝之中，名位略显尴尬。世人对三人的评价也各有千秋。鲁迅身披民族魂，被推上圣坛，被万人景仰；而周作人则因为附逆，身败名裂，遭千夫所指；周建人一生谨慎，先抑后扬，看似无功无咎，终得颐享天年。同为兄弟，身世相同，命途迥异。百年之后，回头再看，套用稼轩词：了却尘世平生事，赢得生死不同名，可怜同胞生。
周氏兄弟同出一门，后兄弟阋墙，家庭分分合合，外人很难厘清，道是治丝益棼，越搞越乱。而且，搞清楚又能怎样？与其再花力气判断他们的家务事，还不如看看他们兄弟之间有哪些相同之处，还有哪些积极的社会意义，可供今人效法学习。
按照当今成功学的推论，一个人成功的背后，往往会有几个关键的要素，包括：遗传、家庭、环境、教育、机遇、个人努力等等，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链条，似乎缺一不可。
拿这套理论来分析周氏三兄弟，也大致能对上号。不过一个人的一生远不是几个符号或者是几个概念能够解释的。假如抛开鲁迅的地位，还原他的作家身份；不提周作人那段历史，再现他文化人的原貌；也不说周建人显赫的官职，以学者视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三兄弟同宗同族，家教一致，遗传相同。说到成功，就不能忽视他们的勤奋，这才是他们的成功之基，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一样地努力，不停地工作。求学之间，他们都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硬读出来的，翻翻鲁迅描写少年读书时的作品，再看看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的状况，你就知道，梅花香自苦寒来。再想想周建人固守乡村老宅，在青灯古瓦之中，自学植物学、英语，又有多少甘苦辛劳。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这种勤奋的劳作，是持之以恒伴其一生的。
有人说，鲁迅是累死的。他不停地读书、写作，不停地跋涉，没有一刻停闲。他自己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全用在了写作上。著作等身，那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周作人老了还壮心不已，顶着特殊的头衔，硬是翻译了著名的《希腊神话》，为自己的写作生涯，再添收官之作。你再想，90岁的周建人眼睛都快瞎了，还拿个放大镜，要重译《共产党宣言》。 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比勤奋更有力量。
一门三杰，举世罕见。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人都选择了写作为生，而且，都成就了一番大业。 三人都是作文高手。冯雪峰说：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张中行先生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这种褒扬，二人当之无愧。
周作人
周建人的文章自然无法和两位兄长相比，但是他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天地，科学小品，自称一格。
都善著文，但却内容有异，文风不同。有道是鲁迅行文常带怒气，以批判社会为己任；作人行文常带人气，以宣扬人性为宗旨；建人行文常带真气，以转播科学为目的。
再看看三兄弟的个性。
其实，三兄弟都是好强桀骜之人，不会轻言退却放弃。三兄弟久分不合，谁又能说不是个性使然。换句话说，三人性情中，都有很强硬的东西。鲁迅自不必多言，毛泽东说他骨头最硬。面对各种围攻，他很强势，自不惮言：“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
周作人留给社会的印象，是个软弱的人，面对妻子的逼迫，不像个大丈夫，这可能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我倒觉得，他是个非常任性而固执的人，不然也不会酿成大错。周作人自言：“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自己也并不是完全无过失的人。”这种软中带硬的话，不比金刚怒目的力道差。
周建人一生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独立地表达，不讲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宁肯不说，也不乱说。这就是他最硬的一面。
我们在生活中不难发现，真正的能者、强者，必有好强之心，有坚持之志，有独立之姿。
最难得的是，三兄弟都是生于封建家庭，受教于传统道德，但是，他们没有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和殉道者，而是背叛了自己的出身，走上了一条追求新生活、新思想的时尚之路。在那个兵燹乱世，勇敢地竖起了新文化的大旗，宣传新文化、新道德、新科学，用文明、文学、科学来拯救民族和未来。三兄弟几乎同时站在社会变革的前列，相互砥砺，相互竞争，都成为了战士，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文化先锋，成为唯物主义者。这不能不让人佩服。甚至就连最后的选择，三兄弟也大致一样。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最后的声音。
鲁迅殁时55岁，周作人去世时82岁，周建人寿长，96岁离世。三人都有遗嘱。
鲁迅是1936年10月16日在上海逝世的。生前，他立下遗言：
一、不能因为丧事受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65年4月26日，时已80岁的周作人自知将不起，也立下遗嘱：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神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逾二年，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红卫兵的折磨下身故。 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的遗嘱是：
“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仔细看看，不难发现，周氏兄弟殊途同归，死后速朽，不求纪念，不拖累他人的想法是惊人地一致。
时人有这么评价三兄弟的，说是：一个大作家，一个大汉奸，一个大干部。
可是，当你把他们放在一个屋檐下，退回到家庭的层面，再看三人，你会发现，他们嘴上留着一样的黑硬的短髭，一样的黑眉，一样的浙江面孔，讲一样的绍兴官话，这惊人的相像后面，是他们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著作等身，一样的个性独立，一样的勤勉奋发，一样的自信好强，一样的自我，一样的自尊。
王安石有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把酒问天：一家人乎？异家人兮？
周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