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1.什么是 “钱学森之问”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也有人把它称为“世纪之问”。这是钱老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因“钱学森之问’，所问的是为何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育出民国大师级的人物来，这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民国。民国大家辈出，杰出人才灿烂星辰，一连串名字跃入眼中，文化上如鲁迅、朱自清、胡适、郭沫若等，科学上如竺可祯、吴有训、李四光、胡先啸等.不胜枚举、为何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里，我们没有培养出民国时期那样耀眼的大师呢？
诺贝尔奖1901年到2010年间一共有812位获奖者，其中华人获奖者有10位，分别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析、朱棣文、崔琦、*十四世、高行健、钱永健、高馄。获奖的812位获奖者，除了一位中国政府不承认的1989年和平奖外，无一人是中国国籍。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8位华人中，只有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接受过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崔琦1951年曾在北京读中学，次年就到香港培正中学就读，随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的自然科学类奖的获得者，可以说全都与新中国的教育无关。 2.“钱学森之问”产生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杰出人才的培养匮乏引人深思，是什么导致了“钱学森之问”的局面？以下在三方面分析其原因。
一是长时间缺乏良好的大环境。经历长年的战争，新中国百废待兴，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后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再后面是“*”时期，一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缺少一个培养人才和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国家没有很好地重视知识分子阶层人才的培养。甚至在“*”中，需要周恩来总理牵头做重要人物保护名单、民国走过来的大师在*中没有受国家名单保护，很可能要受批斗之苦，那么那个时代如何培养创新能力呢？知识分子几十年不能潜心修学，教育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一位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人才和教育的连续，一个国家要不断涌现杰出人才是困难的。
二是长期不重视创新能力的教育。在高校层面上，教育评价有僵化的倾向，如进行职称等的评定普遍依据论文数量和申请课题的多少，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性的重视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研究人员进行自由探索和导致抄袭等学术问题。中小学的教育在高考影响下功利化严重，谈不上具有实质的创新教育，应试教育模式长期没有改观、国家推行“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但事实是学生的负担并没减轻，在高考的压力之下，很多教育改革没有力量。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基础教育盛行灌输的模式，应试中奉行标准答案，这直接扼杀了学生的自由想象创新的能力。 三是推行的全面发展教育不利于杰出人才的生长。如学生进大学必须面对高考，需要在所有科目上均得到良好发展，这样才能在高考中占据优势，进入大学。在某一方面具有潜质的学生，在长时间的“全面发展”教育下很可能就逐渐泯然众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框架涵盖言语/语言智能、音乐/节奏智能等九种智能。从此可以看出，人类成功可以在不同的智能上取得进步，杰出人才的培养也一样，很少有人在所有方面都取得好的成绩。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高考中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学过，考0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通过了清华的考试。同样的例子还有季羡林、钱钟书进清华大学，放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具有上面三位大师的潜质的人才，在今天有可能就埋没此生。
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原因都与政府层面的教育政策等有关系，政府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现代文明里，教育是离不开政府的，成功的教育也首先是政府在主导的。美国一位学者有这样的话：政府是“一位长期的，也许甚至是永久的赞助者，他有时慷慨，有时漫不经心，有时十分冷淡，毫不在乎，相当反复无常和易变，片面地采取行动，从来不能完全依靠，总要仔细留神”。由此可见，政府的行为和策略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其对教育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则可使教育向前；若非正确的，则可能使教育停滞不前或者后退。所以，政府对教育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科学的规划，造就良好的教育大环境，积极地推动教育向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关于“大师级”的人才培养
所谓的杰出人才是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按照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的话讲，对于这类人才的培养应该是，从学生进入大学开始，在使他们很好地掌握现有的知识、信息和理论（这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础）的同时，大学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使学生能够成为参与解释、发现和创造知识或形成新思想的人。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由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有机地组成。创新能力由知识因素、创造性思维能力和个性品质因素构成。创新教育是一种新型教育，它把教育看作是一个引导学生接受、消化、运用知识和信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智慧的过程。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创新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工作，他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些主要以获取细节知识为其训练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适应进步和变化。”要想解答钱学森的问题，我们必须更新教育和人才培养理念，探索建立使人才脱颖而出的培养模式和方案。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在高校开设创新类课程，进行创新思维模式培养渗透，不仅针对学生群体也针对教师群体，以至于整个社会；再者，注意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良好的社会制度导向对教育的影响作用；更重要的是，给学术以自由，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
（一）创新思维模式培养渗透
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认识到创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一些高校也开始开设创新类课程或对老师们首先进行创新思维培养，让老师们将创新思维带到每门课程的课堂，这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好的开端，对于中国教育是“对症下药”的一种治疗方式。当然，有些老师还是死抓住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不放，在有限的课时内以知识的传授为主组织教学，而忽略了思维能力的启发，还没能将创新思维带入课堂；但也有些老师为创新而创新，没能抓住创新教育的主旨，整堂课程全没有知识的传授，全部变成思维的启发。需要强调的是切忌将创新课堂变成脑筋急转弯的训练，中国古语有云“学而不思则周，思而不学则殆。”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思维培养和知识的传授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思维培养渗透到知识的传授过程中。
（二）社会制度的激励对人才培养的作用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教育处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教育的问题其实质反映的是社会问题。大师级人才的出现需要有培育大师级人才的土壤，这不是在高校进行教学改革所能实现的。如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助长了人文科学的发展而抑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为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中国曾倡导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虽然在当时曾受到批判，却在实际上鼓励了无数青年发奋地学习科学技术。这都体现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对人才培养的作用。而今重理轻文的文理分科及高校中学科设置的高度专业化以一种新的形式阻碍了大师级人才的诞生。人们逐渐认识到可持续发展需要文理相通，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全而发展的综合性人才，逐渐实现高中文理不再分科制度对人才培养会有一个好的导向作用。
好的制度也将引导社会良性发展，制度激励机制在本科教学方而是有成功典例的，这也给中国的高校教育带来前进的勇气。这正如丹尼尔·W·布罗姆利所说：任何一个制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通过这些激励，每个人都将受到鼓舞而去从事那些对他们是良有益处的经济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把创新视为提高创造财富潜在的现实能力的一种行为，那么创新不仅对创新者个人是有益的，而且最终社会利益将因为个人的创新而得到增进。正是创新的这一规定性决定了对创新行为的激励是必要的:“尽管不同的政治体制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设计这些激励机制，但基本的经济问题仍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社会实施长期不鼓励个人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
（三）人才培养的最高境界是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 中国的教育一直强调其社会属性，其实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追求。被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指出：教育是个人状况全面和谐的发展，是人的个性、特性的一种整体发展，教育是一个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结束的过程，教育是人自身目的，也是人的最高价值体现。彭加勒说得明白“科学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对它感兴趣。”爱因斯坦也曾说“推动我进行科学工作的是一种想了解自然奥秘的抑制不住的渴望，而不是别的感觉。”科学研究强大的动力，在于人的认知动机——好奇心、求知欲。科学就是追求真理，对科学家来说是目的，不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大师级人才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制度规划出来的，不要试图通过国家手段规划出某年某华人会以中国国籍获得诺贝尔奖，我们备好孕育人才的土壤，大师级人才自会生根发芽。这还需要从高校做起：一方面，给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呼吸的生命课堂，让他们自主参与、积极思维、快乐体验、主动发展，在课堂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高校的生存环境是孤寂与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
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受教育而非为了生存生计，这也许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吧。中国真正缺失的是人才成长的土壤，是宽松的学术氛围。用中大校长黄达人教授的话说“怎么培养大师？至少我是不知道的。如果我掌握了规律，那我应该先把自己培养成大师。作为学校，能够做的也仅仅是努力去营造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 4.就“钱学森之问”对我国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重新唤起教育育人之本意
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钱学森之问”涉及的实际上是对学生智力的培养，具体来说是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创造力是怎样生成的或者说创造力是不是教育培养的结果。很多学者认为创造力是个体自发生成的，是一种内在机制作用的结果，但却因此走向极端而否定或者轻视教育的作用，这是值得商榷的。教育是个体发展的需要，教育教给学生一定的知识，促进学生情感的发展，拓展学生的思维方式，发展学生的想象力，这些都是个体创造力发展所必需的。因此可以说教育是个体创造力形成的基础，甚至也可以说创造力是教育培养的结果。 然而在实践操作层面，教育束缚和压制学生个性，阻碍学生创造力发展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将教育的社会功能极端化因此遮蔽或忽视教育培养人的功能，没有把教育当作教育来看。在这种极端“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教育领域忽视个体身心发展规律的事情屡见不鲜。
鉴于此，需重新唤起教育育人之本意，将学生个体作为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础教育阶段，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接受优质、高效教育的机会，真正做到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切实杜绝片面追求升学率或以追求升学率为唯一目的教育现象，打破升学这一评价指标的霸主地位。教育内容的选择满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学生个体的切实教育需求。选择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法，充分考虑不同个体的个性心理特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高等教育阶段，重塑大学“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改变大学校园行政力量压倒一切的不良风气，还学术力量以话语权，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构。改变大学随社会之风摇摆的附庸地位，还“象牙塔”以自由，使之适当超越并引领社会的发展。
（二）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1）在高校层面上改变现今的重视论文数量和依据所申请课题的学术评价体系、杰出人才不是依靠论文的数量和申请课题的多少而定，而是实实在在的创新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2）改革基础教育模式、由千篇1律的模式变为多样化的大学入学方式，让有特长的学生能够成为基础教育的成功者。制定灵活的录取制度，使得学生由中等教育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程序更加科学，而不拘泥于高考总分的拔尖，让学生在兴趣和专长上得到有效发展，让有真正才能的学生脱颖而出。改革高考，引导基础普通教育更适合杰出人才的生长。
（3）借鉴成功的例子，构建适合本国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钱学森早先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后来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它们当时的教育模式就是非常成功的。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真正重视培养人的创新能力，重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让人的创造潜能得到发掘，育人方式和评价体系形成合力，共同来促进教育模式的改革。
（三）慎重考虑“全面发展”观
今天的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明显比一二十年前重，除了一些基本的功课，很多学生还学习各类其他课程，如画画、歌唱、舞蹈等，还要参加一些额外的辅导班，例如奥数类的，花大量精力钻研一些研究生都不会做的题目。在文明发达的现在，一个人如要全面发展，是非常不现实的，知识在急剧增加，以有限的青春和精力来追求无限的知识，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科学的全面发展观是适度的全面发展，要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最适合发展的时期学习个人所热衷爱好的有潜力发展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