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伊朗门”事件
文章原标题：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伊朗门”
作者：陈伟
来源：《法学家茶座》2008年第4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8-7-31 11:42:18 阅读量：931次
里根政府非法军售伊朗、军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案，很可能是美国宪政史上最为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扑朔迷离、波谲云诡的大案要案。此案内幕之复杂，情节之恶劣，手腕之狡诈，辩护之刁钻，令人惊心动魄，叹为观止。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场空前严重的宪法危机中，总统幕僚临危不惧，勇承罪责，对薄公堂，逃脱惩罚；国会和独立检察官耗费巨资，穷追不舍，查无实据，一筹莫展；里根总统安然无恙，稳渡难关，大智若愚，全身而退，堪称美国政治中的头号奇迹。
（一）石破惊天，外交丑闻全球震惊
1986年11月3日，黎巴嫩的《帆船》周刊披露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秘密军火交易和“以人质换武器”的惊人内幕，全球震撼，媒体哗然。伊朗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大本营，是世界反美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支持者，秘密军售发生在美国与伊朗这种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国家之间，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它不仅与美国公开声明的外交战略南辕北辙，而且严重违反了美国国会制定的《武器出口管制法》。
令人纳闷的是，当时伊朗在“两伊战争”中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并未劫持过任何美国人质。曾经轰动全球的伊朗人质危机，早已是过时旧闻，明日黄花。
1979年初，在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号召和鼓动下，伊朗人民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巴列维国王流亡美国后，伊朗各界义愤填膺，要求美国遣返前国王回国待审。遭到拒绝后，11月4日，伊朗学生闯入并占领美国大使馆，扣留使馆人员为人质，以此要挟美国政府。但是，巴列维国王病逝后，经过秘密外交折冲，1981年1月20日，即里根总统就职典礼之日，伊朗释放了全部美国人质。
既然如此，美国为何与压根儿就没有人质筹码的敌国伊朗瞎搞什么“以武器换人质”的交易？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1984至1985年间，亲伊朗的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劫持了7名美国人质，美国试图借助伊朗的间接影响，达到人质获释的最终目的。为此，美国向伊朗出售了2008枚“陶”式反坦克导弹、235枚“隼”式防空导弹及其零部件。可是，截止武器交易曝光时，仅有3名人质获释。
更令人困惑的是，里根总统和白宫幕僚冒着法律严惩的巨大风险，国会弹劾的灭顶之灾，秘密进行规模如此之大的军火交易，难道只是为了营救区区3名人质吗？乖乖，平均出售700余枚先进导弹才换回一个人质，里根政府的人权记录真的如此大慈大悲吗？这种荒诞不经的“以武器换人质”交易，岂不是等于“盛情邀请”恐怖分子继续劫持更多的美国人质？
屋漏偏遭连阴雨。军售案事发三周后，联邦司法部长米斯（Edwin Meese III）在白宫的内部调查中，赫然发现了另一个爆炸性内幕：军售伊朗的余款竟然被偷梁换柱，擅自挪用，秘密用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明目张胆地与美国国会制定通过的《博兰修正案》迎头相撞。就“伊朗门” 事件违法乱纪的严重程度而言，水门事件绝对只是小菜一碟。里根总统的白宫宝座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二）战略构思，麦克法兰臆想天开
事过多年，沉埃落定之后，根据美国政府已解密的文献档案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军售伊朗并非“以武器换人质”，而是里根政府第三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提出的一项好大喜功、一厢情愿的外交战略计划，并且得到了里根总统的正式批准。
基辛格的门生弟子麦克法兰上任后，把修复美伊战略关系列入重要议程。从全球战略和兵要地志的角度看，伊朗南临波斯湾，西接伊拉克，北靠苏联，东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扼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要冲，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乃兵家必争之地。巴列维王朝倒台覆灭，使美国在一夜之间，痛失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遏制苏联南下波斯湾的前沿堡垒，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过的安全战略通道，常驻印度洋第六舰队的军事补给基地，牵制伊拉克战争狂人胡作非为的军事策应，避免全球石油危机的避风港。每念斯此，里根总统和五角大楼痛心疾首，痛不欲生。
在此背景下，麦克法兰认为，如果美国能够利用伊朗深陷损失惨重的“两伊战争”、急需购买美制武器的窘迫处境，以军火交易为筹码，施展纵横捭阖之术，很有可能在中东战略要地打开局面，取得震惊世界的历史性外交突破。至于用军火换回几位人质，那是“搂草打兔子─带捎的”。
在恢复美伊战略关系的前景和促进人质释放的诱惑之下，1985年仲夏，里根总统拍板决策，秘密批准了麦克法兰的军售计划。在此问题上，里根总统打了个法律“擦边球”，把国会给“忽悠”了。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附加的秘密条款（Section 501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有权临机决断，先斩后奏，秘密批准对外军售。但事后，总统应当“适时”（in a timely fashion）向国会通报。可是，什么是“适时”的期限呢？法无明文，语焉不详。这样，直到媒体捅破“伊朗门”的惊人秘密，在长达16个月的时光中，里根总统没向国会透出一丝口风，但事后却很难追究其法律责任。美国知识界总爱讥讽里根不读书不看报，头脑简单智商低，其实未必如此。
从1985年8月到1986年10月，美国与伊朗进行了6次秘密军火交易，麦克法兰和他的副职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海军中将、军事助理诺思(Oliver North)中校等人深深地卷入其中。可是，秘密军售没有取得任何意料之中的外交突破，对人质问题的影响也是杯水车薪。1985年12月，麦克法兰被迫辞职，其职务由波因德克斯特将军接替。
由于军售效果不佳，麦克法兰和波因德克斯特怀疑军火中间商财迷心窍，耽误大事，便急于与伊朗高层取得直接联系。1986年6月，经里根总统批准，麦克法兰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由诺思等4名助手陪同，仿效基辛格神话般的冲破中美坚冰之旅，秘密飞往战火纷飞的德黑兰，希望会见伊朗国家领导人，以期打破美伊外交僵局。但是，伊朗方面冷若冰霜，没有任何高级官员出面会晤麦克法兰。美方以军售为突破口的外交努力遭到了彻底失败，不但对释放人质影响甚微，而且还惹出了“尼加拉瓜门”的险恶风暴。
（三）府会相争，外交决策扑朔迷离
“伊朗门”事件实际上牵扯到两个大案，一是非法向伊朗出售军火，二是非法挪用“军售余款”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Contra）。如前所述，军售案打了个法律“擦边球”，而军援案则是与国会制订、里根总统签署生效的《博兰修正案》大唱“对台戏”，属于性质极为恶劣的违法行径。
所谓《博兰修正案》，是指1982至1985年期间，由美国国会制订通过的一系列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提供军事援助的法案，因其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兰（Edward Boland）牵头，故得其名。这个法案的出台，涉及到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与国会参众两院之间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涉及到美国政治中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府会相争”现象。
美国国会是世界上权势最大的立法部门，更为厉害的是，其权力并不局限于立法。国会不但掌管联邦政府的“钱袋权”（Power of Purse），而且拥有监管和督察行政部门日常工作的权威，其中包括绝密的外交、军事和情报机构。依照美国宪法，只有国会拥有宣战权。但是，国会认为，由总统和行政部门主管的军事、情报、特工以及对外军售和军援，实际上使美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为数众多的海外军事冲突。因此，尽管法无明文，国会理所当然地拥有监督和管制军事、情报部门以及对外军售军援的巨大权力。
以博兰为代表的部分民主党议员认为，美国不应毫无节制地干涉别国内政，肆无忌惮地插手海外纠纷。尼加拉瓜是人口仅为300万的中美洲小国，不可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致命威胁；所谓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其实只是一帮乌合之众，与强盗土匪无异。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干涉内政，挑动内战，甚至暗中在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企图炸沉满载苏联军援的货轮，实际上相当于不宣而战，开始了一场针对主权国家的秘密战争。如此下去，将可能把美国拖入尼加拉瓜内战的泥潭，使其成为“中美洲的越南”。
可是，里根总统的看法与此南辕北辙。1980年代初期，苏联不但在亚洲越南、老挝、柬埔寨，非洲安哥拉、埃赛俄比亚、索马里等战略要地连连得手，咄咄逼人，而且悍然出兵侵占中亚要冲阿富汗，威胁世界石油宝库波斯湾。在拉丁美洲，苏联支持的古巴早已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没想到，一不留神又冒出来个桀骜不训的共产党政权尼加拉瓜，而且它还“输出革命”，暗中支持邻国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的共产党游击队造反。长此以往，素有“美国后院”之称的拉丁美洲岂不是闹翻了天？俗话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里根坚信，为了遏制苏联，赢得冷战，美国决不能在尼加拉瓜问题上畏首畏尾，袖手旁观，听任苏联在“美国后院”得寸进尺，为所欲为。
即然如此，为何里根总统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最终仍然签署了《博兰修正案》，在政府行政部门的脑门上勒上了一道法律紧箍咒呢？
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中，国会政治扑朔迷离，府会关系错综复杂，治国难题头绪纷繁，凡事都需要有个先来后到，轻重缓急。民主政体并不能保证事事最佳，只能防止出现最差最劣。里根执政之初，最艰巨、最严峻的挑战是巨额减税，重振经济，扩军备战，对抗苏联，可是，当年民主党牢牢地控制了众议院，里根总统每通过一项议案，都需要与“帝王般的国会” 尔虞我诈，讨价还价，协商谈判，妥协让步，其过程无比艰难，其细节难与人言。
结果，待到军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议题临头时，里根总统已是强弩之末，既精疲力竭，又耗尽了政治资本，无力兴师动众，大动干戈，无法在国会凑足支持票。在此背景下，为了在中美洲对抗苏联，里根总统和白宫幕僚决定阳奉阴违，暗渡陈仓，最终铤而走险，以身试法，闹出了“尼加拉瓜门”的致命大案。
（四）将军撑腰，诺思中校挪用余款
被迫签署《博兰修正案》后，里根怒不可遏，大发雷霆，痛斥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目光如豆，越俎代庖，出于党争偏见，肆意干涉总统主导的外交政策，背信弃义，半途而废，无情地抛弃了中央情报局鼓动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抵抗力量，致使脆弱的反政府军弹尽援绝，饥寒交迫，面对装备苏式现代化武器的强大政府军，浴血奋战，惨遭屠杀。真可谓亲者痛，仇者快！
里根坚信，苏联的全球地缘扩张已达极限，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在专制集权、僵化低效的体制之上。如果美国改弦更张，勇于对抗，全力援助阿富汗、尼加拉瓜和安哥拉的反共抵抗力量，奋起反击苏联的全球地缘战略攻势，争取在几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热点取得历史性重大胜利，势必彻底逆转长期以来苏攻美守的冷战态势，用纸牌搭起来的苏联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将可能顷刻间土崩瓦解，不战自溃。
在此背景下，里根拍板决策，暗中命令麦克法兰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死活也要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苦撑待变，绝对不能在中美洲战略要地妥协退让，轻易认输。但是，里根是个有名的甩手掌柜，大智若愚，举重若轻，不问细节，放手让权，极少具体指示如何行事，对请示汇报亦毫不留心。
麦克法兰寻思，既然国会不批准军援，政府援助的方式没戏，那干脆另辟蹊径，采取“民间援助”的损招儿吧。于是，白宫幕僚暗中运作，四处化缘，秘密募捐，凭借里根总统的面子，私下恳求铁杆盟邦“无偿捐赠”。据调查披露，出资捐款的“冤大头”计有沙特王国3200万美元，文莱王国1000万美元，以色列、南韩、台湾等各200万美元。
为了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仅仅募捐资金远远不够，抵抗力量急需武器弹药和军需补给。经上司批准，名不见经传、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政治军事处副处长、兼具基层实战经验和统帅机关历练的诺思中校脱颖而出，肩负重任，居中协调，具体主持秘密军援和空运的特殊使命。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飞往尼加拉瓜前线，为反政府军出谋划策，提供武器装备、作战指导和军需后勤支援。
与美国像 “叫花子” 一样“募捐”来的援助相比，苏联和古巴提供给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军援非常充裕，总数高达10亿美元。政府军装备精良，火力强大，配备先进的飞机、导弹、坦克、装甲车、火炮，尤其是苏制米─24“雌鹿”型武装直升机，性能优越，低空突袭，防不胜防，成为反政府军的致命克星。据诺思估算，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若要维持现状，固守待援，至少需要1亿美元左右的军援。
怎样才能弥补资金缺口呢？诺思中校在回忆录中披露，“挪用”军售伊朗的“余款”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想法，竟然是法籍伊朗裔军火掮客戈伯法尼(Manucher Ghorbanifar)提出来的一个“天才创意”，而幕后撑腰和操纵者，则是诺思的顶头上司波因德克斯特将军。
对伊朗军售系由五角大楼定价，由国际军火掮客穿针引线，并预付了全部款额，国防部财务署记录在案，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余款”，更别提“挪用”了。转折点发生在1986年初。在一次商谈出售导弹的秘密会晤中，戈伯法尼企图借助行贿，与美方建立“私人感情” ，以便今后进行更大的交易。他对诺思耳语：“如果这笔交易能够谈成，其中有你100万美元。”
贿赂如此巨大，出手如此大方，若是个心存贪欲的凡夫俗子，很可能经不住一夜暴富的诱惑，干出违法乱纪的罪恶勾当。没想到，诺思中校不仅不为之所动，而且声色俱厉地答复：“不行！别再提此事了，到此为止。”
出乎意料的是，老谋深算的戈伯法尼圆滑地解释：“没关系，我明白。我知道你空闲时都在忙些什么，也许我们可以为你的尼加拉瓜朋友准备点儿资金。”原来，戈伯法尼神通广大，耳聪目明，曾为以色列情报部门和中央情报局当差。他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对诺思同时卷入军援尼加拉瓜的艰难处境知之甚详。诺思聆听建议后，喜出望外，茅塞顿开。
飞回华盛顿后，诺思立刻来到顶头上司波因德克斯特将军办公室，向他详细汇报了戈伯法尼的“天才创意”。波因德克斯特大喜，推崇此举是把里根总统中东和拉美外交政策圆满结合的最佳办法。当晚，波因德克斯特用保密电话联络诺思，正式授权他将“军售余款”“挪用”于尼加拉瓜。
如此说来，非法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军售余款”，其实是军火掮客暗中付给美方的“回扣” 。经过6次交易，其累计总额已高达1200万美元。从严格意义上说，军火交易中的“回扣” ，仍然属于“国家财产”，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两人胆大包天，擅自挪用，确实触犯了刑律国法。但是，如果换一个国家，“伊朗门”事件不但不是什么“丑闻”，而且堪称廉洁奉公的英雄事迹，令人赞叹的道德楷模!
（五）国会听证，总统幕僚勇承罪责
“伊朗门”事件闹大后，波因德克斯特将军被迫辞职，诺思中校被白宫解除了职务。为了调查事件真相，里根总统任命前联邦法院法官、曾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司法部副部长的著名律师沃尔什（Lawrence Walsh）出任独立检察官，主持调查“伊朗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真实内幕。与此同时，国会捷足先登，联合组成了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举行公开和秘密听证会，传召涉案证人和政府高官，企图把“伊朗门”事件查个水落石出。
千万不要小瞧美国国会的调查听证会。大约三分之一的国会众议员和一半左右的参议员是律师、检察官或法官出身，精通法律，神通广大。由于拥有以严惩伪证为后盾的监督、调查和听证大权，美国国会实际上兼有“最高特别调查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强大制度功能，其权威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美国总统。在水门事件中，正是在国会听证会上，白宫法律顾问迪安被迫“卖主求荣”，原总统高级幕僚巴特菲尔德被迫招出了“白宫录音带”的超级机密，最终导致尼克松丢失了总统宝座。
可是，参与“伊朗门”事件的的两位关键性人物诺思和波因德克斯特是现役将校级军官。为了保护总统兼最高统帅，他们临危不惧，态度死硬，以犯罪嫌疑人自居，异口同声地援引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声称有权保持沉默，拒绝回答任何实质性问题。 为了查明真相，顺藤摸瓜，钓到大鱼，国会调查委员会发出传票，强令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以国会证人而非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前来做证，同时给予两人刑事豁免权，令其交待全部内幕，将功折罪，争取宽大处理。
1987年5月，在向全国直播的国会听证会上，诺思对国会议员解释说，一个微不足道的海军陆战队中校，不可能拥有决定对外军售军援的超级权柄，不可能做出影响美国外交的战略决策；从军售伊朗到军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自始至终，他完全是“奉承上司旨意”。但是，诺思销毁了全部可以证明上级授权的绝密文件，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清白无辜。换言之，诺思变相地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沦为牺牲品和“替罪羊”。
针对“奉承上司旨意”之说，调查委员会主席井上（Daniel K Inouye）参议员教训诺思：“美国军人法典明确规定，上级军官下达的命令必须是合法的。事实上，它阐明美国军人有义务拒绝执行上级不合法的命令。此项原则如此之重要，以致在纽伦堡审判中，美国政府建议将其作为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
诺思自辩说，美国国会见死不救，抛弃了在中央情报局“忽悠”之下揭竿而起的尼加拉瓜抵抗力量，使其弹尽援绝，饥寒交迫。诺思认为，军援抵抗力量对反苏反共和赢得冷战至关重要，他本人对参与其中深感自豪。针对上级命令是否“合法”的问题，诺思认为，恰恰是“博兰修正案”自身的合法性存在争议之处，因为美国宪法并未赋予国会任意立法，肆无忌惮地干涉总统行使外交政策和全球军事战略的超级权力。
诺思认为，“博兰修正案”仅仅明文禁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以及“其它涉及情报工作的政府部门”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提供援助，但是，他所在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属于“涉及情报工作的政府部门”，其成员只是总统的私人顾问和幕僚，在相当程度上不受此法案的约束和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说，诺思的自辩并非毫无道理，在美国政治制度中，白宫幕僚班子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实是最少受到国会监控的特殊部门之一。 诺思在听证会上坚毅不屈的表现，神态若定的自辩，英武挺拔的军姿，令在电视机前没事儿看热闹的平民百姓高声喝彩，赞口不绝。全美各地100余万封电报和信件如雪片般地涌向国会山，强烈支持和声援“爱国英雄”、“拒腐模范”诺思中校，令人大跌眼镜。
根据已解密的文件，诺思从事的秘密使命，的确是奉承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等高官的旨意，所以很难追究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的法律责任。相比之下，波因德克斯特将军位高权重，身涉核心机密，堪称“伊朗门”案中承上启下、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在国会秘密做证时，波因德克斯特态度死硬，引用杜鲁门总统的名言“责任到我这里为止”（The Buck Stops Here），愣是把“尼加拉瓜门”中骇人听闻的罪责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他居然声称：“这是我作出的决定，我认为我有权力如此行事，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相信里根总统最终也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不请示里根总统，这样可以使他与此决定无关，万一将来泄露出去，总统可以矢口否认。”
实话实说，“伊朗门”事件中真正的“硬汉” 并非诺思，而是波因德克斯特将军。但因涉及此公的听证和审判涉及高度机密，皆为暗箱操作，新闻媒体无法炒作，故这位海军中将的“知名度” 远远不如“媒体名人”诺思中校。
（六）立案起诉，涉案嫌犯无罪开释
国会听证结束后，司法机关开始立案审判。1989年3月，独立检察官沃尔什首先对诺思正式提起公诉，指控他犯有篡改、转移、销毁机密文件，妨碍国会调查等12项罪名。法律专家注意到，非法军售和军援之类的“严重罪行”，在起诉书中居然一句没提。
1989年年5月4日，联邦地区法院陪审团判决，在12项起诉罪名中，诺思犯有阻挠国会调查、擅自销毁文件等3项罪名，另外9项被判定无罪。法官判处诺思3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狱外监管，罚款15万美元。此外，法庭命令诺思从事1200小时无偿社区服务工作，承担一项使青少年避免吸毒的计划，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诺思不服判决，当即向联邦上诉法院喊冤叫屈。
1991 年，联邦上诉法院对“美国诉诺思”案做出裁决，以控方证据主要基于享有“豁免权”的国会听证为理由，推翻了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在判决书中，上诉法院法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同意在美国进行政治审判。”言外之意，“伊朗门”案的实质是“政治分歧”，而非刑事犯罪，点中了这个宪法大案的要害之处！沃尔什检察官不肯善罢甘休，当即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出乎意料的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竟然袖手旁观，不置一词，致使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得以维持，诺思最终洗脱了全部罪名，无罪开释。1995年，诺思出马竞选公职，居然差一点当选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
1989年7月，沃尔什检察官对“铁肩担责任”的“硬汉将军”波因德克斯特提起公诉。此时，里根总统任期已满，退休赋闲，遭受弹劾的危险不复存在。面对刑事重罪起诉，老谋深算的波因德克斯特突然改口。将军的律师声称，被告当年曾向里根请示过挪用军售余款一事，并要求法庭请出已退休的里根总统出庭作证，解脱波因德克斯特将军承担的个人责任。
沃尔什检察官决定，采取庭外录像的形式，要求年近八旬的里根宣誓做证。可是，里根当时已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的症状，在录像作证时，他迷迷登登，颠三倒四，胡里胡涂，答非所问，整个儿就是一脑门子浆糊。沃尔什是律师和联邦法官出身，与各式各样的证人打了数十年交道。他凭直觉感到，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确实已经痴呆糊涂了，并非演技高超，装模作样，逢场作戏，以假乱真。
面对如此窘境，仅凭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波因德克斯特将军的一面之词，岂能给民望如日中天、如今痴呆糊涂的退休老总统轻易定罪？沃尔什无可奈何，最终决定放弃追究里根总统的法律责任。实际上，在水门事件中，如果没有“白宫录音带”作为“铁证”，尼克松总统很可能有惊无险，闯过难关，功成名就，永垂青史。在“拉链门”案中，如果没有莱温斯基裙子上的“铁证”，克林顿总统肯定撒谎低赖，毫发无损，风流如初，涛声依旧。
1990年6月，联邦地区法院特别法庭陪审团裁定，波因德克斯特将军虽然可能是“代人受过”的“替罪羊”，但是，他渎职越权，出尔反尔，撒谎伪证，阻碍调查，严重触犯了刑律国法，罪不容赦，难逃其究。陪审团裁定被告有罪之后，法官却对将军的处境深表同情，大笔一挥，仅判了6个月有期徒刑。尽管重罪轻判，形同儿戏，但是，联邦上诉法院仍然以控方证据主要根据享有“豁免权”的国会听证为由，推翻了联邦特别法庭对波因德克斯特的有罪裁决。
沃尔什检察官勃然大怒，当即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希望大法官主持正义，出面裁决，赏罚分明，以儆效尤。没想到，联邦最高法院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精明过人，拒绝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棘丛”之中，不但宣布不受理“美国诉波因德克斯特”案，而且根本没有解释任何原因。这个惊天动地的宪法大案，最终竟然就这样“不了了之”。
回顾历史， “伊朗门”事件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它是美国政治中“府会相争”的奇特产物。在外交决策领域，政府行政部门与国会两院争权夺利，相互倾扎，各持己见。当国会积极行使监督权和“钱袋权”时，出于全球战略考虑，里根总统及其亲信幕僚不是俯首听命，遵纪守法，甘拜下风，而是阳奉阴违，暗渡陈仓，铤而走险，致使国会与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急剧升级，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宪法危机。它既体现了美国宪政法治的成就和精彩，也反映出权力制衡的缺失和无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总统幕僚凌驾于国会立法和权力制衡之上，进行秘密外交，从事违法军售，操纵非法军援，遥控隐秘战争，成为无法无天的“独立王国”，触犯了美国政治的大忌。对于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两人，赞之者誉其为忠臣良将，恨之者斥其为乱臣贼子，各执一词，争执不休，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针对“伊朗门”事件，鲍威尔将军深刻地指出：“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完全是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诺思等人之过。他们为里根总统工作，而总统却不喜欢插足于那些权力很大的阁员之间，做出困难的决策抉择。里根希望人质获释、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继续存在，但是，他却不太操心如何具体达到这些战略目的。其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填补了一个权力真空，成为进行自己小型战争的国防部、成为实行自己秘密外交的国务院、成为从事自己隐秘情报活动的中央情报局。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事件。” 回首往事，只有在美苏冷战全球对抗、两伊战争如火如荼、美国急于打破对伊外交僵局、里根总统甩手掌柜治国、白宫幕僚特立独行的历史场景中，只有在国会制度、司法独立、新闻监督以及府会相争、政出多门、权力制衡的制度背景下，才能深刻而全面地理解“伊朗门”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最终结局。
1998年，“伊朗门”事件案发12年之后，在华盛顿水门饭店，因揭露水门事件而名满天下的美国首席政治新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单刀直入，向独立检察官沃尔什提出了一个带有盖棺论定性质的问题：“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将怎样被载入史册呢？”
沃尔什检察官回答：“我想它将作为一个并非卑鄙的违宪事件被载入历史。”“我认为里根总统犯了错误，他挑衅了法律，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他并不肮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