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症结及出路
何伟
发布时间:2008年2月27日
内容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之所以难解决，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现实的原因。我们对待农民所采取的理论、体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乡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确立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这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破除造成“三农”问题的体系，二是扶持农民的造血功能。
关键词：三农，价格剪刀差，惠农政策
十七大报告的主体目标是“为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提出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途径，以及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蓝图，并要求在2020年完成这一宏伟任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里程碑，是惠及十三亿人们的福祉，不论对它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不过在不到十三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一目标，可谓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民状况有所改善，但“三农”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仍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三农”问题为什么这样难解决，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现实的原因。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照搬苏联的，我国的“三农”问题就是这一模式造成的。我们对待农民所采用的理论、体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乡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确立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这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体制上，依据两种所有制理论建立起来的两种所有制体制，在社会资源占有、使用以及收入分配上，城乡是不平等的，农民除了占有集体土地外就一无所有，使资源分配体制化。在制度上，计划配置资源、财政收入及分配、社保、医疗、教育等等都是向城市倾斜，使二元结构制度化。在政策上，农民是二等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户籍、社会地位等等方面都与城市有差别，享受不到同等公民待遇。
在两种所有制理论的指导下，对“三农”问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具体差距表现在：
1.经济上的差距
出现四个剪刀差，即价格“剪刀差”、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征地价“剪刀差”、教育、卫生“剪刀差”。价格“剪刀差”。从1950—1994年，在45年间，国家从农民净拿走(减去国家支农投入)20100亿元。民工工资“剪刀差”。据全国政协代表计算，一个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4 000元，而工资充其量在8 000元，一年贡献为16 000元。他们把青春和血汗留给城市，年老回农村，一无医疗，二无养老，仍是一个二等公民。地价“剪刀
差”。从1979—1997年，在18年间，国家从农民拿走了2.7亿亩土地，其差价近10万亿元，而把4 000万农民留给农村，他们耕田无地，做工无岗，经商无资本，养老无保障，成为“四无”农民。教育、卫生“剪刀差”。教育、卫生的优势资源均在城市，城乡存在着重大差距。高考录取分数，城市大大低于农村，而培养一个大学生占家庭收入比重，农村大大高于城市。城市大学教育几乎普及，农村大学生是凤毛麟角。农村的卫生、医疗条件大大落后于城市。
2.知识上的差距
在信息时代我国城乡知识差距可能比旧社会还大，在城市电脑几乎普及，小学生都能上电脑。在农村只有少数地区、少数人能用电脑。如果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城乡知识差距可能比经济上的基尼系数还大，这是农村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3.政治上的差距
在全国所有群众团体中，唯独农民没有自己的农会组织。在选举人大代表上，农村所占比例也大大低于城市。
由于这些差距的存在，城市发展了，富起来，现代化了，而相比之下，农村却贫穷又愚昧。“三农”问题在我国，从理论到体制，从体制到制度，从制度到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使原有的城乡差别雪上加霜，究其原因，两种所有制理论是“三农”问题的症结。
二、应从惠农到还债
在对待“三农”问题上，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惠农政策，可谓是空前的，农民都感谢共产党。但这种感谢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必须在观念上有一个转变，应从惠农、恩赐农民，转变到还债上。根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今年7月9日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文章称，“仅仅以上工农产品剪刀差、土地、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也高达30万亿！”
根据农业部农研中心的材料，披露了目前国家支农的情况。
一是支农的力度不够。从1966年到2006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从774亿元增加到3 397亿元，增加了3.4倍。而同期国家财政收入，从3 661亿元增加到20 450亿元，增长到了4.6倍。支农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21.1%，下降到16.6%。支农投入慢于中央财政增加幅度。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中央财政支农支出，2002年为120亿元，2005年为148亿元，占当年中央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由1.2%降低为0.9%。令人奇怪的是近三年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是徘徊下降的，2003年为527亿元，2004年为542亿元，2005年为513亿元。即便在增大的财政投入中，有些不是直接用于“三农”，如大江大河治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对于国有企业农产品政策性价格补贴以及造林支出等等，这些费用都不是直接用在农民身上。将这些扣除，真正用于“三农”的大体上在1 500亿元左右。
二是多取少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仍大于国家的投入。第一项贡献是农民交纳的税费。虽然国家减免了农民的四税和三提五统，但农民和其他公民一样要交
纳各种税费，据有关权威人士测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负担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车辆购置税、生活消费中的增值税、营业税、存款利息税等，2003年大体为4 788亿元。第二项贡献是土地差价。仅2005年国家从土地差价中拿走了2 655亿元，而同期全国支农支出和农业支出分别为1 644.9亿元和867.3亿元，国家拿走的都超过支农支出和农业支出。第三项贡献是农民工。凭借样本调查和宏观数据，进行一些粗略估算，2005年农民工提供的国家财政收入为3 300亿元，占国家总财政收入的10%左右。这一估算与北京市调查结果相接近，在其地方财政收入中至少占1/5(见2006年2月1日《工人日报》)。虽然近几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农民每项贡献都大于国家的支出。
三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近日说：“2004年和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去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 172.5元。”虽然从2004年、2005年、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三年都超过6%，是1985年以来首次。但据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预测，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突破3.3∶1。以上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论相对数还是绝对数，近几年仍在继续扩大。
从以上数字来看，任何一项国家的收入都超过了国家的支出，多取少与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改变，并且差距还在扩大，这应是不争的实事。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起对农民还债的思想，才会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应从输血到造血
目前国家对支农的投入基本上是属于输血，有的属于撒胡椒面，如粮补，是平均分配。这种支援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三农”问题。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破除造成“三农”问题的体系，二是扶持农民的造血功能。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村，首先打破了两种所有制的体系，冲破城乡分离、工农的割据，就地实现了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就地实现了农村向城镇的转化，就地实现了农民向居民的转化，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但这只限于少数农村，绝大多数农村还做不到。所以国家除了向农村输血之外，应把重点放在扶持农村的造血功能上。目前农村造血最缺乏的资源有两种：一是资金，一是知识。这两种资源我国目前并不缺乏。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4 000亿美元，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使大量资金和知识闲置，这是一种巨大浪费，应派上用场。
1.在资金上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一方面表明我国经济实力雄厚，综合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过量外汇储备也有副作用。一是资源浪费。因为货币只有在流通中使用，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一书中，讽刺主人公把钱埋入地下，是土地主，守财奴。我们看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二是大量外汇储备在国外我们也是吃亏的。我国外汇储备大多采取美元形式，一旦美元贬值，会给我国造成巨额损失。我们用外汇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再用这些钱向中国投资，两方获利大不相同。据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讲：“两者资产收益差异大体在2-3倍。”三是大量外汇储备，使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施加压力，以各种借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我外贸出口，压制我国人民币升值。目前我国政府已注意到这些问题，逐步使外汇减持。在减持中，能否拿出一定数额来用于农村，一方面把减持的外汇派上用场，另一方面也向农民还债，作为造血功能的基金，促进新农村建设，早日实
现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2.在知识上
目前应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新农村建设。一方面充实农村知识，还能发挥他们的才能，农村是他们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也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就可以使大学扩招。目前大学停止扩招是我国一个重大损失。我国现在万人大学生拥有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印度比也有很大差距，大学不扩招就不能提高我国公民的大学教育程度，城乡知识差距就很难缩小。
将资金和知识相结合，就能形成巨大能量。各村应因地制宜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创建造血功能，这是落实科学发展的举措，是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央应大力领导和扶持。为了推动这一工作有成效的进行，应当在现有体制外，在各地政府支持下，组织社会机构来执行，其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可效仿世界银行贷款或联合国扶贫基金的办法，政府不要介入。
这一建议可谓一举多得，对缓解“三农”问题会大有帮助。
《经济研究导刊》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