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哲学家”李海林 胡立根
深圳市红岭中学
审问慎思为智性，湖湘倔劲但求真。
推研学理明方向，言语功能促转型。
一、成长之悟
李海林先生1983年大学毕业，由中学老师到大学老师，到政府教育官员，再到大学教授，现为上海洋泾中学校长。经历传奇，成名颇早，睿智敏锐，是语文教学界的哲学家。从他的成长，我们可以悟出：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做一个有理论、有思想的语文人
如果说在语文教学界有不少名师是在实践中悟道，是对语文教学的本质做了一些感性的接近的话，那么海林先生对于语文教学的真谛则是逻辑的，理性的、学术的接近。理论和逻辑是海林先生语文研究的特色。他在大学求学期间就浸淫于许多中学老师视为天书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和《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且读了大量美学著作，这为他语文研究中的理论意识和逻辑能力奠定了基础。读他的文章，你会被他的逻辑力量，雄辩的力量所折服，当然也可能有不少老师读不懂，或者不喜欢读。海林先生的语文教学研究，不仅许多语文老师难以望其项背，即使是从事语文教学论研究的专家也有不少人难以达到他的高度。
海林先生的语文教学研究，实际上是从反思开始的，以反思贯穿其研究的始终。当然他的反思，不是对自我的小反思，而是对整个语文人的群体教学行为的大反思。他的第一篇教研论文《打破教材崇拜意识》，就是对语文界的教材崇拜意识的抨击。随后他对语文界的教育研究行为的反思，对工具论的批判，乃至他的言语教学论的构建，都是建筑在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对个体自身行为的反思，固然是可贵的，而对群体行为的反思则更需要理论的功底和勇气。
海林先生重视逻辑的力量，教学研究重视学理的推进，他是将语文教学当做一门真正的学术来研究的。是逻辑与理论，是反思与思辨，成就了李海林。语文教学研究要真正达到一定的高度，海林的博学、慎思、审问、明辨，为我们指明了路径。有比较教育研究者在分析我国语文教师的特点时批评我们语文老师教研能力不足，或许我们缺的就是海林先生这样的有理论、有思想的语文教学的学术研究。
知其不可而为之——做一个真理的追求者
追求真正的学术是需要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的。海林先生作为湖南人，确有这种湖湘文化的倔劲。他的第一堂参赛课《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却以推翻这篇文章的论证作为着力点，尽管其教学可能是不成功的，但表现了他的那种求真的无畏精神。而随后不断追寻，一口气就这个“不成功”的教学写出并发表两篇“辩护”性的文章，不仅表现了他的倔，更表现了那种求真的韧劲。前面所述他的一系列反思，包括后来对新课程的批判式评论，面对的都是整个语文教学界，更是表现了他的理论勇气。不为求名，只为求真，这是海林先生的个性；只为求真，终成大名，这是海林先生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广交学术朋友
看看海林先生的朋友，韩军，李镇西，程红兵，王尚文，王荣生，都是大腕，又都是真诚的朋友。再看看他们这些朋友是怎样交往的：他有对韩军价值的高度肯定，也有对韩军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与他敬重的王尚文先生也有“语文是什么”的学术论争 。而他与王荣生博士，则更是从学术的争鸣开始交往，他认为王博士的博士论文《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的一个章节就是以他的《言语教学论》为靶子的。然而这些批评，这些争鸣，不仅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反而使他们成为了“铁哥们”。从这里，我们才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争鸣，什么是真正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今年三月我们工作室有幸请到海林先生和王荣生博导来讲学交流，当我们的学员问到年轻老师的成长规划时，海林教授很诚恳地说要“广交朋友”，看来确实经验之谈。
二、理念之思
“语文教学研究学理化”理念的方向性价值
海林先生的语文教学研究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对语文教学研究的研究，二是语感论研究，三是言语教学论研究，四是新课程评论。四者贯穿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追求，就是语文教学研究的学理化，这是海林先生语文教学研究的核心价值。
海林先生语文教学研究的起步，就是从语文教学研究的科学化追求开始的。从他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亚理论——语文教育研究的贫血症》开始，到随后的《椭圆形——语文教学研究的形态描述》，显示了他对当时语文教学研究的感性化倾向的敏锐感觉，如果说那时他还只是对语文教学研究的感性化倾向的初步感觉的话，到后来编辑《1978——2005语文教育研究大系·理论卷》，他检视了几十种期刊，查阅了2000多篇专论，让他深深感到语文教育研究的非学理性缺陷。可以说，海林先生的语文教学研究一直针对的是语文教学研究的非学理现象，他对语文教学研究的研究固然如此，他自己建立的语感论、言语教学论以及新近的新课程批判，更是他语文教学研究学理化的实践。其价值不容低估。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几十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各个学科的教学改革，以语文教学的改革气氛最热，名师最多，但是，语文教学受的诟病也是最多。语文教改可以说是闹得热烈，却成效甚微。原因当然相当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海林先生早在上个世纪90年所说的“亚理论”问题，或者说是语文教学研究的非学理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环顾一下曾经或者至今仍然活跃在语文教坛的大量的语文名师，包括重量级名师，他们对语文教学的研究，大多是一种感性化的，当然这种感性化的接近，固然有其重要价值，但是毕竟难以真正触及到语文教学的本质。所以海林先生的语文教学研究学理化理念，对于摆脱语文教学研究的低层次化困境，让语文教学真正能够走上科学化与艺术化相结合的道路，具有指明方向的价值。
语文教学内容的方向性价值。
海林先生的语文教学研究集中在两块，一是与王尚文先生一起研究语感论，二是从语感论发展出其独立的理论体系“言语教学论”。其实，无论是“语感论”还是“言语教学论”，其本质都是“言语运用”，其“言语教学论”其实可以看作“语感教学论”外延的扩展，内核的提升。
我们的语文教学，从传统的“经义教育”走向“语言教育”，虽然方向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至少是一种进步。而进入语言教育时代，我们是从语言教学知识开始的，于是我们又经历了从学习语言知识，到研究语言，直到洪镇涛先生提出语文教学不是研究语言，而是学习语言。到王、李二先生的语感论，则由学习语言，进到学习言语，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语文教学的任务方向，触及到了汉语文母语学习的本质。因为汉语文母语学习，更多的是一种悟性学习、隐性学习、柔性学习、无形的学习、综合的学习和无序的学习，语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样，以语感论为标志，我们在教学观念上，从“言语知识教学”进入到了“语言功能教学”阶段。但是，不可讳言的是，语感论面对诸多需要回答或者难以回答的问题，比如，语感恐怕主要属于口语；语感也许更适合于母语的低年级教育和外语教育；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训练语感，恐怕微不足道，语感的养成要依靠海量的听、说、读、写的实践；课堂的语文教育还有更多更有效的事情要做；语感是个性化的东西，难以统一训练，过于人工化、教学化、规训化，反受抑制；语感形成更多地是一种半自然状态；语感在阅读中表现为瞬间的自觉，但阅读在瞬间的自觉之外，还应该有更多更深入的思考；从写作说，语感在为文中恐怕只在语言表述的层面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对问题的认识、思考，为文的布局，却不是语感能解决的；语感说，可能最终会导致取消语文教学。这九点恐怕就是语感论这么多年来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少建树，但实践上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原因吧。所以，海林先生必须从语感论冲出来。
而海林先生的“言语教学论”，虽然是语感论外延的扩大，但已是直抵语文教学的本体论问题，他用“言语”统摄“文字、文章、文学、文化”等诸多概念，他将言语教学的重点由言语要素拨正到言语功能。这是海林先生言语教学论重要的语文教学本体论价值。对于一线语文老师来说，本体论问题、概念问题可能觉得有些遥远，但是，正是这言语教学论告诉我们，语文教学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或者说，语文教学主要该做什么；任务的变化决定了教学方法的更新。所以言语教学论在观念上至少能给我们带来如下的变化：
语文教学内容从泛人文向言语角度的变化。几十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往往可能变成了纯粹的文字学、文章学或文学，如果仅仅如此，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我们甚至可能将它变为了文化学、逻辑学，甚至是历史课、政治课。所谓“工具性”的定位，就是这种教学内容的窄化；所谓“人文性”的定位，就是这种教学内容的泛化。而海林先生的言语教学论告诉我们，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包括文字、文章、文学、文化乃至人类的整个思想、情感，因为语文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但是，语文教学的角度就是“言语”，是“言语”将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纠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教学就不能被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迷糊了眼睛，而应用“言语”拎起这些东西，所以“言语”才是教学的中心。
教学内容从知识性向功能性的转变：语文教学重视语言，从某种意义说，是“三老”的传统，但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往往重视的是“语言知识”，先是“语言”的“知识化”教学，然后是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能力化”教学，最终导致了语文教学的技术主义。这就是海林先生所谓的“语言要素教学”。而海林先生将教学的本体定位由“语言”变为“言语”，则语文教学的重点就不是语言知识及其所谓能力的转换，而是言语素养的养成。
教学方式从传授性、感染性向实践性的转变：传统语文教学方式强调教师的传授，或者说教师的感染；在言语教学论这里，既然教学的任务是学生言语素养的养成，是语言能力，那么，语文教学方式当然就应该由传授型、感染型的教学向实践型教学的转变。
当然，由于海林先生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本体论研究，于课程论，尤其是教学论着力不多，其言语教学论也许对于理论界的影响远大于对一线教师产生的影响。
三、绝招之选
何妨抄抄书。
在学生时代，海林先生在读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时，因为读不懂，于是干脆将9万多字的原文抄了一遍。也许就是这一“抄”，培养了他的理性思维，他的成功应该证明了“抄”的价值。抄书的价值是为许多成功的范例证明了的：侯宝林曾抄写十多万字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苏东坡以抄《汉书》作为日课，即便来客，不完成功课，也不见客，终于达到熟诵程度；明代以“七录斋”命名书房和文集张溥更是往往将一篇文章要抄六七遍。的确，抄书可以克服浮躁，可以修身养性。除了加深对内容的理解，还可以磨练意志，培养认真细致的作风。作家孙犁曾说：“人在书籍缺乏时，才能精读细读，才能受益。古人借书、抄书，终于有成，是有道理的。”海林先生说得更真切：“一边抄一边就会思考，抄的时间要比用眼睛看的时间长，思考的时间也就长了，所以就会有效果些。”有时候笨招其实就是绝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