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相好的人耐看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人们常说“皮相好的人惊艳，骨相好的人耐看”，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读此书，让我感叹此书“皮相和骨相”都甚好，初读惊艳，再读仍是为之叹服。我“正正经经”地学习历史六年，虽对历史甚是喜爱，但也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对他“枯燥、乏味”的评价。尤其中国近代史，从初中开始反复学习，那些历史事件早就烂熟于心，应试教育下的强行记忆更添乏味。堆砌罗列的方式讲述历史的史书，会令人没有翻阅的欲望。先生此书，让我耳目一新，且受益良多，知晓了以往许多我所不知的历史，亦更新了我一些观念。曾为当年明月所著的《明朝那些事儿》沉醉，但该书加入了小说的手法，多了许多趣味幽默，却少了一丝历史的厚度沉稳。先生此书既比一般史书生动但仍是历史纪录的方式，中和二者，正当好。
一
读书不可不知作者。
蒋廷黻先生幼年入学，从小学习新学，少年时赴美留学，系统学习过西方近代科学文化。青年时赴法国进行战地服务，当时便体现出对国民的关心，组织类似茶馆的俱乐部，举办学习班，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后回美国先后修习新闻、政治，后主攻历史。可见先生对政治是有专业知识的，这对其后来研究历史自当有大助益，毕竟“政史不分家”。获博士学位之后同年就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出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外交史及法国革命史，并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凡11年。蒋廷黻先生是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后弃学从政，欲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时期，蒋廷黻先生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台湾学者李敖由此评价说，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我们已可从先生生平可以看出其是一个有真才实干、有科学知识、有深厚文化基础、有一副爱国心肠的人，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二
借浅谈此书之特点论吾所知所感。
特点一，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并不仅仅只是讲述“近代之历史”，先生惯于联系久远的历史，也常常以后来的事实为据，使读者可以更加通透的理解历史。
如本书开篇就以往的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与英、美、法诸国相比，提出“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来阐述其所言“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
又如此《中国近代史》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的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讲太平天国起因，并不像通常那样讲“政府苛税”“天灾人祸”“民心不稳”“外敌入侵”，而是从中国惯有的历史走不出的“循环套”。中国历史惯常是“大乱之后有大治”，大治之后又走向衰败，衰败后大乱起，遂新朝建，大治起，历史又进入怪圈进行下一个循环。明末大乱，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如此讲解不仅让读者很好的把握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来龙去脉与历史必然性，也一并解释了中国几千年的起义，单刀直入，一针见血！
又如第二章第四节“洪秀全失败”中讲发挥重要作用的曾国藩的湘军，蒋廷黻先生联系了几十年之后的北洋军阀。
先生先讲其组建的文化基础与现实条件。其一，湘军是民间的“团练”所组织起来的一支军队，这种武力保存了乡民的勇敢朴实，加之农民对“匪祸”有切身利益，军队便更加团结勇敢。其二，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才干，但这两点虽然是湘军之所以骁勇善战在清朝腐败的军队中异军突起的主要原因，但也是其弊端之起因。湘军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私有军队的起始，其流弊延续下去并对民国建立后的中国影响甚大。因为湘军的特殊组建方式，所以湘军“充满了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都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对于国家的概念很是淡薄，遵从长官而不是国家。“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如先生所言，这自然不能归咎于湘军，这是中国几千年“熟人社会”“家族观念”“乡土情怀”所留下的，其在发挥精神纽带的有利作用的同时也阻碍着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而这种军队形式对中国最大的冲击莫过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的四分五裂，北洋军阀的士兵将领们并不知什么的国家天下，他们也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有军队而是袁世凯的私军，都听从自己的直接领导者。所以在袁世凯去世之后，他手下的将领们便失去了领导者纷纷做了“小袁世凯”。先生此书的讲解解答了我对于“为何袁世凯死后便出现军阀混战”的疑惑。
中国在民国初建后正逢列强忙于备战无暇顾及中国，又加上国家新建，革命之威尚未散去，本应是一鼓作气奋起直追迅速发展的大好时机，袁世凯一死军阀混战把国家再次拖入混乱。容我们设想，这错过的十年光阴若用于建设国家上，后来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巨大悲痛耻辱是否可以避免呢？中华民族在近代一次又一次错过崛起发展的良机，今日想起，国人仍不免心痛。
特点二，人物、事件立体，“有血有肉”。
此书短小精悍，用六万字诉说了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但较之历史教材，增添了许多细节，叙述与议论并重，人物更加突出，事件更加连贯与丰满立体，引人入胜。特别是人物的记叙与分析，使这些历史上的人物更加立体真实，使读者更好的把握了这些人物的性格思想，也就进而更好理解他们的行为。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人也就没有历史事件便不成历史。当我们理解了历史中的人物所作所为之后，也就理解了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始，理解历史中的大大小小事件也就是理解历史。读完此书，令我触动最大的人物是李鸿章。
李鸿章，晚清重臣。大多数没有去了解过的人，对他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或是“西太后的代言人”“晚清政府的走狗”“卖国贼”等，甚至于其曾外孙女张爱玲也常被提及她与李的这层关系。特别是上个世纪邓小平同志的一句“我们不是清政府，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更是将李鸿章推向了罪人的刑台。
但走进历史，李鸿章当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臣吗？
诚然，李鸿章大约算不上功臣，一来洋务失败，北洋覆灭，甲午战败，二来大多丧权辱国条约都签自他手下，算是卖国的代理人。于历史进程而言，李鸿章的确没有什么功劳，即使是图强的洋务运动也因为让晚晴苟延残喘了几年而贴上了耽误的标签，至于当时或许万般权宜后签订的条约，放在历史里，后人却未去细细体会当年的为难，只看条约给国家带来的伤害。
但我从这本书中看见了他的另一面，一个有才干，有远见，在种种艰难中苦求国家富强的臣子。
李鸿章曾对恭亲王上书说，中国到了十九世纪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还看出日本的快速发展，从明治维新种看出日本的威胁，并认定改革必须先培养人才，呼吁改革科举制度，让新学子学习科学文化。在1864年李鸿章就已经看出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意义，并且深感中国所受到的威胁，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像蒋廷黻先生所言，“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
在洋务运动上，李鸿章无疑是有功的，既然我们承认了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所发挥的重大影响与积极作用，那便不能够以洋务失败否认其贡献。况且洋务失败更多的是历史社会原因，洋务派的努力是不能否认的。
至于北洋覆灭，甲午战败，其自然是要负责任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却也不是其一人之过。邓小平说“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但李鸿章能称得上是清朝的领导人吗？ 中国人一向惯于给人物定性，将人物脸谱化，用事件定功过，只看结果。又或者，一过毁前功，李鸿章一生，且不恰当地说，算是“前功尽弃”吧。
历史纷纷扰扰，武则天尚留无字碑，后人难以复制历史，对古人的评说也就始终隔了岁月的隔阂，终究是难以完完全全定下结论。
“好书不厌百回读”，一本写得好的史书更是如此。“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历史总能给后人，以启迪和明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