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读后感
很早就知道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但认真拜读则比较晚。原因无它，但凡中国人，读近代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缺乏一颗强大的心脏。一部血泪史啊，让人不忍卒读! 常言道：知人论事。要想论其事，必先谈其人。蒋廷黻是中国历史学地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志在外交。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1]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充分反映了那一代受过西洋教育而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反观中国近代史时的心态，以及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思考。
作为“书生从政”的代表，其言行、其历史观必不自觉得受其政治倾向的影响，然而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2] 正是因为历史观的偏差，导致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史料的选择、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一点在前两章中尤为明显。因而本文将就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在蒋廷黻先生理论的基础上，试分析晚清初期的中国外交。
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蒋廷黻先生的观点十分鲜明，他坚持 “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不可”的看法。所以, 蒋廷黻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 评判人的善恶、事的好坏,全以是否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政治为标准。在蒋廷黻先生看来,“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间的竞争,最足以决定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这里的 “知识”指的是科学知识，具体来讲就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按照蒋先生的这种逻辑思维，那么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与传统视角全然不同的中国近代历史。
一、天朝上国的自大
受明朝和清前期所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以宗藩关系为主要形式的东亚国家关系模式影响，清朝的统治者将这种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模式外化为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格局。这种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导致清朝在一开始面对西方来使时就抱有轻视的心理。
例如，1793年，英国王室派马戛尔尼勋爵率使团来华，谋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时，使团甫一靠岸，来迎接的清军便冲了上去，在船队上插上许多“英吉利贡使”的彩旗，礼品清单则一律写上“贡物”二字。热河行宫觐见时，乾隆帝更是一口回绝了英使的建交请求，发诏说：“„„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
正如蒋廷黻先生在书中所言：对西方国家的轻视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政府官员忽视与洋人的交流，也就导致了中西方语言不通、风俗不了解，进而导致了双方在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常会因误会而导致误判——中方低估西方的实力，军队溃败后又心有戚戚，畏葸不前；西方高估中方实力，以为中国一心求战，获胜后便洋洋得意更显傲慢。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盲目自大在一夜之间被打破了，之后形成的巨大落差致使清政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畏夷。这种心态导致了那些办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害怕出错，害怕得罪洋人，害怕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了另一场战争。而那些负责管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则几乎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如琦善、耆英者，他们在经历了战败后缺失了对继续抵抗英军的信心，他们已经认识到以中国八旗子弟这些中古时代的军队去抵抗扛着近代化武器的英军是不现实的。恰是这些“自知之明”迫使他们签下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望厦条约》。蒋先生在书中说他们签下条约是识时务，然而我以为这并非是识时务，而是出于一种被放大的恐惧，或者说是出于晚清官场生态的驱使。晚清官员在面对夷务时无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面对英国人提出的要求，他们以为这些都不算丧权辱国，毕竟租借的是偏远之地，开通商口岸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协定关税更是便于管理、利于清朝；殊不知这些在近代外交中都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首先，我们便来说说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在常人来看，林则徐是近代中华民族的人民英雄，他以虎门硝烟的大气魄以及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深远眼光，让他成为千万国人心中敬佩的对象。但是，在蒋廷黻先生的著述中，他认为林则徐虽是中国省悟最早的有识之士之一,但由于害怕朝廷的不满以及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国家大事更加重要, 他仅仅在广州一地置办外国船炮、组织人员翻译国外刊物、仿制国外的坚船利炮。但他始终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不肯掀起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所以,蒋廷黻对林则徐,否定大于肯定。
其次，在蒋廷黻先生的眼中, 国人们普遍认为是“大奸臣”的奕忻却“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之贤者”。他认为奕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把握政权,改变了当时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 ,在战败后仍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做法。奕忻认为，清朝应该运用西方先进的“器物”来维护统治,于是“下了很大决心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北京甚至全国开展“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所以，蒋廷黻先生对当时认识到时代不同而思改革的奕忻的评价是：“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固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其中，肯定大于否定。 而对于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丁汝昌和刘步蟾，传统史观上一直将他们作为英勇烈士来看待。但是，在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蒋先生还原了中日海战的真实场景：\"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刘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定远船上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 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从这些详实的记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英雄们的局限性。而蒋廷黻先生用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眼光，给我们揭示历史真相。
对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的阅读，我最大的感受是震撼和颠覆。
第一，高大上的历史经典原来可以这么短。这本书只有四章共5万字，第一章讲外患：两次鸦片战争，第二章讲内忧：太平天国运动，第三第四章讲为抵御侵略，先后出现的四个救国救民方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从整体看，一二两章为因，三四两章为果，从整体上探讨了近代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做的努力，病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提出“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不旧是不中用的”。
第二；历史经典可以这么通俗好看。书中没有那么多晦涩难懂的引经据典，不拘泥与细节和过程，如一股清风扑面而来，让人毫无抗拒欣然接纳。又如同一个博学且通达的老先生在唠家常，寥寥数语就把历史迷雾中雾罩下的人物、事件明白透彻的点出，让人豁然开朗。如，讲到中西关系，蒋先生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讲到洋务运动失败原因，他说“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分析甲午战争失败原因，他则说“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第三，原来早在1938年以近代化为线索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研究就出现了。要知道我们的普通中学教材编写和教学，直到近十年才大力提倡用近代化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之前的历史教学我们贯彻的主要是革命史观，强调阶级斗争，一味赞美人民暴力革命的伟大和正确。忍不住叹息，主流意识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让这样一本有思想力的书和我们失联长达近半个世纪。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蒋先生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常说当局者迷，而他则是站在时代当中写时代，对历史思考的深度和价值，在半个世纪过后仍让我们惊叹。历史果然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还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有待发现？
第四：眼光独到，对林则徐、琦善等进行了颠覆性的评价。如林则徐，至今我们的教科书中仍然赋予他民族英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称号。而蒋先生则指出真正的林则徐觉悟到中国的器物不如人，但他并不主张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而对那么被我们唾弃的琦善则比林则徐勇敢又担当，他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这种反差可能不一定会被我们认可，但他无疑的启发了我们的思考。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具有一种由盛转衰的必然规律。开国者，大多平民出身，既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愿意不拘一格地提拔出身低微之人，以才定官职，较少出现冗官现象；又相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懂得民心可用，时时体察民情，杜绝官僚主义作风，节制己欲。然而“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日日想着大兴土木满足私欲。国库空虚，便卖官鬻爵，上行下效，最终开国者所想杜绝的东西便被其子孙一一拾回。
当然，蒋先生的作品也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第四章的最后一部分很明显带有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偏离了先前客观中立的立场。但，瑕不掩瑜，绝对对得起’近代史上的经典”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