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后
——读《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有感
裘真经济学基地班
41501089 常言道：知人论事。要想论其事，必先谈其人。蒋廷黻是中国历史学地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志在外交。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1]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充分反映了那一代受过西洋教育而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反观中国近代史时的心态，以及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思考。
作为“书生从政”的代表，其言行、其历史观必不自觉得受其政治倾向的影响，然而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2]
正是因为历史观的偏差，导致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史料的选择、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一点在前两章中尤为明显。因而本文将就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在蒋廷黻先生理论的基础上，试分析晚清初期的中国外交。
一、天朝上国的自大
受明朝和清前期所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以宗藩关系为主要形式的东亚国家关系模式影响，清朝的统治者将这种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模式外化为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格局。这种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导致清朝在一开始面对西方来使时就抱有轻视的心理。
例如，1793年，英国王室派马戛尔尼勋爵率使团来华，谋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时，使团甫一靠岸，来迎接的清军便冲了上去，在船队上插上许多“英吉利贡使”的彩旗，礼品清单则一律写上“贡物”二字。热河行宫觐见时，乾隆帝更是一口回绝了英使的建交请求，发诏说：“„„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
正如蒋廷黻先生在书中所言：对西方国家的轻视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政府官员忽视与洋人的交流，也就导致了中西方语言不通、风俗不了解，进而导致了双方在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常会因误会而导致误判——中方低估西方的实力，军队溃败后又心有戚戚，畏葸不前；西方高估中方实力，以为中国一心求战，获胜后便洋洋得意更显傲慢。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盲目自大在一夜之间被打破了，之后形成的巨大落差致使清政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畏夷。这种心态导致了那些办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害怕出错，害怕得罪洋人，害怕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了另一场战争。而那些负责管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则几乎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如琦善、耆英者，他们在经历了战败后缺失了对继续抵抗英军的信心，他们已经认识到以中国八旗子弟这些中古时代的军队去抵抗扛着近代化武器的英军是不现实的。恰是这些“自知之明”迫使他们签下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望厦条约》。蒋先生在书中说他们签下条约是识时务，然而我以为这并非是识时务，而是出于一种被放大的恐惧，或者说是出于晚清官场生态的驱使。晚清官员在面对夷务时无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面对英国人提出的要求，他们以为这些都不算丧权辱国，毕竟租借的是偏远之地，开通商口岸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协定关税更是便于管理、利于清朝；殊不知这些在近代外交中都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在清政府统治者沉浸在由天朝上国到军事弱国的巨大落差的恐惧中时，有没有人已经觉醒了呢？自然有！他就是林则徐。林则徐在历史上被划分至抵抗派（即蒋先生所谓“剿夷派”），但是在抵抗排中也分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顽固守旧派和思想开明审时度势的开放派。而林则徐就是这“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蒋先生在书中说林因为害怕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故不敢直谏要求学习西方。我以为这为大谬。固然，林则徐作为士大夫阶层，身上仍难免有士大夫一族在乎名声欲名垂青史的习气。但是，能写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之人，因禁烟而险遭除官之人，亲自组织编撰《华事夷言》、《四洲志》、《九国图志》之人岂是会因名利而放弃直谏的？
联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近代史，开始做近代史研究，但是出的研究成果却是参差不齐。许多人开始给大奸大恶之人翻案，说他们可怜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或说他们也是迫于形势，甚至说他们才是审时度势者。而对于历史上早有定论的英雄人物却是不断挖掘资料歪曲历史试图翻出英雄的所有丑恶面，妄图以其缺点掩盖其英雄事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着实令人感到心惊胆战。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但那也是建立在完备的史料之上的，并不是断章取义、凭空捏造。林则徐作为销烟先驱就应该得到赞扬，耆英、琦善作为谈定、签署卖国协议的人就应该被唾弃，而不是不断找理由为他们开脱，因为这既是历史的局限性，也是其本人的局限性，并无他由。
二、由一强到列强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短短二三十年间，正是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阶段。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当其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国内和殖民地的市场已经满足不了英国，于是他开始尽力开拓海外市场。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东方市场。
这段时间内，东方主要大国——中国、印度、日本纷纷被打开了国门。且不论中国，印度在经历了莫卧儿帝国式微、马拉塔人取而代之却最终覆灭后，印度王公大多承认了英国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宗主国地位。日本在经历了黑船事件后被迫打开了国门，而萨英战争则迫使日本重新审视西方文化改而开始了明治维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东方国家都有一种被英国侵略丧失民族自信心的经历。
而这一时段的英国正处于鼎盛期，海外的殖民扩张空前鼎盛，在面对中国如此辽阔的地域而又有如此封建保守的政府时，英国人的想法便是占领市场，掠夺原料。因而蒋廷黻吸先生所谓资本主义若是目的纯洁便不为帝国主义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对于英国而言市场和原材料是最重要的，如果协议不成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战争。而这个协议如果是对于一个平等的工业国那么就会是一个平等的协议，如果是对一个农业国那么这必会是一个具有一定贸易歧视的协议，当时的中国如果按蒋先生所言选择接受，那么结果必会是成为又一个印度而不会是今天站起来的新中国。
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向西欧各国和美国传播，西欧各国和美国的生产力急剧上升，故其对海外市场、资源的渴望也与日俱增。彼时，不甘于英国一家独占亚洲的西欧各国和美国纷纷加入到了瓜分亚洲的行列中。法国占领了东南亚，步步蚕食中国的藩属国，还与中国签订了《黄埔条约》；美国通过黑船事件迫使日本打开国门，还与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俄国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张领土，同时与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和《瑷珲条约》；德意志统一稍晚，但其也在南太平洋占领了一众岛屿，同时增派传教士入中国。
然而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却毫无危机意识，尚未意识到欧洲列强已由一强变为多强，仍是一昧求和以求自保。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琦善得势，进而以琦善为首的抚夷派再次抬头。在与英国签订了条约后，面对美、法来使，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时美国、法国必将感谢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和不做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嫉妒，早已声名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定约。[3] 这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对于如何外交、外邦是何心理完全不了解；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法制体系完全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仍然处于中古水平。
三、大厦将倾的内部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具有一种由盛转衰的必然规律。开国者，大多平民出身，既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愿意不拘一格地提拔出身低微之人，以才定官职，较少出现冗官现象；又相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懂得民心可用，时时体察民情，杜绝官僚主义作风，节制己欲。然而“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日日想着大兴土木满足私欲。国库空虚，便卖官鬻爵，上行下效，最终开国者所想杜绝的东西便被其子孙一一拾回。
以外交为例，《清史稿》载：“雍正五年，定恰克图市约，置办理俄事大臣，不为恒职。咸丰元年，改归理藩院。十年，文宗北狩，特置专官办理抚局。其冬，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奕䜣领之„„又有外国人兼代领事者„„康熙初，俄国通使，未垂为制。同治六年，始遣使办理交涉„„光绪元年，定出使制„„”[4] 可见，清朝与外国的交流是早就有的，然而却一直未能成制。直至西方列强打上门来，签下条约了，方才匆匆设立类似于外交部的总理衙门。而总理衙门的内部机构划分也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三年，改为英、法、俄、美四股。后改俄、德、英、法、日本五股。”整个总理衙门仿佛只是为了与列强交涉而设，人家打来了便设一股专事与之交涉，而毫无半点积极向外探索，与其他国家建立邦交之意。
在此期间，清朝与外国唯一的交流就是传教士。而对于清政府而言，传教士的功用不过是画画、修花园，而从不会想到如明朝一样修改历法，修订农书，观察天文。这种封闭自守使得整个清朝一直陷于固步自封之中。
可以说整个清政府是缺乏前进动力的，而唯有让那些改革进步人士，让那些给予侵略的西方列强，推他一记，他才会缓缓往前移动一步。毕竟清朝背负了太多的“祖宗之法”，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一心只念着“祖宗之法不可废”。然而就算是改革进步人士也是有私心的，就如康有为重名利权欲，张謇靠着翁同龢力挺才当上了状元郎。在清末的大环境下，若要一人全无私心的为民服务自是不会有的，毕竟当时的社会氛围无法使得当时的人有那样的觉悟，而当时官场的环境也容不得一心为人民服务而毫无贪念的官员的存在。
但是，当一个社会已经容不下一个不贪之官员存在的时候，岂不是大厦将倾之际？
四、结语
正如蒋先生在书中所言，对一国而言外交虽然要紧，然而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因素。究其本源，清朝在外交上的失败还是在内政上的不足，这些不足体现在方方面面，小到火柴的制造，大到机械、船舶的制造。而这些内政上的不足若论改进，除非变革社会制度，否则在一个封建君主制的国家妄议进行工业革命是绝无可能的。
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迈出了中国社会制度近代化的第一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标志着中国完成了社会制度的现代化。
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下，中国经济迸发出巨大活力，而中国外交也向着跟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前进。
[1]《蒋廷黻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沈渭滨
[2]在此书被湖南岳麓书社辑入《旧籍新刊》时陈旭麓先生所写的《重印前言》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P19~20 [4]《清史稿》卷一百十九志九十四职官六外务部（三四四七—三四五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