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的困惑
黄 鹤
（厦门大学 人类学所，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开展的积极对话，标志着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取向，开始进入操作层面。但是，在这个被称为新兴学科的历史人类学背后，学术渊源、概念界定、语义范畴、理论思想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尚未得到完满解决，某些提法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争论和异议，忽视所有这些单纯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一个学科的提法似乎有些过于武断。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对历史人类学的诸多困惑提出自己的解释。 [关键词] 历史人类学；学科；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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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社会人类学会议在爱丁堡召开，主题是“历史和人类学”。彼得·伯克认为虽然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学科交叉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变得越发明显，但是要彼此痛快地接受对方的理论仍然有些力不从心。对于历史学和人类学间关系的概述，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名著《结构人类学》的开篇部分曾经这样写到，“如果说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在从研究有意识的内容走向研究无意识的形式的理解人类的道路上所遵循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是不准确的。相反，它们全都走着同一条道路„„唯一不同的是它们的朝向。人类学家是朝前行进的„„而历史学家却可以说是朝后行进的„„正是这两门学科的结盟才使人们有可能看到一条完整的道路。”[1](p29)可见，在斯特劳斯那里，历史学和人类学虽然研究的方向不同，研究的要点各有侧重，但是彼此互补、互相结盟却是大势所趋。的确，虽然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盟对于整个研究领域来说具有异常深远的影响，但是，目前这种趋势太过宽泛，使得结盟掩盖了而不是暴露了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历史人类学提供的空泛整合掩盖了该学科在学术渊源、概念界定、语义范畴、理论思想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基本要素的分歧
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对话的历史虽然可以上溯到人类历史的诞生，但是历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不过一个世纪之久。由于对话与学科的产生并不同步，因而导致了历史人类学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和分歧。而历史人类学的年轻又使得这门人文学科带有成长过程中的诸多严重不足，甚至连“历史”这些最基本的用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以至于历史人类学整个学科体系异常薄弱。
首先，历史人类学中“历史”一词的界定存在着分歧。历史分为“历史”和“历史学”，因此历史人类学这个名词本身就很容易产生歧义，所以有可能的话要界定为“历史学人类学”。而历史学有“传统史学”和“新史学”之分，传统史学着重宏大叙事，新史学关注私人叙事，历史人类学符合历史潮流的抉择是史学中的“新史学”，而“新史学”又可分为“历史学”和“历史哲学”，这里面的历史学关注史料，历史哲学关注史观，因此，要选择新史学里面的“历史学”，而这里的“此历史学”同大历史中包含的“彼历史学”还要区分开来。其次，同历史学结合的人类学也需要严格的界定，人类学分为古典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同传统史学有相互诉求关系的是古典人类学，同新史学积极对话的是现代人类学。因此，现在意义上的历史人类学中提到的人类学应该是现代人类学。第三，研究区域和学科视野过于宏观。历史学以其“历时性”的特点，绵亘人类文明的起始，它不仅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也就是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而人类学则因其 1 “共时性”的特点，包罗万象，它的研究范围几乎包括和人类有关的一切问题。于是，二者的交叉构成了一个无比宏观的时空坐标体系，这就使得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非常难以把握。第四，由于历史人类学至今没有恰切的学科范式，因此对于部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它还只是一枚图钉，方便你把各种论点和分析挂在上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到此为止了，随着探讨的深入、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会越来越清楚这个方便图钉的构造。第五，传统史学与古典人类学之间在人类历史诞生之时便有了相互诉求，虽然作为准学科要件的历史人类学中的历史学和人类学在20世纪才有积极的互动，学术前史仍然无法详细追述，因为过于久远的时间往往会湮灭了史实的重要性。
二、基本概念的分歧
对于历史人类学的概念界定，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两种。前者主要来自欧陆，以年鉴学派为代表，扬弃传统历史学以历史事件为核心的做法，而希望掌握一个时代重复出现的社会实践，如习俗、礼仪、心态、知识、机构、结构等。后者主要来自英美人类学者，将对于文化系统的理解加入历时性研究，以掌握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在环境的互动特质。
但就目前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历史人类学的定义其实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定义以历史学为主体，例如《文化学辞典》上面对历史人类学这样定义——“所谓历史人类学，就是从历史学（主体）这个领域出发，研究和回答人类学提出来的问题。历史人类学以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主要是物质生活）为研究对象。”[2](p423)旨在通过这一研究，深刻地再现普通人民群众而不仅仅是上层人物的日常生活。第二类定义以人类学为主体，例如萨林斯这位当代历史人类学的主要建筑师这样认为，历史人类学是这样一种方式的探究，它力图在不同观点、不同分析工具、不同时空范围之间架设桥梁或形成对话。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观点，虽然与早期年鉴学派关于历史人类学的观点相似，但更强调人类学本位的立场，或者说“文化”的立场。第三类定义糅合了前二者，是综合型定义。例如文思理的《甜与权》，盖茨的《尼嘎拉：19世纪巴厘的剧场国家》，科奇与萨哈林斯合著的《阿纳胡鲁——夏威夷王国的历史人类学》等。在他们的著作中，人类学和历史学两者的结合是平等的，既不是人类学占主导地位，也不是史学占压倒性优势，双方互相借鉴、互相促进。
当然，上面列举的三种定义有其先进之处也有其缺陷之处。先进之处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阐释了历史人类学的构建基础，而缺陷之处则在于它们大多过于注重历史人类学功能的阐释而忽略了结构的探讨。换句话说，它们仅仅把历史人类学的外延当为历史人类学自身予以界定，并没有指出历史人类学之所以被称作是一门学问关键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本质。正因为这种认识的存在，导致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否认历史人类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错误认识。当然，如果深究学科的研究范畴和理论范式，目前的历史人类学还不能成为纯粹的学科，而仅仅是历史学和人类学二者关系的松散表达，因此我们不妨将历史人类学称为“准学科”——既是规范学科形成的预备阶段，也是规范学科形成的必经阶段。
三、研究领域与方法的分歧
作为历史学和人类学二者交叉后产生的新兴学科，历史人类学不仅继承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更融合了两大学科惯常的研究方法，即文献辨析与田野工作相结合。因此，一个合格的历史人类学家必须既要熟悉有关理论的发展情况，又要在田野工作上训练有素，这样才能让他的调查结果具有实用价值、可以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推敲，从而有助于解决实际层面的问题。的确，这样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学者研究本土文化来说，非常适用。例如王铭铭近年出版的《社区的历程》和《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等论著,就 2 可以说是中国本土人类学者在历史人类学领域中的先锋之作。那么，为什么王铭铭等学人的历史人类学著作可以充分发挥历史人类学作为交叉学科的优势呢？首先，以王铭铭为代表的这批学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理论根基，能够与世界同等的理论水平接轨；其次，他们选择进入田野调查的点设在了中国境内，而且通常选择在那些让“小传统”和“大传统”能够产生勾连的区域。这种深厚的学术根基以及明智的地域选择不仅加快了历史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进程，也加强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各项维度和深度。正如刘永华所表述的那样，“虽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这些学术传统,对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不过,对西方历史人类学不同学术传统的讨论表明,中国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契机,更要注重本土的学术资源,注意从本土的学术传统出发,探索自身发展的路子。”[3](p29)可见，学人只有选择恰当的研究平台才能让自己的才学有用武之地。
可是，也正是因为王铭铭等学人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两大欠缺之处：第一，中国历史人类学自身的理论构建非常薄弱；第二，田野地点的选择过于狭窄，大部分学人都只能局限于中国境内。当然，这两方面欠缺自有其历史成因。首先，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来说，国人更擅长的是形象思维而非抽象思维，而西方尤其是德国人非常擅长抽象思维，凡事皆要上升到理论和主义才肯罢休，这就从文化根基上决定了为什么主义和理论大多是“西学东渐”而鲜有“东学西渐”；其次，西方人类学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渐超越古典进化史观的时候,中国人类学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深深沉迷于古典进化论式的想象,从而在历史人类学的方向上无法达到同时期欧美人类学的反思水平,更不用说实现了可以和西方人类学对话的高度。[4](p3)再次，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如果单纯考察正史文献不做田野调查，依然摆脱不了传统史学的局限，似乎也与新史学背道而驰。因此，除了正史我们还需要获取大量的材料，其主要来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通过收集报刊资料、私人日记等方式；其二是通过实地田野调查，采集口述资料和图像资料等等。这就决定了田野地点的选择不大可能超出中国的范畴，一是国情决定了出国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并不那么广泛可行；二是即使能够出国进行田野调查，对象国所属的对象区域的琐碎细节资料也难以收集齐整并加以完善整理；三是即使收集到了大量的材料还有语言的障碍以及文化理解层面的障碍等诸多阻碍。因此，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所以更关注本土化，实在是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而在世界正逐渐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实是有些捉襟见肘之嫌，故而只能在本国文化的多元方面求取发展，这也是刘永华为什么在提倡本土化研究的同时，又在后面补充了“文献的田野调查”这一概念，也许他正是在为田野调查的非本土化寻求一种突围的方式——“他认为所谓文献的田野调查,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即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在文献之中进行的田野调查,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方法。”[3](p29)
四、产生分歧的原因
分析产生以上诸多分歧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六点：第一，历史人类学涉及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因而没有特定独有的研究领域。而有无独立的研究领域，是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关键标志，也是一门学科能否独立和是否有必要独立的基础和关键。第二，这门学科兴起之际较大地受到各国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时代、学术观点和研究目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难做到固有学科定义的中正平和。第三，研究者的身份对定义的提出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历史学家更注重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人类学，而人类学家则更侧重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对历史人类学加以阐释。身份的不同最终只能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第四，历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代社会历史上问世的时间较晚，因此不得不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从而在研究内容上与别的学科也产生了一定的重复性和共融性，导致其定义和学科定位都缺乏独立的特质，因而并没有形成严谨的学科范式和有 3 序的学科体系。第五，历史人类学的定义虽然由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定义结合发展而成，但是历史人类学的定义属于次一级定义，和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两大定义并不属于同一级定义，因此，单纯从已经非常成熟的历史学定义或者人类学定义来衡量历史人类学定义，是很不公平的。第六，长期以来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一直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出现了1＋1
五、结 语
历史人类学是为了适应人类社会和历史文化需要而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它试图研究和说明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最为广泛和普遍的关联性。但是，越是广泛和普遍的学问，往往越难在最基本的要点上达成共识。不过，通过认真剖析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渊源、概念界定、语义范畴、理论思想，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至少达成了以下三点共识：第一，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人既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承受者，又是该研究的发起者和深化者。第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研究要点遍布文化的各个方面。第三， 历史人类学体现了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理论的对话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基于以上三点共识，历史人类学似乎可以这样定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主体和载体都是人，它是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交织的时空观中体察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文化建构的学科，历史学和人类学是其文化意识内涵的外在具像体现。这里所谓的“交织的时空观”是指，历史学希望利用人类学的“共时性”为历史学增加学科的主体参与感；另一方面，人类学也期望借助历史研究的“历时性”，以克服人类学单纯地域研究带来的琐碎疏离感。[6](p94-100)这样，二者积极对话的结果就使得历史学和人类学有了共同的研究背景——时空；同时，二者的对话也使得“历时性”和“共时性”在研究方向和步调方面达到了平衡与一致。可以说，历史学和人类学相互对话的历史传统，终于汇合成为二者共同的学术取向，使历史人类学成为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关系的最终表达。
参考文献
[1]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谢维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2] 覃广光等主编.文化学辞典[S].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3] 徐桂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11).[4] 廖杨.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及其意义[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5]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4 [6] 彭兆荣等.人类学关键词[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The Perplexity of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Huang 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Key word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ubject; Perplexity Abstract: The A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the anthropology signs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has became a kind of academic orientation full of vitality.Though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was named a kind of new subject, ye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haven’t been solved.Many of them are still filled with controversy, such as the academic origin, the definition of concept, the area of Semantics, the theories and so on.It is looks like arbitrary if we look on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s a kind of subject.So, we want to discu the problems about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explain why that happened.
作者黄鹤，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助教，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