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作用
明末清初，我国的封建社会已临近末期，而西方却已见“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随着欧亚航路的发现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于十六世纪中叶，基督教又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推动下，和资本主义的扩张政策联系在一起频频传来我国。公元1583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和基督教士曾向国王斐力浦二世建议，“用武力使中国基督化”，他们进谏国王说：“陛下享有占据中国的名义和权利，所以有权派遣一支足以击破中国一切力量的军队到中国去„„迫使中国皇帝及巡抚大臣准予宣传福音，保护教士的安全。并饬令人民贡出所有的一切，以武力夺取企图抗拒纳贡者的财宝”。这里已经暴露出他们以传教为名，企图进行征服和掠夺的野心，只是由于此时我国海禁森严，国防力量尚能抵御，这一企图未能得逞。至十九世纪以后，我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山穷水尽，无力闭关自守，终于自四十年代开始，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摧毁了固有的防线，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鱼肉和瓜分的对象。
一、明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上层建筑已经日趋腐朽。宋明理学不断受到冲击，佛教和道教也已见枯萎之势。基督教在西方正值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有新旧教之争，旧教一些派别在欧洲难于立足，便图谋向东方发展。明代中叶，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会和多明我会相继传来我国。影响和势力最大者为耶稣会，它活动的地域也较广。
耶稣会是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组织。最早被耶稣会派来我国传教的是该会教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他于明世宗嘉靖31年（1552年）企图进入内地传教，但面对严密封锁的中国大陆，始终未能如愿。随后又有一些各派教士来华，同样不得步入大陆，致使他们面对分界上的石山发出“磬石呀！磬石呀！什么时候可以开裂，欢迎吾主啊！”的叹息。三十年后，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总结历史经验，在耶稣会渗入我国的方针上作了调整，取消了先前企图在宗教仪式中强制推行西方习俗，使用拉丁语的做法，转而注重学习中国语言、吸取中国的文化知识。在这种形式下，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又派该会教士利马窦等人入华，获得成功。
利马窦（1552-1610）等人入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对中国发动“精神战争”，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但经过一段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调查和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他们逐渐认识到，基督教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就必须适应其封建社会的固有的国情。因此，他们选定把利用儒学经典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作为传教的手段。于是他们学汉语、穿儒服、敬祖先、祀效天，认真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节习俗；进而编造出一套“耶儒合流论”，说什么儒家学说和基督教义非但不相违背，而且“同条共贯”，正好互为补充，儒家经典所讲的“上帝”，其实正是基督教所说的“天主”，这些观念之所以湮灭不明，全系佛、道等教作崇之故；他们并送“西方异物”，广泛结交统治阶级的王公达贵，编写地理学、天文学、数学、机械学及兵器学方面的著作，使统治者和知识阶层对他们发生兴趣。正是经过29年如此苦心的经营，利马窦等人由海岛而大陆，由南而北，终于在明神宗万历29年（1601年）得来北京，觐见神宗，并呈献神像、自鸣钟、雅琴及《万国舆图》等物，初步打开了入华的大门。当时除部分王公达贵之外，一些有名的学者如被称为中国早期天主教三大支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也均由此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人对传播天主教和学习“西学”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继利马窦之后，汤若望、毕方剂、南怀仁等教士又进一步得到朝廷和士大夫阶层的宠信，以致竟使教士“出入宫廷，颇形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乘机言圣教道理”，并获准可在中国十三省中自由传教，在极短的时间内，信教的人数达到数万，明末仅宫中信教者就有五百四十名之多，上自皇子皇后、宫廷重臣，下至黎民庶子都有教徒。清初，这种势头仍在继续，如清世祖顺治年间汤若望仍受重用，被封为钦天监监正之职。据康熙年间统计，全国廿八个城市设有教堂，教徒已有十五万人左右，其中，耶稣会信徒约达十一万人，其规
模显然较明末有所发展。
然而，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的道路也并非平坦。日益膨胀的“洋教”势力，曾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重疑虑，并引起某些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和传统文化的种种抵制。由此，明清之际曾发生过两次较达的所谓“教案”。第一次“教案”发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时礼部侍郎沈潅在南京给神宗连上三疏，指出：“裔夷窥伺，潜往两京，则国家之隐忧当杜也”。从而引起非教风潮，许多士大夫著述立说，从各方面指责天主教“暗伤王化”、“诬妄先师”、“以左道惑人”等，迫使明王朝一度下令严肃处理“南京教案”，拘捕教徒多人，外籍教士王丰肃等被监禁，其余一律驱逐出境。另一次“教案”发生在清圣祖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是当时钦天监监员杨光先率先“发难”的，响应的人也颇不少。杨光先写有《不得已辑要》，站在“卫孔”、“辟邪”的立场上，指责天主教“谋为不轨”、“破坏伦常”，致使清廷将外籍传教士汤若望、利文思、文思南等人投入狱中，判为死罪，拘禁各省教士多人，官吏中有信教者也被革职论处。使天主教又一次受到打击。
更为严重的是，康熙末年，耶稣会与多明我会因中国人祭祖祀孔问题发生了所谓“礼仪之争”的分歧，这场分歧本来反映了不同国家的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争夺，而后来讼之罗马教皇，又引起了罗马教廷干涉我国内政，康熙皇帝维护国家主权的冲突。康熙皇帝支持耶稣会，坚持认为祭祖祀孔是中国的固有礼节，与基督教义并无冲突，天主教不应禁约；并为此发出上谕：外籍传教士凡照此办理者，可领取传教印票，继续在华进行宗教活动，否则，一律驱逐出境。罗马教会则支持多明我会，指责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祀孔是卖主求荣，曾两度颁发“禁约”教谕，派遣专使，令其改弦易辙。导致康熙皇帝拘押囚死了教廷专使多罗，驱逐了包括总辖中国教会总教主在内的大批教士，并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后值雍正皇帝继位，适有教士卷入八卦教嫌疑，于是采纳了闽浙总督满宝关于放逐教士，“天主教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的奏请，继续实行禁止天主教的方针。特别是在乾隆年间，对传教活动的取缔更加严格，除禁教外，于1757年还进而制定颁行了直至鸦片战争时才被迫终止的“闭关”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教皇也有解散耶稣会的命令，于是使在华已有一百九十余年活动史，此时已有数十万信徒的耶稣会，就此终止
了在华的活动，其他修会也严重受挫。
但由于这时天主教以“西学”为传教工具，并帮助封建统治者铸造战炮，而明末和清初的封建统治者又需要火炮和历法，也还想借各种宗教维护其统治。所以，他们取缔天主教时紧时松，并不坚决。如明熹宗鉴于满族日益强大，且有白莲教起义，在驱逐教士四年之后，便又召回，使之为明王朝制造枪炮等；清康、雍年间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教案”未几，朝野竟迷信当时发生的地震是天之示威，随即释放被囚的教士，放逐于澳门，不多时也因召制枪炮，恢复了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自由。且清时教会被挫主要是耶稣会，其它天主教各修会，虽受到限制，但秘密传教活动仍在继续，如方济各会在陕西，多明我会在福建，台湾，遣使会在南北两京，葡萄牙教会在澳门等。据1810年统计，时仍有外籍教士三十一人在中国的十六各行省进行活动，天主教徒约二十万五千人；至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在中国十三个行省外籍教士增加到六十五名，天主教徒约三十万。这些教士为天主教在华扩张势力作准备，并曾为各西方列强搜集和提供情报，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而效劳。
二、明清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历史是复杂的，考察明清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及其所起的作用不能简单化，而必须从历史的事实出发，给予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明代有两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大事：一是郑和六次出使西洋；一是传教士利马窦等来中国传播西方文化。
回顾明末清初，早期利马窦等人在华的活动，相比之下，带有较多的宗教性质，基本上是属于正常的传教活动；他们除进行宗教活动之外，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也还从事过一些西方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翻译介绍工作，虽然这些所谓“西学”在当时的西方并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之所以把它搬到中国，只是用来作为传教的媒介，其根本用心是为了借“西学”论证神学，并借此迎合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以换取在中国打开传教的局面，但面对中国封建社会对西方很不了解，封建官僚和儒学传统对科学技术有长期持排斥态度的局面，他们带来的这些在西方并不“新鲜”的事物，毕竟对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意识形态是有所震动的，在客观上对中西文化交流和开阔我国人民的视野是有益的。因此，《明史·外国列传》曾说：“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刘侗《帝京景物略》也记载，利马窦等人与当时学者交游，彼此有许多敬慕之情，故有赠诗之举。如崇祯庚辰进士沈充裕赠汤若望诗说：“旨出尔行地，历成吾道东，君粮不徒兴，我信岂诚空。”到鸦片战争之后，这些西方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也曾引起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某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产生过一些错觉，误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制富强国的原因，造成了他们对基督教抱有某些幻想，他们曾企图利用基督教改造儒学，把孔子供为教主，使儒学全盘宗教化，以帮助他们从封建统治者手里分取政权，后来甚至直接利用基督教的某些说法作为他们反封建的武器，乃至后来孙中山先生等于1883年也在香港受洗入教。至于农民，他们不可能形成自己足以和封建思想完全对抗的独立的思想体系，
本能地倾向于有神论。
这时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主要有：西洋历法、地理学、泰西水利法，几何与三角等数学理论，制造精密仪器以观天象和气候，新式铳枪制造、绘画、音乐、哲学与宗教。其中对当时中国影响较大的是历法和地理学。明朝采用大统历，兼用回历，但推算日食、月食都不准确。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初一日有日食，钦天监按大统历、回回历推算皆不应验，只有徐光启与李之藻、张养默等人曾从利马窦学习西洋天文历法。万历39年，徐光启曾奏请起用传教士龙华氏等人参与修订历法的奏疏为礼部重视，明思宗着令徐光启督领改修历法。徐光启先后荐举传教士庞迪我、汤若望等人参与修历。在地理学方面更是打开中国人眼界。利马窦来华介绍世界地理知识以前，中国人不知有五大洲，利马窦从海道来到中国，携《万国全图》入明朝，《明史·外国传》记载：“《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西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利马窦以西方人的视野和观点，明确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存在和地位，并以历史文献的形式向世界传播。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医院在客观上把西方的医术、西药、近代医院制度和医学教育传入我国。传教士在中国兴办学校也客观上冲击了封建学塾，新开的数、理、化课程与《万国通鉴》、《富国策》等对中国学生起了启蒙作用燃起了部分学生的富国强民思想。西方的建筑、机械、兵工、时钟也随传教士东来传到了我国。乾隆16年11月20日是皇太后还历盛典，在京的传教士精心设计了一机械人弹簧戏为太后祝寿。机械人身穿中国仕女服装，手持“万年星”祝寿牌从舞台走出，她的后面跟随6个机械人敲打锣鼓，别开生面，热闹非凡。但是，这些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文化是由宗教的神光遮掩的，他们向中国传播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目的是在于使这些研究浸润于基督教的教义之中，“使人们的内心谦卑，使人们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第471页）同时，传教士们所代表的思想也并非西方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的主流。从利马窦到南怀仁来华这段时期内，西方的著名科学家有哥白尼、布鲁诺、培根、伽里略、康珀内拉、惠更斯、牛顿、哈雷等人，来华的传教士几乎没有人向中国传播这些科学家的学
说和理论。
传教士来华也将中国文化带到了欧洲。欧洲人早就知道东方有个丝国，但并不知道它就是中国。中国文化的西传，在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十九世纪70年代，在欧洲形成了介绍和研究中国学的热潮，1876年和1877年，英国牛津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先后设置了中国学讲座。孔子的思想和哲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十分推崇孔子，认为：“欧洲道德败坏，应该由中国人来传教，而不是由欧洲人到中国去传教。”而奠定现代电子计算机基础的数学二进位制，也是由于中国《易经》的传入，莱布尼茨受到启
迪才创立的。
只是到1840年后，天主教教会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肆在中国活动，足迹遍及全国城乡，教徒急剧增加。1900年教徒已有72万人这个时期从总体上讲，基督教是直接作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工具在中国传播的，并且与中国封建文化结成了反动的文化同盟。而传教士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是直接参与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基督教在中西交流中反面成分占主导作用，也从而不断地引起近代中国人民反教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