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义和团运动
民教教案应由地方公断教士毋许干预片
李秉衡
再，臣查此次会匪滋事，固由庞三杰因教民刘荩臣抢麦起衅，而民教之所有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至一发而不可制，其酿乱之由，有不可不兹图挽救者。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籍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栎乡里，又或犯案惧罪，籍为逋逃之数，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为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狠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猲抑太甚，积而不忍，以为官府不能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
至民教滋事之案，又辄以毁坏什物，焚拆教堂，索赔之费，不知各国传教虽多，要惟通都大邑建有教堂，其各州县偏僻村镇，皆优由各国教士就教民之稍能识字者使为教师，即因其所住房屋为教学之所，名为教堂，实则破屋数间，室如悬磐。一旦有事，则教士以毁坏什物，焚毁教堂，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而公使遂诘责总署，百端要挟，异议横生，其实并无洋人房屋器具，议给赔款，徒以长奸猾教民讹诈之耳风。前准总署来电，以德使函称：“据济宁教士电开，单县等处拆毁教堂共二十余处。”臣殇毓贤等周历各县，并委员详查，多系教民破烂房屋，并无洋楼。此案既经拿获首要各犯正法，应即了结，自可无庸置议。
惟民教相仇，终恐日久生事，拟请旨伤下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酌议，嗣后遇有民教案件，由地方官秉公讯断，教士毋许干预。如或斗殴滋事，查非焚毁洋房，但照应得罪名科断，不得再议赔偿。总期彼此无所偏袒，久之猜嫌渐释，民教或可相安。臣为豫弭后患起见，谨附片具奏。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1896年8月12日）奏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6-7.判定真伪
第一，史料来自《义和团档案史料》，这则史料是地方巡抚给皇帝的一封奏折，清代的奏折是研究清代历史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历史凭证，真实性可想而知。它非常直接和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较一般史料而言，更具有真实性。第二，这则史料出自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虽然不能完全信任权威，但是既然这则史料被编入权威性的档案里，那肯定是有很多专家学者考证过，经过大量的对比、推断、考证，确认真实性。所以这则史料的真实性比较大，真实程度比较高。第三，这则史料在《义和团档案史料》和《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近代部分有相同的记载，从侧面印证了这则史料的真实性。第四，就这则史料的内容而言，所记述的教士欺压民众在同时期的其他奏折中也有记载，如毓贤的《覆陈山东办理教案并无偏袒情形褶》，朱祖谋的《山东民教不和殆宜持平办理褶》和《谕内阁严禁拳民滋事保护教堂教民》等。共同说明了这些事件的真实性，
同样了证明了这则史料的可信度很大。第五，由于这个奏折出自地方官员只售，对地方事件的汇报不免受个人利益、个人认识、以及当时复杂局势的影响，所以，只能说这则史料记录的内容的历史真实性相对准确。
史料意义
这则史料属于档案史料，当代著名史学家李侃曾说：“没有档案和其他资料，没有事实根据的所谓清史‘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在门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历史资料当中，各种历史档案，又是最基本、最重要、最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因此，档案是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它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具体来说有以下价值：揭秘解惑、编史修志，历史研究。对于研究很多历史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清政府的政策和义和团发展的关系、基督教在山东的传播及对人民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播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的关系、考察宗教在华传播的本质、通过宗教探索当时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情况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现在，我个人谈谈义和团与宗教在山东的传播的关系。 从上面史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第一，民教冲突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第二，山东政局不稳定，清政府采取弹压，镇压措施或安抚调节措施都不能处理好民教冲突问题；第三，人民受教会迫害时，清政府官吏没有出台合理的政策法规来保护人民的权利，并且没有按照事实来办理案件，保护人民。导致人民为了自保入教；第四，民教冲突频发区恰好是宗教传播历史悠久和严重的地区。 基督教压迫
和佛教、道教有所不同，近代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缺乏尊重。清廷与西方之间，始终没有就传教活动达成一个共同认可的规范性文件，显然是诸多教案最后普遍上升成为严重外交事件的主要原因。庙堂层面关于“教案”的解释，尽可以多种多样，譬如“反抗殖民侵略”，譬如“中西文化冲突”，如此种种，多少都有些道理。但在“教案”发生的“青萍之末”，“江湖之远”的广袤乡村，乡民们手持农器火把冲向教堂时，自有其维护自身利益这一层面的考量——所有的文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细查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乡村地区。以往论及教案，必然谈及民众对谣言的盲从，譬如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均曾广泛流传的“挖眼剖心制药”之说。
尽管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变局，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仍未解体，其由儒家伦理演化而来的底层社会制控、自治能力仍旧相当强大。教会势力怀抱着彻底改造之梦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其遭遇强烈抵制，是必然的事情。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
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综上可述，基督教和天主教依靠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山东地区宣传教义，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宗教传播不同于现实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一种方式。因此造成了教会的压迫和侵略情况，所以民教的冲突不断，进而引发人民起义，如义和团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