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文化融通——中国企业的跨文化战略思维》读后感
思想政治教育郭亚琦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之一，这本书主要立足于中国文化，同时以美国文化作为参照系，恰当的融通了中美文化，为中国企业人的战略思维构建跨文化的框架基础。全书分三篇，前两篇分别对中国企业的生存现实，中国企业人的生存状态做了状况描述，本人现主要以第三章为主，简要概括著作思想并阐述本人的一些思考。
全球著名跨文化管理专家G.霍夫斯坦得认为，文化是一个人群的成员赖以区别于另一人群成员的共同思维方式。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是长久历练与逐步沉淀的结果。企业领导者要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思维方式建立认知，据此形成沟通能力。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代表东西方文化战略思维的中坚力量——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构建这二者之间的思维框架，进而“知己知彼”，发展强大自我，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利用“全球思维，本土经营”，奠定企业的战略基础，从而在全球化市场中赢得胜利。
本书其实着重于强调一种“文化”——即“圆形文化”和“方形文化”之间的对照，深层次的将中美（欧）管理文化之间做本土化释解。书中用一些浅显的事例和恰当的比喻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可以让读者阅读变为轻松的享受。现将著作中一些独具代表性的思想见解做一件要列举：
一、中国企业实情而言，主要是指如何管理和开发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儒家外表、道家思想、佛家信仰而且储量丰富的中国本土人力资源，尤其是如何内外兼顾这些任人的思想问题。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就是如何提升人的思维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这两种能力是企业核心能力之基。
二、„„中国企业人开眼看世界的历史并不长，所“知”所“行”注定支离破碎，而且在目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将如此„„
三、„„中国企业人需要“放血”，需要否定我们文化思想中的一些糟粕，但一直放血肯定也行不通。为此，这种严峻形势必须得到某种程度的坚决扭转，必须“造血”！
四、„„中国企业人唯有首先认同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才能真正走向国际。有句话，越民族，越世界。
作者还站在管理心理学的角度，利用首印效应原理分析了中美国家（企业）之间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反思相互借鉴的必要性，例如，生活中的一个例子：中国人在信封上写地址时总是把地址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书写，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则习惯于从小到大的顺序书写。“从大到小”代表着中国自古以来的确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贯性国家，而美国刚好相反，这样的文化差异其实是不同文化心理的反映，就导致了彼此的行为差异：美国人往往先关注自身，然后才后把自己关注和影响的范围逐步扩大，具体落实到工作中就是他们办事不会推委、相互扯皮，而中国不是！
的确，不论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抑或日常的诸多行为处事，在一定程度上会揭示国人一种潜在的弊病：“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大风一起尘飞扬”“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是条虫”„„细想国人确实有点“散而不聚”，这可以在当今中国的企业中略见一二：一个人的工作效率往往出乎意料的高于几个人的团队工作；许多企业中充斥着小集体主义等等。
书中的精华部分要算作者提供了基于跨文化框架的战略分析，主要表现在：以“外圆内方”运筹中的东方——以大中华为代表，和以“外方内圆”运筹中的西方——以美国为代表。“方”可以定义为“规律、原则、规则、制度、规范、规矩”为代表的制度范畴；“圆”可以定义为“平衡、变化、变通、人情、关系、特例”为代表的人为范畴。 无论对于国人还是美国人，制度范畴和人为范畴都会在他们身上交互体现，所不同之处就在两种范畴在不同人身上的比重的差异，而我们知道，人的心理统领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反应人的心理。
与美国人打交道，更多的会体会到制度范畴的影响力，公务交往尤其明显， 可他们的内心却非常善于“变化”：求新、对等；与中国人打交道，更多的会体会到人为范畴的影响力，无论公务，都要追求“左右逢源”。而中国人的内心是很看重“规范”，讲究“原则”，注重“伦理”的，这就是所谓的“外圆”和“外方”，与美国人截然不同，其实就是行事方式、实践手段。
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相互矛盾、相互统一，如果我们将两种文化兼而融之，做到“外方内圆，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八面玲珑于行，外方内圆于心。中国企业人用这种思考范畴来指导自己的国际商务实践应该就可以排解文化差异，对取得商战胜利有益。
其实我想，中美之间的文化价值与战略思维之间虽然有差异，但是之间的沟通却是必要和亟需的，让这种沟通去释放中国文化的大气，显露中国文化的底气。中国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认清自己的实际，找到与国外优秀企业（文化）的差异，辩证的用两种不同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处理商务；其次要有一种紧迫意识，企业人，尤其企业领导人，应该有种危机意识，积极主动的用“逼上梁山”的气概和紧迫感应对国际竞争态势和预见全球竞争走向；再次，中国企业人不能盲目相信所谓的管理科学，要知道实践永远是战略的根本出发点，需要在经营实践中磨砺自己。
当前的中国国运处在上行时期，但中国却离昌盛状态还有距离，这段距离正是包括中国企业人在内的当代人需要努力的历程。而其中会有许多中国企业人却在努力过程中搞错了方向，他们会简单的认为按美国人管理的方式就可以胜券在握，殊不知中国文化母体时刻都在对植根于中的中国企业人施加着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力，企业人如果没有认真去学习、去解读博大的中国文化，只是机械的照搬美国文化，试图复制其成功，这是不可能的。
总的来说，著作主要是关于企业管理和中美文化有关的零碎思想，因为作者葛存根自离开高校后就在跨国高企任职，他本人研究管理心理学知识，所以对中国企业的跨文化战略思维融通有着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是希望可以对部分的中国企业领导人的战略思维底色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让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与好处，有必要先去解读中国文化，再去感受西方文化，最后合理的融通中西文化。
对于中国企业，企业伦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初发源地和最本质要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企业伦理还不足以适合企业的良性发展，尽管这种理性在一定的发展阶段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但是它的缺陷是很明显的。要使得企业有更好的发展，在推进社会进步与发展中起到真正经济组织的作用，现阶段企业伦理应该实现转型，即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型。
一、企业伦理——“工具理性”的生成及其缺陷
传统管理学从“经济人”的前提出发，认为利益是经济组织形成的唯一原因，要将追逐私利的个体组织起来，必须诱之以利。企业作为经济人，如果没有利益，也就失去其生存的价值了。正是从“经济人”假说出发，企业伦理的“工具理性”成为许多企业的普遍伦理特征。
所谓“工具理性”是指企业之所以讲伦理是由于讲伦理可以给企业带来好处。企业把讲伦理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以此来增进企业的经济效用，企业看到了伦理的“工具效用”功能是一个更高级的阶段。纵观我国企业发展的历程，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由于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济主体，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此时的企业伦理实际上不是其自身所拥有的，政府在其间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后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企业的效率问题逐步凸显出来，企业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效益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企业的伦理立足于其工具性，即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企业的良性运作不能不从自身与其他企业的关系、自身与
员工的关系、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等不同层面上考虑其发展问题。
但是，如果从企业“经济人”假说的逻辑起点出发，我们来分析企业的“工具理性”不难发现：对企业和企业来说，把企业伦理视为一种“工具效用”，可以看做是一种理性选择，是基于一种“工具理性”的思路去看待企业伦理。即认为企业伦理的营建意味着对外能为企业塑造一种好的企业形象，而这正是企业发展所不可缺失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样，企业伦理能辅助企业更好地契合市场。而对内，企业伦理的营建能节约企业的组织成本，提高企业的效率，能意识到企业伦理之于企业发展的经济意义并进行主动地遵循和营建。“工具理性”也暗含着只有企业伦理，才能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环境，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以及能提高企业的运行功效，企业伦理才会提上日程。而一旦在某一时刻，企业讲伦理不能给企业带来好处时，企业就不会再讲伦理了。也就是说，企业与伦理之间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利用关系注定了二者关系的不稳定。
更进一步分析，把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工具，本身就是反道德的。它无助于培养企业自觉的道德义务感和真正的道德意识。因为企业讲不讲伦理道德是同是否会给企业带来好处相连的，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实际上不过是商业中的等价交换。崇高的道德在这里受到了歪曲，异化为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工具理性”的反道德性在此昭然若揭，用康德的话说叫做“对道德源头性的玷污”。康德在论述个人与道德的关系时曾说：“人们是为了另外更高的理想而生存，理性所固有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是幸福。”[1]这样，他就把道德的纯洁性和严肃性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康德反对那种把个人幸福作为最高原则的伦理学说，人之所以拥有尊严和崇高并不是因为他获得了所追求的目的，满足了自己的爱好，而是由于他的德性，德性是有限的实践理性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因为要使一件事情成为善的，只是合乎道德规律还不够，而必须同时也是为了道德而做出的。所以康德总结道：“道德学根本就不是关于我们如何谋得幸福的学说，而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配当幸福的学说。”[2]同理，由于企业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同时也是一个伦理实体，也同人一样具有伦理本性。所以，企业也应该把伦理道德作为目的，而不应把伦理道德当成达到某种利益好处的手段和工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伦理的“工具理性”仅仅只能成为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特定理性，如果立足于企业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高度看的话，它必须期待转型。
二、现阶段我国企业伦理转型的必然性
1．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着企业伦理的转型
企业伦理的时代性在随着企业活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地位。“如果人们选择了某种经济制度，对于如此制度下的经济道德也就相应有了基本规定性。”[3]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必须是冠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由此而开展的市场经济就不是简单的以资源最佳配置为唯一目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它所肩负的责任也绝不是以纯粹的经济效益为唯一指标。企业还须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安全责任、环境责任和诚信责任等。任何企业均具有双重身份——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势必以追求利润为标准衡量自己的经营成果及决定自身的价值取向。同时，企业又是社会经济细胞，是社会财富最基本的创造者，企业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它是社会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包括人、财、物等）及企业实现生产的条件都有赖于社会提供，因而企业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其经营行为应当受到社会的约束和限制。
另一方面，政府制度的理念、奖励与惩罚政策等引导着企业的伦理选择。同时，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在对政府政策感知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企业各种决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阶段企业伦理的转型是一种理性的被迫转型，如果说“工具理性”带有企业自发意识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是企业的自觉意识，因为政府作为制度的设计者理应站在社会整体发展的高度上进行，以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作为价值指归，企业遵循着这个理念才能有发展的足
够空间。这种转型实在是必需的，以总体企业的转型为特征而不是个别企业的独立自觉性行为。
2．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导引着企业伦理的转型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们实践的科学指南，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满足人、服务人、发展人为价值目标，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无论是物质利益，还是道德等精神价值都是人的本质需要，所以，二者都要服从人的需要这一目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企业的不断成熟，一些优秀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提出了“以人为本”，并且在企业的制度设计系统中，更多强调激发人的内在潜力，通过尊重人、关怀人、培养人，使人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进取心得到更大的发挥，通过实现员工的个人价值，来达到实现企业整体价值的目的，许多优秀企业家明确提出了原本只存在于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思索当中的“终极关怀”。
3．环境的严峻现实促使着企业伦理的转型
毋庸置疑，我们今天已经饱尝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恶果。环境的恶化趋势仍然在持续着，已经到了应该唤醒全体民众的时候了。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组织，它的前途与命运维系着自然资源的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企业扮演着摄取者、影响者和改造者的角色，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与自然的关系，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反复告诫人们，人与自然必须达成某种协调，才最终有利于人类自身，否则人类将会走向毁灭。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环境问题特别突出，现代社会企业生产经营的理念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有害环境的行为仍然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利己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如企业只考虑自己的利润而不考虑环境代价，只要能产生一点点利润，即便消耗大量的资源也在所不惜。利己主义的根源在于：对企业来讲，利润归自己享有，环境代价却由社会承受。但是，对社会来讲，环境代价是无形的，是无法计算的。
环境的严峻现实要求企业改变传统的伦理“工具理性”，树立新的伦理“价值理性”，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应只重视自己的利益，还应考虑相关利害关系人及整个社会的综合利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关注人类共同未来的生态经济革命。企业必须在寻求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的生态伦理责任就是要求企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降低消耗，减少浪费，开发绿色产品，实施绿色营销，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增长，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企业伦理“价值理性”的实现
企业伦理“价值理性”的实现听起来似乎是遥不可及的，而且仿佛陷入了无力的“为道德而道德”、“为伦理而伦理”的劝善之中。不言而喻，企业单纯的“价值理性”伦理道德观是软弱无力的，毕竟企业还具有经济实体的特征，不言利、不计利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我国现阶段企业时常会陷入这种“利”与“义”的两难之中，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矛盾？
1．政府运用其权威作为主持公道的转化器
就企业“价值理性”伦理道德观仅仅限定在也必须限定在企业自身的信念层面而言，即企业在自身的信念层面应该“为道德而道德”。那么，如何使企业的这种“应然”的信念得以在现实层面变为“实然”？这是使企业伦理在企业内部真正扎根并被普遍推广的关键。而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就是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一个主持公道的转化器。它能够使守德行善者得福，失德作恶者得祸。用一个术语表示就是保障“善恶因果律”的有效实施。所谓“善恶因果律”，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品行的善恶和人的际遇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内涵就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所揭示的“性善者得福，性恶者得祸”，亦即常言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行善能得到报答，行善的人能有更多机会得到幸福时，道德才有被普遍
推行的机制，也才真正体现出道德的善的目的。虽然伦理道德具有善的结果并不等于以善的结果来评价人们的行为是否道德，因为这样一来就是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的伦理观了。而能够在社会总体结构运行之中只有国家的具体运作者政府才能以其权威充当主持公道的转化器，政府之于企业的关系是一种评价的关系，它必须综合地掌握社会各方面的信息，无偏见地平等对待所有企业。
2．企业实现其伦理“价值理性”的转型是通过“价值理性”为取向的制度来实现的政府的综合评价需要一系列制度作保障，否则又可能陷入随心所欲的境地。但是，制度不是万能的，我们已经看到，巨大变化的制度和体制所提供的社会生态在促进道德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道德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在摸索前进过程中所采取的诸如价格双轨制、政府行政事务部门的普遍创收制、一把手负责制、调动两个积极性制、客观上的效率至上评价体系及其事实上的一切向钱看价值指向，等等，虽然对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起到了某种暂时的效用，但对人们心灵冲击、精神崩塌之无形影响，却是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4]但是，“在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中，寄希望于某些人的道德操守而不是制度体制本身，则是极不可靠的，具有极大的道德风险性。这种道德风险应当通过制度体制本身的建设而加以规避。”[5]企业伦理向“价值理性”的转型本身需要有“价值理性”为导向的制度为支撑，没有这个导向的制度安排，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个体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它纵然有转型的要求，可是没有转型的客观环境，它实现“价值理性”的目的也不能达到。为此，制度的“价值理性”是极其重要的，政府与企业都应该以此为取向才能达成一致，既然政府制定的法律规章要做到“以人为本”，企业制定的制度也要“以人为本”，只有自觉的制度安排才能有利于企业自然的伦理转型。
3．着力塑造企业家的伦理人格
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尤其作为企业伦理责任建设的组织实施者，企业家的伦理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对企业员工个人伦理素质的提升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企业伦理建设所能达到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伦理人格的魅力。因此，要优化社会伦理环境，加大对企业领导人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自律的宣传教育力度，在企业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中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奉行经济目标与伦理目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企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协调统一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企业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实体和伦理实体。
部分内容摘自《文化融通——中国企业的跨文化战略思维》、《制度公平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