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对腐败“零容忍”？
如果回到1970年代初的香港，你会发现那里的贪腐，与今天的大陆同样猖獗。不仅政府官员腐败严重，连公共机构服务人员也都索要贿赂，医生要“红包”、救护人员要“茶钱”、连医院清洁工也要病人“打赏”，最荒唐的是消防队员开水喉救火也要“开喉费”，否则就按兵不动，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吞噬一切。贪腐最严重的是香港警界，几乎无人不贪，据一位后来被治罪的警司交待：“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那时香港市民，只好把贿款列为生活必备的一项开支。
然而，香港在1974年成立了廉政公署，短短数年，便使香港跻身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大陆人早通过港产片对廉政公署耳熟能详了，但对它如何成为反腐利器、怎么获得公信力和令人敬畏的名声、办过哪些惊天动地的大案、为何让贪赃者闻风丧胆等历史与细节，却所知甚少。前不久出版的《零容忍》一书，就可以回答你的这些问题。这本书的副题叫“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通过大量细节和史料，展示了香港廉署的办案方式、制度架构及工作细节。作者何亮亮，是香港凤凰卫视的首席时事评论员，在香港生活了近20年，对香港的法治及制度文明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本书浸润了他对香港廉政公署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对反腐形势日趋严峻的大陆，显然极具借鉴价值。
大陆的反腐不力，如今给政府带来的不只是国内的民意压力，更有国际的政治与舆论压力。如何用一种国际视野，来检省与治理国内的腐败问题，变得日益迫切。2011年，国际反腐监察组织“透明国际”，对180个国家的清廉度排位，大陆排名75位，而中国香港则排在12位，这对大陆民众也是一种刺激。随着全球政治与商务活动的频繁，各种国际的监察与督促措施也会日益增多。这也在督促大陆的反腐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既要在全球化的坐标中治理腐败，更要把反腐败看作是政府对历史应尽的责任。政府既要对当下民众负责，也得对国际舆论和历史负责。
大陆20多年来对反腐的研究、政府指令和领导讲话，虽汗牛塞屋，但一直缺少真正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虽能说出一些对反腐败的见解，但形成制度共识的却不多，所以至今未取得过香港那种立竿见影的反腐效果。实际情形是，反腐喊得越响，腐败之根却在社会中扎得越深。如今腐败问题，已成为大陆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最难以治理的顽疾。民众的愤懑和痛心，高层的无奈与焦虑，常集中在腐败这一焦点上。
像1974年前的香港一样，贪腐已不只是在政府机构中存在，也开始渗透到了各行各业、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当中。医疗、交通、电力、电信、房产、金融、教育、司法、税务等等，每个行业都被笼罩腐败的阴影中。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众利益，成为很多行业通行的潜规则。腐败不仅让社会秩序处在崩溃的边缘，也在腐蚀着人心与人性，让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道德底线和基本尊严。在一个腐败的环境中生活，每一个人都是痛苦的。剥夺者会因掠夺的
贪婪，或变得惶恐无措，或沉浸于动物般的享乐；被剥夺者会因丧失的利益和尊严，每天承受着屈辱与奴役，而变得心灰意冷。整个社会因腐败，处处布满了溃烂的伤口当腐败成为人人都要学习的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人们公认的行为准则时，人们从生命中获取最多的只是绝望和羞辱。
前些日子媒体爆发的“适度腐败论”和“零容忍”争论，就表明还有很多人对腐败的危害仍认知不足，认为只要将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就可以交差。应当说大陆的腐败一直无法根治，与这种态度有很大关系。《零容忍》中香港廉署的汤显明就指出：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要做到“逢贪必被抓”。他认为“死刑并不能阻吓贪污犯罪的发生，因为只要有高利润在，杀头的生意总会有人做；而‘逢贪必被抓’则属那种肯定赔本的买卖，不会有人做，所以，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容忍’。” 从香港廉署的工作成果能看出，不是腐败不可治，不是必须适度容忍，关键取决于是否有“零容忍”的态度。这种态度意味着治理腐败的诚意和决心。正如书中前廉政专员郭文伟所说，打击贪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高领导要有个最高的政治决心”，有了零容忍的政治决心，就可能像香港那样，把一个腐败灾区变成公职人员“不愿贪、不敢贪、不能贪”的廉政局面。
这本书还能让我们了解了廉政公署的制度和运作模式。廉署的英文名称叫“独立反贪公署”，“独立”是这一机构的精粹。它独立于香港政府架构之外，廉政专员直接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它有三个部门组成：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对应的工作分别是调查、预防和教育。这种 “三位一体”的架构，成为廉署高效廉洁的组织保证：执行处全力肃贪，让腐败分子逢贪必被抓而“不敢贪”；同时将反贪重心前移，通过审核政府部门的法律和程序堵塞贪污漏洞，使相关人员“不能贪”；再通过宣传教育让市民“不想贪”，培育反贪、防贪和廉洁自律的社会土壤。应当说，让这一切卓有成效的主因，就是全社会的“零容忍”。
在全社会培育“零容忍”的制度土壤，绝非易事。前提是整个社会要把信任和平等，真正当作国家政治的基础。信任首先意味对公民的信任，意味着要告知他们社会真实的状况、要最大程度地提供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在处理公共事务时要尽可能地采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如果政府把培养社会信任网络，当作政治的首要任务，“零容忍”的态度在社会中才得以确立。因为，剥夺和腐败总是隐藏在不平等的关系中，假如国家和公民对优势资源的控制，永远处在不平等的状态，想“零容忍”治理腐败也无从入手。如果政府只是把反腐看作是保住既得利益的权衡之举，或某种公共性表演，这种政治逻辑也难以成为“零容忍”存在的土壤，其结果反而可能让腐败之火愈演愈烈。
很显然，大陆的腐败的势头如果仍得不到根本遏制，政府所面临的不仅是社会动荡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以及政府在国际政治中的声誉。那时候仅是腐败这一个因素，就可能让各种社会矛盾纠集在了一起，形成一种无法阻挡的国际与国内政治压力。到那时再来面对和治理，可能就为时晚矣。
《零容忍》这本书给人的启示极多，让我们可以从法律角度重新思考反腐的立法和司法体制，针对大陆腐败的特殊性，找到治本之举。香港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经验可借鉴。有调
查显示，香港廉政公署 30多年的工作已创造了一种局面，70%以上的香港民众都愿意向廉署主动告发各种腐败行为，而民众对廉署的信心也始终保持在90%左右。要形成这种全民共识的状态，大陆还需要对公共治理机制、民众的参与和表达机制进行漫长的改革，但眼下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反腐成功，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可能就能顺利通过瓶颈，获得更多生机；反腐失败，中国的历史就可能倒退。
每个人都希望社会长治久安，但这一切的决定权，很大程度上握在高层政治家们的手中，能否做到对腐败的“零容忍”，则是这个时代的政治家们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只有对腐败做到“零容忍”，一个国家才会真正拥有活力、诚实和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