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干部就是为群众打工
报告人：云南省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云南省沾益县驻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
陈家顺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陈家顺，现任云南省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云南省沾益县驻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
2004年，我到沾益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开始做劳务输出工作。劳务输出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我和同事们尽心尽力去做这项工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往往是我们这些往外送农民工的干部还没有回来，县里的电话就追过来了：你们送出去的人，怎么都跑回来了？
2007年，沾益县委、县政府决定推进劳务输出工作，在浙江省义乌市建立了云南省第一个县级驻省外劳务工作站，选派我担任站长。随后，我们组织了303名农民工到义乌。可是没想到，又被泼了一盆冷水。不到一星期，就有大量农民工返乡，剩下的不到100人。农民工对我们介绍的工作不满意，辞职、跳槽，企业也有意见，责怪我们介绍去的工人想走就走，影响生产，搞得我们焦头烂额。
我想不通，我们送农民工到外地打工，跟他们一起挤火车、吃方便面、啃面包，为什么得不到理解，有人还指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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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鼻子骂：“你收了老板多少黑心钱？和老板合伙来骗我们？”
我急得两眼发红，嘴唇起了水泡，心想：老百姓对我们寄予了那么厚重的希望，很多人把自己家的土地转让了，把牲畜全卖了跟着我们过来，难道现在就这样失望伤心的回去吗？让乡亲们出得来、稳得住、挣得到钱，这是我的职责，也是老百姓对我们最迫切的期望，但现在我没有做到，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也无法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
要让乡亲们稳定下来，最重要的就是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我尝试进驻企业，提供面对面、点对点的服务，但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不行。因为企业知道我的身份，给我安排了单独的住房，也不让我做苦活累活，仍然和农民工有很大的距离，无法感受农民工的喜怒哀乐，没有和他们真正融为一体。
不能再这样让乡亲们满怀希望而来，满心失望回去了！究竟该怎么办啊？我愁得头发都白了，最后决定，为了给老百姓找到合适的企业和岗位，我必须亲自去打工！放下公务员的架子，丢开副局长的帽子，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
2007年9月，我开始第一次打工，在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这次，由于隐瞒了身份，做一名真正的民工，确实更清楚地了解了企业的情况，也真正体会了农民工在陌生环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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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的困难，遭受的磨练，产生的想法。我这才发现，严格的管理，难以承受的劳动强度，的确让刚刚走出大山，长期松散自在惯了的农民工，很不容易适应。在这样的企业打工，我的老乡们很快就会产生畏难情绪，从而选择放弃。随后，我又换了一家规模小一些的饰品厂去打工，感觉这家企业虽然厂子小一点，环境差一些，但管理方式比较灵活，工资与大的企业相比也不低。于是我介绍了22个人到饰品厂打工，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安定下来。
2008年9月，家乡有几对50岁左右的老夫妻给我打电话，想到义乌打工。他们年龄较大，手脚不灵，体力又差，缺乏技术，很难推荐合适的工作。经过反复考虑，我选择了进养殖企业去为他们打工“探路”。应聘进去以后，安排给我的工作是饲养病猪，负责500多头病猪的观察、清洁、喂养等工作。最困难的工作是处理死猪，要把所有的死猪整个的放在一个大铁锅里煮得稀烂，高温消毒后送去垃圾场。每当用铁铲翻弄煮得稀烂的死猪时，我都忍不住要呕吐。开头的几天，饭都吃不下去，过后好长时间一看到猪肉就想呕吐。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一段时间后，我发现猪场工作时间不算太长，强度也不是很大，对工人的管理相对宽松，收入也比较稳定，比较适合这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于是我连续介绍了几批民工到这个猪场打工。现在，这个养殖场的曲靖籍员工已占到全部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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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为了给80后、90后的年轻农民工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到扬州的一家大型鞋厂打过工；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我到民办学校应聘当过老师。
吃过“民工饭”，才懂“民工难”。正是打工的切身体验让我掌握了企业的真实情况，这样我才有底气去组织和发动农民工，才敢拍着胸脯说，跟我去打工，只要你坚持下来，每个月拿不到2200元，我陈家顺赔你；也正是因为我有打工的体验，我才能设身处地的对乡亲们说，做手工活也好，做体力活也好，我都不如你们，我能做得下来，你们也一定能做得下来。我的话，才能得到他们的相信。通过真实的打工体验，我们工作站确定了 “五不”原则：没有信誉度的企业不推荐，工资待遇低于义乌平均水平的不推荐，娱乐场所不推荐，不按月准时发放工资的企业不推荐，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没有经过实地调查了解的企业，决不推荐。
当然，“卧底打工”只是我们劳务输出工作中的一种特殊方式，现在，我们还通过培养农民工信息员、手机24小时开通、与当地劳务部门密切沟通等渠道，了解企业实际情况，摸清用工需求，掌握农民工愿望，努力做到“因人找岗”和“针对岗位推荐人”。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农民工告别亲人，远赴他乡，总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农民工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你，你不接，他就会认为你是故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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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他，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下降了；农民工给你反映电灯坏了，厂家不管，你不及时找人帮他，他就会认为你不关心他，找你也没用；农民工告诉你他在某某地方，找不着路怎么走了，你不给他指路，很可能他就会半夜都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工作站就是农民工的主心骨，就是他们的娘家人，我们不帮他们，谁帮他们？
2011年2月，一个刚到化妆品厂打工的农民工，打电话跟我说，他上厕所，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我立即跟厂家联系，原来是厕所的门栓坏了。对我来说，不过是打个电话，对他来说，也许就因为这件小事，他一辈子都会把我当朋友，当亲人。
2007年，一对在义乌务工的年轻夫妻，因为口角，妻子不辞而别，丈夫心急火燎地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夫妻是我动员出来打工的，现在老婆不见了，让我赔他老婆。我赶到他打工的企业，说服企业领导派出专车专人四处搜寻，终于找到了他的妻子，我耐心地给他们夫妻做工作，最终夫妻团圆、和好如初。
有一天，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一家企业的老板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我们带去的员工全都不上班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立即赶到现场，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厂家用胡萝卜做菜给他们吃，而胡萝卜在我们老家，通常是用来喂猪的。乡亲们就认为厂家拿喂猪的东西给他们吃，是侮辱他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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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解释，误会消除了，大家也都安定了下来。
如果说为农民工服务需要的是尽心，为农民工维权就更需要胆识。
2011年5月，为了帮助在义乌市某服装厂打工的两名女工讨要工资，我跟厂方发生了正面冲突。
这个企业结算工资的惯例是半年一结，而这两位女工只做了3个月，就决定辞工不做了。她们要求结算这3个月的工资，厂方坚决不给。我去找企业董事长理论，董事长拍着桌子大喊大叫：“你们的工人什么素质，违反了我们不到合同期不准辞工的规定，还好意思来要工资。”
我据理力争：“不到合同期满不许辞工，只是你们企业单方面的规定，这是违法的。”
董事长气势汹汹地叫了起来：“你去问问别的地方，哪个不是合同到期才结算工资？”
我平静地说：“别人我管不了，但这两个工人是我送过来的，我必须要管！”
董事长指着我的鼻子说：“这个钱我是一分都不会给。你要是拿了这个钱，你今天就走不出我这个厂！”
我坚定地告诉他：“你信不信，今天我不但要让工人拿到钱，还要一步一步地走出你这个厂！”
董事长见我不吃他那一套，终于软了下来。经过
三、四个小时的反复较量，厂方最终同意如数支付两位女工被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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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
通过这样的事，有人说我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其实我有“两怕”：一是怕农民工兄弟出来以后挣不到钱，稳定不下来，灰溜溜地回去，二是怕老百姓说我们干部骗人。这几年，我只是做了自己的份内之事，偶然被媒体发现，上了报纸和电视，成了“新闻人物”。面对各种赞誉，我诚惶诚恐，感到受之有愧。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无论是义乌工作站的同事，还是沾益县、义乌县劳动部门的同志，包括企业里上至老板下至班长等一批朋友，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没有他们，我打电话不管用，说话没人听，我陈家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做不好服务农民工的工作。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的父母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没有文化，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从小他们就对我说：人在做，天在看，做事为人要对得起天良。无论如何，我都要对得起我的父母，对得起我这份职业，对得起我的农民工兄弟们。
我的服务对象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在工作中我体会到：当干部，就是为群众打工！为群众打工，我觉得很自然，我算不上是一个纯洁高尚的人，我也不可能解决农民工所有的问题和困难，但是如果我有10分力，就决不会只出9分，而是会努力地使出11分、12分！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干部，我将继续为群众打工，一定为群众打好工！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