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局长”陈家顺先进事迹系列报道之二： 维权的底气
不断响起的手机铃声，总是一次次打断记者与陈家顺的交流。
“陈老师，我们想辞工，但他们不给结这两个月的工资。”“陈老师，先前商定来这个厂子给报销来回车费，但他们一直都没要报的意思。”“陈老师，我怀疑工厂的电镀液有问题，我手肘上起了好多的疹子。”……
一天之内，接听这样的电话并处理相关的纠纷占据了陈家顺大部分的时间。那一声声“陈老师”的背后，承载着多少人的信任和期待，也隐藏着多少孤苦、无助的心。他要做的，是走到这群异乡漂泊的兄弟姐妹中间，为他们争取一个好好生存的机会……
你们来找我
他永远是站在农民工中间，那位最称职的“老师”，那个最贴心的“兄弟”
凌晨时分，陈家顺匆匆穿上衣服准备赶往义乌火车站，去接从老家来打工的乡亲们。
门口劳务市场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躺着一些外地来找工作的农民工。看着他们，感受着夜晚的瑟瑟凉意，陈家顺很感慨。
他告诉记者，这只是外出务工农民艰难生活的一角。他们中有的做了工被拒付工资讨薪无门，有的被骗去搞传销最后一无所有，还有一些，工伤之后落下残疾……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农民工诸多的不容易。我把他们带出来，不和他们站在一起，凡事不能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为了“良心”二字，陈家顺选择走到农民工中间，倾听他们的难处。民工有理的，他就帮着和厂家争理；民工没理的，他甘当“心理医生”，一个个进行思想疏导。
今年2月29日，春节之后出来的10多个农民工在进入义乌市群丰针织袜业有限公司工作4天后，向陈家顺反映他们要辞职。第二天一大早，陈家顺带着工作站的同事黄江义，坐到了他们面前。
见到陈家顺，农民工们大吐苦水：做的袜子品种太多，担心工厂计件单价存在欺瞒；做活儿动作太慢，每天能做的件数实在是少，这样下去，每月苦不到多少钱……
“大家要转变思想啊！”陈家顺说：“担心工厂计件不透明，你们就去问厂长，实在不好意思，可以多问问那些老乡！”“至于动作快不起来，这个需要一个过程。你们要多看看那些老员工，人家的方法是什么，到我身上管不管用；再不行，和老员工处好关系，多讨教讨教方法” ……
半个多小时的会议，陈家顺挨个了解思想动态，也逐一给他们提了应对建议。在听到大家愿意继续留下来工作后，陈家顺转向厂长：“楼厂长，我们这些老乡都很实在，也愿意吃苦愿意学，您看看平时有空，也找人多教教他们。学会了，熟练了，他们也才安定得下来……”
“大家不要有顾虑，只要你们做得合情合理合法，厂家欠你们一分钱我保证给你们要回来；只要大家踏踏实实做下去，我保证你们每个月工资不低于2200元。如果低了，你们来找我！”陈家顺作出承诺。
在之后的日子里，只要又有农民工思想波动，陈家顺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第一时间了解情况，第一时间答疑释惑，也第一时间帮助他们找寻出路。
站在群众中间，他似乎比谁都了解农民工真正需要的、在乎的一切。
我尽我的力量
因为深知农民工生存不易，所以倍感重任在肩。为了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他放下身段，不厌其烦地去沟通、协商
“陈老师，请你帮帮我……”
去年3月28日中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之后，传来了沾益县播乐乡奴革村委会37岁农民工李乔平的呼救。
原来，在江东货运站当装卸工的他，不慎从两米高的货车上摔下来，摔成了“右侧股骨粉碎性骨折”。但因为事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货运站没有为他缴付工伤保险，因此，货场主给了5000元钱垫付医药费之后，就不再管他了。
陈家顺打听到做手术大概需要3万多元，看着这个在病床上无法动弹的汉子，一阵辛酸涌上心头。他一边劝慰李乔平，一边将身上仅有的1600元钱拿出来垫付医药费。然后，陈家顺立刻赶到货运站去找老板协商。可老板坚持认为，李乔平是在下班后的时间内摔伤的，不属于工伤事故。见老板执意不负责，陈家顺只得拿出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与老板据理力争，但该老板依旧坚持不关她的事。
为了讨说法，陈家顺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在用工老板、劳动仲裁机构之间跑来跑去。皇天不负苦心人，陈家顺最终还是帮助李乔平拿到了其余治疗费用2万多元。 还有一次，来自沾益县菱角乡黎山村委会的施萍，在四达工具厂做工时不小心将手弄到了冲床上，食指被刮伤，但因为对相关法律法规不熟悉，施萍不清楚这算不算工伤。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施萍给只有一面之缘的陈家顺打了电话。
“你放心，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沟通解决！”陈家顺说。
“当时我想，这些当领导干部的人，兴许就是随便说说。”施萍丝毫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哪知过了一段时间，工具厂办公室主任吴友才联系上施萍，希望她尽快去做一个工伤鉴定。他告诉施萍，为她的事情，陈家顺多次找到厂里，希望厂里能给员工一个交代。2010年2月，在被鉴定为十级伤残之后，施萍拿到了厂方给予的8000多元赔偿金。
然而，维权也并不都是圆满结局。陈家顺的妻子李凤仙告诉记者，陈家顺的努力也有很多时候得不到农民工的理解和承认。这样的事例还不少。
每每如此，陈家顺总是说：“我尽了我的力量，履行了我该履行的职责，我无愧于心！”
我心中沒有“怕”字
在陈家顺的人生格言里，“负责”的背后，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无畏的胆识和勇气
每一次维权，都是一次次直面困难和危险的考验。特别是对于一群外派干部而言，维权的路途，远比在家乡开展工作多了数倍的沉重和艰辛。
在沾益县大坡乡大坡村委会农民工李正良闪着泪光的记忆里，发生在2011年的那场“对峙”，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2011年5月的一天，陈家顺及妻子为帮助两名在义乌市大陈镇某服装厂打工的沾益籍女工讨要工资，与厂方发生了正面冲突。
李正良当时也在这个工厂。他告诉记者，由于该厂结算工资的惯例是半年一结，两人只做了3个月就要离职，因此，她们结算工资的申请遭到厂方拒绝。
陈家顺去找企业董事长理论，哪知董事长拍着桌子大喊：“你们的工人什么素质，违反企业管理规定不说，还好意思来要工钱。”
陈家顺冷静地表达了协商解决问题的诚意，但董事长依然不依不饶：“你去问问别的地方，哪个不是合同到期才结算工资的？” 陈家顺答到:“别人我管不了，但这两个工人是我送过来的，我就必须管！我不能让我们的人白给你干这几个月！”
董事长非常跋扈：“这个钱我是一分都不会给。你要是有本事拿了这个钱，你今天走不出我这个厂！”
“你信不信，今天我不但要拿到钱，还要一步一步走出你这个厂！”陈家顺寸步不让。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据理力争，加之该镇领导出面调停，厂方最后同意如数支付两人被扣发的工资。
记者问陈家顺遇到这样的情形怕不怕？“我怕了，我们的农民工怎么办？我怕了，要不到工钱怎么办？”陈家顺说，为农民工维权，心中就没有装过“怕”字。因为“怕”这种情绪是此消彼长的，一旦怕了，被讨要工钱的对象就会更嚣张。
5年的维权历程中，陈家顺已经为农民工调解纠纷近千起，挽回农民工直接经济损失56万多元，化解各类集体辞职事件20多起。“做这些事情不为别的，只是职责所在。”对于经历过的一切，陈家顺似乎从容淡定。
然而，每一段维权的经历也让他更加清醒：“在实际操作中，情、理、法不可能是完全统一的。有些时候，合情合理不一定合法，但合法却又难以涵盖情理。但不管困难多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为农民工争取最大限度的权利！”
坚定的言语，显示着信心与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