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的教育和科举文化
隋唐以后，赣中地区的经济逐步发展，已达到了和中原地带相似的水平。北方的战乱，驱使各阶层人士南迁落脚在相对平安、自然条件优越的赣江中游，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文化也相应得到了发展。而教育，是文化之源，不仅对文化起着积累、传递、净化、提升的作用，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庐陵文化的形成和盛衰与教育紧密关联。庐陵文化在宋、明两代奇峰突起，这期间也正是庐陵教育发达的时期。人才是教育的产物。以正统儒学为主的教育思想，陶冶了庐陵人忠义坚贞的品质和刚正不屈的性格，奠定了“文章节义”之邦的思想基础。在以科举取仕的官僚选拔制度中，重教崇文的庐陵人大出风头，显名于官场文坛，影响和带动了乡梓重教良俗的形成。
一、鲁公播火
庐陵教化之功首推唐代著名忠烈大臣、大书法家、称作颜鲁公的颜真卿。我国书法史上的“柳体”和“颜体”是两面旗帜，称之为“颜筋柳骨”，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仍是习书法的范本。于是，人们往往认为颜真卿只是个大书法家。其实他是以忠贞刚烈的品格载于史册的。字如其人，端庄雄伟，遒劲郁勃，才传之久远。他是唐开元时进士，今陕西人，任殿中侍御史，因反对奸人杨国忠的丑恶行径，被排挤出朝廷任平原太守。安史之乱爆发，朝廷一片混乱，京城危急。他联络从兄常山大守颜杲卿起兵抵抗，附近１７郡响应，被推为盟主，合兵２０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牵制了叛军的力量。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使叛军胆寒。叛乱平息后，他入朝历官至吏部尚书，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唐德宗时，李希烈叛乱，年逾八十的他前往劝谕，不幸被李希烈缢死。
这位功显名扬、忠贞不渝的名臣，因不愿依附权贵，从刑部尚书贬为峡州别驾，于永泰元年（７６５年）改任吉州司马。庐陵人十分尊敬这位忠臣名儒，学士文人皆以一睹其风采为荣。颜真卿也热爱这块山青水秀的土地，青原山、白鹭洲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最令人称道的业迹，就是在庐陵广置学舍，传播文化。颜真卿离开庐陵后往抚州，庐陵人修建颜鲁公祠纪念这位文化伟人。周巽在《鲁公祠序》中赞他道：“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益广学舍，聘贤士以淑我吉人，自此庐陵声名文物卓为江表冠”。庐陵大儒欧阳守道在为该祠写的记文中感慨地说：“鲁公事君有犯无隐，愠于群小，之死不回，此州之君子立朝不如此乎？鲁公远谪，所至安之，流落复归，终不惩艾；此州之君子去国不如此乎？鲁公八十元老，殒于贼手，高风劲节，谁其俪之„„以鲁公为此，此州俗化，受鲁公赐多矣”。颜真卿不依附权贵，正直无私，遭挫折而不屈服的节操和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精神，为庐陵人所仰慕，在赣中大地传播深远。他所倡导兴建的学舍，一直把他的精神与业绩当作楷模，代代流传。庐陵学子们见贤思齐，像颜鲁公那样重德崇文，逐渐酿成了一种良风美俗，正如光绪《吉安府志》所云：到了宋代，“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文章之盛，士相继起，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自颜真卿播下兴学的种子始，庐陵教育走上兴旺之路；而鲁公守全大节的忠烈壮举，影响和催发了庐陵一批又一批忠臣烈士的诞生。
二、序塾相望
唐代以后，在科举制度的刺激下，地方政府和民间对教育较为重视，兴办了一些书院和州县官办学校。在广泛传播着封建文化知识、教化人民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唐代庐陵的教育已起步，初见成效，到了两宋，则进入了快车道，不仅处于江西一流的处置，在全国也居上游，到了明代，又掀起了新的高潮。道光《吉安府志》中云：庐陵地区“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并非溢美之辞。
书院、私塾多是民间开办的教育设施，在发展过程中，有的书院演化成官办，成为州、县官学的一类，有的私塾变成了学校。书院和私塾组织开始比较简单，并无固定的模式，教学灵活，逐步走上了规范。唐代中期，江西有一批书院兴起，据史载，具有一定规模和积德性质的书院１３所，而吉州就有４所：庐陵吉水的皇寮书院，唐贞观年间兴建，是我国私人最早创办的书院之一，刘庆霖创办；庐陵吉水的登东书院，唐乾符年间解世隆创办；泰和的匡山书院，后唐时的罗韬创办；庐陵县的光禄书院，开宝二年刘玉创办。这些创办者，或为地方官绅，或当地名儒。皇寮书院的创办人刘庆霖，原籍渝州（今重庆），在吉州为官，后在永丰居住，便建书院讲学授徒。匡山书院的创办人罗韬，在乡居住，朝廷曾征召他为端明殿学士，他托病不就，在乡间建书院聚徒讲学。朝廷还特地降敕书赞扬：“尔还乡后学者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善，俗成东鲁之区。朕既喜闻，无可嘉励，兹敕翰林学士赵风大书（匡山书院）四字为匾额”。明代的曾皋在《匡山书院记》中写道：“匡山之有书院也，肇自后唐长兴间。是时天下未有兴学之议，士大夫无讲于学者，洞晦罗先生崛起匡山，慨然以圣人之学为己任。朋来自远，书院筑焉”。当时，官学遭到了严重破坏，书院的创办开辟了新路，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地域和时间范围，为庐陵重教之风的形成和宋明两代文化的崛起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从唐至清全省建有古书院１０７１所，而属庐陵区域有２７６所以上，占２６％左右。从后来科举的情况看来，凡及第人数多、优秀人才多的地方，书院也办得早和办得好。乡间农村的私塾，是普通农家子弟读书习字之处，教的是一些生产生活实用知识，后来也扩展为学些与科举相关的所谓圣贤之书。任教的多是乡间儒者，其中不乏确有才学之人，是传授封建文化的启蒙者。庐陵有多少这样的私塾，史无记载。
到了宋代，江西的书院发展很快，一些大族纷纷创办书院，主要供本族子弟读书，也吸收外地学子，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有的名气很大，成为文化学术交流的场所。据光绪《江西通志》等记载，宋代江西共有书院１４９所，分布于各州县的５０余县之中。宋时，江西的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华林书院、鹅湖书院和吉州的白鹭洲书院，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清代学者李渔曾在《兴鲁书院记》中说：“江西名书院甲于天下”。江西书院之多，规模之大，教育质量之高，在宋代都居全国之首。这一时期的书院，实际上成了地方教育中心。北宋中期的庆历四年，朝廷倡导州县办官学，江西积极响应，州县立的学校纷纷出现。庐陵县学、泰和县学当年就设立了。
明代，江西的书院或恢复或新办，又呈兴旺，全省共有１６４所，属吉安府的有３３所，除宋代有一定基础的外，当时新创办的书院，在全国也有一定名气。如著名理学家程文德于嘉靖十五年在安福创办的复古书院，著名学者王圻于隆庆二年在万安县北门外创建的云兴书院，还有永丰三都的云邱书院，是名流聂豹讲学之所。这些学院，不仅是培养科举人才之处，还引来四方学者，成为理学传播、研讨的场所。
重视教育，普遍设立书院、学馆是庐陵文化兴盛、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据明人所撰的《吉安人文记略》载：“自唐宋以至明末，吉水有书院五十有三，居天下第二”，“吉水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吉水文风盛于江右”。此说虽然有些夸张，但吉水的确是文风鼎盛之乡，培育出了一批出类拔萃之士。于是衍化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江南才子解缙在皇帝面前夸海口说家乡吉水村夫野老都会吟诗作对。与他不和的大臣不服，密报皇帝派员去查实，如是假的，就是欺君之罪。解缙幸好打探到了消息，立即派人潜回吉水，要私塾教师、落榜童生装扮成村夫，在要道旁捡粪耕地。待朝廷官员去乡间查访，所问之人果然出口成章。解缙凭机巧避免了一次责难。
书院的办学方式比较灵活，不仅是传授灌输圣贤之书，有时还请名儒大师前来讲学，传播学说。学生也可以参加讨论，发表意见，还可以游学求师，增长见识。文天祥在家乡私塾里受父亲督学，十多岁后到庐陵县的固江侯城书院求学，距他的家乡富田１４０多里路。在那里，留下了他倒植五株柏树立志成才的故事，至今还存活一棵。《吉安府志》中还有“万安鳌溪书院在渡头古社，宋文天祥游学于此”的记载。见多识广，才使文天祥在科举考试中大魁天下
三、白鹭洲书院
位于庐陵城东的白鹭洲，坐落在千里赣江之中，像白练中镶嵌的一片翡翠，碧水缭绕，洲上茂林修竹，沙白鸟飞，青翠雅静，景色怡人。因洲上多栖鸟类，人们便取李白“二水中分白鹭洲”诗句的意境命名该地。原为禅林胜地。南宋淳祐元年（１２４１年），新任吉州知府的江万里（后任丞相），见白鹭洲幽静雅致，认为是个读书讲学的好地方，便决定筑学舍，设讲院，创建书院。开始没有山长（院主持），便自立其事，自掌其教，他的言论、道德、风采深得士民拥戴。《白鹭洲书院志》称他“先生亲为诸生讲授，载色载笑与从容山水间，忘其为今太守”。第二年，他选中了名儒欧阳守道任山长。江万里离开吉州后，“先生闲居，其意念在国家，其精神在庐陵”。他入朝拜相后，与奸臣贾似道不合，辞相位，“常叹，平生士气之乐，惟鹭洲一事”。可见，创立此书院，倾注了他的心血，并为之感到欣慰。宝祐四年（公元１２５６年），也就是创立书院１５年后的科举考试，吉州考中进士４３名，文天祥中状元，宋理宗皇帝亲书“白鹭洲书院”匾额以示褒奖。于是，书院名声大振，享誉遐迩，被称作与白鹿洞、鹅湖齐名的江西三大书院之一。白鹭洲书院的崛起，推动了庐陵教育的蓬勃发展和重教崇文的民风蔓延，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据光绪《吉安府志》载，从宋嘉熙二年（１２３８年）至南宋最后一届科举的咸淳十年（１２７４年），３７年来共科考１３届，有１２届是白鹭洲书院创立后进行的，吉州共考取进士３７８名，居江西之首。以后６００余年，白鹭洲书院历经沧桑，屡遭兵祸水患，毁而复修，几经周折，但这里一直是庐陵人民心中的教育圣殿，是培育人才的摇篮。几百年来，许多的名儒大师曾前来讲学传道，主持院务的也多是庐陵名士，云章阁、风月楼等建筑，成为珍贵的文物。
白鹭洲书院创建之初所取得的成就，得力于山长欧阳守道治学有方。他是庐陵永和人，进士出身。文天祥在《巽斋先生像赞》中称他为“横经论道，一世宗师”，“先生之风，可使懦夫立也”，说他对自己立身处世的影响：“后生从政，未知向风，惟先生终教之耳”。这位名师的可敬之处，在于他十分注重培育学生的品格和务实的学风。庐陵有爱国主义的传统，欧阳修、杨邦
、胡铨、周必大被誉为“庐陵四忠”，欧阳守道坚持用家乡先贤事迹来教育学生爱乡爱民，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在品德修养上，强调要像孟子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解释道：“浩然也者，盖人人所共有。惟其有之，故可养也。如其本无，则复何养？”而养气必先立志，“志立，则气从之”。那么，立什么志呢？他认为：“士贵立志，非富贵志也。信圣贤之言，而期于有立。不以贫厄更所守，斯之谓志。”“集义从养吾气，是气塞乎天地。”“君子之乐，以期胸中浩然与天俱春”（以上见《巽斋文集》卷十
二、十
四、十六）。欧阳守道关于立志养气的论述，对文天祥等庐陵英杰民族气节和坚持正气观念的形成，起到了教育熏陶作用。在治学方法上，欧阳守道反对空谈阔论，他认为如仅是熟悉一些四六句专门应付科举考试，那么“于身心则无得，于天下国家则无用”，有志者应羞于这样做。他主张所学知识要对社会、对国家有利，要关心民众的疾苦，匡时救世，才是有用之材。他要求学生“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见《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一）。他把这些观点灌输给学生们，使他们受益匪浅。在积贫积弱的南宋后期，朝廷希望选拔更多的务实志坚之士来维持局面。白鹭洲书院的考生往往能在科举考试中切中时弊，为富国强兵提出好的见解，受到朝中正直考官的赏识，考取进士的也就多了。欧阳守道十余年来倡导的良好学风延续下来，不仅使白鹭洲书院享誉天下，为庐陵的各类书院学馆起到了引导和示范的作用，还影响和促进了庐陵人忠直不屈的品格的形成。
六、状元逸闻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读书人的目标便是“一举成名天下知”，而“大魁天下摘桂冠”，夺取“皇冠上的明珠”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状元”，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特产之一，影响深远而广泛，逐渐成为各行各业出类拔萃人物最高赞誉的代名词，人们一直对状元怀着崇敬的心理。
科举考试的状元产生是极不容易的，要经过大小十几场甚至几十场考试，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奋斗，战胜一批批的对手，真正的过五关斩六将后才能脱颖而出，是百万读书人中最典型的代表。在１３００多年的科举考试中，据李天白先生统计，经查实的有名有姓的仅６１３个状元（包括五代十国和辽、金等），江西出了４２个文状元，５个武状元，２个恩赐状元。
属现吉安市范围通过科举考出去的状元有１６名：新干宋代的何昌言，吉安县的南唐王克贞、宋代文天祥、明代肖时中，吉水县的明代胡广、刘俨、彭教、罗洪先、刘同升、永丰县的明代曾、罗伦、清代刘绎，泰和县的明代陈循、曾鹤岭、曾彦，安福县的明代彭时，另有祖籍属庐陵县的明代杨慎、清代刘福姚，在外省参考。他们真可谓是千百年来庐陵读书人中的天之骄子，赢得了多少倾慕的目光和颂辞。他们有的获得高官厚禄，位高权重；有的一生平泊甚至落寞，但无一不是学富五车之士，无一不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之徒。他们是庐陵优秀文化孕育的精华，体现了庐陵人的正派、刚直和文雅。他们的趣闻逸事，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乐道。
“天祥者，宋之瑞也”。文天祥是吉州最有名的状元。在殿试时的对策中，他直指时弊，慷慨激昂，显示了一个２１岁青年的才华和豪气，一万多言，一气呵成。阅卷官们无不惊叹其文采，第一名是当之无愧。但有人认为言词过激，锋芒毕露，怕皇帝看了不高兴，就排在第七名。再经详定官员评定，提为第五名，上交理宗皇帝审定。理宗按安排的顺序从前往后看文章，发现前几篇没什么新意。看到第五篇时，见开篇便气势不凡，他精神一振，仔细读去，只觉情理通达，见解深刻，便把主考王应麟叫来拆开密封的卷头看名字，一看叫文天祥。当时朝廷内忧外患，理宗见“天祥”之名，便不由自主地说：“天祥者，宋之瑞也”，便高兴地提笔点为“第一甲第一名”。王应麟在阅卷时就赞成把此卷列为第一，因其他人反对才列第五，现在皇帝钦定了，很是高兴，立即将皇帝的赞语告诉了文天祥。于是，文天祥就把“宋瑞”当作自己的字。还有一种传闻，说是文天祥在京城候考时，陪同而来的父亲生了病，天祥要照顾父亲，很是疲惫，染上了感冒。殿试前皇帝要接见考生，人多门小，文天祥挤出了一身汗，考试时觉得浊气全无，一身轻松，文思泉涌。
误考得善报。吉水籍的彭教是明代天顺八年（１４６４年）甲申科的状元。据张岱《快园道古》中介绍，说彭教于天顺七年赴京参加会试，在一旅店投宿。楼上一人倒洗脸水，一枝金钏随水落地，被彭教的随行仆人捡到藏在怀中。离店后走了十多日，盘缠不多了，仆人拿出金钏说是前不久捡到的，要拿去卖了以充支费。彭教听了原委，命仆人立即返回交给失主。仆人说去送还金钏，要耽误多日，怕你赶不上考试日期。彭教说，金钏是女子受赠之物，失去了，父母肯定疑心她私下给了男人，这可不是小事，弄得不好要出人命。仆人无奈返回。果然，失主正是一待嫁闺女，失去了金钏，受家人猜疑，便寻死觅活，不可终日。金钏送到，还了她清白，救了她一命。可是，彭教却因此事延误，没有赶上考试。谁知这年会试时贡院发生大火，烧死９０余人，彭教侥幸避开一劫。八月时重新开考，彭教考中，第二年廷试竟考中状元，真可谓善有善报。
偶然不偶然。泰和曾鹤龄是明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年）的状元。他２０多岁时便中了举人，准备下一次科考时，兄去世，他只得在家尽孝道，赡养父母，还要供养嫂侄和妻儿。父母去世后，全凭他一人操持家务，无法再去应试，只得教几个学生维生，难得有闲暇攻读。后来又开了家店铺增加点收入。待到侄子和儿子长大了些可以理事，他才重拾书本，参加会试，此时他已年近不惑，距中举人已１６年了。
生活的艰辛使他老成持重。去京城赴试的途中，他与几个浙江的举人同乘一条船而行。这些人年轻而傲慢，一路上谈笑风生，很有点瞧不起年纪大的曾鹤龄。浙江举子们串通一气，故意找书中的疑难问题来问他。曾鹤龄知道他们有意刁难，并无诚意，只是应付一下，有时干脆回答不知道。浙江举子们讥嘲道：“老先生你不过是偶然中了举，才有资格去会试”。一路上，就干脆称他“曾偶然”。曾鹤龄也不计较，一笑了之。到了京城考毕发榜，同船的浙江举子全部落榜，曾鹤龄却荣登榜首。曾鹤龄便赋诗一首寄给同船的举子曰：“捧领乡荐谒九天，偶然乘得浙江船；世间固有偶然事，岂意偶然又偶然。”
超长试卷。永丰籍的罗伦是明成化二年（１４６６年）的状元。殿试的题目是问治道之纲目。罗伦答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为治之大纲，礼乐、刑政、制度、文为之具为治之万目，而心又为正大纲举万目之根本，学又为正其心为正大纲举万目之根本。他的这一套立论，不折不扣来自宋代程朱理学。论证严密，论据充足，还敢于直指时弊，直抒胸臆。殿试时越写越起劲，发的纸不够用，请求礼部监试官增加答卷纸，得到同意，便尽情倾谈心声。按规定，试卷还得由专职人员重新抄一遍再评阅，以防阅卷官识得字体或作暗记。这下可苦了卷子的誊正者，竟抄了３０幅。宪宗皇帝要亲听读卷，读卷的是华盖殿大学士李贤。读罗伦的答卷时，李贤因年老，文章太长，跪在那里太久，读完了一时站不起来，宪宗赶紧命人把他扶起来赐坐。罗伦这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对策，使得他高中状元，名震京师。
年过半百时来运转。泰和籍的曾彦是明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年）的状元。曾彦早年入县学发奋苦读，却屡试不第，成了老童生。但他并未灰心，仍刻苦求学，在４３岁中了个举人。又过了１２年，终于会试过关参加殿试。主考是四川眉山人、内阁首辅万安。他在阅读曾彦的对策时，被其文采所折服，禁不住击节赞叹，其他评卷官也有同感。万安回忆起前一天考试前点名时有个叫曾彦的，颀长伟岸，一表人才。拆封一看，此文正是吉安府的曾彦，便排在第一，交皇帝定夺。到了传所中进士进殿见面时，万安仔细审视这定为榜首者，却发觉曾彦身材矮小，又老又瘦，惘然若失，怀疑以前可能是看错了人。退朝后，万安再取曾彦的殿试策阅读，觉得很是平淡。可已成定局，只好作罢。这种以貌取人的心态险些使吉安少了一个状元。此时，曾彦已５４岁了，的确老了些，也难以在仕途上有什么大的作为了。
抢先面圣，随机应变。吉水籍的胡广是明建文二年（１４００年）的状元。他参加会试，名居前列。殿试过后，他的答卷与同乡王艮的不相上下，但王艮其貌不扬，做堂堂状元不太妥当，便定为第二名榜眼。状元定谁呢？礼部官员主张胡广，而翰林院赞成湖北石首人杨溥，争议不下，只好请建文帝定夺。建文帝看了胡、杨两人的试卷后，倾向于胡广，但不知两人的长相和应变能力如何，就命左右赶快宣“胡广秀才上殿”。胡广、杨溥二人早探得风声，在住所等候结果。杨溥是石首人，当时属湖广辖之，听到喊声，不知是指“湖广秀才”还是指江西的“胡广秀才”，犹豫了好一阵后才找衣服穿，打算先去看看再说。胡广也弄不清到底叫谁？可他认为应占先机，赶在杨溥之前到了殿中。建文帝见胡广相貌堂堂，有几分中意，又想到他的对策中有“亲藩陆梁，人心摇动”之语，暗指要预防燕王兴兵篡位，正合建文帝征讨燕王的心意，就定胡广为状元。两年后，燕王朱棣自北京起兵南下，以“清君侧”为名打进都城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解缙、胡广、王艮和吴溥都是吉安同乡，都受建文帝器重。解缙陈说了一番忠于建文帝的“君臣大义”，几人都表示要殉忠报国。过了几日，见朝廷的许多高官重臣也没为建文帝殉死，加上朱棣的确有雄才大略，胡广就改变了主意，认为朱棣是建文帝的叔父，当当皇帝也是可以的，反正都是朱家的天下，就和解缙都依附了朱棣，只有王艮饮鸩自尽。朱棣即位后，重用胡广，提升为翰林学士，后成为内阁要员。
文状元，酒状元。永丰籍的曾綮是明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的状元。殿试的题目出得很怪，以礼乐制度方面的经文为题，熟读圣贤之书的学士们许多不知如何下手，有的挖空心思仍难成文。可曾綮却知识面广，对策写得格外详明，近两万字的长文连草稿也没打，一气呵成。成祖朱棣读后，赞不绝口，说是“通贯经史，识达天人”，亲定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朝廷准备编修《永乐大典》，由解缙负责组织，大臣们推荐了不少地方人才。其中，一个叫陈济的江苏常州人，久有才名，学识渊博，被推荐任都总裁。陈济奉命入朝，按常例要考试。明成祖听说有一个如此博学的人才，禁不住感慨道：“朝廷的堂堂翰林院，竟找不到一个像陈济这样的地方学者。”大臣们说，曾綮并不比陈济差。于是，叫两人一起考试，题目是成祖定的，面试《天马海青歌》。曾綮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文气畅达，音韵铿锵，理词皆到，成文最先。陈济写得也快，但还是比曾慢了点，而且文辞也差些。明成祖大喜，赐给曾一条玛瑙带，此后名声更噪。成祖任他为副总裁，又升侍读学士，常伴君王左右。后来，他两次伴君北巡，三次主持会试，朝廷众多文告、条例，多出其手笔。
曾綮还有个嗜好，就是喜欢喝酒，酒量惊人。他考上状元不久，来了一个外国使臣，非常善饮，号称海量。陪使臣吃饭的大臣们叫苦不迭，说此人实在难以对付，酒量太大了。明成祖只得命各部门推荐能喝酒的人作陪。大伙知其厉害，怕了去，只有一个低品的武官敢应战。明成祖很不高兴，说我大明天朝，难道就没有一个善饮的大臣，让一个下级武士去陪酒，成何体统这太失朝廷的脸面了。有人推荐曾綮。明成祖问，你能喝多少能对付得了吗曾答道，决不辱圣命。明成祖大喜，命他去陪使臣，那个武官帮忙跑堂。一连几天，餐餐酒宴，曾把那使臣灌得醉薰薰的，使臣说下餐不喝了，可曾却还只是有点醉意，使臣只得甘拜下风。明成祖闻之大喜，对大臣们说，曾卿不管是文才还是酒量，都能称作我大明王朝的状元。
白鹭洲景观
古木葱茏的白鹭洲地近市区。洲上四面环水，波光粼粼。隔岸的青原山，连绵起伏，苍茫叠翠。这如画的景色，美丽的风光，古往今来，凡亲临吉安的人们，无不在白鹭洲上留下寻幽览胜的足迹。由于白鹭洲离岸较远，所以尽管洲心地势比江岸高，但因视差关系，站在岸上望之，总觉得白鹭洲远比江岸低，然而每遇洪水，江岸水淹，而洲心不殁，故有“水涨白鹭浮”之说。
1965年夏，郭沫若同志路经吉安时，也曾立于赣江西岸，纵览这个美丽的绿洲，并欣然命笔，写下了“面对白鹭洲，葱茏林木稠。无心寻古迹，有意浴中流”的诗句。 编辑本段“白鹭书院”得名由来
白鹭洲既以白鹭为名，所以宋代在洲上创建书院时，也就依洲名而称之为“白鹭洲书院”。
相传古时有一白鹭仙子，因羡慕人间男女情爱，飞到这里，变作一位美貌的村姑，与江边一位年青渔人结成情侣。后遭天神迫害，水淹洲渚，为救生灵，夫妻化作白鹭；白鹭仙子潜入水中洲底，奋力以身托陆洲，使洲永浮水面；渔夫则化作白鹭，日夕在洲上哀鸣，情缠意绵。后来，人们就把这座美丽的绿洲称作白鹭洲。
但是，据文献记载，白鹭洲的得名，渊源于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诗中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之名句。由于白鹭洲屹立于浩阔的赣江之中，双水夹流，情景正与李白之诗句相合，所以被用作洲名。在北宋宣和年间，吉州通判徐俯的诗中已有“空看白鹭洲”之句。至南宋初年，尹直卿送周必大诗中又有“我公不向庐陵住，羞杀青原白鸳洲”。元代买思永为重修自鹭洲书院作记时也写道：“谓洲在二水间，取唐人诗句以白鹭名其洲，因以名书院。”清代吉安知府林逄春写了如下诗句：“庐陵文物照江天，院寺钦崇自昔年。水占芳名分白鹭，诗题古壁效青莲。”因此，白鹭洲名来源于青莲居士李白的诗句，而书院则依洲而定名，这就是白鹭洲书院得名的由来。 编辑本段书院历史
云章阁
白鹭洲书院自宋代创建以来，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其间累经修建。据《庐陵县志》记载：“白鹭洲书院，在郡城东白鹭洲上。宋淳祐元年辛丑，知吉州军江万里建。奏于朝，置山长；理宗御书白鹭洲书院，以赐。院内立文宣王庙、棂星门、云章阁、道心堂、万竹堂、风月楼、浴沂亭、斋舍。”后增建“六君子祠”，祀程颐、程颢、周敦颐、张载、邵雍、朱熹等六人。
元代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书院被洪水冲毁，吉安路总管李珏修复。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红巾起义军与元兵战于吉安，书院大部被烧毁；时过二年，又遭大水，书院毁坏殆尽。至正十五年重建，恢复旧观。明代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吉安知府黄宗明又重修。到嘉靖二一年，曾将书院从白鹭洲迁离，在城南仁寿寺址另建新院舍。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城南仁寿寺新建的白鹭洲书院改为庐陵县学，又将书院迁建于城北郊。至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吉安知府王可受将书院重新迁回白鹭洲上，并增筑吉台，开鹭池，立桥池上，扩建斋舍百问，其余堂、阁、楼、亭均重修。
至清代，书院又多次毁于水灾和战争，曾先后于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十二年（公元1655年），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八年（公元1828年）、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等九次重修或重建。至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太平军与清兵激战于吉安，书院又被焚毁，至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经知府曾省三倡修恢复。洲头现存的风月楼、云章阁以及一排排的斋舍，就是同治二年最后一次修建时所遗留下来的建筑。而洲中心现存的鹭池，则是明代万历二十年重修书院所开辟。而洲中心现存的鹭池，则是明代万历二十年重修书院所开辟。白鹭书院自宋代创建，迄于清代，数百年来，造就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培养了像文天祥这样出类拔萃的世代楷模，的确是这所书院的骄傲。清代曾在白鹭洲书院主持讲席的著名学者施闰章有诗赞道：“鹅湖鹿洞寻常事，不信风流限古今。”760多年来，这块对庐陵文化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教育圣地一直文风鼎盛，桃李满天下。
吉安古为庐陵郡地，自宋代以来，这里名人辈出，成为人文荟萃之区，素来享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盛誉。白鹭洲书院名列江西四大书院之一，是古代吉安的著名学府。白鹭洲书院的创始人江万里，为江西都昌县人，官至宰相。元兵南下进占江西，他在鄱阳家居，坚贞不屈，投水自尽，是历史上有名的忠贞节烈之士。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即校长）欧阳守道，是江西宋代知名的学者。《白鹭洲书院志》上有“刘辰翁、文天祥、邓光荐皆出其门”的记载。文天祥《祭欧阳撰斋（守道）先生》一文中也写道：“某弱冠登先生之门„„盖有年于兹。”即是说，文天祥于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在白鹭洲书院读了一年书；至宝祐四年丙辰，登进士第一名，被理宗皇帝亲自提为状元。从此白鹭洲书院扬名天下。理宗皇帝亲书“白鹭洲书院”匾额，作为对白鹭洲书院的嘉奖。总之，白鹭洲书院自宋代创建，迄于清代，数百年来，造就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培养了像文天祥这样出类拔萃的世代楷模，的确是这所书院的骄傲。清代曾在白鹭洲书院主持讲席的著名学者施闰章有诗赞道：“鹅湖鹿洞寻常事，不信风流限古今。”
近年来，原白鹭洲书院的两座主体建筑风月搂和云章阁已整修一新。洲上设有白鹭洲中学，正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造就人才。 编辑本段江万里与白鹭书院
江西书院跨越千年，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坐落在吉安由江万里创办的白鹭洲书院是江西古代三大书院之一，历经600年的历史兴衰，也曾影响一时，在江西书院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编辑本段江万里
江万里（1198-1275年），字子远，号古心，今江西都昌县林塘江村人。祖父江辚，一生隐居，教授乡里。父江烨，一生专治程朱理学。万里家学渊源，幼年在祖父所建的书馆内读书，神隽锋颖，连举于乡，后从父教，学《易经》。18岁离家，赴白鹿洞书院深造，旋游学隆兴（南昌）东湖书院，朱熹弟子林夔孙为师问学。
宝庆六年（1226年），江万里以舍选出身，任池州教授。后召馆试，历住著作佐，权尚左郎官兼枢密院检详文字。嘉熙四年（1240年）出任吉州知州，从政之余，特别热心教育。淳祐元年（1241年）创白鹭洲书院，使“缙绅德之，吏民怜之，悍卒化之。” 编辑本段白鹭洲书院 白鹭洲书院的创建
江万里为使吉州士风雍醇，乡俗质厚，淳祐元年（1241年）即着手创建吉州最高学府白鹭洲书院。他说：“某自入境以来，允为教化，为政先务„„惟学校之化滋、春华秋实。”认为只有培育人才，才能推移风情。他把办教育列为自己施政的一项措施。
江万里是位造诣很深的学者，自幼生长在理学兴盛的社会环境里。他来守吉州时，正遇上宋理宗大倡理学，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邵雍、朱熹六人从祀孔庙。因此，他也决意创立书院，将书院辟为阐扬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新任吉州知府江万里见赣江中心一绿洲上花木扶疏，青翠雅静，令筑精舍，设讲堂，兴教育，创立“白鹭洲书院”，自任山长，讲学其中，“载色载笑，从容于水竹间，忘其为守，”本郡九邑俊秀在这里求学，如沐春雨，如坐春风。
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江万里离任后仍对白鹭洲书院很关心，还聘请了他的门生，吉安县永和名儒欧阳守道出任书院山长，欧阳守道不负先生厚望，执掌讲席十年，从严治院。虽然当时条件很差，但在名师欧阳守道的指导和管理下，仍旧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推动了吉安文化教育的发展，如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邓光荐、爱国诗人刘辰翁皆出其门。在他主持下，白鹭洲书院声名大震。 白鹭洲书院的规模
白鹭洲书院在当时的规模也相当可观，该书院记中说：“在宋则前有泮池，中秋石为桥，升阶为书院，大门悬理宗卸匾，进前则有棂星门，有文宣王殿，有道心堂，堂上有楼日风月，后有山长厅，厅上有阁日云章，日峻极，阁之上书籍备藏，环纵栏杆„„阁旁道舍森立，皆诸生肆上所，最后有浴沂亭。”又在《建置》条中说，书院立有“文宣王庙，棂星门，云章阁，道心堂，石竹堂，风月楼，浴沂亭，斋舍，庖福具备。置田租八百石有奇，绕十成濠池岁入租银五十两赡学。又建祠祀二程夫子，益以周、张、邵、朱为六君子祠”，“此洲之书院，可容诸生数百。”又征集了许多图书资料，还抄录《白鹿洞书院揭示》于道心堂侧。 白鹭洲书院的特点
据史料记载，白鹭洲书院的办学宗旨是敦教化，兴理学，明节义，育人才；办学特色突出，教学质量、学术水平都很高。宋代白鹭洲书院有何特点呢？首先是传习理学的阵地。江万里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所办的白鹭书院，自然以传习朱理学为主。刘辰翁在江文忠公祠堂记中说：“自鹭洲兴，而后斯人宿于义理；白鹭洲兴，而后言义理者畅。”第二是崇祀先贤。白鹭洲书院一建立，就上祀至至，次及君子，文庙额书“正谊明道”，又摹唐代画圣吴道子手绘圣像于堂中，塑望率诸生习仪祭，春、秋郡县有祭，后改为年祭。通过祭祀以树仪型，鼓励生徒见贤思齐，奋发图强。这种教育形式，有一定的感染力，文天祥就是其中一例。第三择师选生。白鹭洲书院创办后，作为一郡的高等文化教育学府，能否使之成为吉州的教育中心和学术研究重地，关键是对教师的选择。江万里对择师这点十分重视。书院初建时没有选到合适的人任山长，就宁缺不派，亲自为诸生讲学。后离任时又延聘名儒欧阳守道为白鹭洲书院诸生师。此后。接任书院山长的，也都是品德高尚的名硕醇儒，不只山长，邀请到书院讲学的也都是各界大儒名家。由于有名儒讲学，白鹭洲书院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吉州文风盛极一时。选生即“集郡中九邑俊秀，受业其中”。第四是培育人才多。自白鹭洲书院兴，庐陵“制科飙举，名硕云蒸，几当宇内之半”。（《白鹭洲书院志》）春秋闱，科甲捷报震四乡。宝祐四年（1256年），金榜601名进士，其中吉州占44名，且大多数为白鹭洲书院学生，几乎占全国录取人数的群体十分之一，为全国之最。21岁的书院学生文天祥独占鳌头，理宗高兴地说：“此天之祥，及宋之瑞也”，亲笔题写了“白鹭洲书院”匾额，悬挂在书院大门上。从此，白鹭洲书院名扬全国，与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并称江西三大书院。 白鹭洲书院的影响
自江万里创办白鹭洲书院后，白鹭洲书院起了榜样领头作用，使郡州内外书院仿效之，遍及吉州县城乡的千百书院相继建立繁荣起来。在千百书院培育下，庐陵士子科举成名，学者成林，作家成派，仕宦成群，著述成山，志士成仁，使庐陵文化千年昌盛，成为江西文化的重心所在。因而世人称吉安为“文章节义之邦”。 白鹭洲书院的现貌
白鹭洲书院自创建以来，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曾被洪水战祸圯毁数次，有过兴衰变化，所幸的是历代吉州有识之士，乡宦名贤倡学业，崇诗书，屡毁屡复，学术活动久盛不衰。今天的白鹭洲书院被定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各级政府多次拨款维修。至今，白鹭洲书院现存古建筑除风月楼、云章阁外，尚有中山院、文山院、红楼，均系民国三年重建。此外，还有泮月池、复古亭等。云章阁高8.7米，占地274平方米，是原书院藏书、山长讲学和就寝之处，现仍完好如初。风月楼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博得众人赞叹，它雄踞洲的北端，三层方形建筑，楼高14.7米，占地面积115平方米。底层称为“浴沂亭”，二层名“风月楼”，三层曰“魁星阁”。楼顶雕龙画凤，层楼飞檐，雄伟壮观。登上风月楼顶，极目四望，无限风光尽收眼底。北面远眺井冈山大桥横卧江上，西面与钟鼓楼遥遥相望，南面可见崭新的吉安大桥飞架赣江东西，真是水阔天高，令人心旷神怡。
历史悠悠，白鹭洲书院几度沉浮，造就了江万里、文天祥、刘辰翁等历史众星。后人访谒白鹭洲书院，诗文多感慨系之：“自昔庐陵地，名贤史册香，文章宗永叙，节义重天祥，滟滟清波漾，振振白鹭翔，江公风范在，千古仰遗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