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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及档案工作概述
我们的国家历史悠久，文献典籍灿烂浩瀚，档案工作传统源远流长。自殷商以来，甲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卷帙、纸墨文书，其年代之久远，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价值之珍贵，都是世界上少有的。这些珍贵史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档案是知识的宝库与历史的见证，古今中外许多有见地 的人士，都很重视档案。汉朝刘邦初入咸阳，立即派萧何接管秦朝保存的法律和户籍等方面的档案，对了解秦的财经、军事和统治情况，建立西汉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著名的第一总统华盛顿，曾利用他的空余时间亲自去仔细地检查和整理案卷，对有价值的、价值很小的或无价值的文件进行区分。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生前就很关心日后档案的收藏，后来他的儿子遵照他的遗愿，把将军的文件送交了国家档案馆，成为研究法国现时代的贵重材料。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在指导革命运动中更是十分注意收集和保管档案，用以进行科学研究和对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从事《资本论》等许多著述，都曾利用过英国的大批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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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文书。1864年6月7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特地写道：“昨天收到李伯克西的信，现附上，它在某些方面会使你感到兴趣。你应当按我寄给你的同类信件那样，把它归入档案。”马克思本人还亲自保存了第一国际的档案和其他有关工人运动的材料。巴黎公社成立不久，马克思便建议把公社所掌握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档案中的“那些能使凡尔赛的恶棍们声名狼藉的案卷放到安全的地方去。”并指出“这类预防措施是决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可惜公社委员没有听从马克思的意见，甚至连公社自身的档案文件也不注意保管，以致在敌人反扑时落入凡尔赛分子手中，使成千上万的革命者牺牲于敌人的军事法庭。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对此曾经总结后，当时如果妥善地保护和利用那些档案，就有可能“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公社敌人的疯狂行为——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末凡尔赛分子的计划总会部分地遭到失败的。”深刻地指出了由于忽视档案而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
列宁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活动中，一向重视档案的管理和利用。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和接管沙皇政府的档案，并及时地公布了秘密条约等档案文件，用以揭露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罪行，对于教育群众、彻底摧毁反动政权、巩固新生的苏维埃起了重要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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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革命胜利的初期，列宁在领导党和国家建设的繁忙工作当中，仍然十分注意建设与发展档案事业。1918年6月1日列宁签署了《关于改革与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的法令》，废除了革命前各个机关单独设立档案馆的制度，按照集中统一管理档案的原则，组成统一的国家档案全宗，并设立了专门的机关——档案管理总局，统一掌管全国的档案工作。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困难时期，列宁曾经多次指示，必须谨慎地保护档案。苏维埃的档案部门根据列宁的指示，一方面抢救档案免遭破坏和损失，同时加强了档案工作的建设。仅在1918年6月以后的一年间，经过列宁签署由苏维埃政府颁布的重要的档案工作法令就有五项，即：关于改革与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关于接管被解散的旧军队的档案和案卷，关于省档案全宗，关于档案保管和销毁制度，关于废除图书馆和博物馆所藏已故俄国作家、作曲家、艺术家和学者的档案私人占有权的法令。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有管档案工作的一系列法规，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事业创立了典范。
在我党历史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很关心档案和档案工作。重视收集、保管和利用档案。早在1927年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所属的组织局，就设有文书科，负责保管党中央的档案文件，1931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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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党中央制定了《文件处置办法》，经周恩来批准试行。其中规定，文件要一式两份，一份日常查用，一份保存起来“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艰苦的条件下，对革命胜利满怀信心，高瞻远瞩，为千秋大业留存历史真迹。1933年临时党中央迁入苏区时，中央的一部分档案仍秘密地留在上海。后来又将十多箱档案特地交由上海的地下党员秘密保管，这批珍贵的档案一直留存至今。在硝烟弥漫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宁可将行装精简到只剩一条军毯，却坚持亲自经营两箱档案文件。无论在长征路上，还是陕北时期，以及解放战争等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都亲自关心文件的保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毛主席不止一次的指示：任何时期都要注意保护文件，因为它关系全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遇到急情况，你们不要顾我，要先保护秘书和文件。”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毛主席同志这种竭力维护党的机密；保全党的文献使之流传后代的精神，为我们树立光辉的榜样。我们现在得以享读诸如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重要文献，其手稿都是革命先辈踏遍万水千山不惜流血牺牲保存下来的。
刘少奇同志在抗日烽火中驰骋中原的岁月里，对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同志与他往来的大批党内文电，一直精心爱护，随时携带使用，被人誉为“胡服的文件”（“胡服”是刘少奇同志当时的化名）。1942年他奉调回中央，又把这些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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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分成十二小包，驮在组织上给他骑坐的军马上，自己步行数千里，与随行同志一起冲破重重封锁，使这批“记载着中原局，新四军和华中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功绩”，“将来用它写出历史”的珍贵文件，终于安全运抵延安。1947年初，在我准备暂时撤离延安的前夕，中央大量的档案材料，哪些应该带走，那些可以就地销毁，急待解决。刘少奇同志果断细心的指示：档案必须保证安全，又要区别对待，把档案分成既重要又机密，重要而不机密、机密而不重要、既不重要也不机密的四类。朱德同志也指示：在战争时期，保管档案安全第一。由于中央领导的关怀和有关人员一年多的努力，至1948年到达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顺利的完成了这次的档案转移的任务。
全国解放以后，党和国家更加全面的关怀档案事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对档案工作的领导。解放前夕，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签署和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责令有关人员保护档案，使旧政权遗留的档案得以大量的保存下来。为了组织接收前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人员、档案和物资，开国大典以后，迅速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下，成立了以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为主任的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和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为团长的该会华东区工作团。不久，周恩来同志又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名义先后发表声明和命令，指令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领馆以及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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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香港的一切有关机构和人员，负责保护国家财产和档案，听后接管。这些重大措施，确保了旧政权机关的大量档案的安全，将它们转变成为国家的历史财富。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机关和部门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档案，各项工作又对档案的利用提出了广泛的需要，档案事业的全面建设提上日程。1954年经周恩来同志提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国家档案局，统一掌管全国档案事务。195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 档案工作 暂行条例》。刘少奇同志说这是我国档案工作的第一次改革，以后还要继续进行改革。并具体指示：“这一暂行条例的原则，对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也是基本上适用的，国家机关和军事各部门可以仿照这些原则来建立和改革自己的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从此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为党政军一致遵循的有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1956年4月，周恩来同志主持讨论并亲自修改和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发出了《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在我国档案工作发展史上，这几个具有 历史意义的文献，把全国规模的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 “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 、批转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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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档案工作的重要文件共达二十余件，党和国家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加强档案工作。
档案干部的培养和档案教育的发展，也得到了 老一辈革命家的热心关注。周恩来同志一再指示要办好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业，并要其他大学历史专业也学点档案学知识。周恩来和谢学哉、吴玉章等同志都曾在专题报告或有关谈话中教导档案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做好工作。周恩来同志还特别指示“做档案工作应该多读历史书”，读《资治通鉴》，“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并且期望档案界有人成为博士。
第二讲 档 案
一 档案及其形成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文字，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就开始使用和保存文字记录。但在阶级社会以前的情况尚无实物可考。由于国家的出现，适应公务管理、交往联系和记载事物等各种需要，产生了比较有条理的文书。这些文书使用完毕以后，为了日后查考，整理保存起来，便形成了档案。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的内容日益丰富，档案的形成和名称也不断地发展变化。
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已有档案保存。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就是当时商王朝在宗教活动和政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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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活动中使用的一种文书。由于这些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所以称做甲骨文。这些甲骨文书多半是比较集中地保存于宗庙所在地，有的按朝代排列，有的把龟甲和牛胛骨分别保存，有的龟甲穿洞编成册，看来它们是被有意识地集中起来保管在库房里。甲骨文的内容大多是商王室占卜的记录，所以又叫“卜辞”。占卜就是现在民间还留有遗迹的算卦，这虽然是一种迷信，但在古代的殷商时期，却是一种极重要的活动。商王要做什么事情，几乎每事必卜。凡是祭祀、出巡、打仗，或者关于风雨、年成、疾病等等，都要用龟甲或牛骨卜问吉凶，并且记下占卜人的名字、占卜日期、占卜的事情和后来的效验。因此，甲骨文中记载了商朝的许多事迹，反映了王令、臣仆、巡游、征战、犁田、渔猎、天象、医药等各方面的情况。迄今发掘出来的，是公元前1300多年到公园前1100多年的东西。通常说中国有近五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主要是根据这些甲骨档案，它已成为我们的国宝。
除甲骨外，现今保存下来的，还有殷商和周代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一般称之为金文或钟鼎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档案保留的。例如有些铭文记载了王族恩赐、征战经过、诉讼裁判、划定疆界等等，许多都是作为信据和纪念的。春秋以后冶金业 有很大的发展 ，有些重要事件和法令便铸在铁制的鼎上。例如郑国子产首创刑鼎，后来晋国也用铁铸了鼎。因鼎上铸有刑书，所以叫做刑鼎。这是适应新兴的地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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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阶级需要，国家政权机关采取的文件公布形式。
早期的这些档案，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名称。在我国，对档案有个正式的称呼，大约始于秦汉以前，当时叫做“中”。《周礼》上就有“治中”的记载。《周礼·春官·天府》中说：“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吏之治。”清人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一书中说：“凡官署薄书谓之中”。当时由于多用竹片和木板来写文章和书籍，所以又叫“简牍”、“简策”。但以秦汉以后的记载较多些。晋人杜预的《春秋三传序》里说，春秋的制度是“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颖达注：“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简牍也总称“简”。事情简单，字数不多，写在单片的竹片、木板上就行了；大事情要写很多字，就得把简片连编起来汇成册，“策”也就是“册”。比如有些法令、户口好玩赋税的数目，就写在简册上，并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作为档案保存，有的还要上报。现在说的“造册上报”，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册：文件、书籍；策：政策、法令；联系、渊源）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秦汉以后，在简牍大量使用的同时，一些贵重文书用丝织的缣帛书写的逐渐多起来，因而又出现了“竹帛”之称，兼指文书和书籍。“名留竹帛”、“馨竹难书”等成语，就反映了当时这种称呼。“缣”是双丝的细绢，“帛”是丝织品的总称。用缣帛书写的文件可以书卷，一份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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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卷成一卷儿，所以又称作“卷”、“卷轴”。据甲骨文和有关资料的记载，商代已有简书和帛书。现在保留下来的简帛档案，有从长沙楚墓中出土的简书和帛书，信阳出土的简书，都属于战国时代使用的古文书，特别是从汉墓中发掘的大批竹简和帛书，是我国继甲骨之后，发现较多的古代档案。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秦汉以来，还有石刻的档案。一些重要的记载和规定，刻在石头上。如有的记载王公征伐、赏赐、祭祀、游猎的，有的规定官吏必须遵守的纪律，实际上是一种布告，也有保护寺庙的告示，这些石刻也是一种档案。石刻与金文中的档案，也统称“金石档案。”
从这些古老的档案可以看出，在历史的早期，它就是进行国家管理、从事生产等社会实践的记录。甲骨、金石和简帛档案，由于习惯等原因，现在主要保存在文物部门，但这并不失其既是档案又是文物的双重性质。这些东西，当时主要不是用于欣赏，而是为了传达、证明和记录某些事物。其目的是在于“备忘”、“验证”、“信守”、“上报”、或“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使遗为后世子孙”。所以这些历史遗物，按其本质来说，主要是档案。虽然现在档案部门并未大量保存，但是研究它们，对了解档案的产生和发展、档案的性质和特点以及档案工作的历史等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档案”一词，现存清代档案中，《康熙起居注》里就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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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档案”二字。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披阅秋审重犯名册时，皇上问其中一人有何罪，说到其父、叔都是阵亡的。大学士回奏说“马哈喇之父、叔阵没，皆系松山等处事，部中无档案。”意思是说：那是进关前在锦州附近松山打仗时的事，现在也无档案为据，而且他现在又“杀死人命”，该斩。这是迄今第一次在原始文件中出现“档案”一词。约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成书的，杨宾的《柳边纪略》中说：“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档”，《康熙字典》解释为“横木框档”，通常说就是木架框格的意思。“案”,《说文解字》释作“几属”，就是象小桌子一类的东西。由此引伸，又把处理一桩事件的有关文书叫作一案。清入关以后，虽已改用诛墨纸帛的文书，但由于习惯相沿，仍将保存起来的文书叫作“档子”、“档案”。而且把放置档案的架子称作档架，把每一格称为一档。这些叫法有的一直沿用下来，至今我们称档案，仍然有其形象的和内在的意义。
近百余年来，档案的形态日益增多。不仅有纸张书写的档案，还出现了照片、影片、录音、录像、机读档案等等。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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