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繁荣的求索》有感
由于自身的阅读量和专业所限，我对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知之甚少。经济学大家的有名著作，读的太少了，仅仅对郎咸平教授写的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书籍和视频讲座有一些了解，但是郎教授的一些观点我自己还是没有弄明白。因为自己本科专业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在大一时修完西方经济学，当时学习时感觉经济学的一些知识和观点比较晦涩难懂，看书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考完后就不怎么接触经济类的书籍。上了研究生阶段，学院开设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两门课程，还对《管理经济学》和《战略投资学》这两门课进行了初步学习，在学习期间感觉自己阅读经济专业类的书籍实在太少，自己也想在这方面多做补充。宏观经济课期间自己对汇率的相关知识做了初步学习和比较系统的了解，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有了大概的印象。在课程结束之际，把李老师推荐的《繁荣的求索》一书进行了仔细阅读，阅读时由于自己的知识水平有限，感觉非常的吃力，一些章节还是有读不懂的地方，不过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林毅夫的《繁荣的求索》一书，集中论述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发展经济的思考和结论。这本书的结构大体上可总结为：首先，论述二战结束以来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演变及其主要理论范式的变迁。然后，在比较各国经济发展史，分析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其中的经验教训，在经济增长方面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了，而一些国家却失败了。最后，提出了一个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性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下面我将自己对这本书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内容做一陈述，并写了一点自己的感想：
一、反思理论，而不是否认事实——当理论与实践冲突时
在林毅夫任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恰好与最为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同时，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于经济的减缓，这次危机是发达国家的产物，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减缓了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在书中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次危机不同的是使几乎所有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时受到影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单一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或贸易政策避免高失业率与巨大的产能过剩。而尽管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采取的迅速行动使得短期效应帮助世界经济避免了大萧条，但是并没有解决系统性风险增高、资产价值下降、信贷收紧等问题，当时的形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广为接受的传统经济理论。经济理论从自由市场和凯恩斯主义，经过理性预期革命，发展到新凯恩斯和新古典宏观学派，这时主流观点认为已经对宏观政策运用自如，可以抗衡任何经济波动了。但每一次经济波动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后果。同时这次危机也证实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尽管出现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持续高增长的国家依然可以表现的很好，也就是说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持续增长，也就有利于全球持续复苏，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持续性的增长战略还需要重新思考。
林毅夫在书中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做了梳理，在二战后出现的发展经济学思潮——旧结构主义，强调市场失灵，信奉国家主导，即由政府主导克服市场失灵，发展现代产业。这些现代产业的产品，过去都是进口的，现在要发展中国家自己生产，这一政策主张因此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政策用意是好的，但在取得了早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以后，普遍遭遇到经济停滞和频仍的危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缩小，许多国家实际上是在不断扩大。由于结构主义在政策实践中的失败，理论界和政策界转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发展的原因在于：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政府干预太多，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因此，第二波吸取了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关注政府失灵，偏好类似“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政策，认为没有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就没有效率，国家的干预也会造成贪污腐败。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无论从经济增长率还是经济危机发生频率看，效果均不理想，甚至更差。
这两种理论思潮基本上都以发达国家为标准来看发展中国家，主张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比，找出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缺什么，再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进行改进，其目的都是好的，均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经济，解决贫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成效很差。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上，就需要对理论进行反思，找到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理论。
二、新理论的提出——反思的结果
这本书在总结历史与经验实践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框架——新结构经济学。这一理论与前两种理论主张完全相反，主要是先看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据此，再提出政策建议，把发展中国家能做好的发扬光大，积小胜为大胜。
林毅夫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过程，这取决于国家如何利用和整合他们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国家需要识别并扶持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将这些产业作为发展的基础。同时，国家需要认识到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促进企业繁荣发展，引领产业升级，他也为我们展现了甚至最贫穷的国家也能够以至少8%的经济增长率持续发展几十年，通过一至两代人的努力，大幅度地减少贫困，并成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
新结构经济学不仅对社会现实做了理论的分析，而且它也是非常务实的理论框架。在第七章为了实践者们可以有效的将新结构理论转化为实际政策，提供了操作手册——“两轨六步法”。所谓的“两轨”是两条轨道：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GIFF）。增长甄别是因势利导的前提，即根据一个比较优势寻找出具有良好前景和潜在竞争力的产业。增长甄别对于形成产业集群、降低交易成本影响关键，林毅夫以新加坡和爱尔兰的成功案例证明这一点。例如爱尔兰在20世纪80年代前还是“欧洲乞丐”，80年代后开始集中发展电子、医药、软件和化工等产业后，引入美、英、德等国外商投资，吸引顶级电子商务公司落户，爱尔兰一跃成为西欧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以及东欧移民的目的地。林毅夫将增长甄别形象地表述为“瞄准了再打”。增长甄别是企业的事，也是政府的事。一个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离不开政策支持，离不开基础设置的改善。这就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政府的因势利导主要升级落后的基础设施，使之与新的发展阶段相应，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减少发展受到的约束。
“六步法”主要包括这六个步骤：第一步，选择正确的目标；第二步，消除约束；第三部，引诱与吸引全球投资者；第四步，壮大自我发现的规模；第五步，工业园的力量与奇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林毅夫看来，第一步选择正确的目标是最为关键的原则，这一原则并不是空谈口号，它有具体的比照参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在那些有着相似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大约高于本国100%的快速增长国家内识别出一系列动态增长的贸易产品及服务，并且它们在该国已经生产了大约20年”。这是后发国家的优势，因为如果一国在长时间内拥有高增长，意味着该国资本积累增长，工资水平会上升，就会丧失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具有类似相似禀赋结构的且工资较低的国家就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超越先发国家。后发国家的政府在甄别出这一优势后，就应该“优先发展那些已具有国内私营企业自发进入的产业，并去发现是什么阻碍了其产品质量的升级和规模的扩大，以及限制其他私营企业进入该领域以形成集群的障碍。” 政策制定者进入到第三步致力于吸引其正在效仿的国家的外商投资，引进资本同时引进技术，第四步对优先发现并进入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以支持扩大规模的方式进行奖励。在林毅夫看来，建设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和商业环境不友好的问题，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创造经济奇迹。最后要对那些优先发现并进入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进行补偿，因为这些企业贡献了具有非竞争性的公共知识，以成功或失败的经验给后来者提供了产业信息，用经济学术语表述是“对其他企业形成了信息外部性”，且由于后发国家难以像发达国家授予先驱企业专利权，所以对企业进行一段时间的经济奖励是可取的。林毅夫认为甄别出那些具有良好增长前景和潜在竞争力的产业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将发展经济学的前两次思潮用中国传统教育来比喻。我们基本都有这样的经历，从小就活在和“别人家的孩子”相比较的阴影中，父母每天都在提醒着你“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出色，怎样好，但只字不提你的优点。工作后继续羡慕别人，关注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只想着当别人，而忽视了做自己。传统教育就是在弥补自己身上的不足，而不是寻找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传统发展经济学也是“以别人为参照系”。
“两轨六步法”从操作层面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途径，且政府在这一实践中具有主导性作用，虽然有些企业会率先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产业的集群效应和国际竞争力还是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需要政府的基础设置改善和资金鼓励。
三、政府的作用——要因势利导，但不能毫无作为
与旧结构学说相比，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的作用，并试图总结出一套通用的政府干预原则。 林毅夫倡导的学说与旧结构经济学一样认识到了企业家无法独力克服的经济发展障碍的重要性。但与旧结构经济学相反的是，他提到了利用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性。除了维护市场充分竞争外，政府也必须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的协调和外表性补偿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必须因势利导；另外，也不能毫无作为，如果政府不能对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协调作用，升级的速度会很慢，或干脆不发生。
四、肩负的使命与责任，位卑未敢忘忧国
在书中的前沿部分，林毅夫写道：自我童年开始，我人生的追求就是帮助各国实现持续的动态增长以消除贫困和实现繁荣。在阅读这本书时也充分地感受到林毅夫作为一名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个人应该像李冰一样，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热土做一些促进繁荣、惠及千秋万代之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像王阳明一样，拥有独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这些努力为人生目标赋予了良好的含义。
最后引用北大教授陈瑞华的一句话“把西方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也成不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最多只能是教授而已。现在发现，立足于本土的改革实践，中国学者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林毅夫的理论给予了世界上贫穷地区的人们一种鼓舞人心的信念：每个国家都埋藏着繁荣的种子，只要能寻找到解决目前复杂困难的办法，希望就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