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作用的再思考
高瑞(Francis Gurry) ，1951年5月生于澳大利亚，为第四届和现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并同时担任国际保护植物多样性联合会 (UPOV)的秘书长。2013年8月22 日，高瑞先生在墨尔本大学法学院作了题为“知识产权作用的再思考”的演讲，面对快速变化的全球化世界，试图重新定义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视频观看地址（http://v.umelook.com/channel/11863/?m=Video&vid=273646）。笔者简要摘编其演讲的核心观点与精华内容，供知识产权同仁参阅，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高瑞先生首先回顾了对知识产权的传统解释，阐明知识产权制度诞生的主要理由，包括知识和信息具有非竞争的性质，在生产时属于私人性物品，在消费时却是公共性物品，所以为刺激创造需要给知识的创造者一个排他的权利，包括了专利、版权等多种权利形式。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理由，如为了避免传统技艺的流失，改变技术通过私授方式代代相传，就需要向社会公开技术，也要给予保护，专利制度建立了最完整的人类技术的记载体系等等，这些传统的解释依然有效。
一、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的三大环境转变
接着，高瑞先生描述了影响知识产权制度的三大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创造财富的核心由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知识资本崛起并成为经济竞争的焦点，创新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财富500强企业的资产构成中，1978年为有形资产95%，无形资产仅占5%，但到了2010年，有形资产降低到20%，而无形资产则提高到80%。这代表了企业投资的趋势，企业竞争优势也体现在知识资本上，尤其是体现在技术、设计等创新方面。另外，美国商务部报告估算，2010年美国知识产权密集产业增加值的直接贡献为5.06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34.8%，为美国提供了2710万个工作机会，占全部就业的比例为18.8%。同时，也带动了全球知识产权需求的不断增加，1995-2011年，全球专利申请由105万件上升到214万件，商标申请从200万件上升到420万件，设计申请由24.5万件上升到77.5万件。
第二个转变是，伴随着经济重心、技术重心的转变，地缘政治重心由西方转向东方。可用研发投资、科学论文产出、PCT等指标来说明知识与技术生产方面的地缘政治转变。在作为知识生产的主要投入指标之一的研发投资，中国已经进入全球研发第二大投资国，日本位列第三，亚洲国家的研发投资从1999年占全球的24%上升到2009年的32%；在科学论文产出数量方面，亚洲国家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增速大大高于西方成熟国家；在PCT专利方面，中日韩三国1994年仅仅占全部PCT专利申请的7.6%，但到2012年，已经上升到38%。
第三个转变是，伴随着互联网以及新近社交媒体的崛起，社会政治力量不断发生分化，政治权力由国家转向非国家。互联网已经打破了国家对信息的垄断，制定政策的权威性受到挑战，获得知识与信息、各种不同目的使用知识的能力也随之发生改变。这方面发生转变的例子甚多，例如，2012年1月18日，发生了影响很大的抗议美国通过SOPA、PIPA等知识产权法案的联合行动，闹得沸沸扬扬。
面对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全球化新世界，传统的知识产权根基虽未动摇或不至于失效，但要认识到知识产权的使命变得更大也更为复杂，因此需要赋予知识产权新的功能。
二、赋予知识产权三大新功能
高瑞先生阐述了新环境下，应当增加三大知识产权新功能或使命： 第一个新功能是，知识产权作为竞争行为调节器。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未来的竞争越来越聚焦于知识产权，创新成为竞争的战场，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了新的创新战略与规划，采取了许多措施。国与国，包括企业之间竞争不光彩的一面是间谍活动。知识产权成为竞争关注的中心，也导致知识产权的并购案大幅增加，不仅涉及专利的数量大，而且并购金额也很大。另外，频繁发生的诉讼战中，出现了专利流氓或非专利实施实体现象。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如何界定这种现象，也不知道技术市场的法律演化走向何处。对此，美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应对。
第二个附加的使命是，在竞争利益博弈中，知识产权作为找到平衡的一种机制。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知识居于中心位置，知识问题不再是简单是非问题，以知识为中心的各利益相关者相当复杂，需要寻求到利益平衡点。当谷歌计划把世界上所有的图书都数字化时，谷歌与出版人、作者之间的法律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新条件下，发明者与使用发明的人、分享经验的社会群体；知识生产中的投资者相对于分享知识好处的群体等，对所有涉及到的个人、企业、组织、政府的利益与公共领域、大众的利益之间，需要知识产权制度充当利益平衡机制。
第三个新的角色是，实际上是知识产权的一个新用途，就是作为融资的机制。这显然是源于经济中无形资产评估价值的增加。高瑞先生列举了国际奥委会出售转播权等例子。
三、新的形势下知识产权应当重点研讨的三大突出问题
高瑞先生提出，面对新的形势，需要突出关注三大主导性问题，他用了三个词来概括：第一个词是授权（entitlement）问题；第二个词是独占性(Appropriability)问题；第三个词是可用性（acce）问题。
一是，与授权（entitlement）相关的问题。涉及到所有权与控制权，即谁创造发明在先，或合法原创与非法模仿或复制之间的边界，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当前，这一问题受到更大挑战，有三个原因：第一，知识经济兴起带来的知识价值的提升。第二，间谍活动、恶意使用商业秘密和保密信息的增加（技术使以前不可能进行的间谍活动更加广泛了）。同时，国际范围的企业间高智力人才流动变得很普遍，虽然这不是间谍活动，但使企业的知识财产受到潜在威胁。所以，商业秘密、保密信息的保护变得更加重要，但目前状况不甚理想，少有共识和多边条款涉及。第三，竞争与合作的紧张关系增加。开放创新日益成为重要的创新行为模式时，知识产权可能是解决这种竞争与合作紧张关系的手段。 二是，与独占性(Appropriability)相关的问题。涉及哪些应当且能够成为知识财产权的主体。理论上知识产权的主体是清楚的，知识产权处理的就是新的、原创的、独有的，它仅仅保护先前不存在的东西。但在实际应用中又难以界定清楚，如科学与技术、发现与发明越来越难以区分，如基因的专利性问题、颜色是否能成为企业申请排他性权利的领域等。无论是立法机构（legislature）或是司法机关（judiciary）对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决策时，当与广大公众的意见不一致时，就会遇到失去社会信任的挑战。当出现高效而完美的模仿技术时，涉及独占性的问题又完全不同了，如在生物技术、数字技术领域，创制一种新药与技术公开后的仿制；创作生产一部电影与盗版之，事实是创造的成本极高，仿制或复制成本极低甚至没有，这些发展给知识产权带来极大挑战。
三是，与可用性（acce）相关的问题。可用性意味着生产可销售的商品，使技术能市场化，同时也带来获得这些知识产权的价格与不能获得之间的社会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不可能消失，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挑战在于如何精心组织好有理有据的公开讨论；对企业而言，挑战在于要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通过竞争并得到合理经济回报，另一方面管理好潜在的公众负面反应。
四、关于新的知识产权环境下的政策制订
最后，高瑞先生探讨了政策制定者应如何应对。
在新的知识产权情形下，政策制订者的挑战在于，对技术的快速变化产生的知识产权问题，快速得到相关答案。另外，国家层面、双边、多边的、区域的政策制订机构，如何相互适应？但现实是存在更多的机会主义，其危险有三个方面：一是在许多相互交叉的程序中仍旧沿用过去连贯性的政策；二是在涉及复杂的和多种利益的政策制订过程时产生的风险；三是政策应对的能力不能适应问题的广度深度。国际社会在达成一致性上的能力是有限的，而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日益增加，需要国际合作，并提供恰当的政策应对。
李春成编译自http://www.law.unimelb.edu.au/files/dmfile/dg_speech_melbourne_2013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