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中庸”的改革之道
——从维新变法的失败看制度的改革
谢子柔 16311158
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小至个人，大到国家，没有一个个体是不犯错的。过去正确的一些策略和措施，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也许就不再是正确的了。发展的路上需要不断修正路线，即需要不断改革，好使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发展道路适合世界的大势和国家的现实水平。然而改革需要恰当的方式和条件，过于激进的改革有时带来的后果恰恰矫枉过正，反误了发展。近代百年，中国自鸦片战争打开世纪变局之后就在不断改革以谋求发展，其中戊戌变法作为旧中国对于发展道路的一次重要探索，其内容和结果对我们当下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戊戌变法在后期支持者锐减？看似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举措又为什么在当时难以真正实行？我们现在仍处在不断改革的阶段，我们又会不会犯一样的错误？读完《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中作者关于这段历史的思考后，我认为，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主观上的策略问题，仅仅凭着一腔热血而缺乏对于实际力量的考量。正义需要权力的支持，与其完全撇开当时的所谓“改革对立面”的当权者激进改革，不如借助当权者的力量，寻求折中的策略以防止改革的夭折。这种折中不偏激的改革方式，便符合了古来的中庸之道。
在分析上述观点之前，我需要解释清楚一点，对于改革的成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人和。所谓人和，包含民众的接受能力、改革者的领导力以及改革者和当权者的关系。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决定历史走向的最终是人的态度。尽管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内外客观不利因素，但如果改革者可以看到这些或明或暗的不利条件，并制定出相关的策略，那么改革依旧是有可能成功的。对比来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国内割据四分五裂，国外又有列强欺压，就客观条件而言，他们并不比我们强；可是日本却凭着比我们更强地接受外来思想的能力，更高的国民素质而赢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由此可见，人和对于改革的重要。
柔性的改革着重要处理一点就是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利益关系，维新变法的改革者缺乏对这方面的考虑。我个人认为这是变法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当下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最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历史上的改革派往往凭着自己内心的一腔热血而行事，或是如维新变法一般一股力量横冲直撞；或是如太平天国一般纠集无知民众作鸟兽群起而攻。改革派自以为新鲜生命，大多是不屑于和守旧派（既得利益代表者）有什么友好的接触的。这从《中国近代史》中所叙述的‘西太后对变法由开始的支持到后来的反对镇压’可见一斑。足可见在维新变法的短短几十天里，改革派并没有照顾好慈禧的情绪。
然而这种方式必然是难以成事的，在封建中国的末期，由于特殊的社会性质，国家的大部分力量掌握在旧政权的手中。维新派靠的是所谓的“正义”来发动的改革，却不知道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正义”如果缺乏了“权力”的支撑，也是难以施展的。
维新变法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包括了除旧、裁官、裁军、废八股等措施。裁官裁军使得很多的旧派官员、军人丢掉了饭碗，这些人缺乏必须的生存技能，一旦被裁撤，他们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从而激发大范围在权者的不满，增加了反对势力。再说废八股，维新变法的前身是康梁领导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主要力量就是士人等需要通过科举考试、八股文来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废八股的确符合时代的潮流，却不符合人心。康梁的策略错误恰恰在于根本没有认清自己的力量来源，将可以支持自己的推远，将中间的摇摆势力推向反对方。在光绪帝的身上，这种问题在光绪帝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慈禧太后在放权之初明显表现出了不满，但是光绪帝没有照顾到她这种心态，反而态度强硬地与慈禧太后顶撞。慈禧太后从而越发感到自己的权力危机之大，这种危机感间接导致在变法的末期慈禧太后领导着其他的守旧派夺权，导致变法破产。
任何的改革都需要推动它的权力支持，在缺少实权的时候，更要采取相对柔和的方式来推进改革，而不是如维新变法一样，强硬地与之直面对抗。在这里我认为这个因素的重要性甚至胜于中学时期特别强调的经济因素。经济固然有其不相匹配的地方，但是改革的策略如果得当，是可以随着现有经济水平的发展而一点点改进的，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维新变法的激进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不利于中国的近代化的，这种激进导致了变法派最终被镇压的同时，给群众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慌和生活的混乱，更不利于近代化在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看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只是强调它对发展的未来道路的意义，更应当关注事件本身对当时人们的影响。维新变法毋庸置疑地促进了历史地发展，但对当时地群众而言，更多地是带来了混乱和不适。这种不适，使先前抱着观望和试探态度的势力集团也会转为千方百计阻挠改革。改革更容易陷入一种困境。
改革必须要有要一定的思想基础，这是最需要结合的实际情况。一方面领导人自身要在改革发起之前对改革要有全局设计。维新变法在103天内颁布了百余条改革措施，显然是缺乏对改革的系统全面设计的，而且是受到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支配的，这样混乱的变法最后失败似乎也是意料之中了。当然，考虑到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和当时类似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者救亡的迫切，我们对他们有失慎重的举动不能加以苛责，可是促成改革成功的不是情绪，而是思想。康有为在这方面自然有一种值得我们钦佩的实验精神，但是他又太过于理想主义，他将改革的触角伸向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只是简单粗暴的把所有的改革的措施一次性交给了民众，但没有考虑到实际进行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阻力和民众的接受能力。维新变法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改革应该是实效和理想的结合。设想若是维新变法的提倡者们在颁布那些全国性法条之前，先以思想宣传来提倡之，待群众对新思想，新法令有一定了解，真实感受到新法的好处后再。正式推行，兴许会有更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改革也需要民众的思想有一定的基础，这基础既包括民众在改革前对改革的接受能力如何；也包括了改革的思想有没有很好的被民众所理解，可信维新变法在这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中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当时的民众只经历了着重于器物改革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开化程度的确还很低。这里我想将维新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一点比较来说明维新变法的失败之处。众所周知, 江户幕府时代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但是长崎始终是对外开放的窗口, 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商人不断来此进行贸易活动, 促使了“兰学”在日本的传播。特别是到了19 世纪以后, 幕府及各藩已开始派遣官员出洋考察。例如, 福泽谕吉就曾三度游历欧美各国, 归而撰写《西洋事情》、《世界国尽) 等书, 广泛介绍了欧美近代政治、文化教育等情况, 推动了“兰学”向“洋学”的全面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本启蒙思想。（引自田正平《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改革考察》）而我们国家当时由于一直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央集权制度，西洋文化特别是其中关于制度建设自由思想的传播在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不甚发达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无论颁布什么样的政令，民众都难以理解其精髓。历史终归是人的历史，而当一个政令都得不到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理解时，又何谈政令的广泛接受？我们改革的进度快于日本的明知维新，改革的社会思想基础又不如日本社会，我们的维新变法自然难以成事。
“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的主张并没有被很好的理解，与他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做得不到位有一定关系。”（选自中国近代史）。可见民众乃至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他改革的短暂拥护都有一定的盲目性，中国的确太缺少一个站出来提出改革措施的人了，一旦有了便来不及弄清其主张的本质重点，就开始支持。然而这样的支持是缺乏根基的，容易在改革受到反对或者是挫折时就倒向反方。维新派在早期本来的支持者就不是很多，在后来改革快速推进的路上由于损害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而又少了不少，变法改革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
封建政府长期执行的愚民政策导致普通民众对新事物较小的接受力，而维新派又没有能给出好的宣传或者教育政策来弥补这一点，足可见柔性改革需要结合实际以及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针对性方案。
百年前的中国在近代化的路上耽误了太多，中国不乏改革，但不是如洋务运动一般畏缩不前就是由于激进而导致了矫枉过正，改革一次次的夭折使国家在近代化的路上踌躇不前，有一句俗谚说的好“不怕慢，就怕站。”我们宁愿要一种缓慢而稳定持续地改革，也不要激进但是却短暂矛盾地改革。这就是所谓地中庸之道。 我们不能过分苛责古人有今人地眼光，我们的经验与教训毕竟是在看了前人太多的失败或是成功之后才总结出来的。也许当我们身处当时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并不能比他们做的更好。比起批评旧人，更加有意义的永远是找到其中新人可以借鉴的做法。历史已经过去，今天的我们是否同样站在一个如百年前那样的转折点或者是比百年前更加重要的转折点上，只有我们之后的人对我们的行为作出评判时我们才能清楚。改革在继续，假如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对我们今天做的一切作出评价时，可以说我们没有再犯我们的前人所犯的错误，没有“使后人而复哀后人”，那么前人的历史，才算是有了应有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