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不存在中国式的
工业革命
读《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之后
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历史学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在其学习与任教期间曾两次来华，第一次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二次则是作为美国的“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在他退休多年后的1986年，《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出版了，此时，《剑桥中国史》各卷已开始在中国陆续出版。
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作者以自己的视角，对中国自1800年以后的185年作了一些概述与分析。书中的观点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作者从极客观的视角审视了中国近代——包括政治方面与社会方面——的变迁与转化。
该书虽然写的是“中国革命”，但是其出发点却不在“虎门销烟”，而是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交接，清朝鼎盛进入尾声，同样是欧洲中国风热潮渐渐淡去进而出现批评的1800年。此时的清朝已开始有了衰败的现象，政治日益腐败，而川楚教乱闹得正热，政局动荡不安；而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不少农民失去了工作，在广大的土地上游荡，社会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民变屡发不止，嘉庆皇帝内除和珅等贪官，又付出了巨大代价镇住了白莲教等民间组织团体的变乱，却还是未能解决弊端，继续重农抑商，进一步加固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而对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无所知。
这样的中国，面对从西方世界传来的思想与体制似乎产生了极大的免疫力。英国几次无法打开中国的正统市场，而走私鸦片的数量与其所获的利润却又高得惊人，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让他们摸不着头脑。而摸不着头脑的不只是外国人，中国人此时也陷在毫无头绪的混乱之中，统治者难以控制局面，平民百姓被压迫到了极点，人人都被禁锢着无法自拔，更谈不上对外来的一切消化或被消化。
反过来看，虽然场面如此不堪，但是当时的中国有着高水平的技术与资源，足以引发一次“属于中国的工业革命”，以使其足以与欧洲当时的工业革命相匹敌；而稳固的生产结构与大量的水陆运输使得中国当时的商业处于一种增长的形势。本书中将此时的中国比作一个人体，“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一个稳固国家的能力”。
但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笔者个人看来，起码它们没有真正地应用到中国并在中国现象化。这也是笔者在本文中的主要问题，即为何中国无法产生工业革命。
关键词：工业革命 封建社会 吏治 科举制度
首先从工业革命开始
何为工业革命？百度百科上给出的注释是这样的：“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通常认为它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
而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乾隆皇帝刚平定了天山，设下伊犁将军，巩固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也巩固了中国的大一统，就如同历朝历代一样。乾隆不知道远方的英国正在发生着什么，他要做的就是巩固眼下的大清朝的统治以及其统治下的中国，而天下一统的观念从来都没有变过，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中国以及附近大大小小的藩属国来说，天下就是这么大一块地。而中国的文化一直有很强的包容力：当汉人的王朝征服了其他民族的国家或部落，这些国家或部落被要求向汉人的王朝进贡以示忠心，同时汉人给他们汉人的礼物，这些礼物里饱含的汉文化，最终会渗透入其他国家或部落的生活中；而当外来民族征服了中国时，他们也得放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学习汉人的文化，然后用汉人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所以当马嘎尔尼被逼迫叩头下跪时，马嘎尔尼与清朝大臣脑子里转悠的东西也是截然不同的。
回到工业革命来看，若把工业革命称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话，那么当时的中国就跟工业革命一点也沾不上边了，首先没有资本主义，其次没有工业化。此时的中国小农经济为主体，男耕女织几乎是每个农民家庭的固定模式，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模范。而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几乎就跟生产力画上了等号，一家生上几个孩子，只要保得住，再多都是不为过的。但是乡村土地兼并的严重化，让不少农民无地可耕，倘若向地主租地，沉重的田税又使他们难以翻身。换做是商人们，当时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一再重农抑商，平民中想靠做生意发家简直是天马行空。资本主义在当时的社会连个苗头都没有，更不用谈及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欧洲式工业革命”了。
而反观工业方面，早在明崇祯时期就有《天工开物》一书，书中记载了大量农业与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可见中国的技术在当时也是相当先进的。可是相对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中国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出现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生产的制造工业。其实这些技术早在十八世纪时中国就有机会接触并学习了，可是自大的封建统治者们甚至瞥一眼便不愿继续细看了，他们或许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便是治理国家，解决当时混乱的场面。这也可能是膨胀的文化自信感在作怪，让当时的上层人士大多被限制了眼界，看不见远方的天翻地覆。
吏治的腐败
谈及吏治，就不得不涉及到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使得世家大族垄断仕途官位的局面被打破，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有机会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升官发财。可是，这样严格的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熏染下，也成了腐败的场所之一。在书中，作者用了“不可避免”来形容科举考试制度对某些人偏袒的现象。而当普通人难以通过正当手段与之抗衡时，舞弊的手法便滋生了出来，这便使得原本先进的体系被搅成了一团。
作者在书中有这么一段陈述：“......即中国旧社会是依身份高低或主从关系而组成的。......结果一个青年，当处于依赖地位时，就被训练成一种附庸角色，一旦处于权威地位则摆出权威角色的样子来。”儒家的五常关系中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这五种关系中除了朋友，在当时的社会下都是上下关系的结构，而在对后代的教育中，这种上下关系被强调，其中的权威观念也被扩大，这让每一个在当时称得上有教养的中国人都种入依附与权威的种子。
“上级的典型作风是独断专行。”作者用这句话形容当时的官场作风，而这样的上级是不需要有体力劳动的，他们的工作重心在做人上，能支配好下级，从而让他的决策能得到坚决执行，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上级。
反之，下级要做的就是坚决执行上级的决策，从而获得上级的信任，进而能得到更多的奖赏。要取得上级的信任，这就要求下级不能对上级加以批评，以免上级的权威受到损害。
由此看来，腐败似乎原本就已铸进了中国的吏治之中，进而也与各个朝代最后都躲不开吏治腐败的规律暗暗吻合。如此一来，工业革命的可能性也似乎被抹杀了，因为上层的人对此无动于衷，下层的人也难以产生自下而上的力量，而平民百姓也没有能力去实现。
不仅如此，腐败的统治必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升官发财”是当时不少人心中的梦想，“升官”与“发财”被牢牢捆绑在了一起。可当时统治者的经济来源与现在的中国政府不尽相同，虽然当时税收为清王朝的主要收入，但是税收的内容却以田赋为主，这意味着，光靠领工资，官员想过上物质无欠缺的生活是有难度的。这样一来，对人民的搜刮便成了最快捷的手段，作者在书中便这么描述：“但是它也意味着在艰难时期皇帝及其官吏之间，国家与官僚机构之间展开一种争夺，看谁能从人民手中搜刮得多些。”
不过并非每个官僚都需要想方设法地去搜刮民众。和珅便是贪官中再成功不过的典范，光“富可敌国”一点就让他成为中国史上的头号贪官。他手握大权，这时钱路便不是来自于百姓了，而是来自于手下的官僚——品级低的官员想要提拔，或有私事要解决总要借助上级的力量来加大成功率，此时，巴结上级便是少不了的事。如此一来，上品官僚蒙骗皇帝，下品官僚巴结上司，百姓受恶官欺凌，皇帝又缺钱办事，赋税高高在上，最终必然免不了一番变乱。
弊端难以解决，也使得统治者无暇顾及新的思想与技术；体制与体系在这时已经顽固到了巅峰，又无法立刻颠覆重新再来；大量无业流民横行，社会治安难以维持，民众情绪堆积成山。一切都催促着人们解决眼前的事情，但这件事情与西方的资产阶级急需一个新社会不同，需要新社会的是当时中国土地上广大的农民群体——这也使得浩浩荡荡的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封建制国家，而后来的《资政新篇》也在天国的衰弱后难以得到实行，原本志在必得的农民起义最终惨烈地失败了。
结语
于笔者看来，“中国化的工业革命”是一种及其荒谬的说法，并非想到去做也做不了，而是压根没想过去做——如此多的农民起义，结果都是在建立一个所谓更先进的封建社会；洋务运动虽然影响如此深刻，却依然是属于一个封建王朝的“自救”、“自强”运动；“五四运动”后的实业救国论却否定采取革命手段改变落后生产关系的必要性，而当时只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大量的因素催生了中国当时的局面，这绝非本文能分析到精确之处的。但笔者肯定的是，“中国化的工业革命”没有出现并非它错过了什么，而是它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涉猎之浅，实难启齿，故只作数字滥竽充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