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
（一）中日关系隔绝时期（1949—1952）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日本，日本的外交深受美国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冷战政策，美国加紧对日本的控制。美国通过停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改造、操纵签署《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和《日台和约》使得日本不能和中国正常邦交，两国几乎没有交往。停止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使得日本右翼日后重返政坛，给中日关系添加阴影：《旧金山和约》使得中日和谈迟迟不能进行：《日美安保条约》使得日本不迫切恢复与华邦交；《日台和约》使得中日建交多了一个障碍。这些因素最终使日本和中国没有邦交往来。
尽管如此，中日双方内部出现渴求交往的声音。1949年日本民间建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中日贸易会”，之后在1950年10月1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这四个组织合称“中日关系四团体”。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计前嫌，积极回应。这一切为将来的友好交往打下基础。
（二）民间交往时期（50年代）
这一时期中日交往只局限于民间交往，而官方的活动仅仅是表示肯定，并没有介入民间交往。上述的活动尽管是民间行为，却引起很大反响。考虑到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日本右翼内阁的阻挠，两国邦交正常化还不能一下子完成，所以周恩来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路线，即先通过民间交往过渡到半官半民交往，最后通过官方谈判建立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日后中日邦交恢复的发展就是按这一外交思路进行的。
1952年5月，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前参议院议员帆足计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访问中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参加促进中日贸易的谈判。同年6月双方签订第一个民间《中日贸易协定》。该协议打破了中日之间的坚冰，开始了中日交往。三位议员回到日本后，通过做访华报告的形式传达渴望中日友好交往的愿望，这事件开始了中日民间交往。之后官方也表示肯定，1959年石桥湛山首相访华这一事件可以说明官方对中日友好交往表示肯定。一系列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协定的签订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是前甲级战犯岸信介上台后，中日关系跌入低谷。比如，根据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日双方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但遭到岸信介百般阻挠，迫使通商代表由正式改为非正式。1958年四五月间，“长崎国旗事件”中岸信介的舆论激起中国人民愤怒。5月11日，中国政府宣布断绝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下一任内阁池田勇人内阁是在各方势力对岸信介内阁日益不满，最后使之倒台的前提下上来的，所以池田勇人有意修好中日关系。1962年受池田内阁重任的松村谦三访问中国，和周恩来会谈。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了“政经不可分”原则、“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双方确认“应该采取渐进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双方就贸易问题达成四个原则事项：以货易货、综合贸易、延期付款、长期合同（以5年为一个期限），这个就是日后“备忘录贸易”的起源。
松村访华之后就是高崎达之助率领的日本实业界代表访华。根据之前的周恩来和松村商定的协定，高碕达之助与廖承志在11月9日签署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备忘录》，这便是著名的《廖·高碕贸易备忘录》，简称“LT 贸易”（取廖、高碕英文第一个字母）。由于“备忘录贸易”是一种长期的综合性的“民间形式、官方认同”的特殊贸易形式，因此其诞生标志着中日交往的形式由民间交往、官方肯定到民间交往、官方介入。
（三）民间交往、官方介入时期（60年代）
此时中日交往的特点是民间交往，官方介入。为履行LT备忘录贸易协议，中日双方分别成立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后又分别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负责处理各自的备忘录贸易事宜。前者直属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后者直属于日本通产省。“从上述备忘录的内容和两个办事处的性质不难看出，这种‘备忘录贸易’实际上是由民间人士出面、两国政府做后盾的半官半民性质的特殊贸易”。
此后民间交往进一步发展。1962 年12月27日，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与到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于签署《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双方确认：在两国已经开始长期综合“备忘录贸易” 的情况下，“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贸易今后仍然是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双方在体育、学术、艺术、宗教等方面开展积极交往。池田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可逆转，因为池田内阁时期中日交往进入了有官方参与的时期，如上述的办事处。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实际上，中日关系正常化这条轨道，在池田政府时期就铺设好了。”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上台，采取饱受政策，又给中日关系添加阴影。其一，他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干涉中国内政。在佐藤政府的怂恿下，日本右翼分子到廖承志驻东京联络处门前挑衅，叫嚷“台湾不是中国的”等口号。其二，阻挠中日往来。佐藤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入境。其三，勾结美国，阻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正当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要恢复之时，佐藤政府勾结美国提出所谓的修正案，阻挠联合国驱除台湾国民党政权代表的行动。 对此中国政府表示批评。佐藤执政末期，因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受到巨大冲击。美国事先未通告日本便改变对华政策，使佐藤及日本政府不知所措，乱了手脚。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刚离开中国，佐藤荣作便派人给中国捎信，要求亲自访华。但立即被中方周恩来总理拒绝，中方说佐藤荣作说话不算数，中国不以他为谈判对手。再加上前一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越来越有基础。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70年代)
这时期中日双方开始关于邦交正常的官方谈判。其成果是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