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 王芸生
前言
从书本上看历史，总不免把历史与现实脱离开，我常试想把自己放到当时的历史事件中思考，以思考当代政治的方法，思考历史，也许能有新的感悟。也许这也可以称为是“现实历史观”。
史前、封建和三大帝国
我读得最多的历史书，就是黄仁宇、柏杨和内勒格鲁塞，他们都给我一个清晰的印象，那就是中国历史教课书里的狗皮主义历史观纪录的历史分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至于为什么称她们为狗屁，别人已经写过很多批驳的文章了。而我只想阐述一下自己的分层： 史前、封建、三大帝国。
无论是教科书里还是新华字典背后的历史年表，无不把三皇五帝这样的传说中的人物当作信使来用。究其原因，无非是要把自己的历史拉长，以便和埃及、巴比伦、古印度同列。可是作了四大文明古国又如何呢？能让自己感到骄傲？民主、宪政这些社会目标就能实现？除了体现出文宣机构的无耻以及现代中国人的自卑心理以外，毫无用处。
关于中国人的由来，历来有很多说法。根据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试想一下当年的情况，也许能有所领悟。
黄河流域的部族尚处于群龙无首，或者仅在地区间有所联系，在农业革命完成之后，耕地和水源灌溉成为社会第一资源。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性格应该就是从这里形成的。
农业和狩猎以及畜牧的第一大区别，就是并不以体力和勇敢为先，而以经验为先。
第二大区别是，农业需要整合集体力量和社会资源，而狩猎畜牧则更多是个人行为。 有人也许会说，狩猎和畜牧也需经验，也要集体作业。然而比较来看，狩猎和畜牧积累的经验较之农业之选择适当时机垦荒、播种、灌溉、收割，要简单的多。而后面四者不仅需要以前的经验积累，更需要对当前时间的掌控，不仅要勤劳更需要有人带头指挥，集体作业。而这种集体作业的领导者只能由年老者掌控，可以想象更早年代的原始部落组织集体活动相当困难，于是产生了精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这种崇拜有利于不足全体成员集中在祭司和部族领袖领袖周围，从而形成社会组织。而中国的农业革命完成以后，部族领袖在神权庇佑下，不必依靠过人的蛮力和勇武形成威信，只要凭借经验带给全族人丰腴的食物，便能证明神的眷佑，而大的灾变则成为厄运的象征。于是几千年以来，大的灾变，旱涝往往成为统治者失去天下的象征。
有人说中国人的性格就是小农的性格这种说法应该是很近时代的。不过农业社会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祖先崇拜这样东西，让他时时刻刻不能远离轨道农业形成基础 商业造就国家
全民劳作的部族和部族间的交流有可能是产生最初商业活动的起因。因为商业可能导致强大部族的进一步壮大。一方面通过强大的人口、农业技术实力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另一方面强大部族抵抗灾害的能力更强，从而实现兼并。同时我们还不要忘记了，所有农业部落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个强大的敌人，北方的游牧民族。
这也许是中原民族的宿命把，注定子子孙孙都要面对牧民的掠夺。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大问题，中国历史中的永远“大反派”游牧民族，他们定期的入侵，中国、伊朗和东欧。近年来有资料表明，这些入侵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掠夺性，从中亚的游牧民族领地来看，从西伯利亚，到中国的长城，西到东欧草原，从空间上看这是一块不可能再大的土地了。遇到定居民族的坚固防御，他们不得不用血肉之躯，对抗城郭和各种新式武器。如果草木丰美的话，我想一定不会有人傻到，去那里劫掠。
但是他们还是经常光顾，那就只有一个解释，要么是草原经济的承载力达到了极限，要么草原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回想一下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难道不也像类似？要么农村经济破产，大规模民变，要么中央经济破产，横征暴敛填补亏空导致民变，或者遇到天灾，中央抚恤不利民变。因此我们必须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放在同等道德位置上以后，才能看清楚农耕民族的历史。 在定期的侵略中，坚守下来保持不败的，更能得到其他部族的尊敬，从而有机会议保护者的身份，拥有一定数量的脱产战士，从农耕中分离出以后，这些战士或者说公务人员便能从事，税收，管理等一些列工作。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那些实力强劲的部落派出军队守护商品，以免被劫掠，从一地到另一地，最终成为职业商人。这些商人回家以后，修筑起更坚固的围墙，以至于修葺另对手恐惧的“城池”。
似乎中国的第二个朝代，已经缓缓朝我们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