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大剧院位于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西侧，总投资26.8838亿元人民币，设计师为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工程于2001年12月13日开工，立项及建设过程中曾因其投资巨大和设计方案合理性纷争而引起过巨大争议，并一度搁置。剧院最终于2007年9月建成，并于9月25日进行试演、投入使用。
对于国家大剧院的建成，民众的看法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认为大剧院雄伟壮观，是一项成功的建筑工程，也丰富了市民日常娱乐；另一种则认为大剧院花费过大，是一种形象工程。
国家大剧院中心建筑为独特的壳体造型，高46.68米，地下最深32.50米，周长达600余米。壳体表面由18398块钛金属板和1226多块超白玻璃巧妙拼接，营造出舞台帷幕徐徐拉开的视觉效果。壳体周围是面积达3.55万平方米的人工湖及由大片绿植组成的文化休闲广场，不仅美化了大剧院外部景观，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理念。
国家大剧院由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主持设计，设计方为法国巴黎机场公司。国家大剧院建筑屋面呈半椭圆形，由具有柔和的色调和光泽的钛金属覆盖，前后两侧有两个类似三角形的玻璃幕墙切面，整个建筑漂浮于人造水面之上，行人需从一条80米长的水下通道进入演出大厅。大剧院造型新颖、前卫，构思独特，是传统与现代、浪漫与现实的结合。国家大剧院庞大的椭圆外形在长安街上显得像个“天外来客”，与周遭环境的冲突让它显得十分抢眼。这座“城市中的剧院、剧院中的城市”计划以一颗献给新世纪的超越想象的“湖中明珠”的奇异姿态出现。
国家大剧院主体建筑由外部围护结构和内部歌剧院、音乐厅、剧场和公共大厅及配套用房组成。在地面层坐落着三幢建筑：歌剧院、音乐厅和剧场，它们由道路区分开，彼此以悬空走道相连，恍若在水面上的地面建筑是一个巨型壳体，覆盖、庇护、包围和照亮着所有的大厅和通道。建筑物在水面中的倒影构成了大剧院的外部景观。国家大剧院主体建筑外环绕人工湖，人工湖四周为大片绿地组成的文化休闲广场。人工湖面积达35500平方米，人工湖水深为40厘米，3.5万平方米整个水池分为22格，分格设计既便于检修，又能够节约用水，还有利于安全。每一格相对独立，但外观上保持了整体一致性。为了保证水池里的水“冬天不结冰，夏天不长藻”采用了一套称作“中央液态冷热源环境系统控制”的水循环系统。国家大剧院结构由三个功能区组成。北入口、地下车库；功能区包括歌剧院、戏剧院、音乐厅等；南入口、餐厅、机房等服务区。 世界最大穹顶
国家大剧院整个壳体钢结构重达6475吨，东西向长轴跨度212.2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穹顶。
北京最深建筑
国家大剧院地下最深处为-32.5米，相当于往地下挖了10层楼的深度，成为北京最深的建筑。
亚洲最大管风琴
音乐厅内的管风琴共有6500根发音管，是亚洲最大的管风琴，造价达3000万元。 安德鲁曾说“我想打破中国的传统，当你要去剧院，你就是想进入一块梦想之地”。安德鲁这样形容他的作品――巨大的半球仿佛一颗生命的种子。“中国国家大剧院要表达的，就是内在的活力，是在外部宁静笼罩下的内部生机。一个简单的‘蛋壳’，里面孕育着生命。这就是我的设计灵魂：外壳、生命和开放。” 自从竞标中把得头筹那一天起设计方案就没停止过争议。在造价、环保、环境的关系都曾是争议的焦点。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方案曾遭部分院士、建筑学家、建筑师的批评性意见。耗资巨大以及建筑设计的艺术形式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巨型壳体覆盖着四座剧场，从演出功能看毫无必要，导致很大的耗费；大面积的水池也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国家大剧院被北京居民昵称为“蛋壳”。国家大剧院这个方案可以说是最令人惊愕的作品之一。评委会在招标前提出三个原则：一看就是一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大剧院，一看就是**附近的大剧院，它这三个方面都不符合。据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胡绍学介绍，之所以选择现在的方案“求新的心态肯定是有的”“......从当时搜集上来的所有方案来看实际上还是追求新颖”。其外表形状与附近的故宫以及毗邻的人民大会堂建筑风格‘不协调’也是人们争论、批评的焦点，被认为舍“传统”而取“现代”之争。另外北京风沙尘土大，大圆弧建筑又难于清扫。
多名学者反对兴建国家大剧院
何祚庥、吴良镛等四十九名大陆著名两院院士日前联名反对目前正在北京兴建、耗资庞大的中国国家大剧院，认为这项工程存在许多严重不科学、不合理的设计。
据《中国时报》报导，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在毛泽东死后，政府在**广场中间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当时虽然很多人认为这项工程会破坏**广场的完整性，但并未有人公开敢提出反对意见。此次，这些大陆优秀学者公开反对，显示大陆社会较以前进步，也可以看出该项工程有许多严重弊端。
这项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边的巨大工程，今年四月一日已经开始动工，由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他曾经设计过上海浦东、开罗等机场，原先设计占地十七万平方米，后扩充为二十六万平方米，耗资四十五亿人民币。
据这批科学家、工程家所撰写的联名意见指出，该剧院比原先超出一倍半以上，造价高昂，座位反而减少三百座。
这些大陆专家认为，安德鲁方案在功能上是
二、三流，尚不如上海大剧院好用，而造价却是「超一流」的，花费钜资建造，且又不符合实际，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即只管外形不管功能和经济。
由于安德鲁设计的剧院十分现代化，但却坐落在故宫、中南海等中国文明古都的中心，北京许多专家都认为，这会破坏了北京古都的丰采和整体感觉。
北京一些著名工程专家多认为，由于造价过高，将来票价一定很高，无法造福一般民众，而且北京剧院已经够多了，这项工程并不符合成本效益。
其实，追根溯源，从梁思成时代开始，清华的学者们就不希望在老北京的城墙里修任何“现代”的建筑，可结果呢？所以，既然城墙早都拆光了，而且中南海、东单、西单、王府井都已被现代文明所蚕食，整体感早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的院士们又何必在意区区一个国家剧院？如果是舍不得那四十五亿元人民币，那好，可省下这钱又会被填进谁的腰包呢？ 我们的院士们，你们实在是太善良了，还是踏下心来好好地搞你们的科学研究吧！
我个人倒是觉得，新的国家剧院，声音一定要好，那怕是少几百个座位。如果要座位多，东边的人民大会堂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文／何祚庥) 粱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上有一定成绩。然而，他近年来所鼓吹的中国建筑的方向却有着严重的错误。
梁思成颠倒了建筑学中“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粱思成的第一个错误是不适当地、片面地强调了建筑的艺术性，颠倒了建筑学中美观和适用、经济的正确关系。 粱思成第二方面的错误，是在建筑形式上的复古主义，近年来，梁思成曾经积极提倡“民族形式”。可惜的是。在粱思成的理解中，竟把“民族形式”看成是和现实生活内容无关、不随生活发展的一成不变的范畴，把合乎今天中国人民需要的民族形式和中国古代的宫殿、庙宇等建筑形式等量齐观起来。
在谈到粱思成的复古主义主张时，还必须提出他对待古代建筑的态度。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更是站在一种保守的立场。当然，我们对待古代建筑，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而是应当采取保护的方针的。这是因为古代建筑都是出自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我们保护古代建筑，是为了尊重古代人民的智慧，尊重历史的发展，并且作为后人的一种研究和学习的资料。然而，我们不是为保护而保护，不是把古代的落后而腐朽的东西，都要当作民族珍宝来看待；也不是对于所有的古代建筑，不论其历史价值如何，不论其今天是否妨碍了人民生活，都要一律加以保护。可是梁思成在对待古代建筑的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无原则、无批判的歌颂的态度。并且主张实行一律加以保护的方针。即以北京城来说，北京城当然是我国古代都市的“无比杰作”，由南而北，一根中轴线，长达八公里，贯穿全城。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创造。然而，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粱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当然，我门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要求古人，不能过分地去苛责那些由于受到历史条件限制所造成的古代都市中的一些缺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意粱思成的这种论断，所谓北京过去“曾很好的为封建时代服务，今天它仍然能很好的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生活服务，并还可以再作社会主义时代的都城，毫不阻碍一切有利的发展”（《新观察》第＝卷第
七、八期）。 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原载《学习》杂志一九五五年第十期）。
看来，年轻时都反叛，到老了都尊重传统？何院士现在的呼吁我是支持的。中国就是容易这样，宝贵的东西不再，才开始惋惜。
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话题，让我想起了现在正在喊起来的“南水北调”。还想起了开掘武则天墓，以及曾一度轰轰烈烈的三峡工程。中国从来就不缺所谓勇气与斗志，缺的是科学与审慎。贝聿名在罗浮宫内充满现代感的金字塔设计， 之前也倍受争议，但事实上的效果证实了这是一个非凡的构思。悉尼歌剧院在建筑专业领域里没有几个叫好的，印象里清华的建筑学老师谁提到它都要“骂”上几句。就使用功能和造价而言，悉尼歌剧院可说是近代最失败的建筑，然而它现在却是这个星球上最著名的建筑！
贝聿名设计的在罗浮宫内充满现代感的金字塔也罢，悉尼歌剧院也罢，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把它们称为特例？是不是每一个在设计建造过程中遭受争议的建筑作品后来都成了传世佳作？我看不但未必，而且比例还很小。那么我们在冒这个险之前是不是应该更加慎重一点？我个人也不是说就完全赞同那些院士们的批评意见，而是说在开土动工之前多听一点各方面的意见，综合以下，最主要的是要论证一下各种意见的合理性。你说它造价高昂，那么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国际上最优秀的大剧院它们的功能造价比是个什么水平？国家大剧院是什么水平？你说它少了三百个座，那么它少这三百个座的原因是什么？有与没有这三百个座分别会造成功能或者外观上的什么影响？权衡起来哪个更合理一些？
最起码我个人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信息都是二手的，从媒体上得到的。但是无论如何，科学的论证是需要的，相关的科学家，他们应该掌握一手的信息来做论证。有人提意见，我看总是好事，无论最后成功与否罢。在中国不缺乏这样的例子。当时三峡工程有多少专家反对啊，最后还不是说上就上了，结果呢？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几十个亿落在贪官的腰包当然不好，可是并不是说花这几十个亿随便造一座大剧院就行了。我们希望的是，在花这几十个亿的前提下，造出尽量好的大剧院，尽量取其最优化结果，难道不需要吗？
在中国，重要的是究竟谁说了算。北京设计院专家多吧，但陈稀同让他们加帽子，他们就乖乖地加帽子，又有谁公开站出来说不了？（据说那时北京院做方案从来不带屋顶，只是最后报批时临时抓一个现成的大屋顶套上去就成了。）
我为当代中国的建筑师们彻底感到悲哀。制度的缺陷彻底扼杀了他们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虽然改革开放给了他们无数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我们究竟看到了几个在艺术成就上超越北京火车站、中央美术馆等体验民族特色的建筑？甭说领导决策者，就是一个小小的不懂建筑学的甲方都可以随意左右他们的设计意图。 恶性循环的结果，造就出建筑设计领域的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深圳的帝王大厦是日本清水设计、施工的，北京西单的中国银行总部是请一个新加波建筑事物所（贝聿名儿子开的）设计的，上海大剧院、国家剧院都是法国人设计的。让外国人设计我们的建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保证建筑物百分百体现出设计人的艺术创作意图，因为我们的决策者们目前似乎还不敢对外国佬的方案横加指责。 如果国家剧院真的让国人自己来设计，其最终结果肯定是一个四不象的东东。
我不是学建筑的，也不懂悉尼歌剧院有什么好看。虽然悉尼歌剧院是非常有名的建筑，但似乎它并不是著名的歌剧院，在歌剧艺术方面也未必有什么崇高的地位。我们国家似乎更需要一个功能卓越的音乐厅而不是一个外观华丽的建筑物。象上海大剧院那样参观一下就要50元，音乐会票宁愿送给附庸风雅之徒也不肯降低票价，这样的东西对普及音乐艺术，提高人文水准真不知会有多少好处。如果花了几十亿都是请一些
三、四流的乐团唱主角，真是很不值，我感觉上海大剧院也是面子工程的成份居多。在文化建设方面往往更加突出了我们政府部门的无知和无能。北京在古典音乐方面应该比上海好许多，上海的什么海派文化就和城隍庙的小商品一样廉价。
作为工程师和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是巴黎机场事务所的主持人，自从发明了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模式以后，他使这个著名的事务所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法国国内，这位毕业于公路与桥梁工程学院的工程师也使自己赢得了圈内人的赞赏：先是被选入了法国建筑学会，然后又参加了1997年国家建筑大奖的评委，直到1996年成为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士。他拿下了一个又一个机场，虽给自己造就一个专长，但却是很狭隘的专长。除此，在德芳斯拱门的丹麦设计师奥托斯佩克森去世之后，是他接下来正在施工的工程，直至完工。
他同时也认为自己是平衡稳重和有文化的人，在1994年，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不是那种喜欢炫耀的人，我觉得语言、形式和材料应简练及节约，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我也相信空间和思想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反映出深沉和高尚，也可以反映出低下、卑微和肤浅＂(《世界报》94年1月11日)。他有时也显得很有激情：＂我认为保护一种文化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把它置于危险境地。＂这是他在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期间放出的话(《世界报》7月13日)。这话说出来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也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他赢了。他终于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这场匪夷所思的竞赛中取胜了(《世界报》8月17日)。然而法国是不是因此就可以为输出他的学问而感到高兴呢？如果这个方案确实表现了现代化建筑的优点又同时能促进中法文化及贸易沟通的话。那就当然了。有些人在方案通过后还正式表示了庆贺。 生意场上的交易 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首先，安德鲁的方案是在一种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选出的，早已谈不上什么竞标，纯粹成了某种交易的结果。其实，把近五十年当中世界各国各种类型的建筑都算在一起，这个方案可以说是最令人惊愕的作品之一，就像彼尔法库利在象牙海岸盖的亚蒙索克大教堂，就像被称作＂排污站＂的巴黎郊区布衣格总部大楼。后者是由美国人凯文罗斯和约翰克郎设计的一头巨型多脚机械动物。他们俩本是非常优秀的，在六三年设计过壮丽的纽约福特基金会大楼。这也是一个例子，说明曾经辉煌的人也有可能蜕变，沾染上铜臭。
保罗安德鲁如今是否也中了同一个邪了呢？他是不是拼命想从他那飞机场的过道里走出来，给自己添加一个纯文化的标签呢？是的，就是这样。从方案那可怜的灵感就可以看得出来。想法是很简单的：一个覆盖着钛的巨型斜圆透镜。(自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开始的一种时髦)，四周环绕着水，与戴高乐1号机场大楼被一圈降落跑道围在中央同出一辙，然后通过底下走廊与城市连接，仍像戴高乐机场一样。
为什么偏要做这么一个容纳四个剧场外加杂七杂八功能，建设面积达十多万平方米的巨型海蜇？是出于建筑和功能上的考虑吗？不是，这是一座独立的外壳，与里面要建的厅堂没有结构上的关系，也没有造型上的关系，人们尽可以在当中任意地盖一堆房间？况且，要把它们做成什么样，图纸在哪里等等至今还是一个谜。要一定说这层钛制硬壳下面会奇迹般地出现某一种美德，也有可能，否则为什么要准备破开一个有＂阴＂无＂阳＂的巨大缺口，让过路人可以大概地瞅一眼内部的风光呢？
安德鲁的笔就这样从天空走向了奶酪，之后呢？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至少从建筑角度再没的可说了。剩下就是工程师的事情了，还得是那些闭着眼干活不爱管闲事的工程师。再就是有关的企业，为了实现法国人的大面包，不知要为自己的技术捏多少把汗。难道还非得需要了解北京或者上过巴黎美术学院以后才能意识到这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大废物吗？
九月七日是星期二，前来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中国文化周＂的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吴良镛主任把两个模型赠送给了法国：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一个是孔子研究院，保罗安德鲁需要花时间去认真思考一下其中的含义了。
6月上旬，两院院士及108名知名建筑师、规划师及工程师(以下简称建筑界专家)，分别联名上书中央请求撤消法国建筑师安得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此后近一个月，两份上书都没任何批示，有些信息也逐渐地被新闻媒体知道。法国新闻社(AFP)华盛顿邮报，还有几乎所有的海外华人报导、港澳台的报纸都有报导，国内的媒体及网上也成为焦点新闻。批评最尖锐的是法国世界报。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为了一个国家级建筑设计方案，有这样多专家的联名建议书。我是114位建筑界专家中的积极响应人之一。今天我要把它综合报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强烈反对安得鲁的方案:
1、从大的空间组合功能上，安得鲁的设计是绝对的形式主义。
加拿大第一建筑大师Arthur ERICKSON大剧院评委及有三个院士头衔的加拿大大师Michael KIRKLAND还有国际权威性专业杂志《ARCHITECTURE REVIEW》的社论＂无法无天＂(OUTRAGE)都很尖锐地、正中要害地批评了安得鲁的设计。在前述两份上书中也都提到了。我不再多作重复。只写几句综合他们意见的评论：
(A)安得鲁本身是桥樑工程师，毕业于公路与桥樑工程学院的，以设计机场航站楼起家，从来没做过歌剧院。他自吹法国大革命200年的德方斯(大拱门式的)联邦大厦是他设计的。其实是丹麦建筑师奥托-斯佩克森竞赛中标后，大厦建造中不幸去世，由安得鲁的事务所接着画完施工图而已。所以，他将这四个剧院用一个大圆穹顶罩起来，这是所有错误的起源，一步错，步步错。房子里套房子，西方人叫＂屋中打伞＂，中国人＂叫作茧自缚＂(张开济大师说最形象的形容应是＂脱了裤子放屁＂)。
(B)由于上面这个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的圆穹顶，给自己限了高度所以只能向下挖掘-24m到-34m，因此，KIRKLAND说＂这种形式主义的设计在西方无论是政府或私营的业主都不会允许它实施。如果在中国钻了空子，万一不幸实现了，将是近代建筑史上最荒谬的大笑话，我们也可以烧掉所有的建筑系教科书了＂我的师傅、台湾第一大师王大闳(贝聿铭的同班同学)也来信评论说：＂„„这是一个极少见到违反常规功能的设计„„北京人或许会欢迎一些新颖的设计，但相信他们绝不会接受一个粗野和拙劣的作品。＂
2、从建筑师的基本教育上，安得鲁没有资格来设计如此宠大和复杂的国家大剧院： 安得鲁的大学基本教育是公路桥梁工程学院，西方建筑系教育、以及我在台湾上大学还有给王大闳先生当学徒时，都很重视一门学科《建筑环境心理学》，有几家大学是必修课(也有用《人类行为学》)我在加拿大WATERLOO大学教书时，也在设计课中指导学生研习此学科。安得鲁没有学过建筑师必备的一些基本功学科，如何能够HANDLE这么SOPHISTICATED多元并加文化功能，还有动线和活动变革的巨大建筑组群(BUILDING COMPLEX)。王大闳先生要我精读的一本英文论文是James FITCH《THE AESTHETICS OF FUNCTION》(美在于功能)。这本书对我一生建筑工作是重要的基础之一。此书的精华有三点：
(1)对生存环境的感官知觉为美学基础，因此，要将建筑的物质基础加上社会经验，还有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综合研究。
(2)最美的建筑艺术的三项先决条件是：(A)功能实际、紧凑和好用。(B)交通动线分功明确流畅。(C)基本结构和装饰的建筑造价符合项目的身份而得体。其实，这和周恩来总理说过的＂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情况下要美观＂的精神是相通的。 (3)行为记忆是从视觉判断建筑美的重要基础之一。
因此，如果我们用以上三个条件来检验安得鲁的设计方案。那就一条都不合格。 这个方案对于它本身生存环境就没弄清楚，因此，才像王大闳先生说的＂极其反常规与周围环境不协调＂，有了一个毫无用的大圆穹，浪费了那么多建材和空间，交通动线更是糟透了。只举两个例子：(A)在我们的行为记忆中。进入一个大型公共建筑物马上向下走只有四种情况：第一是到地铁站；第二是去人防；第三是陵墓；第四是去夜总会酒吧。而且从水中的玻璃的通道进一个建筑物只有水族馆的记忆。所以安得鲁最得意的入口，从行为学的逻辑看没有一条和歌剧院的功能或行为记忆相称。 (B)在行为记忆中、周围都是水的建筑物是中古世纪的欧洲古城堡，它象征了与城市和群众的隔离和弧立。而且在观众厅在地下-7-10m，相当于3-4层楼公寓。有紧急情况时尽管也有逃生之路，但要比一从地面直接逃生要慢好几倍的时间，紧急情况分秒必争。有时就差一分钟就得要人的命。
2、安得鲁对中国驻法大使狂妄无礼，就是污辱了中国人民：中国驻法国大使有一次接见安得鲁时对他说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的协调时，他却说：＂我就是要切断历史＂。这位无知的＂大师＂啊！历史是时间像水一样是切不断的！大使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如此狂妄的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态度，就是污辱了全体中国人民。
安得鲁1999年在北京学术报告会上还说＂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把它逼到危机的边沿＂这完全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先职无理的语言。就凭这两条，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就可以抄他鱿鱼。
3、方案的选择是中西文化冲突吗？
操作单位有一位重要人物，是安得鲁的忠实信徒、他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这许多人反对是因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我看这位先生既没有领悟中国文化的精华之处，更不了解什么是真正西方文化的优美的地方。这位先生只是想转个弯子说反对安的方案的人，都是保守的中国老古板而已。其实，中西文化最高之处都是相通相融的，两者的互补性远远大于冲突性。只有西方文化中
二、三流、不上正道的东西才会与中国科学界及建筑界的正统主流发生冲突。浦东的金茂大厦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美国SOM事务所Adrian SMITH设计的，它完美地结合了中国的塔和竹节美的神韵和现代高科技。为21世纪贡献了中西文化结合的新生文化。中国人的心胸是豁达的，眼光是锐利的，只要是新的、但是一定要真正是好的建筑都会受到赞扬。金茂大厦获得建国五十周年、上海十大优秀建筑(绝大多数评委都是不记名的中国人)。
3.1迷信西方＂未来派＂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自己的认识和信心不够，如果我们一万个中国人有一个人了解以下两件事，就绝对不会像业主委员会那样绝对欣赏和推崇一个在西方已是人家不要的过时的＂新颖天才作品＂：
(1)1840年英国国会为了决定要不要为鸦片和中国打杖，在辩论记录上有议员说到：＂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的1／4，但国家综合生产力是世界的1／3，＂这就是现代经济中的GDP。世界的1／3的相当于今天美国的综合国力。另外又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我们国家的GDP在1978年只有世界的2.5%，现在已达8%左右，而到了2010年中国的人口和GDP都会巧合地、同时是世界的16%，也就是日本今天的GDP。但是，我们目前只有世界8%的GDP，是美国的1/4。如果要建一个比美国林肯中心还要贵4倍的，世界最贵的大剧院，就等于让国民负担了所能承受的16倍的费用。
(2)三个月前是大思想家朱熹逝世800年，辛弃疾曾说过在周文王之后，最伟大的两个人物就是孔子和朱熹。中国科举制度有700多年，一直到光绪30年(1904年)都要考朱熹的＂朱子集注四书＂和(宋明理学的)＂近思录＂等书。
3.2日本和韩国的立国和教育根本哲学就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院规，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句名言。 日本明治维新学习欧美科技和工业，而他们的立国和教育根本哲学就是朱熹的这几句名言，韩国也是一样。中国人自己的国宝在其它国家或区域宏扬发展很好，在大陆却没有好好地用来做教育的基本。因此，普遍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和信仰的空虚和对中国自己的信心。
4、安得鲁最得意的也是最牵强的比喻。
安得鲁及他的拥护者最常用的几点理由就是：创新的设计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反对，建成之后就会成为传世之宝。例如，艾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及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现分析如下：
4.1(A)艾菲尔铁塔是建筑材料及体系的革命；才会有那种划时代的建筑物，在建筑形式或风格来说意义并不大。如果硬要扯上和安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的关系，那就太无稽了。安的大剧院方案没有任何创新建材、都是已用了几十年的老材料。形式也不新，国外早已过时，1996年哈尔滨太阳岛上的一个嬉水乐园方案竞赛中，已有了类似这种形式的设计作品。
(B)悉尼歌剧院面对海阔天空，没有历史文化名域或古迹的环境，所以很适合做一个大型雕塑式的建筑。相反地，大剧院的周围的环境就是中国的历史。安得鲁＂我就是要切断历史＂，因此，这个外星式的大扁圆球，因尺度太大和太具侵略性(AGRESSIVE)使得人大会堂北、西、南三侧原是很雄伟壮观的柱(廊)子，显得都像牙签了。何况悉尼歌剧院是澳大利亚国会听了两方专家报告后，才投票通过的。中国有可能这样做吗？ (C)蓬皮杜中心当年是高技派(High-tech)的代表。但原来因为它的结构、楼梯所有管道都放在室外。虽然室内空间自由，但原该在室内的肠、肚都在室外，维护费太贵。而且它们遮挡了自然光，使得室内没有足够的日光。所以实践证明尽管它是＂未来派＂但并非是一个成功的建筑。
(D)贝先生的芦浮宫玻璃金字塔，至今法国文化界和建筑界的反对意见并未减少。尽管如此，这个金字塔只是走向地下博物展馆入口的雨篷，它的尺度很少和大剧院的庞然巨物完全是两回事。何况协和广场原来就有不少的埃及建筑构件。与现有环境还算协调。它是成功的但不能做安得鲁的例子。
5、欧洲的城市文脉强而美，北京的城市文脉在淡化消失中。
5.1欧洲从康德后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后，使得经济、文化乃至城市文化和城市文脉长，都已像发育成熟的俊男美女。它们可以承受一些＂幽默小品＂、＂变调音乐＂、甚至一个＂粪团＂(建筑专业杂志《ARCHITECTURE REVIEW》用＂BLOB＂来形容安得鲁设计的大剧院)。
5.2相反地，在北京50年代老城墙被彭真拆掉之后，加上改革开放之后，缺乏章法地建设了20年，使得北京原有城市的棋盘式城市文脉(GRID SYSTEM)已消失淡化(FADDING OUT)所剩无几。如果在古城中心再来一个＂未来派＂的外星＂粪团＂。那就真是雪上再加严霜，从我们建筑师的职业道德来讲，这是犯罪行为。尤其是北京市领导两年来正在史无前例地大力恢复这种文脉和历史文物建筑中，我们应该全面配合，逐步恢复北京原有的引以自豪的特色才对。
5.3安得鲁先生应该推荐给中国的、是巴黎如何保护整个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的一系列理念和法规，而在德方斯(La’Defence)兴建最现代和＂未来派＂的建筑。我想安得鲁不可能在香榭丽舍大道的两侧，设计任何比八层楼更高或六层楼更矮的筑物，当然也不可能允许他在协和(CONCORD)广场的附近，建一个已经过时的假＂未来派＂建筑。国际建协(UIA)过去十几年几次大会宣言都呼吁发展中国家要注意＂区域性文化特色＂(Regional Culture Identity)就是因为极度担心，这些国家大量地抄袭西方三四流的(像抄时装一样)建筑，失去自己国家的自我城市风貌，于是走到哪个城市都是＂哪里有路，哪里就有丰田车＂的灵魂枯竭的城市风貌。
6、违反法定决策程序，即违反了中共所定党内民主(或一般政府行政)的决策程序在院士的上书中写到是＂操办单位违反程序，误导了中央领导人的决策＂。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由于在操办单位层次的负责人偏爱上了这个方案，于是不进行评委会的神圣投票，跳过了规划局、首规委和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世界各大城市都有这样一个超然的专家机构，北京成立了十五年今年被撤消了？？？)，没有相应的可行性研究和概预算就用直升机送中央政治局。这实际和东方广场的跳过一系列法定程序几乎一模一样(并非指操办单位有人受贿或者去了巴黎多少趟)。
7、应像培养中国自己的飞弹和人造卫星科学家一样重用和培养自己的建筑师199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韩国人重用了他们自己的建筑大师，38岁的柳春秀、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钢缆悬挂玻璃纤维顶的室内体育馆。美国结构工程师只是和他配合。因此，他得了一系列国际大奖，两月前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第一位韩国人)院士。这就是因为韩国人像捧他们的国产汽车一样来捧他们自己的建筑师，所以才有这种结果。中国政府也全力培养自己在卫星和飞弹上的科学家，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可以昂首自豪地和任何国家平起平坐。为什么在建筑设计上就要迷信个别的外国建筑师？
花了大量的钱，得到的没有中国立国根本精神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要一中国有了三四十年的经验和做过无数次歌剧院和音乐厅方案的建筑大师。去替从来没有做过歌剧院设计的桥梁工程师来当下手。这就好比少林来的武林高手来替西方拳击师来当跟班的一样，本末倒置，丢尽民族尊严。
8、总结和建议：中国的资深的科学家知识分子都是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和*之苦。人人都知明哲保身之道。他们如此反对这个方案是出于爱国爱历史文化名城之心，还有职业道德的良心。这位狂妄的安得鲁却在南华早报上说＂他们都是出于嫉妒之心＂。 吴良镛教授＂王大闳大师还有贝聿铭大师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他们早已看开了，他们会嫉妒吗？尤其是吴良镛教授荣获法国政府的勋章以及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头衔，但他还是中国读书人的本份，对事不对人，凭良知该说什么就说什么。相反地，另外一位向来以民族风格神韵称著的大师也被封为法国建科院院士。他就一反自己的风格坚决支持安得鲁、自己还带了他事务所的人去巴黎和安＂合作＂。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啊！这些院士和专家们，他们对新的一代领导人开明和爱民作风有信心，何况这和三峡项目也大大地不同，当时，反对三峡大坝的主要专家如周培源和钱伟长，他们都不是水利专家，而这一次绝大多数的上书者都是建筑行业的专家或科学家，而吴教授更是评委会的主席。 8.1建议：(A)沈勃老总说其它一切都可以不说，但一定要严格反复審查这个设计的安全性，万一来一个三四级地震将水下的玻璃通道震裂，地下的
六、七千人观众都要从水里钻出来才能逃生，万一有失误、没有任何人能负得起责任。所以我建议由国家计委、聘请公安部的反恐布专家及消防专家，配合一家美国或其它法国以外的国家安全公司做一个紧急灾难或事故的安全疏散可行性分析报告。加上电脑模拟逃生动画片。因为院士们和建筑界专家的两份上书中已清楚地说明＂不是学派之争＂，主要是致命的危险性和不合理的功能。
(B)操办单位一直在用一年前或大半年前的一些对民意代表的或专家们的意见调查记录来说明问题：第一，那些调查时空环境和今天截然不同。第二，那个调查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有多少。所以建议由中宣部指定几家学术及新闻机构(如社科院光明日报、人民大学或北大等)召开一个大型论证会之后，展开对民意代表专家及群众的调查，这样才能对历史负责地真正证实是否做到了江泽民主席说的＂代表多数人民群众的益＂。 8.2上书的院士们正在议论这件事的日子正好是纪念屈原的端午节前后，它有一定的巧合意义，我从82年回到祖国工作，就是为了这片黄土地和自己的同胞。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像50年代拆除北京城墙一样，重复无可弥补的历史错误。 以上意见，请大家参考指正。
(作者：清华大学教授优秀外国专家 彭培根 ) (00-08-11 18:12:33) 如果原方案被否决，后来者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了。现在最担心折腾到了，再弄个飞檐斗拱的大屋顶出来，以体现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与**广场的协调，北京已经被这些半新不古的东西搞得惨不忍睹。“肉食者谋”的事情最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