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著作读书笔记
林晓丹 2005级教育经济与管理 蔡元培，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功绩卓著，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
他出身于商贾之家，少年时期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18岁任塾师，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于是走上倡导教育救国之路。同年9月，他弃官回乡，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二十世纪初，他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致力于打破封建主义教育，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1906—1916年间，他赴德法留学，为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础。
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研究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
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卓著，影响深远。蔡元培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后人将其收入《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和《蔡元培全集》中。
蔡元培非常重视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并举主张。1912年初在出任教育总长时提出，教育方针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同年2月，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主张。他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轶乎政治”两类。隶属于政治的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超轶乎政治的则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他认为，两类五种教育均不可偏废。为了强兵富国，需要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但“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平等、亲爱”，亦即儒家的“义、恕、仁”。他把欧洲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同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揉合在一起，主张培养现实社会的完全的人格。但教育的终极目的还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还必须有世界观教育，即引导受教育者超脱现世，领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他认为，这种世界观教育是知、情、意、德、智、体诸者的统一体。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不能依靠经验或理论，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美感是两个世界的桥梁。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
1916年12月2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参照近代西方大学制度，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所说：“直到1917年蔡元培再次从欧洲回国以后，大学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的思想才开始在北京大学和大学院里初露端倪。由于早期曾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和欧洲哲学，再加上后来两次在德国和法国的长期考察，这就使得蔡元培的思想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按照他的想法，中国的现代
大学应该以德国式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作为其组建的根本基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思想在他1912年草拟的教育法令中就充分反映了出来。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开始按照其教育思想对北大进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从实质上实现了北京大学的近代化，而且对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集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成规，抱残守阙，持一孔之见，守一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发展的。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他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砥砺德行”，“敬爱师友”；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进行独立评判，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研究学术的能力。蔡元培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他认为学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学与术虽关系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学者可谓之 “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至于文理资料，互有交错，治学者不可局守一门，应当沟通各科界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把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取消文理各科界限，并且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使学生能“专精之余，旁及种种有关系之学理”。蔡元培还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 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即教育事业应超然于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以外。
一、转变学校性质：从官僚养成所到研究高深学问之所。
针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师不研究学问、学生为做官而学习的现状，蔡元培首先提出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的主张。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入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式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为了从根本上转变学校的性质和学生观念，使学生有研究学问的兴趣，使学校真正成为研究学问的地方，他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第一，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都十分浓厚的学校，学生多为升官发财而求学，对研究学问没有丝毫兴趣。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在升官发财思想的支配下，学生“平时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后，学生则将“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悱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一些教员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以毕业后奥援也。”因此，学生们“对于学理，毫无兴会”。为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入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后，他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反复阐述：1918年9月，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
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191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己也。”他要求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1919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又指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蔡元培的这些讲话，抓住了学生思想的要害，给了学生们一个新的灵魂，使学生们真正确立了以研究学问为求学之宗旨。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蔡元培认为，当时的北京大学之所以声名狼籍，“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因此，是否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 “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二是聘请教师时，“以学诣为主”，坚持“人才主义”，打破年龄和资格的限制。对学有专长者，蔡元培不论其信仰、派别，专用其一技之长。他对独尊某一学术流派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因此，蔡元培主张各种学术流派自由竞争、自由发展。他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大学云集了许多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教授，虽然这些学者的学术观点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各不相同，但是北京大学仍然毫不例外地为他们的学术争鸣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场所。”同时，对于各派之学说、各家之思想，不能以听讲人数之多寡来衡量其价值、优劣。他说：“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轾也。”三是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蔡元培说：“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曾举例说：“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四是对不称职的教师包括那些滥竽充数的洋教员，力主大刀阔斧地予以裁减、辞退。曾有一名裁撒的法国教员提出控告，蔡元培则委托王宠惠出庭，指出解聘理由“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使对方败诉。
蔡元培的教育主张，能根据本国需要，兼采各国所长，“食而化之”。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革新，起了推动作用。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正面临历史上少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从大学制度建设上把握和应对是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回顾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重温蔡元培等著名教育家的大学制度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篇2：从毛泽东读书笔记看如何读书
从毛泽东读书笔记看如何读书（节选） 2009-10-21 19:39:42 来自: 小贩
第一种：摘录式笔记
在读书时代，毛泽东的笔记以摘抄为主。他身边经常带着两本本子：“讲堂录”和“读书录”。讲堂录里记载的多是老师上课的课堂笔记，在其中重要的部分都做了重点标注。读书录大多是在自修时完成的，里面抄录了全篇文章或一些精彩的段落。毛泽东在学生时代记了大量此类的读书笔记，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史料保存下来的非常少。现存的一本中抄录了屈原的《离骚》、《九歌》。 第二种：符号式笔记
在毛泽东读过的书上常常能发现各种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代表了毛泽东对书中内容的褒贬见解。他在读德国鲍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时，逐字逐句用毛笔标上圈、点、单杠、双杠、叉等符号。文章如果写得好，他就划圈，哪一句写得好，就划哪一句，全文写得好，就在标题上划圈。谢静宜在回忆毛主席的读书生活就提到过“三个圈”的故事。她回忆道：“开始我不明白，琢磨以后我曾问他，?主席，是不是划一个圈的您认为比较好，两个圈的很好，三个圈的特别好呢？?他微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第三种：批注式笔记
除了符号外，毛泽东经常在书页上写下读书的思考和领悟，在《论理学原理》一书中，很多页面上都留下了主席工整的小楷字、在行间还有12100多字的批语。他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两个版本时，写在书眉和空白处的批语达13000字，既有对原著的扼要概括，又有赞同的评语，更有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对某些观点的引申、发挥，很多读书笔记得非常精辟，有些直至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第四种：日记式笔记
读书日记是毛泽东比较特别的一种笔记方式，除了记录下读书的心得之外，更主要的是能督促自己读书，记录下阅读的进度。
1937年毛泽东反复精读了李达的会关系《社会学大纲》，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在“读书日记”的第一篇写道“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l—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从此以后，他每日认真记了读书进度。 第五种：纠谬式笔记
毛泽东一直强调：不可尽信书。他对书中的谬误，包括错误的观点或引用不当的材料等非常敏感，一旦发现就立即在书页上指出来。例如《新唐书·徐有功传》说“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毛泽东指出这种说法不恰当，认为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南史·孔靖传》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毛泽东指出此说不对，十岁为盗，长大不一定为盗，可惜这种形而上学的推论，“今天也还有之”。在《辨证唯物论教程》旁批中，他用“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指出了其中的不正确处。毛泽东读书非常认真、仔细，即使对错误的字和标点，也决不放过，而是—一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一书中把“四分五裂”错排为“四分五烈”，他就予以改正。
这些笔记是毛泽东刻苦钻研，严谨治学的最好例证，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读书精神。
第六种：评荐式笔记
毛泽东每读到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彩篇章，总是热心向全党或党的领导干部介绍推荐，有时还写了书评。例如；50年代，他读了《三国志》“张鲁传”“郭嘉传”，就向党内推荐。为”张鲁传”写了400多字的书评，深刻地指出，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段斗争史。在推荐“郭嘉传”时，他希望领导干部读后得到启迪，讲话。办事一定要“多思”“多谋”，不要草率武。1965年，他读了《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因传”，觉得很值得一读，批了“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有关同志都及时地认真阅读了。这对全党的读书风气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一、在书上做笔记：就是一面读书一面用笔把书上重要的地方划出来，或者做上各种各样的记号（如：～～，△△△，○○○等），便于找出重点，加深印象。你如果对文章的观点材料有疑问，可以在页边的空白处画上“？”号，或者加上旁注和眉批。对那些比较长的段落，还可以用阿拉伯数字标出层次，使其眉目清楚，条理系统，便于复习和记忆。
这种在书上做笔记的方法只限于自己的书。如果是借别人的书，可以用书签或小纸条代替，便于复习的时候引起注意。
二、做摘录：就是把书中主要的观点，重要的内容，或者精采的章节、段落、名言、警句等抄录下来。在摘录的时候，注意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改动字句和标点，还要注明出处，包括书名、作者、版本、页数和日期，以后引用的时候便于查找核对。摘录笔记可以记在笔记上，也可以记在卡片上。有的同学看书的时候专门抄录一些华丽的词藻，作文的时候生搬硬套，这不是好的学习方法。
三、做提要：这种方法比较复杂。首先要把原文读通，读懂，抓性要点，然后把基本内容概括出来，文字力求简明扼要，但是不要把自己的看法或感想写进去。同学们在练习写提要的时候，可以经常看一看每本书前面的内容提要，也可以练习编写文章的段落提纲，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四、写心得：就是读了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以后，将自己的感想和体会用自己的话写下来。写心得笔记，一要注意联系实际，这个实际可以是当前的社会实际，也可以是自己的思想、学习、工作的实际；二要有真情实感，不要只做检查、表决心、发誓言；三要紧扣原文，突出重点，不要脱离文章的内容空发议论或者不分主次，面面俱到。
“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难。”让我们从现在起就养成认真读书和做读书笔记的良好习惯，一分耕耘，必然会有一分收获。
一.毛主席做读书笔记
[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毛泽东同志非常赞赏的他的老师徐特立的读书方法.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的身体力行这条成功的治学经验.而且坚持不辍.他常说.读书的方法要[四多--多读.多写.多问.这里说的多写.也就是多做读书笔记.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有以下几中形式: 内容摘录.毛泽东青年时代.课堂听讲写[讲堂录.课后自修写读书录.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摘录精要的摘录本.共有好几网篮.毛泽东长期保持著这种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延安时期.毛泽东看了艾思奇的摘录.约三千字.他写信给这位哲学家.说:[你的是你的著作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些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这样就把读书与研究.探讨结合了起来. 标记符号.毛泽东每读一本书.都要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早年读的德国鲍尔生著.蔡元培译的.全书逐字逐句都用毛笔加以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延安时期读的.......许多段落.章节都作了圈点与勾划.五十年代初开始一直陪伴他的一套乾隆十二年武英殿版线装.850册每册都有他圈点.勾划的标记.现存中南海的毛泽东藏书.由於不少书反复阅读.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圈点.勾划.以至朱墨纷呈.点线交加. 旁注批评.全书十万多字.但毛泽东用工整的小楷写在页边.行间的批评就有12100多字.延安时期读的的两个版本.毛泽东在书眉与空白处写了13000字的批评.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原则.他用秀丽的行草字体写了近千字的批评.对原著作了扼要概括.既有赞同的评语.又有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对某些观点作的引申.发挥.他在中..的页边上分别写道:[李义府笑里藏刀.[杨再恩是佞人.[刘幽求能伸不能屈.寥寥几字.把读书的[意见和感想表达得相当精辟. 读书日记.1937年.李达把刚出版的寄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反复精读这本好书.并续写中断的读书日记.日记第一篇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此后.他每日认真记下读书进度. 改错纠谬.对书中不正确的观点或引用不当的材料.也用笔记形式改正.如的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毛泽东指出此说不正确.十岁为盗.长大不一定为盗.可惜这种形而上学的推论.[今天也还有之.在旁批中.毛泽东用简略的话指出不正确处.如:[此例不甚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等.毛泽东读书非常仔细.连书中错别字.不妥当的标点符号.也一一加以纠正.这反映了毛泽东的严谨治学精神与刻苦的功读精神. 二.钱钟书的读书笔记
已故的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其..等学术著作.援引的参考书目数以万计.且涵盖了文.史.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有趣的是.他自己的藏书
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很厚.有普通练习本的四倍.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中文.也有英文.别人很难看懂.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写下心得.他很珍重自己的读书笔记.[*期间.他曾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行李箱里也忘不了放上几本字典.词典和读书笔记.一有空便反刍似地阅读. 他著书时.主要是参考读书笔记.从1939年到1942年完成的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为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的写法?其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1956年.钱钟书接受了编写的任务之后.到北大图书馆和社科院文研所图书馆借到大批有关宋诗的书籍.诸如..及各种宋人笔记.诗话.文集.方志等.在阅读时作了大量笔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遂将一本普及读物编写成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宋诗选本.1972年3月.钱钟书夫妇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开始偷着写.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学术宏著.主要资料来源就是钱钟书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这些素材是他多年读书心血的积累.整理成书稿又费时三年.自然还是用札记形式.1979年此书一出版.便轰动了学术界.此后一版再版.成了学者们书架上的必备书. 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此言不差.熟悉钱钟书的学者都认为.钱的记忆力是惊人.几十年前读过的东西还能记住.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没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外国学者说他的记亿是[照相机式的记忆.即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笔记是钱锺书攀上学术高峰的重要阶梯.钱钟书先生尚且如此.对于记忆力一般的人来说.读书作笔记就更为必要了. 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读书笔记 (2009-11-25 17:47:46)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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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毛泽东为什么能去的如此之大的成就：历史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学习和实践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由于敌人的封锁要弄到一些书籍报纸非常困难，他常常为看不到报纸，不能了解外界情况而焦急。为此，他曾经专门派一个营以搜缴书报为目的，去攻打国民党占领的一个据点，不惜付出人员伤亡与弹药消耗的代价，弄回一些资料。（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在吃喝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仍然不忘读书读报学习，我现在在天大这样的好地方，正篇3：鲁迅选集读书笔记
《鲁迅选集》读书笔记 读《鲁迅选集》能追溯到很久以前，鲁迅先生给我的少年时代乃至整个人生的印象与影响无疑是很深刻的。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小时候学到鲁迅的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便对他印象颇深，到了高中时期，《鲁迅选集》里的文章早已熟读于心。虽然选集里鲁迅先生要表达的精髓我还不是很理解，可是，只要读了他的文章，我便能感受到作品中弥漫的思想味道。
谈到鲁迅在中国文哲历史上的成就，便不可不提到鲁迅的杂文。当然，这里面就包括了《鲁迅选集》。
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么说过：鲁迅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而毛泽东对鲁迅最高的评价是：“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都有广大的读者，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我认为鲁迅先生作品最具价值之处，就在于其改造“民族灵魂”和中国社会的思想。 读鲁迅的小说，开始你会感到阴冷。譬如祥林嫂，那么一个健康而勤快的农妇，怎么会在习俗的偏见与众人的冷酷之中沦为乞丐，最后死得不明不白。在《药》里，一个爱国志士为国牺牲的鲜血，却被患肺痨病的人蘸到馒头上拿来当秘方吃。一个农村无产者的阿q，其实是很有劳动能力的，却在众人的藐视和自己的自欺之中莫名其妙的成为别人的替死鬼。看起来中国社会已完全缺乏人性，只会把活活的人变成僵尸，连一点“生”的气息都没有。鲁迅就像其他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一样，不惮以最犀利的笔触揭发中国文化的阴冷而缺乏人性的一面。但鲁迅却还是一个最炽热的爱国者，这看起来是相当矛盾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将内在的苦闷，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
蔡元培这样评价鲁迅的作品：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鲁迅先生为现代文学刻划了一系列不朽的经典，他不但写出人物的“血肉来”，而且表现出人物“灵魂的深”。
在这其中，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最让我感到震撼，这篇小说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它是鲁迅先生《呐喊》中的一篇。在《狂人日记》中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很轻易地透过病例的假象，看到鲁迅以象征的形式对封建传统所进行的批判在这里。在作品中，也用狂人的自白清楚地昭示出来：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然而鲁迅始终是一位直面现实的勇士，即使他内心中已经感到绝望却仍然站起来进行绝望中的反抗。而这种“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今天也并非全部灭绝，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人在呼吁保护地球、建立绿色家园，有人在“以笔为旌”，寻找人类的终极价值??虽然这呼声十分微弱，但却令人看到了人类世界的最后曙光。 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鲁迅的杂文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鲁迅选集》里的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鲁迅提倡的新兴版画，又是当时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组成部分，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了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鲜明特色。鲁迅先生说他写作的目的，一是“为那些为中国的改革而“奔驰的猛士”，他们在寂寞中奋战，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为那些“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美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我?必须在作品中?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三是他的敌人，鲁迅说，“我的敌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嘛要让他们那么愉快呢？我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感到他们的不圆满” 。
叶圣陶先生也曾这样评价过：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说：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鲁迅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
《鲁迅选集》带给我的思考不仅限于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各种灾难与反思，也让我体会到了鲁迅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阐释和鲁迅的批判精神。散文诗集《野草》被认为是当时少有的展现出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其杂文，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名垂千古，不知鲁迅可曾想过。但从书中我看到了他对生者的敬畏和死者的缅怀，他为他的时代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仿佛只为唤醒沉睡的现实，“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愿这句简单却震撼的话激起每位生者大无畏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