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著作读书笔记
林晓丹 2005级教育经济与管理 蔡元培，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功绩卓著，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
他出身于商贾之家，少年时期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18岁任塾师，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于是走上倡导教育救国之路。同年9月，他弃官回乡，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二十世纪初，他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致力于打破封建主义教育，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1906—1916年间，他赴德法留学，为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础。
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研究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
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卓著，影响深远。蔡元培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后人将其收入《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和《蔡元培全集》中。
蔡元培非常重视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并举主张。1912年初在出任教育总长时提出，教育方针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同年2月，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主张。他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轶乎政治”两类。隶属于政治的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超轶乎政治的则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他认为，两类五种教育均不可偏废。为了强兵富国，需要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但“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平等、亲爱”，亦即儒家的“义、恕、仁”。他把欧洲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同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揉合在一起，主张培养现实社会的完全的人格。但教育的终极目的还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还必须有世界观教育，即引导受教育者超脱现世，领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他认为，这种世界观教育是知、情、意、德、智、体诸者的统一体。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不能依靠经验或理论，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美感是两个世界的桥梁。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
1916年12月2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参照近代西方大学制度，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所说：“直到1917年蔡元培再次从欧洲回国以后，大学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的思想才开始在北京大学和大学院里初露端倪。由于早期曾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和欧洲哲学，再加上后来两次在德国和法国的长期考察，这就使得蔡元培的思想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按照他的想法，中国的现代
大学应该以德国式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作为其组建的根本基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思想在他1912年草拟的教育法令中就充分反映了出来。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开始按照其教育思想对北大进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从实质上实现了北京大学的近代化，而且对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集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成规，抱残守阙，持一孔之见，守一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发展的。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他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砥砺德行”，“敬爱师友”；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进行独立评判，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研究学术的能力。蔡元培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他认为学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学与术虽关系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学者可谓之 “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至于文理资料，互有交错，治学者不可局守一门，应当沟通各科界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把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取消文理各科界限，并且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使学生能“专精之余，旁及种种有关系之学理”。蔡元培还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 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即教育事业应超然于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以外。
一、转变学校性质：从官僚养成所到研究高深学问之所。
针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师不研究学问、学生为做官而学习的现状，蔡元培首先提出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的主张。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入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式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为了从根本上转变学校的性质和学生观念，使学生有研究学问的兴趣，使学校真正成为研究学问的地方，他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第一，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都十分浓厚的学校，学生多为升官发财而求学，对研究学问没有丝毫兴趣。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在升官发财思想的支配下，学生“平时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后，学生则将“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悱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一些教员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以毕业后奥援也。”因此，学生们“对于学理，毫无兴会”。为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入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后，他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反复阐述：1918年9月，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
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191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己也。”他要求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1919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又指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蔡元培的这些讲话，抓住了学生思想的要害，给了学生们一个新的灵魂，使学生们真正确立了以研究学问为求学之宗旨。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蔡元培认为，当时的北京大学之所以声名狼籍，“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因此，是否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 “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二是聘请教师时，“以学诣为主”，坚持“人才主义”，打破年龄和资格的限制。对学有专长者，蔡元培不论其信仰、派别，专用其一技之长。他对独尊某一学术流派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因此，蔡元培主张各种学术流派自由竞争、自由发展。他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大学云集了许多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教授，虽然这些学者的学术观点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各不相同，但是北京大学仍然毫不例外地为他们的学术争鸣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场所。”同时，对于各派之学说、各家之思想，不能以听讲人数之多寡来衡量其价值、优劣。他说：“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轾也。”三是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蔡元培说：“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曾举例说：“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四是对不称职的教师包括那些滥竽充数的洋教员，力主大刀阔斧地予以裁减、辞退。曾有一名裁撒的法国教员提出控告，蔡元培则委托王宠惠出庭，指出解聘理由“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使对方败诉。
蔡元培的教育主张，能根据本国需要，兼采各国所长，“食而化之”。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革新，起了推动作用。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正面临历史上少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从大学制度建设上把握和应对是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回顾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重温蔡元培等著名教育家的大学制度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