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视角下的“走转改”活动及其长效机制构建
朱剑虹 吴世文
摘要：“走转改”活动目前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要使其成为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自觉坚守和工作常态，就应当建立长效机制。本研究认为，构建“走转改”活动长效机制的关键在于使“走转改”活动制度化，从三个方面健全相应制度：建设舆情采集制度，确保走基层的常态化；改革媒体管理制度，确保改作风的常态化；改变新闻评价制度，确保改文风的常态化。
关键词：“走转改”活动 长效机制
当下正蓬勃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新闻界展示的最为壮观的传播图景。尽管这个活动目前还在进行之中，但将它确立为新闻界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已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了。“走转改”活动目前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如何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推进“走转改”活动的持续发展，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走转改”活动有深入的认识。
一、“走转改”活动的新闻传播学解读
要求记者走基层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新问题，而是个老问题，但是在现在这个问题又被作为一个新问题提出来，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探究。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我们可对“走转改”活动作出如下解读。
(一) 媒体环境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当代中国的多元利益格局日益凸显，各种社会利益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长期被压制的矛盾冲突以特定的形式暴露出来，出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短时期内的“井喷”现象。这导致人们的参与愿望不断提升，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也随之产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利益表达和维护活动，重新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这是今天中国新闻界理解中国新闻的社会背景，今天中国新闻业是制度化新闻与民间新闻（公民新闻）共舞狂欢的景象，这是今天中国新闻界考量中国新闻的媒介生态。这样的社会背景与媒介生态，共同建构着中国新闻的宏观图景，也共同塑造着中国新闻的历史眼光、时代特色、世界境界和未来走向。“走转改”活动正是对时代关切的回应，“走转改”的实践证明：只有做到、做好和坚持“走转改”，我们才能在当今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真正搞好新闻宣传工作。越是国力不断增强，就越是需要我们坚持“走转改”，并将“走转改”常态化，纳入到社会管理的大系统之中。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和传输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高科技手段在新闻领域被广泛应用，世界的新闻传播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各种新兴媒体，从互联网、手机短信、博客到今天盛行的微博，从平板电脑到智能手机，一句话，从传播内容到传播手段，都对传统媒体构成了直接的威胁。特别是网络新闻的时效性、丰富性、公开性、交互性和畅通性，使传统媒体难以望其项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许多思想和认识，面对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我国五亿网民及其巨量信息，怎样从中发现新闻、怎样把信息裁剪成新闻、怎样避免将失实信息变成虚假新闻等等，成为新闻工作者今天时时刻刻面对的新问题和新纠结。现在，网民和网络媒体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要解决上述问题，除了“走转改”，别无他途。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在互联网上寻求新闻，而应该在借助便利的信息技术的同时，深入基层，了解真实的民意，发现真正的问题，才能发挥媒体应有的责任。因此可以说，今天特别强调“走转改”，是传统媒体应对新兴媒体挑战的必然选择。
(二) 新闻信息娱乐化的冲击
新闻信息娱乐化是60 年代电视新闻在以娱乐为本质的电视媒体开播后，具有争议性也从未间断过的一个新闻现象。它可以视为平面媒体的新闻结合电子媒体的娱乐后，产生的一种新闻文化质变。“标志着美国—一也许是全球——新闻价值观的式微以及娱乐式信息和‘小报’式文化的勃兴，它表明了电视新闻正在逐渐向信息/娱乐结合体转变。”
“硬新闻软着陆”是新闻信息娱乐化的表现之一，即从政治经济新闻中挖掘出娱乐元素，更多地对新闻进行娱乐化处理。其首要特征在于它很少注意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而将大多数的关注集中在娱乐性主题上，例如运动、丑闻和大众娱乐。因而，它减少了严肃新闻的比例，致力于关注个人及私人的生活，包括名人和一般人。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强调故事性、情节性，强调硬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通过描述新闻中有趣的故事、情节、细节，使各种新闻内容增添趣味性，增加戏剧化、故事化、文学化的色彩。从90 年代末开始，伴随着民生新闻、法制新闻、社会新闻的轮番亮相，语言嬉笑、镜头夸张、节奏说唱、煽情配乐，以往娱乐秀里的手段通通被电视新闻所吸纳。新闻文本的制作过程也受到了这种风潮的影响，按照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一篇新闻由标题、导语、正文、结尾、背景等部分组成，导语作为引导受众做出阅读决策的“窗口”，要把新闻事件中最精粹最重要的事实言简意赅地呈现出来，正文部分则全面展开新闻事件。而目前的电视新闻多采用说新闻的方式，主持人在讲述新闻主体事件之前，对新闻事件有一个“解题”或“破题”的过程，一般不直接切入正题，而是从相关的人、事、物上谈开，东拉西扯漫谈一阵，然后再不紧不慢地转入“正话”。
在这种新闻信息娱乐化风潮的影响下，主流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争相采用娱乐新闻与丑闻报道，过去令专业记者引以为傲的调查性报道逐渐式微，娱乐与信息的界限逐渐模糊，主流媒介与小报的区别也日益模糊 。这种操作方式建构了媒介的社会权力，在弱化媒介解释、告知功能的同时，逐渐消解了媒介的社会合法性，使媒体变成了狗仔队横行的马戏团。
“走转改”正是对近年来媒体特别是电视的低俗化、过度娱乐化、贵族化的一次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走转改”对于中国新闻界特别是对电视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普通劳动者的屏幕形象永远是中国电视的优质资源，中国电视的屏幕上应当有更多的普通劳动者的良好形象。反观当下的电视屏幕，我们越发感到电视贵族化和低俗化的威胁与危害。诉诸官能的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如果你没有底层感和平民情结，没有对那些有血有肉的黎民百姓的理解、支持、关爱、尊敬、鼓励，没有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没有把深蕴在人民心中的心理倾向明白地表述出来并担当起来，那么你的工作就可能成为一种职业化的重复，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带着情感，带着关怀，带着责任，带着信心走基层，关键是发现和表现普通百姓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光明和力量。
(三) 舆论引导的变化
现在，大众媒介成为了各阶层、各集团倾泻舆论的工具，他们时时刻刻在用自己的意见劝服和指引公众，意见一旦被公众接受，并和公众内心的舆论产生纵向或横向交错，社会舆论便会产生结构性的传播：首先是上下层舆论的对流与互动，其次是公众舆论的并存和反差。传统的消息情报流向公众的单向传播和接受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从而建构了一种基于传媒平台的上层舆论和下层舆论之间平等互动的舆论传播机制，通过把公众吸引进来参加决定公众事务的工作，建立比较民主的关系。所以，舆论已经不再只是意见，而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来源于对公众事务的了解和对社会实践的经验。由此可见，将社会化网络时代舆论管理的根本目的立足于掩盖矛盾，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实际上，将舆情管理的根本目的立足于合理引导，解决矛盾，不仅是符合规律的，也是可行的。社会变迁时期，讯息性本文的需要量将急剧增大，受众需要能有效解除困惑的信息，若要引导舆论，媒介首先要满足他们认识环境、确立观念、自我寻因的要求。由于新闻叙事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叙事，它讲求真实、客观、公正，目的在于向受众传递一种权威性的、不容质疑的信息，最大限度地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与影响力，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与求知欲。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是新闻作品引导力的前提，新闻作品的引导力是新闻传媒获得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的手段，这是需要充分理解和很好把握的辩证关系。
“走转改”实际上回答了在当今时代如何提升传媒的舆论引导力：一是内容真实可信；二是形式亲和接近；三是语言生动有味。这就需要真实地、真诚地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它突出而有力地坚持了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新闻传播理念，用新闻的手法在某一社会层面提供不同的典型形象，可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参照，乃至情感诉求的渠道。“走转改”的许多报道不仅揪住了观众的心——一起担忧，一道思考，而且还为报道和反映的问题，积极寻找解决之途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用新闻架起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梁，用报道促进和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专业新闻传播是一种社会职业，新闻界整改，应该强调新闻职业意识、新闻敏感、准确及时抓问题的能力等。新闻界确实需要改变工作方式，其基本要求应该是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致辞中说的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
二、“走转改”活动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 目前的“走转改”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种“运动式治理”模式，即各级政府以垂直命令、政治动员的方式，在某些特定的时期集中调动力量、配置资源，用以解决一些比较尖锐、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模式往往具有行政主导、不计成本、“一刀切”、“一阵风”等特点。运动式治理往往追求的是一时之功效，更多地依靠权力或权宜性的措施，工作进行的时候轰轰烈烈，过后就往往被弃置一边，而不能形成制度化的积累。在面对复杂而琐碎的常规化社会矛盾时，运动式治理往往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走转改”活动长效机制的建构最核心的策略，就是放弃运动式的方式，而是把走转改活动进行制度化，以制度来保证其常态化。具体的制度建设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建设舆情采集制度，确保走基层的常态化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着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一般是指公众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态度。随着网络技术向基层覆盖和普及的速度加快，过去很少被关注的基层矛盾与问题开始被逐渐曝光，市、县已经成为各类公共事件的高发区，而地方政府如何认识和处理当地舆情事关地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走转改”是新闻媒体深刻体察地方民情、真诚服务群众的有效途径，也是及时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的过程，重在联系实际，贵在取得实效。 1.完善体察民情的制度
记者到一线不是领导干部体验生活，而是要能够抓到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而且新闻有强烈的时效性特征。这些是不能通过简单地要求“走基层”就能做到的，而是要给记者提供一个长期深入搜集民情民意的平台。目前，很多媒体都开始尝试在基层建立长期的体察民情制度。最常见的有建立基层联系点和挂职。建立基层联系点后，采编人员不会像蜻蜓点水一样浮在水面，可以更好地掌握联系点的实际情况，报道内容既能反映民意民情，也能反映中心工作；报道对象既能选择个体，也可选择群体；既可纵向对比，也能与近邻横比，分析会更透彻。而在基层单位挂职后，采编人员能介入实际工作，能参加决策层讨论决定，并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分析研究、解决棘手问题，同时新闻工作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可以更好地与辖区居民、单位职工等更好地沟通，也更易得到信任。 2.拓展了解民意的制度
民众对现有体制的期望就与体制所能满足其要求的实际状况之间产生了张力，这导致人们的政治参与愿望不断提升，学术界将当代这种高级的公民参与形式命名为“共同生产”(Co一Production)。共同生产，是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产出公共服务的模式，是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一种具体的途径。在公私合作生产的这种模式中，民众由单纯的消费者转而成为服务的生产者，促使民众通过合作的机制，而获得对公共事务的控制与影响，以实现公民的参与权。通过政府与民间团体的互助与合作，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使社会资源的效用最大化，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提高政府的效率，节省政府的开支。
因此，要进一步了解民意，政府应借助因特网、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等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建立政府与公民、民间组织之间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广泛的对话、沟通网络，这种对话、沟通网络可以打破时间、空间、行政部门的层级以及社会成员的等级之间的限制，提高政府内外的沟通效率，即时传达政府的施政意图、方针与政策，反映公民的要求和呼声，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力。 3.创建集中民智的制度
在政府承担、完成社会公共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除了原有手段与方法，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采用这些新的方法与技术，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提高管理效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完善的民意集中制度，把原来由政府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转移给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由后者承担越来越多的以往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打破传统的两分法的思维方式，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过程中，模糊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与责任，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民智集中机制，让作为管理对象的普通民众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有组织的参与和表达，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主的、拥有一定权威的网络。这种机制应该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相互认同基础之上的合作，是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这一自主的网络在某一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管理责任。从而建立起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二）改革媒体管理制度，确保改作风的常态化
要形成改变作风的长效机制，媒体应该建立多元化发展的格局。这主要是解决媒体的发展定位，以及靠什么来维持媒体生存发展的问题，决不能靠低俗来迎合少数读者心态求得广告投入，要用自己的多元化的健康发展，壮大媒体自身的经验实力，从而支撑媒体唱响时代主旋律，扎扎实实沉下去，反映民生、反映大众、反映真实的时代。笔者认为，要实现这种多元化的格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1.新闻采访用稿机制的改变
媒体用稿、编稿、刊发的标准是指引新闻从业人员的行动指南和方向标，直接关系到“走转改”活动能否持久开展下去。一篇稿件它蕴含着记者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经济成本和脑力成本，而媒体对稿件的采用与否、采用后强弱处理、发表的评价等等，直接引导记者采写新闻的方式方法和工作努力的方向，直接影响和促进“走转改”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的形成。
我国新闻生产主要有两种采编制度：采编分离与采编合一。采编分离即将记者队伍与编辑队伍分开，记者分战线“跑口”写稿，编辑则依据各自负责的不同内容划分相应部室分类编排。采编合一，即在编委会下设相应部室，每个部室既有编辑也有记者，除重大采访外，各部门独立完成采编。在“走转改”活动中，要灵活把握现行机制，适时根据工作内容及重要性调整采编机制，实现机制为人所用、为事服务，同时要完善新闻选题策划机制，拓宽思路、扩大范围，改变非此即彼的两分思维，以更好地发挥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
2.记者的薪酬评价机制的改变强化实绩考评
作为媒体对新闻记者和编辑的管理部门，应建立和完善对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社会、深入行业进行采访报道的考核激励机制，应建立和完善编辑多编、精编、快编来自基层、来自一线、能激发社会大众激情和兴趣的报道，并在版面和时段上得到强化处理，从而从媒体内部政策层面上保障“走转改”活动持久开展下去。媒体的薪酬体系应偏向并侧重于记者的深入基层的采访活动，而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见报数量。全新的薪酬体系既要有对采访工作量和工作难度的薪酬体现，又要有对投入大量时间采访而得到相应的成果体现。把采编人员“走转改”常态化情况列入采编业务考核、年度考核和年终评优评先的重要内容，并将其作为职称晋升的前置条件。对走基层采访符合清新朴实文风要求的稿件，优先采用并较同类型一般稿件高两倍以上的分值计分；每月视情况评出作风漂浮、文风老套的适量差稿，取消其月度计分；每季度安排一次专题业务研讨，剖析好稿之优、差稿之劣；年度评奖增设深入基层奖，对表现优异者予以精神和物质奖励。对联系点采写任务完成较好或较差的人员（或部门），视情况给予“总编辑特别奖”或警告性质的“书面提醒”。
3.建立有效监督机制
监督媒体是近几年新兴的术语，起因于目前的传媒生态并不健康，不少媒体还存在追求轰动效应、放弃媒体操守和职业原则的做法，因此对媒体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监督媒体是非常复杂的工程，因为媒体要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践行对社会的承诺，必然需要较为自由、宽松的环境。但是，过于自由会导致权利滥用，引发监督甚至控制的要求。在“走转改”活动中，我们应该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以改变媒体的不良作法、改善媒体形象、更好地发挥媒体价值。对媒体的监督首先要发挥管理部门的职能，加强宣传部门、政府部门对媒体及其从业者的监管，其次要通过权力机构建立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如有学者称可建立新闻评议会制度，把媒体义务监督员设计成为仲裁机制的一个部分，在媒体与受众之间形成互动。
（三）改变新闻评价制度，确保改文风的常态化 1.按照新闻价值的原则来选择新闻
新闻价值着眼的不仅是新闻事实，更主要是指受众从新闻中获益的客观效果。也就是说，新闻价值是以受众为评价主体的，构成满足受众需要的一种关系范畴。正如马克思对价值作出的定义那样“‘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 新闻价值含有接受者所追求的“获益性”，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新闻满足受众和社会需要的效用。
由于受众需要及需要的取向不同，存在着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的区别。新闻价值当然是指受众健康的、合理的，而不是恶的和丑的需要，这就不能单一地以受众需要来确定，还必须从整个社会需要， 即以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进步需要来考虑。这三种需要表现为社会的积极效用，同受众的需要相统一，才能体现出新闻的真正价值。可见，新闻价值决不是报道者的主观价值，而是接受者的客观价值，表现为满足受众和社会需要的双重效用。多数接受者对新闻广泛作出的评价，是新闻价值的真实体现，所以，对新闻价值只有在其传播后才能作出判断。评选好新闻既要重视其价值，更要重视它的社会效果，这是“好新闻”与“大新闻”的基本素质。
2.秉持客观性原则来制作新闻
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媒体都是以宣传为主要任务，这对新闻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力丹教授曾直言，“新闻是发现的艺术，但我们却把它变成了证明的艺术，在狭窄的政治功利范围内掂量它。”“这种思维方式是要求记者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唯一使命而带来的结果。长此以往，我们不少记者虽然有多年的新闻工龄，实际上除了证实中心工作外，不知道什么是新闻。”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新闻工作中，往往是先有观点，然后再找事实以证实该观点，当前正在中国新闻界开展的“走转改”活动，实质就是一个走向和深入“事实世界”的活动，走向和深入“中国事实”的活动，走向和深入“新闻本源”的活动。事实在先，首先要以中国事实为先；事实第一，首先要以中国事实为第一，这是中国新闻界、中国新闻人应该有的基本观念。对于中国新闻来说，应该确立的基本观念是：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其中，发展新闻主义是基础，专业新闻主义是追求。创制优秀新闻，需要用新闻观念写新闻，用新闻结构写新闻，用新闻语言写新闻。职业新闻人只有首先把新闻当作新闻，首先以新闻为本位，才有可能真诚地尊重新闻特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
当然，我们所要提倡的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新闻思想，也不是跨国媒体集团所期待的所谓“从党派主义到专业主义”的“美国式”转型，而是形成有自身特点的专业主义。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记者试图把自己与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剥离开来，做到与社会现实的“疏离”，而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规定性则始终强调参与性，在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下，涵盖这些方面的内容：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专业的操作和行为准则；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公正的报道手法；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也就是说，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有着党派主义特色的专业主义，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媒体承担政治教化功能的正当性，只不过让这种功能的实现变得更为隐晦。专业主义在我国被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专业主义话语被局限在新闻业务领域，而没有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专业主义的普适性内涵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 所以，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之发展有自己的特征，我国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人员遵循的专业主义，是一种在保证以党和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前提下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进行行业操作的从业原则和信念。
3.适度量化好新闻的评价标准 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国家权力系统的一部分，传媒的主要功能是灌输主导意识形态，执行政治指令；新闻从业者不仅是文人和信息流通的“把关人”，更重要的是党的宣传工作者。 这种现象有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发生机制，正如斯图亚特?霍尔研究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时所揭示的那样，在电视话语“意义”生产时，媒介总是以一种预设的“代码”来将制作者的观念、概念、利益及需要输入到“制码”过程中，并形成对大众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和行为需要的控制力量。这种“代码”在解读符号话语之前已预设，并存在于媒介加工者的头脑中，因而人们常视其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好新闻的评选过程中，这种特定的“代码”也在发挥着作用。我们评选好新闻，习惯运用定性的方法，请来若干专家或名记者分析新闻的内容，多数赞成的新闻就评为一等或
二、三等。评选者既缺乏可靠的材料，又忽视必要的量化数据，往往以自己的观点论是非。评选者有时依据一两个“典型反响”作为投票的理由，却忽略了价值低的新闻也可能拥有产生“反响”的少量受众，把一般新闻误认为好新闻。
报道者可以对新闻价值事先作出估量，越是优秀、成熟的记者对新闻预期价值的判断也越准确，越贴近它的实际效果，并以最好的表现形式提高其传播效果。而评选好新闻与大新闻则是在新闻报道之后，由新闻产生的社会效果提供判断的依据，广大受众最有作出判断的资格。因此，笔者认为，评选好新闻的标准应该有新的尝试。确定好新闻的第一个标准，应该是给受众提供值得知悉的东西。许多人知道的消息，似曾相识事件的报道，都远离好新闻的品质，好新闻应该包含全新的内容，是公众未知的个性化事件。引起受众的沉思是好新闻的第二个标准，表现为新闻的启迪性、激励性价值。政策报道、经济报道、民生新闻、经验报道都可能使全民或多数受众的生活发生变化，获得实际好处。这种实益价值引起受众对许多新闻的期待。当公众在广播电视联播前等待有关政府重大政策的报道，最能说明新闻对受众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往往来自新闻的获益价值，这是判断好新闻的第三个标准。
三、个案分析与理论思考：《齐鲁晚报》走基层
很多媒体在推行“走转改”活动时，也注重探讨长效机制，形成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齐鲁晚报》就是一个典型。在《齐鲁晚报》的“走转改”活动中，围绕该报社的老典型“胡同记者”张刚，开展了一系列报道和活动，真正做到了深入社区，服务读者，并形成了相应的制度。
（一）内容创新
齐鲁晚报是市民报，开展“走转改”活动抓住了这个特点，突出民生新闻，打造特色栏目，让读者参与到新闻报道和选题策划中，让基层和群众成为新闻的主体。齐鲁晚报相继开设了《凡人歌》、《我新闻》、《夜新闻》等系列栏目。每个栏目定位不同，但关注的都是基层群体，反映他们生活中的苦与乐，讴歌平凡人的不平凡。《凡人歌》开篇以“向您传递那些平凡人带来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一起谱写、倾听凡人歌”为主题，并推出第一篇报道《两环卫工捡到3.7万还失主》，之后陆续报道基层很多平凡人物的不平凡事迹，关注他们的闪光点，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好的道德引领作用。《我新闻》以“你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为开篇语，该栏目稿件全部出自读者之手，编辑每期由一名读者与报社的编辑共同担任。另外，齐鲁晚报还开设《剪子巷》、《尉伟道来》、《帮办》等栏目。《剪子巷》就某一话题把市民百姓的话摘录到报纸上，直接反映群众声音。《尉伟道来》则以记者过硬的现场作风和平易近人的报道文风，受到群众的喜欢。
（二）团队建设
让年轻记者深入基层，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张刚是齐鲁新闻界的老典型，从2000年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坚持社区新闻报道，在2003年就当选为济南市人大代表，2007年被评为全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早在 2001年，齐鲁晚报就开通了山东省首个以记者名字命名的新闻专栏“张刚在您身边”，2004年年初，《齐鲁晚报》成立“张刚工作室”，从一个张刚发展到一群“张刚”。2010年3月，《齐鲁晚报》正式启动新闻服务社区项目——“张刚大篷车”，张刚服务社区的平台再次升级。“张刚大篷车”在一年半时间里，走街串巷，深入基层、融入百姓，成功走过了100站。
在“走转改”活动中，齐鲁晚报特别注重发挥张刚的典型带动作用，以张刚工作室和“张刚大篷车”为抓手，让记者全面深入工矿企业、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基层百姓，要通过走基层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实实在在地为百姓解决困难。国庆期间，齐鲁晚报启动“听民声，探民情，本报记者走基层之假日行动”和“蹲点观潮”活动，记者分赴学校、医院、廉租房社区、养老院、工厂等基层，推出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鲜活新闻。既有人物报道，也有事件报道，既有现象调查，也有动态新闻。现在的张刚工作室团队，已经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从选题的先期调研、策划组织，再到具体实施、后期写稿，全由社区记者这个团队来承担，一些大的活动报社编委会都要靠前指挥。
走基层是齐鲁晚报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从新记者的入职培训到记者的业务锻炼，从中层干部的挂职交流到编委会领导考核，走基层必不可少。每年，齐鲁晚报入职的新记者分配到各记者站驻站工作，时间为 3 个月。今年 9 月份，齐鲁晚报组织 2011 届 17名新记者深入济南、青岛、临沂、泰安等地，对长途汽车站、高速公路收费站、日照港等一线基层深入采访，撰写了一批反映基层一线工人工作状态的稿件，同时也提高了新记者的业务素质，有利于培养他们扎实的工作作风。齐鲁晚报总部记者定期分批到各记者站锻炼。每月，总部都有记者下站工作，时间都在 3 个月以上，有的长达一年。目前，齐鲁晚报时政新闻中心、经济新闻中心、机动新闻中心、济南新闻中心等部门共有 55 名记者下站锻炼。
（三）社区服务
齐鲁晚报的编委会认为，新闻工作者仅有深入是不够的，我们办报的最终目的，是要从深入到融入，达到报纸和百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里居民的需求每天都在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及时了解这些变化。齐鲁晚报作为一张晚报都市类报纸，要做可读有用的新闻，要在服务上做文章，“张刚大篷车”就是为居民服务的一个良好载体。“张刚大篷车”百期活动，凝结着齐鲁晚报人对社区百姓的深情厚谊，也凝结着齐鲁晚报人的理想和追求。“张刚大篷车”每期活动，都结合当时百姓最关注的新闻展开，也结合百姓的呼声需求去展开，把热点新闻和为民服务完美地结合到一起。
除此之外，报社还创建了大篷车社区网络，在每一个小区设置联络点，方便居民反映问题和困难，从而形成良好的互动。又在济南市各区县设立“张刚大篷车记者流动站”，在100个社区成立“张刚大篷车社区共建联系点”。在未来一年时间里，张刚大篷车团队要联合职能部门，无一遗漏地走进济南市458个社区居委会；建立完善百个社区共建联系点，推行记者进社区轮岗值班制度，社区记者每周至少要有一天时间在社区值班倾听民情民意。同时，还要将“张刚大篷车”这种新闻服务经验，向全省十七个地市推广。
（四）考评制度
齐鲁晚报还在新闻考核评价体系上向调查周期长、采访比较艰苦的报道倾斜。每个部门主任可以就记者在“走转改”活动所写的较好的新闻稿件，报分管领导，经总编辑认定给予较高奖励。为鼓励记者多去基层采访，多写现场稿件，多写反映基层群众工作生活的稿件，齐鲁晚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新闻大赛，鼓励记者转作风、改文风。齐鲁晚报“每月短消息大赛”要求的标准，就是“导语鲜活，叙事直截了当，文字简洁明快，体裁新颖有特色，800字以内”，评奖标准中对基层采访和记者作风、文风进行了明确的要求，大大鼓舞了记者去基层采访、去现场采访的热情，在一线中发掘了不少好新闻。
当前，“走转改”活动正在向纵深推进，它给中国新闻界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使其成为新闻工作的一种理念、一种机制，使其成为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自觉坚守和工作常态，让基层意识和群众观点始终成为新闻报道的不竭源泉和思想动力。为使这项活动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各新闻单位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继续精心组织实施，同时要结合媒体自身特点，建立完善有利于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制度机制，推动“走转改”活动成为新闻战线的自觉行动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追求，成为推动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作者朱剑虹系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吴世文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2003年版，第8页。
2 谢静.《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24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26页。
4 陈力丹.《深度报道的钥匙——记者的新思维》[A].见《陈力丹自选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0、182页。
5 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71)：20。
6 Liu， Alan P.L.(1971).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
7陆杨、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