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论文——家族观念对现代化的影响
浅析宗族观念对现代化的影响
【摘要】：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必须把农村的现代化作为战略重点。当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农民问题将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影响和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综合性问题。而农民问题中，家族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不仅表现为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构成了与现代化发展最激烈冲突的因素，而且家族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目标从根本上说也是不相容的。因而，正确的认识家族问题的性质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对于实现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乃至中国的现代化，都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农村家族 现代化
一 农村家族概述
在中国学术界,有关中国农村家族最经典的定义为:家族是根据单系(父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它是家庭的扩大(家庭是其基本组成单位),是一个\"社群的社群\"。(费孝通)即家族是按男系血缘关系的原则,以家庭为单位组合而成的群体。
基于上述定义,学者们往往将中国农村家族视同于宗族,即所谓家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组织\";\"宗族与家族、宗族制与家族制、宗族社会与家族社会、宗族生活与家族生活,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别\"。
另一种著名定义是孙本文提出的。他认为,家族是一个\"大\"概念。他对家族和宗族的关系做了这样的表述:\"家庭为最小的单位,限于同居共财的亲属,宗族是由家庭扩充,包括父族同宗的亲属,家族则更由宗族扩充,包括父族、母族、妻族的亲属。宗族为同姓,而家族则未必为同姓,盖包罗血亲与姻亲二者。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家族是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范围的家族关系以及由它产生的种种体制、行为、观念和心态。也就是说，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居住在共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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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之中。
二 中国农村家族复活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家族几废几兴。80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家族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销声匿迹后，又重新活动，主要表现在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农村乡俗活动、控制社区秩序等等。
通常可以用两个标准来判断家族现象是否复活：一是看是否修了族谱，一是看是否维修或重建了祠堂。以此来观照中国农村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特别是南方许多村社，小到修祖坟、祭祀，大到修族谱、开庙会等，形成了一道家族复活的灰色景观。当然，家族现象之所以死灰复燃自有其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
（一） 聚族而居——家族繁衍的温床
唐代诗人白居易描绘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聚族而居的景象：“一村惟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由于聚族而居，以血缘为纽带，共处同一块土地，共同分享有限的资源，族人自然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便为家族势力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流动有所增强，血缘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有所发展，但是，自然村依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行政区划的基础和主要居住模式，这种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的聚族而居生存方式自然就成了农村家族势力繁衍和宗族复活的肥沃土壤。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族复活的生存平台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民族性的了，”“为了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这段话说明了两层含义，一是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必然会扩大为家族，家庭作为家族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的观念是家族势力复活的酵素；二是家庭要经营各种事业就离不开家族内的互动与互助。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又一次改变了农村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家庭被重新赋予了相对自主的生产权和分配权，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得到了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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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和强化。但是，这种小农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抵御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方面显得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发育不全，面对农具单
一、劳动力不足、生产资金短缺、经营渠道不畅、信息闭塞等生产性问题，它天然地需要社会互助与支持，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小农生产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协作、农民互助和农民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这时，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健全的情况下，对于深受悠久而深厚的宗法家族文化影响的农民来说，依靠、信赖、利用家族资源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所以可以说，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伴生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农村家族文化复活的生长平台。
（二） 农村基层权力的弱化——家族复活的契机
从权力的结构和性质角度分析，家族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同国家公共权力相平行和对立的私人性质的权力，只要公共权力弱化，宗族权力就会膨胀。在我国，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宪法改变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了乡政权。随着政社的分离，主要以行政村为划分依据的自治性群众组织即村民委员会，便取代了原有的生产大小队，行使管理农村基层社区的职能。然而，由于村民自治组织其起步阶段的脆弱性，加之其自身某种程度的非规范性，使其无法强有力地行使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力，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在实际中没有有效的执行，对村民生活的介入和对社区运转的调控能力较之改革前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来讲大大被弱化，从而导致农民对家族族权淫威的遵从与对宗族组织的依赖，导致自治权力向家族组织转移或部分转移。
（三） 情感归属和社区认同——家族复活的社会心理
家族群体及其所固有的修建宗庙、宗谱、祭祀等家族活动，它本身饱浸着情感力量，对族人有着不可替代的情感归宿和精神满足感，这是家族复活的心理基础。改革开放后家族思想的复活，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长期被压抑的心理和情感势能释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农民，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心理乏力，精神漂泊，需要一种心理归属，这种心理空白，社会主义文化不去填补，非社会主义的文化甚至落后腐朽的封建残余文化就会去占领。 三 家族观念对现代化的影响
家族势力在农村实行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都会留下它的痕迹。目前，农村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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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发展非农产业，加速社会流动，推行计划生育，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的新秩序，这一切都会对家族势力产生巨大冲击，同时也会遇到严重的阻力。业界对家族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评介，主要集中在村委会选举、村民自治、农村社区秩序构建等政治领域。家族思想已成为我们今天始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绊脚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及我国现代化的实现上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大体来讲，家族观念对我国现代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 家族观念对政治现代化的影响
封建专制文化的残余、经济落后、知识的贫乏和家族势力的影响，形成了一张互为因果、纵横交错的无形网络，它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羁绊。数千年来，“人治”一直是我国政治管理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与现代化进程格格不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实行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是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也是一项十分浩繁、艰难的系统工程。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明确要求健全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而完善制约机制，促使“人治”向“法治”转化，是保障农民民主权利，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家族观念的存在阻碍民主化村级管理，阻碍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形成的条件之一是血缘被地缘所取代，即社会分工、交换和生产必须冲破血缘的羁绊，开始按地区划分社会组织。但是，在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时期，地域理念并未彻底冲破血缘的束缚，从而使得我国的国家形态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人伦色彩。可以这样说，在历史上的中国农村，不是政治权力改变了宗族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基本社会结构，而是宗族组织亲和了政治权力，使其带上强烈的血缘色彩。所以，在中国的农村，往往村级政治领域与宗族势力范围重合，村治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族势力的制肘。家族精英介入村政，大大销蚀了以法理为基础的基层组织的应有权威，有的甚至目无法纪，以宗族法取代国法。在一些地区，家族势力甚至控制和取代了基层组织，宗族权力成为了与国家行政、司法权力平行的一种私人性质的权力。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的政治走向，直接影响了政治民主化进程，阻碍了政治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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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族观念对经济现代化的影响
家族明显的封闭性与保守性，与农村市场经济建设所要求的开放性相悖；家族的分散性又使得各个家族群体间相互排斥，不利于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家族通过家族活动以及祖训、族规等宗族驯化控制了族人的思想和心灵，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被压抑，抑制了现代农民的培养；而且，在家族精英的煽动、组织、领导下，族人对修建祠堂、修谱、祭祖等宗族活动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和热情，劳民伤财。这些都损害了现代农民的权利，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建设和农业发展，直接危害物质文明建设。
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中，是将传统的家庭或家族关系看作是与现代化的要求相对立的。在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中，也充满着诸如此类的观点。在这些学者看来，家庭是一种传统主义的力量，会促成社会中的裙带关系的建立，削弱工作纪律，阻碍劳动力的市场选择，妨碍经济理性的形成，阻碍普遍主义的经济伦理的出现，这一点在一些乡镇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家族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利用家族关系网络获取各种资源,从而使乡村企业家族化。其表现形式之一是指原集体企业由于家族成员凭藉各种关系长期承包逐渐丧失其集体企业的特点,淡化与集体的责、权、利关系,并伴随出现集体资产流向家族成员个人或家族的现象;其表现形式之二是指家族成员利用家族关系调动家族资源建立起新型的个体企业和联办企业。这种企业实际上就是家族成员个人或家族的企业,其管理方式也是家族式的,所以,这些企业从建立伊始就表现出鲜明的家族特点。这对乡镇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首先，家长制抑制了职工的积极性。在乡镇企业中，由于部分管理者以“家长”的身份出现，时时处处总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尊重职工的个性：而职工作为单纯的被雇佣者，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力，当然就失去了积极性，对企业发展状况漠不关心。企业不是以一个“集体组织”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一个“家”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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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家长式的管理制约着制度化、规范化管理。缺乏制度规范化管理，使不少乡镇企业经常陷于管理混乱，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行。
再次，家族式构成导致内部关系复杂化。企业中亲情关系的增加必然产生冠以的远近、辈分的大小的“差序格局”，就成了人们关系正常化的制约因素。因此，亲情关系充斥所导致的关系复杂化，是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 家族观念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在社会生活方面，有些地方的家族势力横蛮地干涉族内农民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人为地造成一系列婚姻悲剧，并以各种方式制裁那些“伤风败俗”、“有辱家风”及违反风俗的人。更有甚者，家族势力还利用土地、用水及婚丧事件，争夺利益，导致纠纷，有的还借机冲击当地政府机关。近年来农村犯罪率上升，凶杀、抢劫、聚赌、迷信、拐卖儿童妇女、溺婴及抗拒计划生育，有相当一部分同家族势力的怂恿、庇护有关。由于家族势力的存在与影响，由家族势力演化出来的多子多福、早生多育、包办婚姻、盲目排外、帮派观念等等陈腐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家族势力也是传统习俗有利的维护者，这些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都是严重的阻碍力量。 四 小节与讨论
我国曾经是一个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家，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致使封建思想意识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封建思想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一遇机会就有所显现，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家族即是如此。虽然家族现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于各族人民聚宗合族、组织生产、互相救助、抵御外辱等方面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家族思想以及它所伴生的任人唯亲、重男轻女、多生多育、宗族械斗等封建、迷信、落后、保守、排外等思想，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危害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清除宗族思想的毒瘤，消除宗族势力刻不容缓。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对策措施，认真解决好这一社会问题：
首先，农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生产力水平。要真正解放家长制，铲除家族观念，最根本的是要根本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提高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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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产力。只有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农村经济发达了，集体经济雄厚了，农村工作及基层组织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权力才得以维护和正常运转，才有条件加强农村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化建设。而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转、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完善和发展，就可能充分瓦解家族内部的经济联系，削弱家族势力，根除家族思想，有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当前农村，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的一种现实选择就是大力发展小城镇，加快城市化建设。社会现代化必须实现城市化，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我国乡村中的集镇自古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调节器。所以，要加快城镇化建设，使得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生产和城镇转移，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繁荣农村经济，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其次，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加大依法治村力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抗击家族观念的强有力武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再次，要增强农村社区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或地理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社会流动虽然是个人行为，但它不仅对个人有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结构会产生影响。开放、动态的分层结构取代封闭、固定式分层结构，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合理流动能拓宽社会各层次之间的接触界面，有助于各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联系，消除心理隔阂，加强了社会整合程度；合理的社会流动能有效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开拓进取精神，给社会系统注入新的活力。而农村地区的自然特点表现在人际关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人口的同质性较强，社会整合程度高，天然注定社区的社会流动性小。所以，增强农村社区的社会流动性，增强先进文化的互动和融合，阻击家族文化部群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增强农民的社会流动性，不外乎有两个方面：一是由外向内，通过大众传媒增强对农村的深入与辐射；二是由内向外，增强农民的对外流动，包括外出打工、干部交流、多民族杂居、移民等。
最后，要大力开展公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培养现代农民。现代制度和现代人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方面。家族观念强调的是秩序与服从，迷信与落后，所以，广泛开展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公民意识和农民素质，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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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现代人是长期的根本的国策。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现代农民应该是以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思想观念武装起来的农民，是开放、包容、民主、与时俱进的农民，应该对社会采取分析的态度，倾向于更积极的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具有普遍主义的取向，对人对事公平、公正、正义；具有开放性，乐于接受社会变迁，愿意接受新的生活经历；积极获取新的知识和信息，有较高的受教育和职业期待；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趋向于有计划性，应该具有与宿命论相对立的效能感，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守时惜时。
家族在某种程度上的复活，虽然说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却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社会现象，它不仅将随着农村的发展以及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温”而且在农村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将最终趋于消失。
参考书目：
1、朱启臻，《农村社会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
2、吕红萍，《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3、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