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的“隔代教育”功能研究 摘要20世纪后半期，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90年代末期，改革的潮流波及到农村，农民不再被土地所束缚，他们开始进入城市，所谓“民工潮”就是这种情况的表现。伴随着这股农民工进城的潮流，城市和农村简单二元结构被打破，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而产生，其中包含了本课题的研究对象—“留守儿童”现象。全社会都对这一现象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尤其是近几年，一些报刊杂志连篇累犊地报道了我国各地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以及心理健康状况，异口同声地认为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牺牲品”，呼吁全社会的人共同来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这个形势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善农村教育环境，加大教育投资，另外，在城市开设农民工子弟学校，能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
教育是人类永恒的现象，是文化的载体，是实现人类社会文化传承与整合的手段，作为是一种社会性遗传，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理论上划分，教育可以分为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所谓的正规教一育就是指“学校教育”，而把一切有别于学校教育的其他教一育方式，我们都可以称之为“非正规教育”，其中包含了“隔代教育”形式。 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阶段，接受的只是学校教育和“隔代教育”，成长的过程中缺少父母的直接教一育一，对孩子在心理成长和个性发展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隔代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又会起着怎样的作用? 本课题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选择了一个田野调查点—安徽和县杨褚十寸，通过对该村的实地观察，来分析当地的“隔代教一育”对“留守儿童”成长的影啊。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描述这种“隔代教育”的现象，分析它在“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功能。 关键词:非正规教一育“隔代教育’，“留守儿童”功能主义 第一章导论
20世纪后半期，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在这史无前例的改革大潮中，首先进行的是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其内容主要是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随之开始，逐渐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道路。其中户籍制度松动为农民进入城市打开了方便之门。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民不再被土地所束缚，他们开始涌入城市，城市和农村的简单二元结构被打破，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民工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伴随着这股潮流，一系列因农民进城而引发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除了关心农民工自身的生存状况之外，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问题，例如，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村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打破了城市社会的原有结构，给城市生活带来很多的压力，其中包括住房压力、交通压力、社会治安压力等等。而更引人注目的则是那些外出打工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家乡，以致于使这类孩子有了一种“特殊”的称谓—“留守儿童”。由于“留守儿童”在或短或长的时间内都是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有的是自己的祖辈，有的可能是亲戚，其结果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要影响他们在身心及其教育方面的常规性发展。例如，据新华社报道:2004年2月，江西省都昌县一对夫妇双双到东莞打工，将孩子寄养在妻妹家中。2月19日，该孩子从两米多高的床上摔了下来。孩子因为没有家人照料，未能及时发现脑内淤伤，导致伤势迅速恶化，最后因医治无效而死亡。面对孩子的离去，这对夫妇悲痛万分，不停地重复一句话:“如果我们在家就好了，我们在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此外，《中国青年报》报道:2004年6月，湖北省黄梅县一名上小学四年级的留守女孩因与奶奶顶嘴斗气而被脾气暴躁的奶奶用毛巾勒死，当时女孩的父母正在外地打工。再如，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4年3月，由于父母双双在外务工，四川省富顺县镇一个13岁的初一女生小英，在事先无人知情的情况下生下一个孩子，尚未成年的女孩竟然当农村“留守儿童”的“隔代教育”功能研究上了母亲。
学术界对“留守儿童”现象的关注和研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程度加深而加深的。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并不是很多，基本上是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外出(多数为男性)，妇女和老人留在家里继续种地，即所谓“3860”(38代指妇女，60代指老年人)现象。这一时期，“留守儿童”还没有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家庭教育并不缺失，母亲们的主要责任还是留在家里教育小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夫妻二人共同出去打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以致成为一种“主流”现象，而年幼的孩子则只能和父母分开，和爷爷奶奶或其他亲属留在家乡，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可以这么说，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学者们才真正有意识地关注“留守儿童”问题。总体性地，从目前国内对“留守儿童”现象研究的情况来看，我国学者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关于国内“留守儿童”数量的研究。在这类研究中，罗国芬的文章《从1000万到1.3亿—农村留守儿童到底有多少》为典型代表。罗国芬认为，对于目前我国“留守儿童”数量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有1000万人。在2004年5月31日的一次由教育部组织座谈会中讨论到有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在这次会中，关于“留守儿童”的数量，会议新闻稿的结论是，“有关统计表明，全国流动人口现已超过1.3亿，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近100。万人”①。第二种看法是孙宏艳的观点: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有6755万②。第三种看法来自2。。4年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留守子女渴望亲情:来自“中国打工第一镇”的调查报告》)。该文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有7000多万人。最后一种看法来自2004年n月4日的《光明日报》。在该报的《江西于都县实施“留守孩”关爱工程》一文中，作者认为留守农村的少年儿童数约1.3亿。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研究，不仅关系到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也关系到决策部门的决策，因而是至关重要的。但从上述援引的资料看，农村“留守儿童”的数字从1000万到1.3亿，彼此间相差实在太大。对此，一个显然性的问题是:这几个数据中，到底哪个数据更为接近事实呢?笔者认为，之所以目前学术界对“留守儿童”数量规模的研究结论相差悬殊，主要原因是对“留守儿童”的概念界定不统一。泛泛地说，“留守儿童”之意似乎是很清楚的。其实，该概念除了“儿童”极少引起歧义外，如何界定“留守”就是见很不容易的事。例如，在研究实践中，一个很容易忽视的情况是:到底有多长的时间父母外出打工，其子女留在家乡的情况才能叫做“留守儿童”?此外，一个儿童在家乡的“留守”时间如果不是连续而是间断性的，那么，该儿童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留守儿童”?总之，正是学者们对“留守儿童”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认识，其结果才会出现上述对“留守儿童”数量不等的情况。 ① 续梅，1000万“留守儿童”期待关爱—教育部召开座谈会就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请专家建言献策，《中国教育报》2004年6月5日第1版②孙宏艳，6755万“留守儿童’，亚待关注，《新京报》2004年7月1日
第二种类型:对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总体性的问题进行探讨。这类型的文章以沈辉香等人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迫切需要父母的关心》、姚云博士的《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及教育应对》研究为代表。在《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迫切需要父母的关心》一文中，作者认为，目前农村“留守儿童”的总体性的问题表现于诸多方面的内容，如学习、行为和心理健康等。关于学习方面，作者指出，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问题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成绩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下水平;尤其在初中阶段，有些甚至对某些科目的基础知识到了一无所知的地步。关于行为习惯方面，作者认为又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其一是张扬而无教养。这类孩子中的大多数比较自由散漫，缺少最起码的礼貌素养，而且依赖性强(少部分被严格要求的儿童除外)。在爷爷、奶奶心目中，这类儿童是心肝宝贝，在亲戚、朋友的眼中是“某某人家的贵子，对他们要少说、少管为好”。于是，这类孩子在家庭中常常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家务性的劳动从不沾边，而身为家长的对他们的要求则要想办法去尽力满足。其二是偏激而胆小。这类孩子在日常中表现的行为或者沉默寡言，或者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中有让他人难以理解的行为—过分赢弱或过分野蛮—出现。关于心理健康方面，作者的观点是“留守儿童”的心理大多呈现不健康状态。 与沈辉香等人的研究有所区别的是，姚云博士在其《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及教育应对》一文中不仅关注了有关“留守儿童”的学习、道德以及人格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的“隔代教育”功能研究发展方面出现的问题，而且对如何保障儿童的基本权利问题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观点。关于“留守儿童”的学习，姚博士认为，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绝大部分是由祖父母照顾，祖孙辈的年龄相差在43岁到71岁之间;再加上这部分农村老年人的文盲率超过40%，因此，他们除了在日常生活方面照顾他们的“隔了代”的孩子外，有关孩子的学习方面的事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此情况只能导致有些爷爷奶奶们对他们的孙儿、孙女在学校读几年级、在哪一上课、他(她)的班主任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人格发展不健全与道德发展问题，姚博士认为，留守儿童由于不能得到常规性的父母之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熏陶，这必然使他们缺乏社会性的规范教育。如此情况假如继续发展下去，其结果只能使孩子们在健全人格的发展方面出现问题，只能使从小就不能养成对自己、他人的行为作好的与坏的有关价值判断的习惯，以致于使这类孩子在特定的环境中做出违法乱纪的举动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权利要给以关注是姚博士在该文中的一个闪光点。姚博士认为，祖父母等亲属或因年长、或因经济生活等原因无法认真行使对儿童的监护权，致使孩子们在健康、教育、娱乐等方面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甚至更严重的连生命权利都难以得到保护。例如，近年来在一些农村发现的“毒奶粉事件”，和在河南省系列杀人案件的受害者中，留守少年儿童的占到就很让人注目。
第三种类型:近些年来，国内很有一些学者集中于“留守儿童”在心理发展和教育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诸篇文章中，曹家平的《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问题及策略思考》与周宗奎等人的《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两文较有代表性。 曹家平在该文中认为，未成年人在离开父母之后，他(她)的心理发展存在着很多局限性，其中包括儿童学习心理发展的局限性、儿童个体心理发展的局限性、儿童情绪情感发展的局限性以及儿童道德心理发展的局限性。对这些局限性，曹家平一一给以分析。关于儿童学习心理发展的局限性，他认为，对儿童学习心理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儿童智力的发展和学习习惯的培养上，而如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特殊老师—年老祖辈”的第一章导论教育观念及其生活理想的影响。对那些年迈的老人来说，姑不言在精力方面能否让他们看顾好那些不安分、好动的孩子，即使在精力方面许可，他们自身的教育素质与水平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思考有关儿童的智力开发、满足儿童的求知欲等方面的问题，不可能在实施过程中如何为孩子制定学习计划，如何科学性地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如何辅导好孩子等。简言之，就老人对“留守儿童”的职责与要求来说，与其说要老人如何教育好那些“留守儿童”性的孙子辈，不如说让他们怎样为孙儿、孙女们吃饱睡好、不生或少生病、能顺利地长大成人。
在儿童的情绪感发展的局限性方面，曹家平认为，隔代抚养下的儿童，虽然长期以来得到祖辈的疼爱和呵护，但由于自幼缺少父母的关爱，爱和归属的需要往往处于医乏状态，容易引起心理上的压力，从而容易产生孤独、寂寞、敏感、焦虑等不良情绪。他告诉读者，隔代抚养对农村“留守儿童”个性心理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个性心理特征、个性心理倾向和自我意识。基于心理学的分析，曹家平首先分析了个性心理特征方面的内容，认为个性心理特征应当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统称为个性品质。据此，他认为儿童抚养者的教养态度是影响)七童个性品质的主要因素。在他看来，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祖辈，其教养态度往往是保护的、溺爱的、照顾过度的和忽视的、拒绝的，这些教养态度很容易造成儿童的任性、孤僻、冷漠、攻击、胆怯、被动、神经质和社会化程度低等个性特征。其次，曹家平相信，个性的心理倾向性是推动人进行活动的动力系统，其内容主要包括需要、动机和价值观。农村“留守儿童”的祖辈由于自身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需要、动机和价值观等都与时代的发展相去甚远。因此，在这样祖辈的影响下，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需要、动机和价值观必然不能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最后，关于自我意识方面，曹家平认为自我意识是个人对自己的自觉因素，其内容主要表现在自我认识(如自我概念、自我认定、自我评价等)、自我体验(如自尊、自卑、优越感等)和自我控制(如自立、自主、自制等)三大方面。依据他的研究，他认为与其他儿童相比，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在自我认识和评价方面明显偏低，自我消极情绪体验较多，自我控制能力也比较差。针对以上这些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局限性，作者提出一些对应的策略，如加强学校教育功农村“留守儿童”的“隔代教育”功能研究能，在平时的教学之外，要多关心孩子的心理成长;完善家庭教育，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职能，和学校教育相结合，不能把所有的教育责任推给学校教育去完成;地方政府部门应该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心;最后可以利用地方闲散的教育资源，成立“关爱留守儿童爱心服务队”等等。
周宗奎等人也关注“留守儿童”在心理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们通过问卷的方法去收集资料，并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和自信心方面。如果与那些直接受父母抚养、教育的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自信心显著地底下。此外，他们还对“留守儿童”在接受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之原因作了探讨，认为在众多原因中有三个原因应当注意。其一是对那些已经入学的留守儿童来说，虽然他们上学了，但他们所在的学校因为在农村，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班级人数多，致使留守儿童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难以得到适时的解决。其二，由于一些农村的学校在教育措施和机制运行方面不当，其结果影响了对儿童的教育。其三，学校办学条件差，致使留守儿童分散寄养多于在校寄宿，从而在管护方面形成了有名无实
综观上面对“三种类型”的陈述，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仅越来越关注，而且其研究不仅在问题的广度方面越来越拓展，而且在研究内容的深度方面也越来越深入。应当说，我国学者们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其成果是令人注目的，从而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将对广义上的儿童教育与对狭义上的特殊儿童教育产生影响。但毋庸讳言，上述学者们的研究仍有多方面的不足。例如，研究“留守儿童”及其的相关问题，其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学者们都不同程度地给以忽视，这就是如何界定“留守儿童”的“隔代教育”?如何对“隔代教育”的类型进行分类?此外，“隔代教育”在具体的实践中，其教育主体(祖父母)由于各自文化水准、经历等不同是怎样地影响着教育客体(他们的孙儿、孙女)。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上述学者们的研究虽然有的确以实证的方法去收集资料，并对此进行分析，但没有一个从教育人类学的指向(perspectiVe)下，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去探讨有关“留守儿童”的相关问题。本篇论文的意图就是基于自己的“田野调查”去收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梳洗它们，分析它们，最终形成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有几个说明必须提及。其一是关于笔者所选的“调查点”。笔者所选的“调查点”是安徽和县的一个自然村—杨褚村。其理由是:从文化背景方面说，该村与笔者的家乡属同一文化丛，这利于了解该村在总体方面的文化特征及其功能。此外，从研究的经费说，这种选择是很经济的。其二，笔者在做“田野调查”过程中，除了近两个暑假期直接性地在选定的“田野”进行介入与非介入的调查外，还不间断地去选定的“调查点”收集资料。最后要说明的是本论文的结构。全篇论文分四章。在第一章里，笔者陈述了为什么选此课题进行研究及其相关问题。在第二章中，笔者主要讨论了“隔代教育”在正规教育、尤其是在非正规教育中的性质、内容、作用与功能。第三章的内容是笔者进行实地调查期间所收集的研究资料。本论文的最后一章是基于教育与文化理论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及其笔者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第二章非正规教育与隔代教育
教育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性活动。在回答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时，王邦虎教授认为，“教育是人类为影响自身能力发展及其运用所进行的一种社会遗传活动。”①在他看来，人类在其自身的成长过程中，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得不进行这种具有社会性质的遗传性活动。关于这种社会遗传活动的性质，该教授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应当提及:其一是它的社会性及其由社会性引发的集体性;其二是它的后天性;其三是它的能动意识性;其四是它的创造性。教育所具有的这四个方面性质，使它的功能具有特殊意义:惟有教育能使人有别于任何动物，惟有教育能使人成为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才说:“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是教育的产物。”②
一、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
教育具有如此功能决定了人类对它的特有重视。但是，人类对教育的重视则有个认识过程。教育史的资料表明，虽然人类在真正意义上进行今天我们所说的教育始于何时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学校教育的出现则是人类对教育重视的标志性说明。学校教育又称为正规教育(formaleducati。n)。这种形态的教育之所以能被说成是“正规的”，是因为教育者在实践中不仅在方法的运用上使其规范、合理，重要的是在整个实践过程中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把合社会发展的各种要求“遗传”给被教育者。或许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十分重视下一代的正规教育。
但广义性的教育毕竟不等同于正规教育，或者换句话说，广义性的教育除了正规教育外，还有非正规教育(inf二maleducation)。所谓非正规教育，概而言之就是指受教育者在正规教育之外所受到的教育。由于非正规教育具有如此特性，这决定了对其分类的困难性。笼统地说，非正规教育的内容包括受教育者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性教育两大类。在社会性教育中，其内容又可依教育者①谷成久主编.当代大教育引论[C].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5一6.②转引自仁苏]古留加.康德传[M].商务印书馆，1981:86.与受教育者间的关系分同龄群体间的教育(如孩子们在一起玩游戏或做其他活动时彼此影响而受到的教育)与自我教育(如孩子通过自己的实践、或模仿他人的行为而受到的教育)。
要特别提出的是，依从教育的本质是种社会性的遗传活动这一观点，在非正规教育中，虽然它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如从人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对教育的需求以及教育对人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越来越重视非正规教育。这种情况在人出生之后(据说，现在有人已提出要重视人未出生前的胎教了)的婴幼儿、少年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人生要经历的这些阶段，正是他(她)为准备成人(成为一个合社会要求的成年人)、成为怎样的人而必须经历的最重要阶段。在这些阶段中，除了正规教育所受的影响外，余下的影响都来自非正规教育。因此，在从属于非正规教育的范畴中，家庭教育又显得尤其重要。
二、非正规教育的作用与功能
关于非正规教育的作用与功能，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前者要大于后者。这是因为在人的一生中，接受非正规教育的时间要永远多于正规教育。在内容方面，由于任何种类的正规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对所实施的教育内容总是选定的，这固然能强化受教育者的学习内容，但同时，正因其对教育内容的选定而使受教育者接受到的知识受到限制。此外，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的关系来说，与正规教育相比，非正规教育中的“学生”有较大的自由性。在实施正规教育时，学生必须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考试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求学生必须学好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而非正规教育则不然，除年幼的孩子因其他原因影响而不得不接受成人所要求的教育内容外，更多的情况是受教育者按自己的兴趣、喜好去接受他人有意或无意实施的教育内容。因此，非正规教育所具有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正规教育是难以企及的。 非正规教育的如此性质决定了它的功能价值的正负取向。习惯上，有些人总认为只要是实施教育，其价值总是正向的。其实这种观点是偏颇的。教育的价值取向决定于施教者的社会发展观、生活价值观等。因此，如果说，对于正规教育，“认为只要是实施教育，其价值总是正向的”这种观点还有其较大的合理性，那么，对于非正规教育，其观点则因不重视教育内容的性质与教育方式、方法是否合理而就显得含混。俗语中之所以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说，一定意义上这也表明非正规教育所具有的功能是有其价值取向性的。
关于非正规教育的性质与价值，虽然国内外的学者还少有人对此作专门性的研究，但从笔者能获取到的资料来看，还是有些学者间接性地探讨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其中，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M·米德则是杰出的代表之一。 基于对原始文化的考察，和对现代文明的认识以及文化背景、条件决定教育的信条，米德区分了自古至今的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并且阐述了不同文化类型中相应的教育方式。
第一种是后象征文化与教育。米德认为，所谓后象征文化(pOStfigurativeCul七ure，也称后喻文化)，是指一种变化迟缓、难以察觉的文化，它的典型特征是“未来重复过去”。在后象征文化中，老年人无法想象变化，所以只能把这种持续不变的意识传给他们的子孙。后象征文化有赖于三代人的实际存在，它完全是代代相传的，它的延续既依赖老一代的期望，又依赖年轻人对老一代期望的复制。后象征文化条件下的教育主要任务就是要形成这种复制，他们从父母那里受到教育，重复着他们的生活。儿童是在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演变的成果中教育起来的。他从一降生就被迫适应这种方式。与她的老师博厄斯一样，米德相信，“倘若人们在童年时期接受的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文化教育，而他们与其它文化成果的接触又甚少，并充满敌意和鲜明对比，则他们的深刻的认同意识就几乎是无法改变的”①。依循这样一种教育方式，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对周围的人毫无疑义地接受的一切也毫无疑义地接受下来，文化得到了“完美”的复制和延续。
第二种是互象征文化与教育。米德认为，所谓互象征文化(cofigurativeculture，也译互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的模式是同代人的行为，其典型的特征是“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在互象征文化中，年轻一代的经验与他们的父母、祖辈的经验有着显著的不同，后象征文化中牢固的代与代之间的关系被打破，代与代之间出现列痕;年轻一代更注重从同代人那里互相交流感受，获取经验，其结果是经验连续性的断裂。
第三种是前象征文化与教育。米德认为，所谓前象征文化(p:efigurativeculture，也译前喻文化)，是指那种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们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的文化类型。在这种文化中，儿童面临着一个完全未知的、因而也无法掌握的未来。老年人不懂得孩子们了解的东西。过去，就一个文化系统内的经验而言，总是有一些老年人比所有的孩子懂得多，现在这样的老年人没有了。年轻一代再也不会有年长一代那样的经验。米德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没有‘子孙’的，正如我们的子女没有‘祖先’一样”①。
依据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不同，M·米德提出了不同文化类型下的教育形式。需要说明的是，米德所提出的三种教育形式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既可以用于正规教育，也可以用于非正规教育;但另一方面，仅就她关于后喻文化与教育的观点: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年人，其教育任务就是把祖辈的知识与经验“复制”给子孙，要子孙们代代相传，以此去实现文化延续，这在性质上有益于本文要探讨的农村“留守儿童”的“隔代教育”。
三、非正规教育中的“隔代教育”
如上文所说，非正规教育内含社会性教育，而在社会性教育中，家庭教育则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家庭教育有广义、狭义之分。依据教育的本质是种社会遗传活动之观点，广义性的家庭教育是指家庭里的所有成员在日常活动中所行使的、有关社会遗传之内容的活动。因此，其内容包括家庭中的所有成人之间、成人与孩子之间、孩子与孩子之间行使的一切属于非正规教育的活动。狭义性的家庭教育是指家庭中的成年人、尤其是长辈们对孩子所行使的非正规教育活动。在本文中，笔者所探讨的“隔代教育”就是家庭教育的一种形式。
作为专业性的术语，笔者对“隔代教育”的定性说明是:“隔代”之意分精确与含糊两种。精确性的“隔代”之意是指在一个具体家庭中，其成员间在称呼关系上，只要是超越了一代就属于“隔代”。例如曾祖父母之于他们的重孙、孙儿与孙女;祖父母之于他们的孙儿与孙女。含糊性的“隔代”之意是指，依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人与人的称呼关系中，年幼或年青的一方对等同或近于等同自己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年龄的另一方称呼其为爷爷、奶奶、或太爷、太奶的，他们间的称呼关系就属于含糊性的“隔代”。例如，在笔者所调查的自然村中，一个4一5岁男孩或7一8岁的女孩，如果在其活动中遇到一个年龄大于他(她)父母的同村人，虽然他们间的关系不是同宗同族，但对其称呼往往是在姓之后加上“爷爷”或“奶奶”两字。 如上文所述，家庭教育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性的家庭教育是指家庭中的成年人、尤其是长辈们对孩子所行使的非正规教育活动。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种狭义性家庭教育的内容，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长辈们对孩子所行使的非正规教育活动”进行更明确的分类。众所周知，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传统性的扩展型家庭(ex七endedfami行)正在向核心型家庭(nu。learfamily)转变，这种情况在城市表现得尤其明显。但在农村，至少在笔者所调查的安徽和县，大量的家庭仍然是传统性的扩展型家庭。因此，在谈及家庭教育时，虽然笔者所研究的是农村“留守儿童”的“隔代教育”，但全然性的“隔代教育”是极少的。多数的情况是混杂性的“隔代教育”。这就是说，在说明“长辈们对孩子所行使的非正规教育活动”时，“长辈们”并非只限“隔代”，只限于爷爷、奶奶与孙儿、孙女，而是包括了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为了区分这两种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非正规教育性的家庭教育，笔者把“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称之为“临代教育”。①〔美]M·米德.代沟[M].曾胡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77- 从教育的主客体关系来说，在“隔代教育”中，教育主体是爷爷、奶奶辈，在“临代教育”中，教育主体是父母。但无论是“隔代教育”还是“临代教育”，作为被教育者的教育客体都是年幼的儿童。由于这种教育客体因其未成年而具有的特殊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整个非正规教育活动展现的过程中，教育主体所起的作用总是时时占主导性的。
四、现时代“隔代教育”现象产生的原因 如前所述，教育的本质是种社会性的遗传。这种不同于生物学意义的“遗传”能使人成为人。因此，教育的如此胜质就决定了人类的发展与教育是须臾不可分开的。没有人类就没有教育;反之，没有教育也就没有人类。古今中外，只要是涉及教育，无论在形式上是属于正规教育还是非正规教育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去付诸实施。就非正规教育中的“隔代教育”而言，具体到我国的历史，
对它的重视古以有之。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有“一代只管一代”、“儿女不轨行为找父母”之说，但在实际中，“隔代”性的教育总是存在的。特别是在传统性的扩展型家庭中，如果其家庭属于名门望族，其“隔代教育”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功能方面都表现得尤为特出。但笔者所研究的“隔代教育”在其产生的原因方面则有别于上述。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中国扩展家庭里行使的“隔代教育”，其祖父母没有必然的职责，这就是说，对那些身为祖父母的老人，他们可以(而不是必须)对孙儿孙女们不实施教育行为。但对于笔者所研究的和县杨褚村，其情况则不能等同。由于为发展家庭经济，该村中几乎全体性的父母们都远离家乡外出打工，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将儿女留在家中，不得不把原先要他们行使的非正规教育责任转移到他们的父一母—他们自己孩子的祖父母。于是，现代型的“隔代教育”现象大量产生。因此，如与传统型的“隔代教育”相比，现代型“隔代教育”的施教者之责任是被动接受的。这种被动性的接受不仅使非正规教育的施教者在代与代以及年龄结构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重要的在实施“社会性遗传”过程中必然要引起功能性的变化。如何去认识、理解那些功能性的变化，这是本文要刻意研究的内容。
五、“隔代教育”的形式
这种非正规形式的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种，从孩子与祖父母相处时间的长短来划分，有完全隔代教育和不完全隔代教育之分。所谓的完全隔代教育是指，父母亲长期不在孩子的身边，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完全由祖辈承担的形式，我们称之为完全隔代教育。这种形式目前以农村为主，因为大多数的父母都选择在城市打工，这样孩子只好由祖辈来抚养。不完全隔代教育是指父母亲和孩子的短暂分开，例如城市父母由于工作原因，只好暂时由老人来照料孩子，这种短暂的照料我们也把它看作“隔代教育”的一种，因为只要是祖辈和孩子相处了，那么在某些方面必然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称之为不完全隔代教育。第二种，从施教者和受教者的亲疏程度来划分，有直系隔代教育、非直系隔代教育和外来隔代教育之分。直系隔代教育是指孩子由自己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甚至曾祖辈来教育的。非直系隔代教育是指由家庭的其他祖辈亲属来教育孩子。而外来隔代教育的范围则很广，除了以上两种隔代教育之外的所有隔代教育都属于这一类范围。
六、“隔代教育”的内容
“隔代教育”的内容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大致说来，这种教育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是涉及文化知识性的学习教育。这种教育在性质上与学校教育类似。对教育主体来说，实施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对受教者早期“启蒙”。在农村，常规的情况是:那些自身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祖父母们对孙儿或孙女实施一些如认汉字、背诗文、数数字或简单的加减运算。但对那些自身可能就是文盲的老人来说，多数的情况要不就是因无能力而放弃这种知识性的学习教育，要不就是对己经上小学的孙儿、孙女们做一些督促他们适时完成家庭作业、或要求他们不要贪玩而要多看书之类的工作。
。其二是关于生活方面的教育。在目前，这种教育是农村中的大部分老人对孙辈教育的主要任务。从理论上说，对正在成长的孩子实施生活方面的教育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其内容不仅关涉到孩子们是否吃得饱、穿得暖，以致是否因现时的吃饭、休息情况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而且重要的是如何训练与培养孩子们在饮食行为、习惯、品行等方面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但从现时的现实来说，由于农村的经济发展还未进入现代化阶段，年老的祖辈们对现代社会关于人的生活质量要求理解欠缺，这些都决定了他们在实施关于生活方面的非正规教育时只能顾及把孩子养大、不要出什么意外的事情即可。
其三是关于社会化方面的教育。由于农村环境的限制，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因此，在实施这方面内容的教育时，祖父母们通常的方法是遵其旧俗，依据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去教育孙子辈的孩子如何“做个好人”，怎样才能让村中的他人对孩子有个好评。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一些祖父母们也会对他们的孙儿孙女实施一些在同他人交往时怎样才能不吃亏等内容。但无论怎么说，总体上，在农村的“隔代教育”中，有关社会化方面的教育，其本质还是传统的。
“隔代教育”的施教者主要是爷爷，教育方式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顺依孩子型，爷爷未能对孩子实施积极的教育，其结果往往是疏于管教而陷于溺爱，导致出现个案四的情况。其二是强制教育型，孩子往往没有多少自由以决定自己学习和生活的方式，一切皆按爷爷的要求和标准去处理生活和学习上的事，导致祖孙间关系的紧张和孩子合理要求的被忽视。其三是理性教育型，主要存在于爷爷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教育能力，如个案六所示的“隔代教育”状况，孩子在较为正常的教育环境和代际关系中成长。从理论上说，“隔代教育”的另一重要施教者奶奶在孩子成长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十分重要，但据杨褚村的情况来看，奶奶除对孩子的生活更加体贴入微和悉心关照外，所发挥的教育作用似乎并不突出。而且相较于爷爷来说，奶奶的思想更要保守一些。由于隔代之间(祖孙之间)“代沟”的过分突显，加之祖父母与父母在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上的不一致等因素，“隔代教育”的效果普遍不甚理想，孩子在心理、性格、行为、学习等方面较易发生不同程度的偏差。
还有一点不该忽视的是，这些年当地人的收入越来越高，家境也越来越好了，富裕起来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让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至于孩子读书成绩的好坏父辈们往往不予重视。在我的访谈记录中有如下的片断 第四章“隔代教育”的功能分析
有关“隔代教育”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本项研究将依据和县杨褚村“隔代教育”的田野调查，运用人类学功能主义理论对其加以分析。借用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功能主义，对“隔代教育”形式、内容及存在问题进行功能分析，而对因教育主体发生变化导致教育功能改变的“隔代教育”研究，则主要采用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一、两种人类学功能主义理论的差异
功能主义作为人类学的一个理论流派，其缘起和发展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作了介绍，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同样是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且都强调文化的功能作用，但由于研究方向和研究对象的不同，两者的功能主义观点仍是有一定区别的，具体表现在: 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每个部分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因而每一种文化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能只是人为地抽出个别部分，不能忘记整体的每一个因素所完成的功能。马林诺斯基把他的研究对象划分为两个部分:①文化或各种用具、物品、社会团体、观念、技术、信仰、习惯等人类创造物所合成的整体;②人的基本需求或人的新陈代谢、繁殖、舒适、安全、行动、生长、健康等需要。他认为社会人类学者的使命，在于通过田野调查理解人的文化性、制度性的活动与人的基本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人类学者赖以理解这种关系的工具，是“功能”(funetion)这个概念。① 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功能主义，我们通常称之为“结构功能主义”。他的功能主义基本思想是，风俗、信仰或任何其它制度，都是社会有机体整体的一部分，并由于它们所充当的角色，维系着社会有机整体的延续和存在。“社会结构”成为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功能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②
因此，同为功能主义理论，两者的显著差异在于:马氏的功能主义强调以文化和制度的相互关系为中心来研究个人需要，认为任何一种文化或制度的功能都是满足人的基本的和派生的需要，主张从人的心理需要层次去探求文化的整体性，因而更多的是带有心理学的性质。而布朗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则强调以社会为中心，用有机体的类推确定社会功能，认为功能所满足的是社会的持续存在，主张通过对各种制度的社会性功能的探索，来阐明人类社会的有机统一性，因此明显地偏向于功能的社会性。
二、“隔代教育”的功能分析
“隔代教育”业己成为那些类似杨褚村的“留守儿童”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支持性力量，是“留守儿童”们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和载体。但是，“隔代教育”对儿童在当下社会发展中的成长历程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功能?这是一个函待理论上予以回答的问题。
曰“隔代教育”现象何以产生的功能研究
根据马林诺斯基的观点，他认为文化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当地的一种新兴文化现象，“隔代教育”代替“临代教育”而成为家庭教育的主流，这种情况也必然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隔代教育”古己有之，不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广义上的社区，这种“隔代教育”现象都是存在的。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对“隔代教育”十分重视，因为在农业文明条件下，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主要依靠的就是一代代人的传承。我国民间有句俗语“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它非常清楚的表明老年人所拥有的经验的重要性。故此我们可以说，在传统农业社会，“隔代教育”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人类知识和经验传承的需要而产生的。有的人可能会说，在现代社会，教育发展迅速，经验的科学性遭到怀疑，现代人讲究的是科学、实证，那么这种“隔代教育”还有存在的必要么?确实，现代社会追求的是知识的不断更新，而老年人的思想更新比较慢，往往会给人落后保守的印象，但是我们说，文化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单独的把某一个方面拿出来，脱离整个社会整体来评断它的优劣性。
众所周知，随着改革政策的深入，农民开始进城做生意，而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里，成为“留守儿童”。这样原本是家庭教育中起辅助性作用的“隔代教育”便越位成为家庭教育的主流，这种现代“隔代教育”产生的原因就是为了满足孩子父母能够无所顾虑孩子的学习生活而外出做生意或打工这一迫切的需要。 对比传统“隔代教育”和现代“隔代教育”，两者在产生的原因上发生了变化。前者的产生是由于知识和经验传承的需要，而后者的产生则是由于现代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张力使然。由于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不同，两种“隔代教育”在功能和作用上的表现一定是有区别的
口“隔代教育”内容的功能研究
“隔代教育”作为一种非正规教育形式，其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对孩子生活方面的教育、学习方面的教育、人格等等。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当地的“隔代教育”主要担负的是对儿童生活和学习方面的教育。在个案一中，小A的奶奶对于孙子生活方面的需求是有求必应的，尤其是在饮食上。只要是对小A身体健康有好处的，奶奶都会尽量的满足他的需求，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需要。如爷爷奶奶从不吃给小A准备的“好菜”，对小A不愿意在家里吃早饭，而想去“集上”买早点吃的行为，奶奶也给与了许可。 由此可见，在生活方面，“隔代教育”表现出比“临代教育”更加周到的特征。原因在于，“疼爱”隔代晚辈人现象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看得很清楚:贾母对孙子宝玉的爱是无人能及的，甚至当宝玉父亲训责宝玉时，能够出面解围的一定是贾母，她不仅维护宝玉，同时还要呵斥儿子，责怪他不应该对宝玉那么严格。而宝玉也知道奶奶对自己很疼爱，在那样的大家庭中，奶奶那儿是他最好的“避风港”。所以说《红楼梦》中贾母教育孙子(宝玉)是文学作品中对“隔代教育”这一文化现象最典型的描述 在对杨褚村人们的访谈中，我们可以同样地感受到一点。父母把孩子留在家里，最不担心的就是孩子的生活问题，包括穿衣、吃饭等等。大部分人的观点认为:孩子放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肯定是没问题的，不用担心孩子会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孩子，哪个爷爷奶奶不心疼自己的孙子(女)?父母们更多的是担心孩子的学习问题，他们认为，爷爷奶奶知识有限，在孩子的学习问题上不能给孩子有效的帮助，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坏只能靠孩子自己的努力与否。在个案四中，小W的爷爷奶奶似乎对他的成绩并不在意，唯一的希望就是小W不要在学校打架、闹事，顺顺利利地把小学和初中上完，然后就可以跟他的父母外出做生意。小W的爸爸也认为“我们从来没指望他上学能有出息，能考上大学，只要在家里不要和别的孩子打架，平安地把中学上完就可以了。” 由此可见，在学习方面，“隔代教育”主体一爷爷奶奶一囿于自身知识缺乏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无法给孩子的学习、学业提供积极的帮助，导致当地部分“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也有个别的留守家庭，因为“隔代教育”主体自身的知识条件优越，因而在孩子的学习方面给与了良好的帮助。在个案六中，小Y在爷爷的教育下，学习成绩一直处于班级前列，而表弟小L在一段时间之后，成绩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对比以上两种不同的留守家庭类型，我们可以得出，“隔代教育”主体自身知识和所处社会阶层及所从事职业的差别，导致“隔代教育”在第三代(孙子、孙女)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功能是相距甚远的。
码“隔代教育”存在问题的功能研究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隔代教育”在“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有其积极方面的意义，例如在儿童的生活护理和身体健康方面，“隔代教育”往往表现出优于临代教育的条件，而在儿童的学习方面，“隔代教育”则又突显出自身的不足。尤其是为满足隔代施教者生活和精神之需要而形成的农村老年型文化，如前文所提及的思想保守、认知偏见、害怕新生事物、娱乐形式单调(主要是打麻将等小额赌钱活动)等特征，构成了对“留守儿童”施以间接形式“隔代教育”不合适宜的文化濡化环境，这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尤其是在社会认知方面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消极功能。实际上，当前在类似于杨褚村这种青壮年劳动力皆外出经商或打工而长年不归的农村社区，由留守老人所形成的村落文化业已成为村落的主流文化，这种形态的村落文化对“留守儿童”的成长构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性“隔代教育”氛围。除此以外，在杨褚村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儿童的心理教育及性教育问题更是成为当地“隔代教育”无法逾越的鸿沟。 幼小的孩子在心理健康上可能没有太多的问题，例如在小学阶段，大部分孩子过得无忧无虑。可是进入中学阶段之后，随着生理上的发展，孩子也同时进入了心理焦虑期。儿童在这一阶段的身心变化而产生的成长压力使“隔代教育”在功能上的不足背突显出来。孩子们开始有自己思想了，他们不再是一张单纯的“白纸”，他们开始有自己社交的圈子，接触到不同的人群。爷爷奶奶的话不愿意听，觉得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而爷爷奶奶则都是“老古板”。随着逆反心理的进一步明显，这个时候的“隔代教育”表现得苍白无力，这一时期也是由儿童往青少年过渡过程中心理问题的高发期。例如，在调查中笔者就发现这样一个案例:在杨褚村的一个邻近村，有一个女孩在2006年时为16岁(虚岁)，2007年春节，她的爸爸妈妈从外地回家过年，发现女儿胖了很多，问她的爷爷奶奶，老人家也说长胖不少，后来还是女孩的妈妈发现有问题，结果去医院检查，竟然是怀孕了4个多月。究其原因，是该小女孩和班级的一个男同学相互有好感，即所谓的“早恋”，并偷吃了“禁果”，在无知的情况下怀孕。
对于这件事的发生，当然有多方面的责任要去追究的，学校的、家长的、学生的等等。但是，从本课题的研究角度来说，“隔代教育”在某些方面的功能缺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试想，如果爷爷奶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能及时的发现孩子的异常举动并正确的加以引导，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的。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当地很多家庭，尤其是有女孩留守的家庭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有的家庭把孩子接到外地，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还有很多爷爷奶奶都说等到小孩一上高中就要把父母叫回来了，要不然自己也担待不了这个责任 田“隔代”与“临代”教育之功能差异研究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一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研究文化就是研究一种文化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种文化的整体结构、各文化要素在这个整体系统中对于外界调适和内部整合两个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以及比较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异同点。①据此，我们可以说，任何结构的改变必然会带来功能上的变化。在假定受教育客体(本文指儿童)不变的前提下，“隔代教育”与父母亲对儿童的临代教育相比，因教育主体的变更而导致教育结构发生了变化，即由“临代”的父母转变为“隔代”的祖父母。根据结构一功能主义理论，同临代教育相比，“隔代教育”的功能必然会发生变化。以下从当地“留守儿童”的德、智、体三方面发展的情况来分析“隔代教育”与“临代教育”相比，其功能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首先，品德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留守儿童”的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方面。德育是“隔代教育”中比较难以完成的一项任务。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一些老年人囿于自身知识的匿乏，无法接受新兴的社会理念，因而在向孩子解释一些新的社会现象时，可能无法让孩子满意，他们向孩子灌输的可能都是传统的一些道德理念，正如M·米德所说，“后象征文化条件下的教育主要任务就是形成这种复制”②。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往往也会造成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的隔阂。在个案二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隔代教育”与现代社会的脱节，爷爷始终认为男孩子去县城上学就一定会“变坏”，而父母则认为县城的学校教育要比家乡的好。当然，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说传统的道德理念就一定是不好的，只是与父母亲的“临代教育”相比，“隔代教育”在教育孩子如何理解和接受新兴事物上可能没有“临代教育”那样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其次，智力发展。在智育方面，尤其表现在对幼儿智力开发上，父母亲比较注重从小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而祖父母通常对此并不以为然。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深入，目前农村大多数年轻人都接受过一定的正规学校教育。在调查过程中，时而能看到年轻的妈妈教小孩子背诗、唱儿歌等等。而由老年人看管的孩子，在幼儿阶段则很少能这么早得到智力开发。同样，在孩子上学后，父母亲可能会在孩子学习上给予一定的辅导，而老年人在这方面则通常无能为力。笔者发现，大部分爷爷奶奶对孙子(女)在校的实际学习情况一无所知，而最多只是形式上关心每次考试的分数是多少，以及老师布置的作业有没有完成等。因而，在智育发展上，“隔代教育”的功能远不如“临代教育”发挥的作用大。换言之，在当前的农村社区里，“隔代教育”在儿童的智育上难以发挥它的正功能。
最后，体质发展。这里，我们把体育发展定性为儿童身体健康的发展。关于儿童身体的健康，祖辈对孩子的关心要甚于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因而“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是外出的父母们所不用担心的。用当地人的话说“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小孩，爷爷奶奶都把孩子当宝贝一样待，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孩子在家里会吃不好、穿不暖”。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地的“留守儿童”无论是吃饭、穿衣还是在其他消费上表现得都很优越，基本的生活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有的甚至表现得过于“奢侈”。例如，现在很多孩子都喜欢去县城的超市买零食，而且都要指定的品牌。基本上，爷爷奶奶为了孙子(女)能长好身体，也都满足孩子的愿望。因此，在“留守儿童”身体健康上，“隔代教育”表现出独特的优势，爷爷奶奶都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孙子(女)，但是，在体育兴趣、特长和技能方面，“隔代教育”的功能又明显弱于“临代教育”
从以上对“隔代教育”五个方面的功能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隔代教育”第四章“隔代教育”的功能分析在类似杨褚村的“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功能必须要放在整个社会整体中考察，不能脱离这个整体进行抽象的研究。从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功能主义来看，这种“隔代教育”在农村的主流化现象是和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关联的，它的产生是为了适应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和满足当地人发家致富的需要。尽管由于“隔代教育”主体的自身条件，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隔代教育”—这种非正规教育形式的正功能作用的发挥，而凸现了其负功能影响。
除了强调结构与功能的对应关系之外，布朗同时还注重功能对社会的延续性作用。他认为任何功能都是在一定的社会体系中完成的。据此结构功能理论，“隔代教育”对社会的延续性有其特定的功能。在现代社会，“隔代教育”在农村的主流化发展也是为了维持现代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发展的连续性。试想，如果每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都跟随父母进入城市，那么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原有的稳定性结构就会被打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农村的社会结构也会受到严重的震荡而产生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当前农村“隔代教育”的主流化，对于减轻城市人口压力，稳定现有的城乡社会结构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总之，本项研究对于“隔代教育”现象的探讨，目的并不在于只是简单地论述其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在研究中，我们无兴趣于某种“隔代教育”之对错评断，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存在都是和此时此地的特殊环境和社会发展相关联的，正如博厄斯所言“每个文化集团都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一部分取决于社会集团特殊的内部发展，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①。我们只是希望从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和描述“隔代教育”这一文化现象，试图运用人类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当前“隔代教育”在农村“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功能，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积极应对。 参考文献著作类:「1〕〔美」M·米德.代沟「M〕.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2」〔美〕哈丁斯.人·文化·生境〔M」.许苏明编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1989年.「3」[美]M·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M」.宋践等译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4〕王邦虎主编.校园文化论「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5〕荣颂安，张珠圣.文化人类学「M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6〕[苏〕古留加.康德传[M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73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8〕谷成久主编.当代大教育引论「C口.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9〕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0)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11〕张健.当代大教育引论「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12」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3〕钱民辉.教育社会学一一现代性的思考与建构「M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4]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5〕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理论与流派「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6口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7〕Boas.F.Raee，Language，Culture[M〕.1940.仁18〕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仁M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9」冯增俊.教育人类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