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讲师团共兴旺
王征国
我们这代人生长在新中国，过往岁月中伴随着单位而辉煌。当人们痛批“单位人”、鼓吹“社会人”时，我真为这种去拾西方人牙慧者而羞愧。在毛泽东同志倡导下，大庆人创造了政企合一的组织形式，我们为之沾光，并因胡耀邦总书记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讲师团更加受益。1985年9月15日，我调到邵阳地委讲师团工作的首要职能，就是开展在职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在三年时间里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的教学任务，这个活动舞台之大、讲课任务之重、组织出题考试阅卷发证之繁锁，不是身临其境者是难以感受得到的。
1986年1月17日，撤销邵阳地区划归邵阳市（俗称地市合并），地市委两个讲师团合并，共同迎来了讲师团最兴旺时期。这一年，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年。我作为专职哲学教员，从讲授艾思奇本转向了李秀林本，无疑要补充现代科学知识，跟踪上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这方兴万艾的时代大潮。省委讲师团哲学处处长陆魁宏先生，对我恩重如山。他兼任省哲学学会理事长时，欣赏我的哲学功底，把我推举为学会理事；他担任省团哲学处处长时，首先想到把我调入、爱人也一同调进，得到了时任省团主任何震国的强力支持；他看到邵阳实在不肯放行时，又邀我担任全省哲学电视教学任务，主讲了唯物辩证法规律和唯物辩证法范畴两章。在韶山举办全省教学骨干班上，我讲授了这两章内容，学员们赞不绝口。为此，省团写了个书面评价，那滿满的盛赞，盖着红印章证明，成为保存在我家中珍贵的历史文档。
邵阳市委讲师团业务人员多于全省其他地市，但由于要辅导9县三区所有在职干部，这种教师人数优势与教学任务劣势充分地显现出来了。为了缓解这个矛盾，我们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培训理论骨干。
1 在所有单位设置理论辅导员，分层次举办辅导员培训班；由我和曹基荣、肖谦益在培训班上主讲，辅导员听后再回去给自己部门的干部讲课，也可选择放映由省团录制的每章电视教学片。二是编辑学习资料。主办了《理论服务》内刊，专门登载授课提要、复习题解、考试大纲、模拟试卷等；同时发行省团主办的《理论信息》，内容为电视教学老师的讲课稿，以及相关阅读资料等。三是为市直单位讲课。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有王征国、肖谦益、陈腾芳，政治经济学教师有莫球葆、周乐佳，科学社会主义教师有曹基荣、李维、李慧玲等，但都分担了哲学不同章节的教学任务，为市直各单位讲课，忙得不亦乐乎。讲师团办公室的莫良淑、吕端花两位女同志，忙着发行省市两个辅导内刊，以及组织考试阅卷发证等，有条不紊、井然有序，那是个令人难忘的教学旺季。
邵阳市委领导对讲师团极为重视，所有重大决策都邀请我们参加、听取我们的意见。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年胡耀邦总书记对邵阳市64个贫困乡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加强扶贫工作。为此，我和曹基荣通过调查研究，撰写了《探索邵阳市贫困乡人民的心理特征》一文，发表在《农村发展研究》1986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心理学》1986年第7期全文转载，首次提出了“扶贫要扶志气”、“扶贫要扶智慧”等，随后邵阳市委下发扶贫文件中就有了“扶贫扶志”、“扶贫扶智”的提法。1986年很值得怀念，湖南省慈利县出了个著名经济学家，中山大学卓炯教授创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得到肯定和表彰，赵紫阳总理提出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讨论。在邵阳举办的讨论班上，我和赵成瑜、莫球葆分别讲课。我在报告中既讲了商品经济充满活力的几个重要方面，也讲到了商品经济所不能涉猎的领域，例如医院不能赢利化、教育不能产业化，城市卫生、生态保护、社会福利等都存在着“市场失灵”问题，这个内部印行的资料仍保存在我家中，之后我对走偏锋的 2 医院和教育始终痛心疾首、反复呼吁叫停。我和曹基荣还撰写了《试析贫困乡人民发展商品经济的心理障碍及其克服途径》一文，发表在《学习导报》1986年第10期。
与此同时，我们开辟了青年人才学研究新领域，组织邵阳市青年才俊撰写论文，与团市委和市委组织部青干科共同筹划召开研讨会。1986年9月9日至11日，湖南省青年人才研讨会在邵阳市召开，省委组织部罗席珍副部长主持会议，邵阳市委书记刘阳春到会致词，省委省政府机关人才研究学者刘文普、郭向东、杨敬东等处长，各市州委组织部青干科科长悉数参会，我在大会上介绍了邵阳青年人才研究情况，宣告邵阳市青年人才研究会成立，我被大会推选为理事长，会议综述由国家人事部《人才研究》杂志刋发。会议期间，我宣读了《建立“青年人才学”刍议》一文，这是个撰写《青年人才学》的总纲要，最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曹基荣合写的这本著作。
1987年干部正规化教育进入政治经济学教学年。在全市辅导员培训班上，三位团副主任莫球葆、曹基荣、王征国分别讲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随后，将讲课提纲在《理论服务》上刊登并印发到全市所有干部的手中。这一年，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海燕带领宣传小分队到企业基层与群众面对面恳谈对话的经验，引起了赵紫阳总理的高度重视，在批示中肯定了这种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要求向全国推广。我在市委宣传部周玉清部长的安排下，参加了市直部办委局领导干部恳谈会、新邵驻军部队官兵恳谈会、造纸厂干部工人恳谈会等，当场提问当场解答，需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灵活的应对能力。造纸厂那场恳谈会，由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李国恩处长率队现场观摩考察，有位工人问我：“发展市场经济是否会造成了两极分化?”我回答：“剥削制度是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宏观调控，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控制市场经济失灵，使公民收入的差距保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走共同 3 富裕道路。”他反问：“刘晓庆万贯富婆，我手中空空，怎么能共同富裕？”我随口答道：“只要刘晓庆的收入遵守法律法规都应当受到保护，再说她那万贯财富只是对社会主义总财富的增加，并不会跑到月球上去。”这下炸开了锅，工人们纷纷指责我不替工人阶级说话。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对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和合法权益确实保护不够，在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忽视了两极分化的负作用。李国恩处长率队现场观摩考察后，向省委专题汇报后决定在邵阳市召开现场会推广“恳谈对话”， 省委书记毛致用作报告、市委书记刘阳春介绍经验，罗海燕副部长挂职邵东县、不久即提拔到省委办公厅工作。
市委宣传部周玉清部长找我谈话，让我接替罗海燕副部长职务。我说：“都是副处没必要，何况我喜欢当教员讲课写论文!” 周玉清说：“级别一样岗位不一样，管一个宣传战线不同于管一个讲师团！”我答：“等我评完职称再过去。”俗话说“你越想得到偏偏得不到！”这话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邵阳市职改部门支持我破格申报副教授，当时属于全市社会科学战线唯一破格申报者，省职改部门以行政兼职为由不放评，在我说明情况和介绍学术成果以后同意了。但是，哲学学科5人组评审时因有位成员与我有文字纠葛，其他评委被游说或投否决票或投弃权票，我这次申报副教授没有成功，给我以沉重打击。
然而，愈是打击愈是坚定。我认准一个死理，职称虽然对我很重要，但创新理论成果对我来说更为重要。当时我已顾不得那么多，把全部心思投入到了干部考核新方法研究，这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托科研项目，我担任了干部述职报告子课题学术组组长，邵阳市委组织部青干科副科长袁育才担任副组长，我立即开题立项并撰写了20个研究题目分配到人，组织邵阳市青年人才研究会成员集体攻关。我撰写了论文《历史上的述职报告及其在现实中的运用》，收入湖南省人事厅《劳动工资人事制度改革论文集》(1988.1)，还收集了全国各地干 4 部的述职报告进行对比研究后，提供了不同级别层次干部可选用样本；袁育才撰写了论文《如何评价述职报告及其操作规范》，还创造性地把数学模式引人到评价体系之中。这项研究前期成果被编辑铅印成书，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的成果鉴定会上，与会评审专家高度评价该成果，中组部青干处王学军处长当场拍板，纳入“干部考核新方法研究丛书”之中向全国推广；这项研究后期成果由我和袁育才修改后，以《怎样撰写与评价述职报告》为书名，由湖南科技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发行，第1次就印刷了3万册，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撰写述职报告的工具书。回忆起来，我前后为这个课题研究搭上了三年时光，应该说值得为之付出！
1988年干部正规化教育进入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年。这年正巧全国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给这门课程的教与学带来了清新之风。我在全市辅导员培训班上授课时讲道：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赵紫阳总书记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这个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然而，那些没良心的理论家宣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说明党风不正也是长期的，道 5 德滑坡必然相随。以此误导公众，公众则反讥“初级阶段是个筐，啥都能往里面装！”因为这种论调无视毛泽东时代党风清明、社会正气，雷锋精神成为道德楷模。现在回想起来，深感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既肯定初级阶段理论，也不买党风社会风气下滑的账，用那种似是而非的说辞忽悠老百姓，根本不可能得逞! 1988年春节刚过，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上我讲了《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几个问题》，随后在市委宣传部、党校、讲师团三家共同举办的培训班上，我又讲了这个专题，强调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拓展和深化。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写道：“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1987年赵紫阳总书记着力阐述了生产力标准，指出：“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对此，我的主要体会是：生产力标准指的是在社会领域内判断生产关系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上层建筑是先进还是落后，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它属于历史观范畴；实践标准指的是人的主观认识必须经过客观实践的检验这样一个认识论问题，它属认识论范畴；实践标准检验的对象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切认识，主要是检验人们的认识、思想、观念、知识、目标、方案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而生产力标准检验的对象，不仅包括人们的主观认识（观念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的实践活动以及经济制度等非观念的东西，它对人们的主观认识和实践活动起正确的导向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往往把发展生产力同赚钱等同起来，造成对生产力标准的曲解或误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货币关系下，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 6 富当然要表现为钱。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经济活动，当然要赚钱，要赢利，一般地，就正常情况来说，赚钱、赢利应当是并且能够是通过发展生产力而求得的。然而，不能反过来说，凡是赚了钱或赢了利，一定是发展了生产力。有些赚钱、赢利的做法可能是无益于发展生产力，相反是破坏生产力的。比如滥伐森林，破坏矿藏，污染环境，损害生态，眼下可能赚了钱，局部可能赚了钱。但从长远来说，整体来说，使生产力受到了破坏，而且是对生产力根本条件的破坏。再比如让少年儿童失学当童工，可能在一个时候，使一个工厂，一个家庭得了益、赚了钱，但从长远来看，也是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使我们新的一代劳动者受不到必要的文化和科学教育，同时这样做也直接违背了教育法和劳动法。至于现在新闻媒介经常披露的那些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消费者的，尽管个人发了财，有的可能发了大财，更不能说是发展了生产力的。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生产力与生产力标准简论》一文，由《求索》1988年12月（增刊）全文刊载。
1988年6月间，我国改革推出了价格“闯关”方案，指导思想是“长痛不如短痛”和“一步到位”。但是，当时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相当紧张：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当时的年通货膨胀率为18.5%），双轨价格的磨擦也很重。在这种情况下，要绕过制止通货膨胀和缓解双轨价格的磨擦这两个条件去搞“一步到位”的价格闯关是脱离实际的。7月间讨论价格改革方案，8月间“闯关”的消息刚刚被媒体透露，便发生了全国性的银行挤兑风潮和商店抢购风潮。这一风潮把主观设想的加快价格改革方案冲得无影无踪。实践提出了改革心理承受能力问题，赵紫阳总书记要求研究改革心理问题，于是在邵阳市委书记刘阳春支持下，由王征国、唐得之、邓明东合作开始的《改革心理学》研究应运而生。
1988年11月9日至12日，湖南省哲学学会《改革心理学》书稿讨论会在邵阳市召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省哲学学会理事 7 长陆魁宏研究员主持会议，邵阳市委书记刘阳春到会致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陈学源研究员、中南工业大学曾钊新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唐凯麟教授、湖南省委讲师团胡潇教授、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谭副厅级研究员、以及几位在校研究生共36人与会，我在大会上介绍了《改革心理学》研究过程和主要观点，然后进入书稿评价和研讨，会议发言踊跃、气氛热烈，充分肯定了这个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高度评价了书稿写作质量和创造性贡献，邵阳日报副主编全程参会及时发会议消息和综述，邵阳电视台对开幕和闭幕都予录像在当日新闻节目中予以报导。当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发来电报索要书稿，于1989年10月出版和发行了这部学术专著。该书由湖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刘正作序。在这部30万字的著作中，作者以改革与心理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改革心理与传统心理的矛盾运动为基本线索，重点研究了改革心理的发生、震荡和效益、改革心理的构成与规律、改革心理障碍与消除障碍的对策、改革心理行为等问题，以图创造良好的改革心理环境。
1989年湖南省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进入最后阶段。在那几年那个最为忙碌的时期，也是全省乃至全国讲师团系统最兴旺时期。我过得很充实，把每年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讲课与市委中心组学习、与拓展学术研究阵地和创新理论研究成果融为一体。我经常挑灯夜战、废寝忘食；夏季酷暑难耐，胳膊弯腕处、脖子四周围，甚至脸上都长满了热痱子，挠痒红肿、溃疡片片，我没有任何怨言，度过了那些难以忘怀的好日子。
写于上海浦东梅园 2017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