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写诗自救
特立独行的苏轼，在他四十四岁那年摊上了一个案子，这案子差点要了他的命。这个案子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其时，苏轼正在御史台的大狱里受罪，几乎他的每一首诗都授人以柄，被主审官抓住不放，审了又审。日复一日，通宵达旦连续逼供。终于使他支持不住了。苏轼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跟儿子苏迈约好一件事，每天送饭的时候，都要有素菜和肉，如果听到外面传要判我死刑，你就送鱼，不要送素菜和肉。一天，苏迈外出筹措生活费，就托了一位亲戚代为送饭。可是，粗心大意的苏迈临行前忘了交代一句：千万不要送鱼。真是无巧不成书，那位先生看苏迈天天不是素菜就是肉，太过单调了，于是就吩咐老婆做了一条鱼给苏轼送去了。苏先生一下子蒙了——“我命休矣！”虽有思想准备。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时，苏轼还是感到如晴天响了一个霹雳。不就是几句诗吗？何致处以极刑？
稍微镇定下来以后，他把狱卒梁成叫过来。如有笔墨，可否借一用？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不得接触笔墨，可是这个狱卒善良，同情苏轼的遭遇，平时很照顾苏轼。甚至每天晚上给他准备热水洗脚。不厌其烦。送笔墨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
东坡伏在案上，就着牢房里昏暗的光线，提笔写了两首诗。其中有几句显然是写给他兄弟苏辙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这实际上是绝命诗，表达的是他当时那种极其悲愤、伤感的情绪。写好后，交给那狱卒，请他转交给苏辙。梁成点头答应。
那么，苏轼为什么不把绝命诗交给天天来送饭的苏迈呢？原来，苏轼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苏迈拿到诗，马上会把它转交给自己的叔叔苏辙，让苏辙现在就看到诗，不是时候，除了让家人更加伤心，别的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苏轼知道，狱卒拿到这个诗稿是不敢留在自己手里的，必定上交，监狱长之类的官吏恐怕也不敢留，因为苏轼不是平常的犯人。如果这件事谁都不敢做主，就有可能转到上层人物，甚至神宗的手里去。果然，苏轼的这一步走对了。诗最后还真的转到了神宗的手里。神宗看过后一时也很感动。因此，神宗不发话，谁也动不了苏轼。
于是，又有人拿苏轼诗《咏桧》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唯有蛰龙知”一句来挑拨神宗。说苏轼骂皇上在地下，在咒皇上。没想到，神宗却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意思是，他写他的诗，与我何干？旁边有人说，龙未必专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称龙呢。神宗接话说，是呀，孔明被称作卧龙，东汉有“苟氏八龙”，难道他们都是人君么？于是，那些陷害苏轼的人阴谋又一次失败。
最后，许多人出来声援苏轼，苏轼得以重见天日。
苏轼《水调歌头》与济南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作是中秋词中最著名的一首，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吟诵不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说起这首词来，人们很少注意它竟与济南有关。苏轼在词前写了一段小序：“丙辰仲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所谓“子由”，正是他的弟弟苏辙。
苏辙，字子由，1073年冬天出任齐州掌书记，而宋代的齐州治所正是今天的济南，苏辙在这里客居三年。他在济南期间除了协理政务外，还游遍名山胜水，写下《北渚亭》、《鹊山亭》、《槛泉亭》和《舜泉诗并叙》等诗作，并参与修建了西门泺源桥。此外，他写有《齐州闵子祠堂记》，记述了修建闵子骞墓的经过。他与好友齐州教授孔武仲、齐州知州李常经常酬答唱和，成为当时济南文坛的一大盛事。苏轼的这首词作于1076年仲秋，当时他任密州(即今山东诸城市)知州，此时苏辙正在济南为官。所以苏轼这首词怀念的就是同在山东而又远隔千里不能相见的弟弟苏辙。
苏轼和苏辙同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高手，苏氏兄弟情谊之深厚为世人罕见。他们是兄弟，是师生，是诗词唱和的文友，是政治上荣辱与共的同志，也是精神上相互勉励安慰的知己。翻看一下两人的诗集，
不少是两人的唱和之作。苏轼几乎每到新的任所都给子由寄信赠诗，晚年被贬谪时更甚。哥俩同年考中进士，同京城做官。后来游宦四方，经历了宦海沉浮，二人曾相约尽早退身以求“闲居之乐”。因乌台诗案苏轼身陷囹圄，苏辙心急如焚欲效汉代缇萦救父的故事，宁愿不要乌纱帽也要为兄赎罪，最后竟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务。苏轼出狱时，苏辙前去迎接，特意捂住哥哥的嘴，示意他三缄其口，别再惹麻烦。元祐年间苏辙升尚书右丞，苏轼则遭人排挤，乞求外任。苏辙连上四札，也乞外任。苏轼在《绝命诗两首寄子由》中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苏轼逝世后，苏辙痛断肝肠，挥泪亲自撰写《墓志铭》，说：“扶我则兄，诲我则师！”
苏辙在《超然台记叙》中说：“子瞻(苏轼字子瞻)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就这样苏轼为了兄弟之情，抛弃了湖山秀丽的杭州，于1074年底来到密州任职。但是到了密州，兄弟二人却仍然远隔千山万水而不能相见。丙辰仲秋时，苏轼和苏辙已经离别六年之久了。“每逢佳节倍思亲”，面对一轮明月，苏轼思绪翻滚又思念弟弟苏辙，于是写下了这篇千古名作。《水调歌头》以超然达观的情怀，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的坎坷波折以及和亲人不能团聚的惆怅，唱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绝调，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最赞赏的名篇。
苏轼受\"乌台诗案\"之苦 受挫后写出最美\"月光曲\" 苏轼的一生有太多的不快乐，连珠炮似的被贬谪，甚至下狱。然而，乐观的本性总是促使他去寻找人生的快乐，寻找人生的休闲感，而这种寻找反过来又提升了他诗词文章乃至做人的境界。可以说，寻找快乐成全了苏轼。
在这个寻找快乐人生的过程中，广东惠阳是重要的一站，一间小小的寺庙，一片平凡的森林，居然让他醍醐灌顶，猛然醒悟：快乐在当下。中途休憩时顿悟——累了就歇脚 人生何处不休闲
公元1094年，即宋哲宗绍圣元年，58岁的苏轼在惠阳，职务是宁远军节度副使，境况是“惠州安臵”，说白了就是被贬了。当时的宰相是苏轼的老朋友章惇，他把年近花甲的苏老师“照顾”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二人不合。
章惇是个强势人物，苏轼则是书生性格。有一回二人爬山，见前面奇峰陡峭处架着一处独木桥。苏轼战战兢兢不敢过，章惇不仅轻巧地一跃而过，还在山崖上题字，最后又回过身来把苏轼拉过桥去。苏轼因此感慨：章同学，你以后是个主宰别人命运的人。果然，苏轼的命运就被章惇主宰了，被流放到惠州。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读书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爱好山水，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总要在山水中寄寓感情，抒发情怀，其中柳宗元和苏轼是典范。中国的山川景物就这样被他们给再塑造了一次，再美化了一次，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山水。
苏轼在惠州，自然也忘不了游山玩水。当时他没有专门的官邸，寄居在惠州嘉佑寺，听说东弥陀寺后面有座松风亭，风景不错，就准备去游玩一番。这松风亭在一处高地上，亭子周边种了二十多种松树，清风一来，松林就迎风发出松涛声，时人爱其松涛声，遂成为风景名胜。
可能路程比较远，再加上苏老师年老体弱，走着走着，就体力不支，有点走不动了，“足力疲乏”，想找个地方歇歇，当然最好是松风亭。可是一眼望去，松风亭还在远远的树林末端，“望亭宇尚在林末”，这怎么办好呢？
苏轼犹豫良久：继续走？体力在抗议；留下来休息？没有场地。正当苏老师在休息和前进之间进退维谷时，他忽然回过神来：“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现在我站的地方凭什么就不能是休息处？大宋王法又没规定这里不能休息，这儿的地上也没长蒺藜，凭什么不能就地休息呢？感情上想通了，行动上就自由了，此刻的苏老师如同脱钩的鱼，“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清清爽爽，就在停留的地方一屁股坐下来。 苏轼就在那一刻开悟了：休闲就在当下。不一定要等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才好好休息，人生何处不休闲？此前的苏老师把自己挂在一个“钩子”上——要到达某处才有资格休息。而一旦打破这个束缚，人生就到了一个自由的境界。
苏老师毕竟是文坛豪杰，他并不只是停留旅途休息这个阶段，而是进而把自己想作是两军对阵当中的一名士卒。正当短兵相接，战鼓好似雷霆时，如果向前，就会死于敌手，如果后退，就会死于军法。在进退皆有可能死的情况下，怎么办？苏轼脱口而出：“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妨碍我好
好地歇息休闲。在进与退之际，在战死与处死之间，让这位疲倦的小士兵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这就是苏轼的名篇《记游松风亭》。
当然，苏轼不是鼓励大宋子民当战场上的逃兵，而是以战争比况人生，无论身处怎样的危机，都不妨碍人们把自己放逐到危机的边缘，在当下好好休息调整一番。
苏轼的这次感悟，也是由来已久。 极度受挫后——写出最美的“月光曲”
以惠州松风亭为坐标，我们把时间往前推11年，公元1083年，即宋神宗元丰六年，苏轼受“乌台诗案”之苦，被贬黄州。此前，苏轼没有这样受挫过，到黄州的时候，他还处在舔伤口的阶段。
然而，那一晚，阴历十月十二日的晚上，温柔的月光走入苏轼栖身的屋舍，向他发出邀请。任何一个有才情的人，都不能拒绝月光的邀请，于是，伤口还在作痛的苏老师披衣起床，走入了月光的怀抱，把自己的人生全交给月光去抚摸，“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多么美好的月光，抚平了人生的所有伤痛。月色中的当下才是最真实的，苏轼的痛苦在这里升华了，他因此感到了快乐。而快乐的进一步延伸就是分享。他想到了在承天寺的朋友张怀民，也贬谪在此地，就把这位朋友喊了来，两人一起在庭园中，在月色中散步。
苏轼老师在人生最伤痛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最美的月色描绘：“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月光像水一样澄澈，庭院中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投射下来，好像水草交错。
月光的清晰和水光的质感融合在一起，空灵透彻。记者相信，当时苏轼的人生境界，也是如许澄澈。这让记者想起另一位文青柳宗元，他的《小石潭记》中将水写成虚空，其中的鱼儿似乎凭空而游。而苏轼则将虚空写成水，可谓异曲同工。
不管怎么样，两位文坛巨子在人生境界的澄澈度上，有了交集。
无论是承天寺的月色，还是松风亭的清风，都有一个关键点：当下。不管是人生紧张，还是人情炎凉，我们都要看好当下，每一个当下都有一个惬意的休憩。
还是以松风亭之游为时间坐标，往前再推16年，公元1078年，宋神宗元丰元年，苏轼在徐州，当时春旱，苏轼去求雨，天似乎很给他面子，果然下雨了。所以至初夏时，苏轼又前往谢雨。谢雨路上，被苏轼诗化了、美化了，“簌簌衣巾落枣花”，枣花落在衣服和头巾上。连干渴和困顿也被美化了，初夏日头高，醉酒的人又困，何处可解渴解困？他看见一户人家，于是“敲门试问野人家”。在困顿饥渴的道路上，不必追求山珍海味，不必追求华宇广殿，当下一碗清凉的茶水，便是人生最清凉的休憩，遥想当时的苏大学士，在敲门试问的时候，是不是体会到了当下便是最好的休憩呢？大概，苏轼的人生态度，不光是从诗书中来，也是从这样的人生经验中来的吧。
传统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接受并过好每一个当下。苏轼这种看好当下的态度，一直伴随着他走向生命的尽头，在游览松风亭之后的第三年，公元1097年， 62岁的苏轼远谪海南儋州。海南在北宋时期还是极其艰苦之地，年过六旬还往那里，几乎等同于灭顶之灾。苏轼却能在海南这个“当下”安静下来，说：“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我本来就是海南儋州人，只不过以前寄居在四川。把当下所处的儋州当成家乡，反而把自己出生的家乡当成他乡，这是一种四海为家的情怀。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当下。四海为家不是无家，随遇而安不是苟安，而是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改造当下的心态，用一种乐观的眼光看待当下的环境。因此，中国古代诗人经历了一个个当下，也塑造了一个个当下。李白遭遇永王之灾，却把灾难的当下转化为“朝辞白帝彩云间”的潇洒；杜甫流离西南，却把流离失所的当下转化为“黄四娘家花满蹊”的清新；刘禹锡屡次被贬谪，却把宦海失意的当下转化为“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豪迈……
把所有的惬意都放在未来做一个预期，其实这不符合传统中国人的乐观个性。要等到财富多少时，事业如何时才去享受马尔代夫的海风、瑞士的山水？不然，不如学苏大学士，就地坐下来，当下便是马尔代夫，便是瑞士山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