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费孝通功能论思想的转变
读《师承 补课 治学》有感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生育制度》中展现出两种完全相反的功能论视角——前者论述各种社会文化制度满足人的需求，而后者则强调生育制度限制人的需求，这正好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两种相反视角。通过《师承 补课 治学》这本书讲述的作者的学术生涯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为什么费孝通摇摆于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两派之间。
在此，有必要讨论人类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费孝通在《师承 补课 治学》中做了阐述。它比社会学也许更是模糊。人类学，研究人类之学也。望文生义，凡是和人有关的全可包纳在内。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上自几十万年前的人猿化石，下到民间传说、风俗习惯，都可以在人类学教科书中找到他们的地位。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的人类学中专门研究殖民地上土著生活的一部分称作社会人类学的（欧洲大陆称“民族学”），特别发展了起来。燕京社会学系所提倡的人类学也只是指这一部分而言。这一部分所谓社会人类学之所以发展也适应形势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分别占据殖民地，对殖民地上的人民璀璨掠夺无所不用其极。殖民地分割完毕，帝国主义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殖民地的大战。战后有一个新的形势：一是帝国主义要在它已占领的地区开发资源供他们掠夺，必须利用土著的劳动；一是殖民地人民开始更有组织的反抗，是帝国主义者想直接单靠屋里来通知遇到了困难。如果长期维持着战争状态，不但军费好大而且不便于进行剥削，这个算盘是打不起来的。因此，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大英帝国带头搞起所谓的间接统治来了，就是利用当地的部落上层，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吸收当地劳动，开发当地资源。要实行这个殖民政策，不仅需要做资源调查的自然科学工作人员，而且需要懂得当地语言能对当地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人员，后者就是所谓人类学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人类学者在殖民部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下，对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开展了广泛和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在这项工作里冒出了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他们搞出一套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还有一套所谓“理论”，这套理论主要是指导他们怎样去调查一个土著部落的一些经验。他们的理论比美国从社会服务里学来的“社会调查”深入的多。原因是美国式的“社会调查”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着重在数量的统计，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言自喻的，但一应用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数量统计不易正确，而且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不一定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于是这类调查显得支离破碎，不能说明问题。人类学调查着重在不同性质的社会的解剖，用到中国来似乎更合适一些。为了和“社会调查”做出区别，后者称其为“社区研究”。 费孝通学术生涯的前期认同的是马林诺斯基的范式，《生育制度》使用的是费孝通中期所认同的社会人类学范式，这是功能论学派中一个与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相反的流派。
费孝通留学英国，到伦敦后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见到了马林诺斯基的第一个徒弟——弗斯博士。费孝通向弗斯提起了自己在瑶山和其他农村地区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这引起了弗斯博士的兴趣。后来经过几次谈话，弗斯博士替费孝通把论文题目肯定了下来，写《中国农民的生活》。这就有了后来费孝通在江苏开弦弓村（江村）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和轰动人类学界的那本《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视文化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手段的功能论思想的代表作。
接下来再来谈谈费孝通《生育制度》所使用范式的由来。1933年暑假前，吴文藻带费孝通去清华大学拜见史禄国教授。史禄国当时在清华大学教人类学。吴文藻意在培养一批掌握派克社会学方法（亲身参与调查法）的人来进行社会学的中国化（即“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有关史禄国的人类学和马林诺斯基的人类学的差别，费孝通也在《师承 补课 治学》做了系统的论述。马林诺斯基也把文化视为人类为了满足人的生物需要的手段，但是他没有走到生物基础里面去，而满足以生物基础的“食色性也”为他研究社会文化的出发点，去说明各种
社会制度的功能和结构，就是如何在满足生物需要上起作用。史禄国的生物学训练似乎比较深入些。他把人类学的出发点深植于人体的本身。他更把人体结构和生理机制看做是生物演化的一个阶段，尽管人类比前阶段的生物种类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的基层还是生物的机制。他甚至在他的Ethnos理论中说：“在这些单位（Ethnos）里进行着文化适应的过程，遗传的因素在其中传承和改变，在最广义的理解上，生物适应过程即在这单位中进行的。”史禄国把体质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基础训练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他所讲的体质人类学绝不仅限于体形学（人体测量学），而要深入到生理现象，从人体形态的类型发掘其生理上的差异，一直到人体各部分生长过程的区别。史禄国把人类作为自然界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史禄国的理论重视社会文化现象的整体，将其视为一个更宏大过程的一个阶段，即人类是处于社会有机整体之下的载体，是宇宙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非常微小的载体，其上是社会文化，然后再其上是宇宙演化的过程。也许在后人类阶段还会出现后人类的物体来作为宇宙演化的载体，这就可能是宇宙演化的新阶段。这与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功能论就完全相反了。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功能论是将人类生物个体置于社会文化现象之上的，认为文化只是用来满足人类基本生物需要的手段，人类可以根据其满足自身需要的程度制定或改变文化制度。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用的就是马林诺斯基的这种人类学范式。而费孝通之后的一部作品《生育制度》就已经使用了史禄国的人类学视角。
我们知道了，费孝通的功能论思想分为两种，划分依据就是每种范式对人类生物个体与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的观点。费孝通中前期认同马林诺斯基的范式，而中期认同史禄国范式，后期则选择了潘光旦的新人文观。其实新人文观部分地回归了马林诺斯基的观点，只是又从辩证法的方法论出发，强调了社会文化制度和人类生物个体的辩证关系。
费孝通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的功能论视角经历了从强调人类生物个体到强调社会文化制度最后到发现并承认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总”过程。
《师承 补课 治学》显示费孝通先后师从马林诺斯基、史禄国和潘光旦，这部分地解释了费孝通功能论思想的转变，原因之一就是他的老师对他的影响。
除了人类学上的启示，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学者来说，导师对其的影响有多大，导师一定是一位学者在其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或许，对于所有读研究生或者博士的人来说，他们的导师也或多或少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