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揭开清代奏摺的真相
文｜姜舜源
晋唐法帖，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清代奏摺，是清代官文书，以备受批评的所谓“馆阁体”书写，曾经几乎被人们摒弃于书法之外。但笔者研究认为，二者其实一脉相承，后者是前者在新的歷史条件下的再现。清代著名政治家、诗人、书法家、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教导年轻人练书法时，主张在路径上要由唐人碑帖学起，然后进入晋人法帖；针对翰林官员实用的公文字体，在方法上可以直接写“白摺”，即在写奏摺的纸上练字，以适应书写纸张条件：“临帖即用白摺，不必写于别纸。”如此，纵然是极不善书的人，只要专心致志学帖，写过白摺千本，书法也会大有改观。对文化艺术、政治经济都有精深造诣的林则徐，在此揭示了实用官文书，对前代书法艺术的继承发展。而晋唐法帖在规制上，源自汉代“尺牍”。笔者认为，清人奏摺是在吸收借鉴汉代“尺牍”的规制、晋唐碑帖等经典书法作品的艺术成就基础上形成的。从汉代尺牍，到晋唐法帖，再到清代奏摺，是汉字书法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应引起人们注意。
尺牍来自先秦简牍
汉代对中国人确确实实有深远影响，后世很多典章制度、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出自汉代。古代所谓“尺牍”，即脱胎于先秦简牍，定型于汉代。后来又有“公牍”等分支，包括诏、策、章、表、奏、启、檄、移等体裁，这在南朝时代刘勰的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中，有系统论述；但这些“公牍”的传世实物，原本所存无几。
近年来这方面的考古发掘收穫颇丰，湖南秦汉三国时期以及先秦时代的简牍发现不少，为此二○○二年建立了“长沙简牍博物馆”，收藏有二万馀枚西汉初年纪年简牍、十四万馀枚三国孙吴时期纪年简牍。这些简牍恐怕当年对此文体进行专门研究的刘勰都未曾得见。简，一般是比较窄长的竹片或木片；牍，则为比较宽的木板。在纸张未发明以前，平常写字就写在简牍上。从这些简牍实物看，长短不尽相同，但相对集中在一定范围内。该馆还藏有这个时代的毛笔，王羲之之前西晋时代“青瓷对书俑”，可见那时的人是手擎纸卷于面前，举笔书写；当然也有把纸张置于座前，俯视直书。总而言之，不是我们如今的伏案书写。因为宋代起才採用桌椅高案，延续至今。
因为牍的形制更接近丝帛以及后来的纸张，所以这个概念就被沿袭下来，并且在汉代规范化为长度一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论》：“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甯。”这就是汉文帝时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汉书．陈遵传》：“与人尺牍，主皆藏去（弆）以为荣。”说陈遵书法好，写给人的书信尺牍，都被收信人收藏起来当成宝贝。《东观汉记．北海敬王睦》：“睦善草书，临病，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焉。”北海敬王刘睦病危了，汉明帝还派人请他写下尺牍十首留念。
长沙简牍博物馆所藏西汉、三国简牍
晋唐法帖源自汉代尺牍
此后便涌现出不少善写尺牍的名家。例如《三国志．魏志．管甯、胡昭传》提到：“初，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现存最早的法书晋陆机《平復帖》就是尺牍。陆机是三国时“火烧连营”、大败刘备的东吴大将陆逊之孙，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对“尺牍”造诣精湛，其《文赋》形容尺牍：“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是说无论是绵绵情意还是磅礴志向，都可以在尺牍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到南北朝时，尺牍的运用非常广泛，已成书信的代名词。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有“谁谓情可书，尽言非尺牍。”唐李周翰解释，这是说千言万语，无法在一尺之板内表达。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专论书牍，并称西汉陈遵、东汉弥衡为“尺牍之偏才”。
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故宫博物院藏
以上汉代著作显示，汉代把文书的书版规格标准化为高一尺，所以叫“尺牍”。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指：“牍，书版也。盖长一尺，因取名焉。”最新研究揭示，西汉和新莽时期一尺一般为今天的23厘米，东汉一般为23.4厘米。一九七八和一九八二年，洛阳先后出土东汉完整的木尺、骨尺，长度分别是23.6和23.7厘米。
晋人法帖正是晋代“尺牍”的尺寸。以王羲之《兰亭叙》为例。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冯摹兰亭”、“褚摹兰亭”，纵高为24厘米，基本上就是晋代一尺。北京出土西晋牙尺24.2厘米，洛阳出土西晋铜尺24.47厘米、西晋骨尺24.3厘米。东晋时期一尺也是基本在24厘米上下。故宫博物院藏晋陆机《平復帖》纵23.5厘米，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传本）纵23厘米（上端略有托纸加出），王献之《中秋帖》（传本）画心原纸实际纵高25厘米（上下有托纸加出，通高27厘米），王珣《伯远帖》画心原纸实际纵高24.2厘米（上下有托纸加出，通高25.1厘米）。直到北宋苏轼《赤壁赋》卷，纵高也是23.9厘米。
长沙简牍博物馆所藏西晋 “青瓷对书俑”
清奏摺借鉴汉规制
“奏摺”，是清代特有的文武百官向皇帝奏报事情的公文形式，始于康熙中期，康熙五十年扩大至将军、督抚等地方大员及大学士、尚书等朝廷重臣；雍正时期使用范围推广，并形成定制；乾隆时期进一步确定下来。在奏摺出现之前是“奏本”、“题本”。
根据实物显示，雍正初年，奏摺的规制、字体都已确立起来：奏摺用纸多为榜纸、本纸和毛边纸，统称素纸，均为竹纸；奏摺纵高一般为22厘米，横宽为10厘米。奏摺自首至尾共十三幅半，第一幅为掩首，向后面摺转；第二幅为摺面，正中第二格写“奏”字；第三幅至第十二幅为写正文之处；第十三幅不写字，后半幅为摺尾，亦向后摺转。摺后年月日必在左幅中行平格缮写，临发时填写日期。若奏文内容多，一摺不敷使用，可以进行拼接；奏文少时亦可相应减截。奏摺每幅六行，左右两幅称为“一扣”或称“一开”。每扣12行，每行计20个字，低两字为平格，实写18个字，馀两字作抬头之用，如有三抬头的，则须出一格写。国博藏品同治十三年《湖南巡抚王文韶奏摺》，纵21.8厘米，与22厘米的规制基本一致。
长沙简牍博物馆所藏战国、秦汉毛笔等书写工具
清代奏摺纵高22厘米，正是以汉代“尺牍”为楷模，同时结合清代纸张规格，本着经济实用的精神而确定的。奏摺所用榜纸、本纸、毛边纸，主要产于浙江开化县等地，这些纸张乃至高丽纸，其尺寸规格均可与宣纸相比拟。奏摺的纵高基本上是一张标准宣纸（4×2尺）纵高的三分之一；奏摺自首至尾共十三幅半的总长度（135厘米），也基本上是标准宣纸的长度。将标准宣纸横向一破三，正好製作三本标准规格的奏摺。
清奏摺继承碑帖艺术
奏摺的版面设计，是以王羲之《兰亭叙》为代表的晋人法帖为参照物的。有“天下行书第一”美誉的《兰亭叙》，全文28行324字，每行11字、12字交互，只有第
一、十二行是13字。作为楷书的奏摺，每行字数一致，既合乎书法章法之美，也顺应了书写规律，反而每行字数参差并不容易。《兰亭叙》的行距基本上是10厘米空间内为4行文字。清代奏摺是10厘米空间内为6行文字，除纵高较少2厘米，每行字数增加
8、9字，如此奏摺字迹相应缩小，行间空白加大，留下皇上在行间随处批阅的空间，可说是章法结构与公文实用相结合的安排。
晋陆机《平复帖》，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奏摺的字体，则是继承晋人法帖、唐人碑帖的书法艺术。近年来研究者认为：“如果说每一件奏摺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也绝不夸张。”
人们通常误以为晋人“章草”是龙飞凤舞，笔画连绵，从笔画到章法、每行字数，都是不拘一格。实际上完全相反。章草《平復帖》9行86字，也是10或11字交互，只有一行是12字。近现代著名书画家溥心畬，研究家藏晋陆机《平復帖》、唐摹王羲之草书《游目帖》、《颜真卿自书告身》、唐怀素草书《苦笋帖》等，对“章草”结论是：其字个个独立，没有连绵之处，风格古朴。奏摺也继承了这种精神。
宋苏轼《赤壁赋帖》（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清倡“二王”政治考量
清朝皇帝提倡以王羲之、王献之“二王”父子为代表的晋人书风，是从六岁即位、在位只有十八年的顺治皇帝开始的。当时清室入关未几，汉语、汉字对于他们来说相当于外文，学习汉语、汉字首先是读、写，难得的是这位少年竟对汉字书法入了迷。教授顺治帝读书的汉族大臣金之俊，是明万历末年进士，清兵入关时为明朝兵部侍郎，以“十从十不从”为条件继续在清朝为臣，顺治、康熙时颇受重用，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他教给顺治帝的是晚明董其昌弘扬起来的“二王”书法、魏晋书风。顺治帝学习王羲之、董其昌成绩突出：“御笔钟、王嘆逼真，不将‘戈法’（类似“永字八法”的写字技巧）借儒臣。亲摹文敏（董其昌）书千幅，小玺朱钤掌内人。”他还安排刻印董其昌法帖颁赐近臣，在知识分子中间力倡王书、董书。
康熙、雍正父子像他们的父祖顺治帝一样，祖述二王、近法董其昌；乾隆帝祖述二王、近法赵孟頫；嘉庆、道光、咸丰基本延续乾隆帝书法。清初皇帝顺治、康熙，书法上尊崇源自江南的王书、董书，绘画上重用“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又称“江左四王”）等江南画家，政治上礼遇明代旧臣、特别是江南士大夫，以及特开“博学鸿词”科等等，都有笼络江南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考虑在内。因为只有把社会精英及其代表的文化艺术纳入最高统治阶层，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才能稳固。唐代韩愈总结出“文以载道”之说，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在政权更替之际益形突出。这与唐初书学尊王有些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