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以遏制理论为例
课程：外交决策分析 班级：国政1002班
2011年4月20日
1 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以遏制理论为例
【摘要】国际关系理论产生较晚，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战后美国的遏制战略成为美国对苏战略的核心。本文以美国的遏制战略为例分析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理论在决策前为决策提供了多条选择路径，在决策中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而作用于决策实践，然而理论也存在诸如与实践脱节、不为决策者所重视等种种局限性，因而探讨理论和外交决策关系对中国当前理论研究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外交决策 遏制理论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和发展概述
国际关系理论一般是指研究国际政治事件或过程的个性与共性，并据以提出命题、得出结论或总结出规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体经历 “从描述性到分析，从具有浓厚的法
1理主义道德主义色彩转变为比较冷静和客观科学的政治研究”。
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为了向君主这提供实际的咨询，并未对国际关系现象作抽象的分析；20世纪初国际关系研究最先在英美兴起，二战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诸多的流派，形成了包括对理想主义学派的批判和对二战反思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对现实主义进行修正强调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制约作用的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机制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强调国际体系中的社会结构的建构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理论学派。这些理论通过学者的批评、政策的辩论等各种途径在诊断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预测国际形势的发展、评估政治决策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不断继承发展完善。
二.遏制理论的产生和实践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共同敌人的消失，两国均凭借自己在战时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实现本国的安全和扩张的目标。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以遏制苏联作为国家最高战略目标的“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美国始终将遏制战略作为美国对苏战略的核心，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 周桂银 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第2页
2 遏制理论的产生：1946年2月22日乔治·凯南在从 莫斯科发回国务院的一份长达八千字的电报中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引起决策层的注意。1947年5月，凯南担任新成立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并从此进入了美国决策的核心。7月凯南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著名的《苏联人行为的根源》，正式向美国公众公开美国的遏制战略。
遏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实践：苏联对外扩张的根源在于俄国人传统的不安全感；苏联行为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苏联的政策目标是试图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以扩大苏联的影响范围；美国对苏政策应是遏制苏联扩大势力范围的努力，限制苏联的影响范围并促使其内部发生变化。遏制战略提出后美国的政治上实行了以遏制苏联为目标的杜鲁门主义在经济上实行了扩大美国在欧洲势力的马歇尔计划，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后对苏联实施了包括围堵，威慑、胁迫、预防等多种手段对苏联围追堵截，相当程度上在对苏联的解体上起了促进的作用。
三.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理论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更多选择的路径。首先，理论的产生过程决定了理论的直接价值。理论是古代向君主提出的合理的建议在近代的抽象化规律化的演生产物。它的直接而实质的价值便是通过专业的信息采集信息分析和研究为决策者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选择，减少在决策者的非专业性造成的对国家利益的损失。其次，不同理论的直接价值需要在不同具体环境中有不同的体现。不同的具体环境下理论所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弱肉强食的年代，列强纷争诸强割据的时代，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往往发挥更显著更有效的作用，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带有温和色彩的自由主义往往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因此，不同理论的不同的适应性带来了理论选择的多样性。理论的多样的纷争使得决策者有更多的可选择理论，改变了以往少数“谋士惑君”的非科学的局面。
二战结束后美国面对一个战后国际地位空前提升的苏联面临诸多的战略选择。由于在二战结束前后美苏之间在东欧、德国等诸多问题上的争夺，加之二者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两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对抗。然后关于对抗方式当时不同理论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杜鲁门政府正是在此时选择了遏制战略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见，专业化的学者理论对外交决策提供了更多合理而可行的新路径，促进政策实践利益的最大化。
理论促使外交决策的科学化。决策者常常同时以政务官的身份出现，不仅参与决策且需要处理大量包括外交活动、竞选活动等事务，因此往往在相关专业能力难以与专业学者相匹。决策者更多依赖个人素质、经验等因素制定政策，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非科学性，可能给国家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失。六十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决断的赫鲁晓夫在过程中以冒险主义开始而以投降主义结束使得苏联在世人面前丢尽脸面。而肯尼迪政府团队的科学决策不仅使美国在危机中获得胜利，也成为“危机决策”的经典案例。科学的决策离不开抽象化的理论指导，危机的科学决策是常态化的理论研究的产物，因此研究理论无论对于常规型决策亦或是非常规型决策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凯南的遏制理论并非仅仅是书斋简单逻辑分析的产物，长期在苏联的实践工作使之拥有了超过普通美国学者官员对苏联的认识，专业化的分析方法和可靠而广泛的信息来源是其战略理论提出的前提。在《苏联人行为的根源》中凯南从俄国人传统的不安全心态入手，对苏可能采取的方法进行了科学化的估计，从而得出以遏制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目标。因此，理论不仅提供了多条决策的路径，更使得路径的可行增加了专业和科学的砝码，减少了因决策者的武断、少数政策建议提供者的片面性带来的风险。
实践对理论的修正作用促进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
3 和变革之中，难以有一种完善的理论能够真正诊断、指示、预测和评估所有的国际关系现象，因而实践对理论的不断修正和完善成为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完善后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评价也就越具有说服力。
遏制理论自提出到发展并非一成不变，遏制是美国对苏外交的主轴，然而在不同时期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遏制理论的内涵也在不断完善及变化。冷战中，遏制理论的具体内容大致随美苏实力对比以及不同的总统而有所区别。冷战初期，苏联综合国力与美国有一定差距，处于美攻苏守阶段。美国凭借在展示膨胀起来的政治军事实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包括拉拢欧洲出兵亚洲和支持镇压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等。但随着美国深陷越战，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全方位的激烈对抗和遏制已经难以符合实际的情况。70年代起，遏制理论的内涵悄然发生改变，尼克松上台采取收缩战略，包括结束越战、改善中美关系、对苏缓和、加强与西欧日本的关系，但目的仍然是与苏联对抗来遏制苏联，是美国实力衰微的无奈之举。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保守的里根的上台使美苏实力对比和遏制战略再次发生改变，在苏联内部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美国以经济和科技实力实力加快遏制苏联的步伐，直至冷战结束。
纵观冷战，遏制理论为美国对苏政策提供了原动力，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美苏实力对比变化而出现的新问题尤为遏制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更可行地知道现实政策。这无疑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互生共荣的关系。
理论对外交政策作用的局限性。首先，理论同时具有超前性和滞后性，理论的两性使理论往往与实践脱节，造成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理论的超前性体现在理论由于学理上的分析和发展，使之超前于现实的生活和发展，提供了一幅未来的蓝图和愿景，它可能提供了为现实预测的功能，也往往是书斋的产物，因此常常脱离现实的存在，不仅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理论的价值也造成了民众及决策者的不信任。相同的，理论还存在着与超前性截然相反的滞后性。由于理论常常对已有现象事实的概括抽象，若无法提升理论之所以为理论的一般性，就会出现就事论事、“事后诸葛亮”的误区，出现与超前性共同的问题，即无法实现理论的价值及失去信任导致理论研究的持续性遭受挫折。
再者，许多正确的决策并未能为当政者和决策者所看重。理论为决策者提供多条路径选择，却并非都是尽善尽美，可行而可持续的。学者在为决策者出大量“选择题”的同时却无法为其确定最后的答案，这使得最后的政策实施难以符合期望。同时，众多研究的非科学化、书斋化增加了非良性路径的数量导致了正确建议为决策层所看重的可能性。多重理论的缺陷使其失去决策层的信任，他们往往更愿意将理论作为其行动的美好外衣，实行宣传和行动两副面孔，失去了理论作为实践指导的现实价值。
四.研究理论与外交决策的影响对中国的启示
理论研究的发展应该两条路并行。所谓的两条路并行即不仅需要发展具有超前指导意义的理论也应该同时发展与现实问题相关的理论研究。没有所谓超前艰深的理论拓展，理论的未来出口将变得有限，理论的现实瓶颈将很快到达。但没有着眼于现实问题考量的具有短期成效性的理论研究将造成许多现实问题，即理论难以服务于实践，社会对理论的期待的减少导致理论研究的保障和激励的减少，理论发展同样将陷入困局。
现实的做法为形成并不脱节的但各自有所侧重的两套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形成以实务理论研究和非实务理论研究的两套体系，两者并重。以前者作为后者研究的现实保障和现实出口，以后者研究作为前者的基础。
科学化的理论决策关系是最佳的路径选择。现实中在中国部分地区的决策不调查不研究脱离实际情况，以领导的个人喜好滥用决策权，被群众讥之为“先拍脑袋决策，再拍胸脯
4 保证，后拍屁股走人”的干部。为了减少传统的“拍脑门”决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科学化的理论决策关系是决策正确优化的最佳选择。科学化的决策理论关系不仅在于学者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更在于决策者改变观念，转变在过去以研究者作为其政策粉饰者的地位。借鉴部分国家现实在实行的政府官员、智库、大学学者之间的职务互换的“旋转门”形式，改变理论研究和现实决策的关系。
理论的成果应该符合决策者的需要。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著作一般过于抽象化，他们所提供的一整套专业术语往往难以很快令决策者了解，难以使决策者完全理解和实施贯彻研究者的意图而出现偏差，并且时常在决策者采用该成果之前已经为决策者所抛弃。决策者在处理大量事务性工作时需要的往往是可信度强的而方向性明确易懂的决策方案，而非艰深难懂的理论过程。可信度源自于方案提供者以往的理论研究对现实的可行的积累，而在做到可信度足以和决策者沟通时，方向性明确且易懂的方案就显得尤为重要。系统的专业加工而产生的有力而要的政策选择在未来也将成为理论服务于决策的最佳道路。
【主要参考资料】
1.周桂银 葛腾飞 主编：《当代国际关系史（1945-2005）》，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 2.方连庆 王炳元 刘金质：《国际关系史（战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周桂银 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4.陈岳 著名：《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研究》，载于2006年第10期《社会科学》； 6.何兰：《美国冷战与遏制战略评析》，载于1997年第4期《高等函授学报》； 7.臧永祥：《外交决策理论探析》，载于2008年第1期《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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