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
强势利益集团指以争取本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经合法渠道形成，组织化程度较高，集团意识较强，利益表达顺畅，占有较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积极运用本集团力量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暂居主导地位，在社会中表现出强势的经济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围绕国家公权力的博弈，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面貌,而经济利益的日益多元化也在逐渐改变着国家权力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美国学者威廉·基夫指出：“利益集团的主要问题不是它们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过分。”现阶段，我国强势利益集团确实存在并且影响甚至左右着地方政府的决策，从近年来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煤矿安全生产、证券市场监管等问题中均可看到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子。
一、强势利益集团参与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积极意义
强势利益集团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可以实现分权制约与缓和社会矛盾。因为不同种类、不同能力的利益集团对立法、政府决策行为施加的影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其影响力必然使政治权力的发挥不能够随心所欲，从而使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和体现。强势利益集团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可以促进政治的沟通和利益的表达，平衡多元利益集团间的利益，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如利益集团的政策参与活动有效保障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利益集团能充分利用其信息和技术优势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利益集团参与政策过程能
强化对政府决策权力的监督等 J。
中国经过3O年的市场发育，社会利益逐渐分化，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逐渐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集团性利益博弈的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博弈是一种正常现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发育的程度相差太大，制度为两者提供的空间也不一样。第二，缺乏规范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以平衡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为重点，发挥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优势影响，遏制强势利益集团向既得利益集团转变。
二、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消极影响
(一)削弱政府决策的公平性
法国的西耶斯说：“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这种做法既表现了不公正的思想，又表现了最荒诞悖理的思想。”此言可谓一语中的。社会公平，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它导致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收到的往往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
(二)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
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利益时代，利益时代的到来，是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结构分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件具体的经济社会事务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集体的利益博弈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不能为规范利益博弈作出制度安排，畸形的利益博弈将导致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生活的紊乱，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拉大贫富差距。近年来，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结构的形成，而在结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三)危害公共权力的运行
所谓公共权力，用美国政治学家戴伊的话来说，就是“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在作决定时所
具有的能力或潜力，而这种决定却能影响这个社会制度中其他的人” 5]( 引。孟德斯鸠也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H 26)中国30年改革行至今日，正是各种利益集团围绕国家公权力的博弈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面貌，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社会多元化也在逐渐改变着国家权力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方式。正因为对各个群体的权力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保障，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非制度化生存现象”。同时，强势利益集团还会利用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俘获政府和官员，滋生腐败，使“公共权力私有化”。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形成严重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四)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
政府管制俘虏理论认为，强势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多种手段，说服政府实施有利于自己的管制政策，把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转移到自己的利益集团中来。以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为例，垄断利益最大化、部门化、制度化、合法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将本该由全社会共享的利益转化为小团体利益乃至个人利益。这必然会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导致社会利益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加大，引起一部分人的社会心理失衡，危害社会稳定。特别是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收入、医疗、教育、民主权利等被严重边缘化，因此极易对地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对其认同度降 低，使地方政府面临合法性危机。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持公权与私权之问的和谐，也就是保持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公民的政治信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三、合理引导强势利益集团有序参与地方政府决策
(一)政府要转变角色，找准职能定位
政府作为利益关系调适的权威机构，在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中，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一方面，它制定规则，维护法律，守护公共利益，避免发生制度外的冲突；另一方面，它要照顾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防止强势集团因其强势而变得越来越蛮横和霸道，甚至以强凌弱。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起到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作用，而不能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就要求政府要从理念、目标、职能和行为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地完成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从体制上斩断权力和利益的纽带。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政府不仅要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更要扮演服务者的角色。政府应当站在超然和公平的立场上，制定公正、透明的规则，维护大多数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二)建立公平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
对利益格局作出新的重大调整，首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决定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重要措施。这主要是：其一，来自进一步深化的市场化改革；其二，来自政府在社会公平、公正理念指导下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调整 7。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在利益表达方面，正如胡鞍钢所说：“中国的改革需要通过广泛的讨论、公开的辩论，绝对不能为少数人所垄断，既不能为少数政治精英所垄断，也不能为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可以说，利益表达机制的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政府应当“有所为”，以“公平第
一、效率第二”为利益再分配的指导思想，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对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受损主体进行补偿，并通过合理的再分配制度，以缩小利益差距，实现利益共享，健全和完善利益均衡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利益共享和社会和谐的小康社会。
(三)健全利益集团有序参与政府决策的相关制度框架
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们“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8]。制度的本质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则，所谓的博弈，
也就是在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在争取实现各自利益目标的过程中形成利益关系。制度的功能是提供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机制，制度要发挥协调利益关系功能的前提条件就是对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定 。制度之所以能发挥协调利益关系的功能，关键在于制度通过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交互作用，为利益主体提供了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一部法律的制定或者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经济利益重新分配协调的过程，在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协调过程中，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在进行实力和技巧的较量。具体上应完善以下几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决策咨询和监督制约及责任追究制度等。
公共政策首先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然后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公共政策是在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中排序的。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社会作为一种伦理上的判断，核心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是确保政策符合民意及政策合法化的根本途径。
(四)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及政策文化
政策文化就是人们对政治体系作为的选择意向，即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和分配以及行为管制的选择意向 。政策文化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形象地指出：“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我们将这种驱动力称之为政策文化，一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与该国民众对美好社会的理解以及对待定问题的偏好即政策文化有关。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同意的或者默认的契约。如果大多数公民对其有起码的认同，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从经济角度看，利益互不一致的人得以生活在一起的共同点是互惠。从文化的角度看，利益互不一致的人得以生活在一起的基础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从政治角度看，现代社会能够使利益不一致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参考点是“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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