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治村
——山东青州王村调查报告
● 张世勇
一、远近闻名的大姜生产专业村
王村所在的东夏镇，号称大姜生产第一大镇。东夏镇南靠胶济铁路，北依济青高速公路，西临东红高速公路，309国道、羊临公路穿境而过，交通方便。王村家家种植大姜，是青州市久负盛名的以大姜生产专业村。王村现有186户，人口750人，耕地面积883亩，其中大姜种植面积795亩，人均种植大姜1.06亩，全村仅种植大姜一项，人均收入2万余元，大姜价格在3~5元的年份，大面积种植的家庭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不在少数。村民普遍反映，种植大姜彻底的改变了他们的经济条件。种植大姜是王村人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王村很少有人远出打工，初、高中毕业没有继续学业的年青人大多在附近的五金加工厂打工，最远也是到临近的青州市或者潍坊市，村子里没有去过省会济南的大有人在。这也是山东半岛整个农村的普遍情况。王村有20几家洗姜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姜市场，洗姜厂为村里的妇女提供了打工的场所。村干部给我们讲，在他们这里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1 王村农民的农副业的发展走过一条曲折的路。80年代末期村里就有人种植银耳，之后是养肉鸡，1992年之后村里几乎家家养鸡，后来由于市场和技术的原因，肉鸡养殖逐渐退潮。养鸡风潮之后，又有村民带动种植菜葫芦，初加工后成为葫芦丝出口日本，也是由于市场原因，又走向了萧条。在此之后，村里有人开始种植大姜，刚开始不成规模，个别家庭种上几分地，在附近的市场上零售。之前的这些农副业都是农民通过亲戚朋友，传帮学习而发展起来的，完全在无组织的状态自发进行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简单的技术可以靠亲朋间的传帮带得来，规模较小时市场也不成为问题，缺乏市场远见的农户一窝蜂跟上之后，必然又遇到“多收了三五斗”的市场困境，更具灾难性的是一旦发生严重的疫情和病虫害，在基层政府无作为的情况下农户只能干瞪眼而血本无归。
王村的大姜种植没有走以前的老路。王村农民开始种大姜的时候，县乡政府正开始着力推行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政府的主导下，新的栽培技术，新品种引进，邀请农业专家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在上级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压力之下，村委会对于发展大姜种植做了充分的考察。无论是气候还是土质，当地都比较适合大姜种植，最为重要的是大姜和蔬菜水果相比有储藏优势，用地窖储存可以保证到1年多不变质，当遇到价格低迷时，有缓冲的余地。认定了大姜种植之后，村委会多次资助组织农户去安丘学习大姜种植。但当时村民仍有顾虑，以前的几次经济作物种植失败的阴影尚未散去，大姜种植仍然是小打小闹，不仅种植面积小，而
2 且露天种植，这与大棚种植的产量每亩相差4000斤以上。在动员无效的情况下，村委会先是动员几家农户示范种植大棚姜，然后又以每亩大棚姜补助500元的办法鼓励村民种植大棚姜，村委会还出面跑农行，争取小额贷款，解决种姜的资金问题。由于分田到户之后，土地按生产队时的组进行分配的，因为地质差别，各家分得的地不仅分散而且每块地面积很小，零碎而分散的地块，种植大棚姜很不经济。村委会于是进行了分田到户之后的第一次土地大调整（详见后土地调整）。大姜种植形成一定规模之后，村民又面临卖姜难的问题。以前小打小闹时尚可以在附近的集市上找到市场，村委会于是决定在村子里建立大姜市场。要建立市场就必须先有洗姜厂，第一个洗姜厂在村委会鼓励和支持下由村民合伙建立的，村委同时还注册了大姜商标，通过网络发布市场信息。两年多时间村里的工贸区已经有了20多家洗姜厂，每家洗姜厂都长期住有收购商，村民不出村就可以将大姜卖掉。
附近的村庄农民也普遍种植大姜，以王村的大姜市场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姜生产基地。在青州市，除了临近市区的村庄趋向城市化之外，其他的村庄都有自己的特色农业，种植瓜菜、果品、花卉、菜葫芦等经济作物。东夏镇东临的谭坊镇，是江北有名的瓜菜之乡，南临的黄楼镇是花卉名镇。在青州乃至整个山东半岛，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基层政府主导下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比较成功和彻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山东基层政府的强势，基层政权行政能力高效率。王村特色农业的发展过程，说明了基层政府
3 主导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我通常所听到的逼民致富和诱民致富的故事，基层政府积极行政并不是那么荒诞。
分田到户之后，农民的经济生产又退回到了小农经济的老路上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单家独户的小农直接面对市场，在信息不对称及农民缺乏组织的情况下，小农式的经济生产异常脆弱，农户自发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具有盲目性，而且风险很高。人民公社制度解体20多年来，各种现代性的制度因素不断的向农村渗透，特别是市场化和与之伴随的各种意识形态不断的消解和异化着各种乡土传统，而基于权利与责任的现代契约性合作观念尚未建立起来。农民虽然从人民公社的强势管制中解放了出来，但也越来越成为一盘散沙。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村庄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所需要的超出家户之外的合作难以达成，成为目前乡村治理和乡村秩序再造的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组织，这一在中国现代化叙事中的建构起来的行政性组织，成为农民唯一可以选择的组织，虽然基层的政府的强势和积极行政也会出现负面效应。
山东的乡村工业相当发达，许多村庄以小五金加工厂为主要特色，还有从人民公社时的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起来的大型集体企业。村民为我们讲起这里为什么小五金加工厂众多的原因时说到，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任省委书记由于向其他省的拖拉机厂购买拖拉机受挫，于是要求山东省的每个地区都要建立自己的拖拉机厂，从而带动了当时许多村庄的社队企业加工五金配件，当时社队企业培养
4 的技术骨干现在大都成为小五金加工厂的老板，与王村相邻的南于村就是以小五金加工厂众多而闻名。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业，收入比较稳定的经济作物生产，使得这里的农民得到了充分的就业，村庄依然是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村庄仍然是村民“生与斯，终与斯”的社区，村庄的公共生活对于村民来说尤其重要，村庄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稳定的社区。与中西部农村相比，像王村这样完整意义上的村庄在整个山东半岛具有代表性。山东半岛农村的这一特点，使得这里的村治过程与中西部地区的“流动的村庄”具有明显不同。
村庄的产业结构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村治状况的一个因素。在王村大姜产业发展过程中，村委会的权力得到了强化，在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一些容易产生矛盾的因素被抑制，村庄内部的各种因素被调动进而得到重组。
二：村庄治理
1.土地调整：强势村委VS“刁民”
土地问题向来是乡村治理中的关键问题。在集体资源较少的村庄里，村集体有没有机动地，村级集体管理土地特别是调整土地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村级组织的行政权力效能，村庄的政治社会生活过程在土地问题上集中呈现出来。在许多农村地区，自从分田到户之后土地一直没有进行过调整，造成了有的家庭人多地少，而有的却人少地多，村庄之内人均占有土地不平等的情况，因这种情况出现了许多土地纠纷。土地二轮承包重新确权之后，“增人不
5 增地，减人不减地，三十年不变”国家政策，在一些农村地区更加重了这种矛盾。而这样的在山东半岛这样相对来说人口稠密，可耕地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比较成功，特色农业发达的地方，农民主要向土地要生产力，土地经营的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占有较高比重的地方，土地调整显得尤其重要。据我们的调查，山东青州的村庄都留有机动地，面对僵化的国家政策，村级组织对于土地的管理保持着一定的灵活性，一般都能够对土地经常进行调整，有的村庄还能做到每年调整土地。如前所述，对王村这样的以特色农业为主要经济收入的村庄来说，土地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农民的家庭收入。分田到户时王村并没有将所有地分到户里，王村集体留有机动地，不仅避免了僵化的土地政策造成的负面后果，为以后调整土地留下了空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土地调整，村级组织的权力得到了体现和强化。
在王村一直保持着每年一调地，随着各家各户人口的增减，土地多退少补。除每年的土地小调整之外，王村还有三次大的土地调整，在这三次土地调整过程中，出现了村干部眼中的“刁民”，在村干部的眼里，所谓“刁民”就是不顾村庄整体利益村民，而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就是那些反对调地的“钉子户”。为了发展大棚姜，村委决定对全村的土地进行大调整，打破村民小组界限，化零为整，使各家各户分得的土地连片。这样的想法甚得民心，但有三个困难，一是全村的土地质量有地级差别，简单的面积均分并不能达到公平；二是土地二轮延包还没过几年，调整土地违背了“三十年不变”的
6 土地政策；三是，有的村民在地里种有果树等长效农作物，调整土地必然会极大的损害到这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往往成为土地调整中的的“订子户”。王村调整土地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先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向村民讲清楚调整土地的必要性，征求村民意见，绝大多村民都同意调整土地，并在同意调地的材料上签了字。村里专门组成有30名村民代表参加的调地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一起吃大锅饭，将地质不同的地块评定等级，等级差的用加大面积的办法补上，划片搭配，用抓阄的办法重新分配土地，同时将所有私人打的机井用赎买的办法收归村集体。土地级差的问题好解决，国家的土地政策也可以暂且放在一边，最大的难题在于每个村民小组里都出现了一两个“刁民”，拿着二轮土地延包的合同拒绝调地，有的甚至发生了冲突。现任的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给我们讲了土地调整中村委会如何治理“刁民”。
最为顽固的是两户种水果的村民。一户种葡萄的村民，当众扬言谁要调他的地他就用铁锨铲掉谁的头。此村民是村里一个老党员老村主任的儿子，兄弟众多，仗着父亲的余威有侍无恐。在村干部的眼里这就是十足的“刁民”，村委先召开座谈会讲理，说服他要以村集体的大局为重，并动员其父亲以老党员老村干部的身份说服其儿子，眼看着霜降就要到了，分到他的葡萄地的两户村民要种小麦。村委会在说服无效的情况下，向这位村民下了最后通谍，要求其在霜降10天之前将其葡萄地清理干净，否则村里将动用铲车强制其退田。如此这般软硬兼施，种葡萄的村民只好屈服，在霜降之前
7 清理了自己的葡萄地，并得到了村里的补偿。还有一户种桃树的村民，重新分地抓阄时没有抓到自己的原来的地，村委会使尽办法，这户村民就是不愿意调地，村委会最后用铲车将其果树铲掉。这户村民事后将村委会以违反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名义告上了法庭，按照村干部的说法，由于其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遗失而败诉，果园的损失也没有得到补偿。土地调整是当时上级政府在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下的一项具体措施，这户农民的败诉显然有镇政府的行政力量介入。在王村所在的镇的其他村庄，镇政府向有些工作难做的村庄派了工作组，而即使这样，有的村调地成功了，有的村至今尚未对土地进行大调整。王村的成功自有其特殊的地方。
这一次土地调整之后，还有比较大的土地调整，一次是为了建立大姜市场，洗姜厂需要土地。在这次土地调整中，村里原有的机动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村委先给需要调整土地农户开会，摆道理，希望大家从大局出发，耕地被占用的农户用村里的机动地进行置换，不想再种地的村里每年每亩给400~500元的补偿。由于当时的大姜价格不甚理想，当时有接近1/3的农户的20亩地用补偿金的办法得到了解决。这次调整土地相当的顺利，没有一家反对的。第三此调整土地是村里进行新一次乡村规划时，要建新楼区。这时又出现了两家“钉子户”坚决不愿调地，村委会做说服工作，在一次谈判会上，村支书在一气之下发火，当着众人摔了茶杯，并说了许多狠话，威胁如果不服从村委的决定，村里会掐了他家的电，填掉地里的井（因为机井的所有权在村集体）。在这样的威胁下不愿调地的两户村
8 民只好屈服。给我们讲这些故事时，村支书说，农村里矛盾多，要办成一件事情，什么办法好使就用什么办法，在我们村老实人决不吃亏，像那些“刁民”必须使用硬办法，遇到“刁民”时还是强力措施管用，“三声大娘，不如一句骂娘话”，这就叫做“庄户政策”。这位村支书坦言在其他事情上就曾经揍过几个这样的“刁民”。
王村土地调整的过程，可以带给我们许多关于基层政府与农民关系的思考。如果王村没有一个行政权力强大的村委会，没有村支书这样的强势人物，如果没有上级政府的支持，王村的土地调整不可能成功。王村土地调整的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一个强力的村委会及村支书这样的强势人物。结构性的因素在于乡村两级政府在行政事务方面的利益关联。强有力村级组织的在碰到“刁民”时，敢于“顶风违法”办事，动用暴力措施，如果我们联想到国家政策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强调，以及社会舆论在土地问题上对基层政府的妖魔化叙述，王村的土地调整过程如果脱离了村庄的场域，又会成为一个乡村两级政府联合起来侵犯农民权益的故事。然而，遇到这样的“刁民”，基层政府不这样又能如何？
贺雪峰教授在《土地调整与村庄建设》一文中讲到荆门农村的“土地调整”之困，显现出不同地区基层政府行政效能的差别。在荆门农村，由于一个农户的反对，使得有利于大多数村民的土地调整告黄，导致村庄治理的困局和村庄建设的无望。面对的同样是不顾集体利益的“刁民”，在荆门农村基层组织政府害怕出人命而屈服，而在山东青州由于基层政府的强势力量，“刁民”只好吃哑巴
9 亏。当代的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像荆门农村一样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分田到户之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日益个体化，农民的村庄集体认同日益消弱，受到各种现代性因素的影响，农民日益走向原子化。如贺雪峰教授在上文中所说，国家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制度和法律又与各地农村的实践相脱节，农民在村庄层面无法达到共同利益认同，村庄秩序再造和村庄建设难上加难。在农民超出家户之外缺乏认同单位，单家独户的小农无法达成合作的情况下，村委会的行政效能，成为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最后一根稻草。试想一下，如果王村土地调整过程的“刁民”如果出现现在“人民公社”时期，在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道德话语下，他所面临的将不会是仅仅被毁掉果树了。这又会引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村庄中缺乏了集体主义的道德舆论和农民对村组等的认同，而又没有相应的制度性约束力量，个别农户的自私行为越来越不可遏制，各种“刁民”由是产生。“三句大娘，不如一句骂娘话”，面对这样的“刁民”，基层政府只有用各种权力技术和策略，软硬兼施，有时候甚至会采取违法的暴力措施。这样的“庄户政策”在乡村治理中虽然不合法，但在某种程度上说难道不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呢？
王村在第一次土地调整过程中，村委会成功的治理了“刁民”，而第二次第三次的土地调整相对就比较顺利了，村级组织的行政能力得到了加强，对于以后的村庄治理和村庄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村庄生活凸现强势村委会
10 乡村规划
70年代末王村就就开始了乡村规划，到最近的一次已经是第四次。第一次村庄规划决定了现在的村庄布局。第一次乡村规划以前，村子里的房子盖的相当乱，村子里几乎没有直通的大街道，到处都是死胡同，建新房子的只好“插花”。乡村规划是上级政府的统一政策，当时人民公社还没有解体，公社里派下工作组，坐阵指挥乡村规划。按照规划蓝图，扒房子，建房子，新建的房子五户一连，周围是胡同和大街。新房子必须统一样式，按照整个村庄的规划蓝图建造，除宅基地面积大小相同外，最重要的是限制高度，以遏制建房竞争。随着村民经济条件的改善，接下来的两次规划设计了新的房屋样式，统一长宽，统一高度。最近一次乡村规划从2004年开始，村委会设计了高标准的楼房。按照村干部的说法，在农村盖房子是主要的支出项目，为了赶潮流，房子样式从锁皮厅到平房，基本上十年就得翻新一次，这样重复建房重复投资，既浪费又增加了家庭负担。这几年村民种姜，经济收入普遍提高，家庭积蓄有十万元以上的是普遍情况，这样的经济状况，是村里统一规划楼房的前提。从2004年开始村里人要建新房的必须按照规划来办。
当然，统一建楼房这样涉及每户村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当时提出这样的想法时95%的村民反对，村委会通过组织村民到其他村庄去参观，找经济实力雄厚的村民带头，号召村民报名，先报名的村民先挑选位置。在具体建房的过程中，新规划的楼区的老住户，如果不想建新房，村里用周转房安置。周转房的来
11 源有个：一是村里将长期在外居住的村民的房子转租过来，二是按照一户一宅政策，已经建了新房的村民必须将老宅基地上的房子拆除，如果面相尚好，可以以1000~到2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村集体。这样的安置办法沿用了第一次乡村规划时的做法。现在盖楼房和人民公社后期第一次乡村规划时一样，也是村里统一建设，不过不是小组之内的互助，而是招标工程队统一建设，村里有专人负责新楼房建设工程，虽然其不属于村委委员，但村干部戏称其为“基建处长”。由于村务繁忙，编制内的四个村委委员根本忙不过来，像“基建处长”这样的编外人员还有好几个，电工，给自来水汲水的管水员，另外还有自来水的抄表员。由于村里需要的公共事业比较多，村里经常从附近的劳动力市场上雇用临时工。
王村这第一次乡村规划是第一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结果，在陕西关中平原叫做“整村整田”，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山东至少是在青州，这样的乡村规划一直延续了下来，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抑制住了建房竞争中的竞相比高，而在关中农村激烈的住房竞争引发了村治中的许多矛盾和冲突，更为严重的是在豫北的安阳农村建房竞争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高、大，空”的住房使得农民在经济上不堪重负，一层房子建到4.5米，以至于当地农民呼吁政府来管一管，不然房子再建高了有坍塌的危险。现在村里有解放后不同时期乡村规划中建设的三代房子。王村这样的乡村规划在山东青州平原地区的农村比较普遍，乡村规划的政策的持久和有效的执行，再次说明了当地农村基层政府行政能力的强势。
12 山东这样传统文化气息比较浓郁地区，不存在建房竞争的情况，颇令我们惊奇。可以对此进行解释的一个理由是乡村规划政策顺利、持久的推行。也就是说，并不是村民的心理不存在建房竞争的动力，而是乡村规划政策而有效的推行，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村庄传统。
山东半岛平原地区农村，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村庄的空间布局大都比较集中和紧促，这与荆门半丘陵地区村庄依湾子而散居的三家村村庄空间布局十分不同。也正是在这样的村庄里统一的乡村规划才成为可能。在这种聚居性的村庄里，一个行政村往往就是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人情网络，一个熟人社会。而在荆门农村，散居的三家村式聚落结构，一个一千人左右的村庄经常占到方圆几华里的面积，行政村一般都是建国之后的一种行政设置，而建立在湾子基础上的村民小组才是一个自然村，一个基本的人情网络，一个熟人社会。聚居型的村庄相对来说会有更多公共事业来做，比如自来水，村内道路等等，而在那些散居型的村庄这些事情可以不在考虑之列。聚集型的村庄里人们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更加紧密，而且矛盾也会更多。对于荆门农村来说，村民小组这一基本的人情网络在村庄治理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一个村民小组里，出自本组之内的村民小组长，与本组的联接更加紧密，他本人的利益和本组其他村民的利益紧密相连的，村民小组长起到了连接基本的人情网络和行政性建制的村级政权的作用，村民小组长的设置才显得尤其有必要，取消村民小组长对于荆门地区的农村的公共事业供给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而像王村这样的村庄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取
13 消村民小组长之后，王村现在只有四个村干部，但他们仍然对每家每户的情况非常了解，村务处理中也不存在什么障碍。而在荆门那样散居的村庄里，由于长期以来村庄范围内公共生活的缺乏，不同组之间村民的交往淡化了许多，熟识程度也大不如那些聚居型的村庄。我们在荆门农村调查时，碰到一起纠纷调解，曾经当了十几年妇女主任的治保主任竟然不知道当时人的名字，而在在王村当我们拿着村里的户口簿，了解村里的通婚情况时，村会计兼文书，对于每家的情况如数家珍。如此明显的差别，除了村干部个人工作责任心的问题之外，是否和村庄的空间结构有关系呢？荆门农村的高度原子化是否可以在村庄的空间结构中找到原因呢？村庄空间结构对于村庄性质等各个方面的影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家子”与修族谱
王村是一个杂姓村，除了王姓之外，还有李姓、贾姓、鞠姓和郭姓。王姓和和李姓虽然占人口多数，但王姓又分为三个王，李姓分为二李，祖上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地方迁居而来。所以王村没有那一姓在村子里拥有姓氏优势。在王村，村民普遍有五服内的认同，村民俗称“一家子”，关中的“户族”，豫北的“门子”比较相似。王村原来有四个村民小组，一个姓以一个村民小组为主，姓氏之间有明显的地域界限。那家有红白公事“一家子”的人都要来帮忙，过年节时，在“一家子”的范围内要互相串门，给长辈拜年。王村兄弟之间的关系相当好，所谓“兄弟不和外人欺”，与外姓有了矛盾，兄弟之间和堂兄弟都会“上急”。民间借贷一般都找
14 兄弟，种姜的先期投入比较大，兄弟以及堂兄弟之间互相资助，村里的二十几家洗姜厂，有1/3是兄弟合伙投资。村内的“一家子”之间很少有争斗的事情发生，用村民的话说：“穷时奸，饿时吵”，在生活尚不富裕的时候，村里吵架、打仗的事情比较多，这十几年来，大家种姜都发了财，直接的冲突比较少了，如果有竞争的话，那也是比谁挣钱多。我们访问一个贾姓老人时，问他村里有没有家族之间的争斗，他说没有，但他随后又说我们姓贾的都比较有钱，现在在村里买楼房的20多家之中，有三分之一是我们姓贾的，言外之意很明显的表达了同姓氏之间的认同和竞争心里。在好事上“一家子”之内有一定的行动能力，而在坏事上的行动能力比较弱（这样的判断似乎与“兄弟不和外人欺”的说法相矛盾，这里的问题是除了在一个村庄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除了农民行动单位的村庄内生力量之外，村级政权作为一种力量，它的行政能力以及政治威慑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至少在王村村委会在村庄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笼罩性的力量。详见后续论述），“一家子”可以看作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支持网络。下举二例：
例一：
有一王村民带儿子上青州买书，不幸遇到车祸，父亲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肇事者买通了交警，事情处理的很不公平。事情传到了村里，王姓“一家子”的人帮忙处理后事，再得知处理不公平之后，所有在家的年青人一起到青州找肇事者理论，无奈肇事者有黑色势力撑腰，且打点了政府部门，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15 例二：
一李姓村民一家三口误食了农药，临近“一家子”里的亲属兄弟人闻讯之后，赶紧将这一家人送到了医院，这一家人在住院期间，“一家子”里的亲属轮流去照顾。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老人说，像这样的事情无论发生在那个“一家子”，都会这样做。
以上这两个例子，给我们形象的表达了“上急”另外一方面含义。
虽然王姓和李姓占有人口的大多数，由于王姓分为三个王，李姓为二李，其中只有一个李姓近几年修了族谱，贾姓也修有族谱。这个李姓和贾姓是村里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前面说过贾姓买楼房的居多，而修族谱的李姓在20家洗姜厂中占了多数。修家谱的李姓又将族谱一式三份分别保存在三个房支的长辈手里。贾姓是王村最早修族谱的，已经有十几年了。贾姓的族谱颇有意思，分为两种，一种是“史谱”，一种是“族谱”。“史谱”主要记载了族内人的出生和死亡的时间和极房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关于死亡的人，要记载死亡的原因，特别是病因，这样有利于考察家族的疾病史，房支关系主要记载了“九宗五服”，这样就可以知道谁和谁的关系最近，在白公事时“五服”之内的人必须去送殡，而喜事时“九宗”之内的人都要帮忙。
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急事”和“好事”，“一家子”的人义不容辞，但我们访问过的人中，几乎都说到，在以前“接宗拉派”破坏性很大，而现在的“一家子”不牵涉村政。“一家子”的人在好
16 事上能够合作和相互帮助，为什么没有在村政中发生作用呢，这一点让人颇为迷惑。
红白公事
王村人的将红白喜事称为红白公事，此一“公”字颇有些含义蕴涵其中。“公”一方面表达了红白事是“一家子”表达人情往来的家族公事，另一方面又表达了是整个村庄的公事，村委会也参与了红白公事的操办。村里谁家有红事时，村委会的成员都要前去祝贺上礼，婚庆典礼上，“一家子”里的长辈代表“一家子”祝贺辞，村委会中必须有一名成员代表村委会祝贺辞。白公事中村委会介入的就更深入了，整个青州从70年代初就开始推行火葬，到现在为止已经非常彻底，骨灰盒深埋地下，不留坟头，并没有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装在棺材里，再砌坟头埋葬，可见村庄的行政工作对于村民生活介入之深。村里专门四个人代表村委专门处理村里的白公事。每次的白公事由“内柜”和“外柜”管理，“内柜”的由“一家子”里年长会经事的人来担任，“外柜”由村里的治丧代表担任。所谓“柜”实际上是“帐房”的意思，“内柜”负责记收本族内亲属的慰问金，“外柜”记收外姓人的慰问金，丧事的支出由“内柜”和“外柜”的管事人共同商量。“外柜”除了一位主管之外，还有三个人，一人负责报丧和抬“棺”（实际上是骨灰盒），两人负责刨坟。村委会每次丧事要为这四人支付一定报酬。王村办丧事绝没有什么排场可讲，从推行火葬开始，就不准请吹鼓班，搭台子唱戏更不可能，这几年由于影碟机和音响的进入农村，丧事时可以租用专
17 门的音像设备放哀乐。
“文艺宣传队”
人民公社时期的文艺宣传队，在当时的农村起到了宣传国家政策，对农村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作用，同时丰富了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而改革开放后，农民婚丧时放电影、请吹鼓班、唱戏则是村庄生活中仅有的文化娱乐活动，在笔者儿时的记忆中，村里有人家结婚或者办丧事，笔者最为关心的是会不会放电影，如果事主家里还算宽裕有能力请上一场电影，不知道会给笔者带来多少欢欣。当时很少人家有电视，偶尔看上一场这样的电影，是仅有的文化娱乐。王村的红白公事提倡节俭，放电影，请吹鼓班，搭台子唱戏都在禁止之列。由于村里还有些集体收入，为了丰富村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村委会组织了“文艺宣传队”，主要由中老妇女组成的秧歌队，村委会购置了锣鼓、二胡和秧歌队的服装，每年过年都举行大型的演出，农闲时的晚上村民敲锣打鼓，扭扭秧歌，自娱自乐。村委会在控制了红白事中的攀比的同时，抑制了村庄的文化娱乐生活，另一方面村委会主导下建立的“文艺宣传队”又填补了村庄文化娱乐生活的空白。大姜种植需要的劳动力投入比较高，与江汉平原的粮食主产区农村相比，这里的农民闲暇时间非常少，我们在村里调查时，根本没有看到有打麻将的现象，地下六合彩更是闻所未闻。中午时分，经常可以看到村民在树下面打扑克，或者下象棋。王村人说，打麻将在这里是政府严禁的活动
“老人屋”
18 王村的兄弟关系既然那么好，照我们一般的设想这里的不存在老人赡养的问题。我们的调查多少还是让我们有些意外。王村的老人普遍与儿子分开过，儿子成婚后既分家，多子的家庭则渐次分家，从小的习惯已经不再保持，等到所有都成家之后，父母轮留在几个儿子家里居住，而且分灶吃饭，“双飞”或者“单飞”的老人成为村庄里游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许多老人赡养问题，能够自食其力的老人的生活尚有保证，老人年迈失去了劳动力时或者一旦生病，就会出现几个儿子都不愿管的情况。一个有三个儿子的老人，在身体健康时每年在三个儿子家轮流住，不幸得了重病之后，三个儿子都恐怕死在自己家里，老人轮留住的时间从一年缩短到半年，从半年缩短到三个月，最后竟然得一个月搬一次家，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出面才使得这位老人得到了善终。村里面游居的老人太多，搬来搬去实在不方便，村委会将村里的废弃的校舍作为“老人屋”，每月交纳一定的租金给游居的老人居住，最多的时候“老人屋”里住有10对左右的老人。村里的老人对于在儿子家轮流居住和分灶吃饭并没有感到不满，他们的理由是，在儿子家轮流居住体现了对几个儿子的公平，这样媳妇就不会说闲话，年青人和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节奏不同，吃饭吃不到一块儿。而一旦出现了赡养问题，“一家子”内部不能解决时，他们就会找村委会，村委会一般都能解决，成为这些老人最后的救济。
在以前村委会的调解的纠纷中，儿女不孝的事比较多，而其中又以婆媳矛盾居多，婆媳之间为了三五块钱就可能吵上一架。而这
19 几年来，种植大姜提高村民的收入，还是那句话说的好，“穷时奸、饿时吵”，现在村里的媳妇大都在洗姜厂打工，一天下来能挣上个二三十元，赡养老人的几百块钱也不那么计较了。在王村老人的地位有明显的下降，老年人说现在的“女财政部长”比较多，而且对于媳妇的行为也多有抱怨。比较庆幸的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老年普遍有一些养老积蓄，实在遇到儿女不孝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一家子之内不能解决问题的话，比较有权威的村委会可以为老人主持公道。
3.村庄的公共事业体现村级治权
王村是青州市的典型村，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地区和市里授予各种荣誉奖牌。来到王村，村子的周围的田野里到处是生姜大棚，工贸区洗姜厂林立，宽阔的村庄主干道，特别是20几栋靓丽、气魄的别墅式楼房，非常具有新农村的迹象。我们不是新闻记者，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农业型村庄，没有任何集体经济，没有可以合法开发的自然资源，何以成为典型？直觉告诉我们这样的村庄必然有一个行政能力强、高效果干的村委班子。接下来的调查，不断的验证了我们的直觉。村委会的行政能力直接体现在村庄公共事业上。
一，水利水电管理
大姜种植对于水利的要求很高，在我们调查时，正遇上大旱，姜地需要十天左右灌一次水，在灌溉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矛盾和问题。这是因为王村在第一次调整土地时将所有的机井，都收归村集体，村里配套好输电线路和水泵后，交给村民使用，灌溉的顺序由村民
20 自己调节，水泵的维修和水管由共同使用的农户自己解决。由于所有的配套设施都属于集体，即使在灌溉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矛盾，村委会出面很容易解决问题。
王村在1994年就建立水塔，铺设了自来水管道，刚开始时自来水并不收费，后来为了制止自来水滥用，村里安装了水表开始收取水费。水表的安装很科学，由于乡村规划搞得好，村民的房屋都是五户相连，在此基础上，五户安装一个总水表，然后各家各户安装分水表，这样既有利于收取水费，又防止了偷水和意外的损失。自来水的的管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在我们的调查即将结束的哪天，碰到了一个大为吃惊的事情。一个两年前曾经养过猪的妇女，她在自家猪舍附近的农户接了自来水，最近一次收水费时，查出来她接水管那五户有三千吨水不知所终。经过排查，其他几户认定是养猪妇女的水管漏了水。村支书将这位妇女叫到村委的办公室询问，这位妇女不承认，村支书没说两句就发火了，并大声训斥。后来有人找村支书商量事情，村支书怒气冲冲的离开了办公室。村支书发火时还有其他几个村干部在场，他走后，这位妇女向其他的村干部解释的时候竟然委屈的哭了出来。事后我们向村支书问起此事，村支书说那位妇女在耍无赖，他要叫推土机把她家的猪舍给推掉，制制她的邪气。
事情的处理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位村支书治村的手段如何强硬，他为何会具有这样“家长”式的做派！
21 王村的二十几家洗姜厂的用电由村里提供，村里专门为工业用电安装了变压器，村里所有的工业和商业用电都比农电收费高出2毛钱，这2毛钱的电费差，作为村里的管理费记入村集体的收入。村集体的另外一项集体收入是向洗姜厂收取土地租金，每平方米每年收取2元钱，这项收入村集体每年可进帐二十多万元。这项不多的集体收入除了支付编外人员的工资外，主要用于举办其他公共事业，比如村街的硬化和亮化。
除了水利配套，自来水之外，村里为了解决村民大姜储存问题，还集中地块修建了100多口姜窖，以成本价卖给村民使用，村民自己挖的井窖不科学不安全，村民下井取姜时经常发生窒息伤亡的事故。村支书给我们讲到，以前挖姜窖要么在自家地头，要么在自己家门前，那家建新房拆迁以后，留下姜窖不管，这样造成村子到处是窟窿和地道，那些挖在房子周围的姜窖给新的村庄建设造成了隐患，在建设新的楼区时，光填埋姜窖就废了不少人力和财力。集体建设的井窖不仅有利于村民的生民财产安全，而且也利于村庄建设，当然这里的村庄建设必须两说。
二，村集体的收入
王村南靠河道，地下沙层很浅，熟土下面一两米就是沙层，沙资源丰富，村集体的收入除了收取洗姜厂占地的级差地租之外和管理费之外，另一项重要的收入就是卖沙。在王村的田地里，有好几个大沙坑，有的甚至大过两个足球场，十几米深。由于地处平原，沙场的地方原来都是可耕地，几个大沙场，占去耕地六七十亩。在
22 没有建立洗姜厂之前，村里的兴办公共事业的资金主要靠卖沙。村里硬化和亮化的几条主干道的资金主要是卖沙的收入，起土卖沙毁坏耕地，属于县乡政府严禁之列。王村的高标准住宅楼建设起步较早，今年刚赶上新农村建设的，王村立刻被树为市里新农村建设的典型，几乎每天都有附近其他乡镇的干部来参观新楼区，学习王村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殊不知这样高标准的楼房建设，对于王村来说尚存在隐忧。关键的问题这样的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从何而来，拿新楼区建设中的道路和水电等设施配套来说，每户村里就得投资3万元左右，而村里每年的要新增二十几户新楼房，这么大的资金投入光靠洗姜厂的地租是远远不够的，卖沙又违法，只能偷着卖。虽然村民的普遍比较富裕，但一栋高标准的楼房造价在13万～15万元，一般的家庭投资了楼房之后，没有可能再集资进行公共事业的建设。更何况“十个指头没有一般齐”，有的家庭对于村里统一建高标准楼房，不准盖平房的规定就有所抱怨，然而在新农建设的典型村的荣誉下面，实际上是在村委会的压力下面仅仅是抱怨而已。
在我们调查期间，有机会旁听了镇政府在王村召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场会”，全镇各个村的支书村主任，讲到他们对新农村建设的想法和具体要采取的措施时都不约而同的讲到村庄道路的硬化问题，而其中主要的困难都在资金上。可见要达到“村容整洁”的新农村建设要求，对于没有相当的集体收入的村庄来说是多么的困难，而基层干部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理解为什么都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忘记了其他几句话呢？
23 4．两任村支书
在王村调查，当我们问起村政或者是关于村干部时村民往往都是王顾左右而言它，要么就是三言两语敷衍过去，似乎有一点儿“莫谈国事”的味道。听说山东的农民怕官，但令我们纳闷的是现任的村干部可以不谈，为什么对以前的村干部也三缄其口呢？
王村分田到户以来主要有两任村支书，在青州农村村支书是想当然的一把手。郭书记因村民的上访而被迫辞职，村民都说郭因为不得人心而被哄下台的。郭在任时，主要有三大恶，一是心胸狭窄，容不下村里比他富裕的人，村民要发展农副业，他不让接电，在地里搭棚子都不让，想方设法阻碍村民发展，在郭看来我是一村之长，村里不能出现比我强的人，村民说要不是郭的阻碍他们村早就发展起来了；二是以“抽沙改土”的名义卖沙，建了一个制冰厂，由于项目选择失误，刚建厂投产既告破产，而且在其建制冰厂的过程中收取回扣，贪污公款；三是作风不正，乱搞男女关系，照村民的说法就是村里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妾，最让人不可接受的是他和同姓一个未出五服的妹妹发生了“爱情”，这种严重违反伦理道德的事情使他众叛亲离。在他任村支书期间，容不下反对意见，有人给他提意见的的话，他要么给别人穿小鞋，要么用暴力恐吓和威胁。村民对他实在是忍无可忍，几位年龄比较大的人（这些人都是被郭百般压制，谋划上访的人中有王姓和李姓，没有郭姓，上访时郭姓的也没有去）在一起商量要哄郭下台，并写了上访材料要求镇查郭的帐，分别动员自己“一家子”的人在上访材料上签字。当地政府将
24 上访作为重大的治安事件来处理，上访的村民到了镇政府，要求五天之内罢免郭，镇政府想庇护郭，但在村民如此大压力下也没办法，于是让郭辞职，算是给了郭个台阶下。
郭离职之后的两年，一直是镇上下派的人员代理支书，村民说在这两年里，村务管理很乱。后来镇上委任了现任的村支部书记，然后村支部表决通过。现任村支书是退伍军人，复员后一直是村里的民兵连长，在村民的眼里他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照村民的说法他眼光超前，思想开放，兄弟众多。现任村支书当政的几年里王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围绕着大姜种植，进行了三次土地调整。也正是在这三次土地调整过程中，逐渐的确立了威望。现任村支书颇有政治手腕，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团结稳定的村委会班子。他当政近十年，王村获得了许多荣誉，他个人获得的荣誉证书就有一打之多，关于村政方民最有价值的是他曾经被评为青州市的优秀人民调解员。关于村庄纠纷的事，他说给我讲三天也说讲不完。他给我们举下面这个例子：
一位李老汉家事多难，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因得了癌症不幸去世，二儿子在一次下姜窖时，不幸窒息身亡。二儿子生前投保了人生意外保险。二儿子结婚三年一直没有孩子，夫妻俩关系一直不和，经常吵着要闹离婚，丈夫去世之后，妻子就要马上离婚，娘家来了许多代表，要求分割财产（没有卖出的几顿姜，家具和粮食）和丈夫的保险赔偿，形势明显对李老汉不利。鞠代表村委出面调解，在村委出面的情况下，事情得到了比较公平的解决，双方都没有什
25 么意见。
现任村支书还给我们讲了他如何管理刁民的例子：
一位王姓村民在附近的劳务市场，雇佣了两位妇女干活，干完一天的活之后，王不但没有给这两位妇女付报酬，而且还将那两位妇女臭骂一顿赶走。这两位妇女的丈夫带了七八个人来村里找王，听村民说这样的事情找村支书肯定能解决，于是便找到村委会。鞠得知这样伤理伤人损害村庄形象的事情之后，村委的几个委员将王找来拳打脚踢教训了一顿，并让王当面道歉，支付所欠的工钱。
他告诉我们在他们村，村民从来没有因家庭纠纷而上过法庭的，家庭不和和不孝顺老人的纠纷只要找到他这里一般都能很好的解决，现在已经有六七年没有人因家庭纠纷来找过他了，一个原因是现在这样的矛盾比较少，另外由于他的强力手段，村民都怕他，如果找了他会挨训斥。在我们与村支书的访谈中，他讲到现在村里的工作相当好做，村民有什么事情都不敢找他，害怕挨训斥。王村的支书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家长式的人物，这样的强势人物好否？坏否？他的权威是怎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强势人物的产生是否有其结构性因素？下面再论。
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村委会的行政权力对于村民生活介入之深。村民建房，婚丧嫁娶，农业生产，村委会的权力可以说无孔不入。村委会从人民公社时期开始就规范村民建房，以后的历次村庄规划，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我们问到村民，有没有人建房会违反规定的情况存在，村民说如果有人建房建高了，由于在第
26 一次乡村规划时，五户相连，一般在这五户之中，基本上都是“一家子”关系血缘关系比较近盖在一起，如果有人建房建违反规定，盖的高了，会触犯众怒，“一家子”的人都会反对。在王村每届村委会中都有专门负责建房规划的干部，长期以来按照规定建房在王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共识的达成，有村委会积极行政的因素，村庄规划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在长时间的推行过程中，不断地内化到村民的意识里，村委会的行政权力又借助“一家子”的道德约束力，将按照规定建房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的共识。这样的共识，又加强了村委会的行政效力，为新一轮的村庄规划提供了前提条件。建高标准的楼房，由于各家经济状况的不同，有村民有保留意见，但是也只能保留意见而已。村民的婚丧事的办理之中，村委会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村干部必须代表村委会向新人致贺辞，扮演证婚人的角色。村干部参与到村民的婚事办理，这个看似不怎么重要的仪式，反应了村委会作为村庄的正式的权力组织，在村庄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村庄的农业生产中，村委会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用赘言，王村发展大姜种植的过程，村委会是一个中心力量，没有村委会的高瞻远瞩，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王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很可能会重蹈覆辙。村委会积极行政，并且行政效能好，在长期的过程中，自然在村庄生活中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充分的体现在两任村支书身上，当然在村民的记忆中，他们的权威产生的效果正好相反。
三 强人治村
27 在以前关于村治的讨论中，多以村庄社会关联的角度来理解村庄治理的政治社会过程。而对于村级政权组织的讨论较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中西部农村村级政权由于各种原因在村庄治理无法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村庄社会结构中内生的力量（包括宗族，小亲族，大社员，钉子户，积极分子）成为理解中西部农村村庄政治社会过程的关键词，而这样的研究路径，很容易将政策研究和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学理性研究结合起来。在村治研究中，从村庄内部的结构性力量来看村庄的政治社会生活，能够更深入的研究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扩展和精细化，都有利于对中国农村的深刻理解。依照对村治模式的一般理解，村庄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对政策反映的特殊过程与后果构成我们理解村治的关键因素。既然考察村庄对政策的反映过程与后果，就离不开村级政权组织的考量。村级组织作为村庄中唯一的正式权力机构，在家族相对消隐的当代中国农村，村级组织的行政能力、动员能力如何，直接决定了政策过程和后果，村委会行政和动员的过程和机制，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对王村的调查，村委会作为村庄正式的权力机构，它所发挥的功能性力量，在村庄政治社会过程中凸现了出来，如果做一点武断的判断的话，它已经成为了村庄一种笼罩性的力量。
我们短短两个星期的调查不是很深入，有一种浅尝辄止的味道。但正是因为短暂，感受才异常的强烈。我们接触到的人和事，不断的向我们表达这样一个信息，在这个村庄里，村委会的行政力量非
28 常强大。我们的调查经历了一个非常郁闷的时期。如前所述，在我们掌握了村庄的基本情况之后，发现再也无法深入下去了，我们找过村里的老人，退休的乡镇干部，相对两位村支书的情况作比较全面的了解，尽管我们对于调查目的作了充分的说明，但是给村民似乎是被事前交待过一样，一提起村政，他们一律三缄其口。我们似乎掉进了一个“政治气氛”相当严酷的黑洞里。就连现任的村干部，也是总讲一些场面话，他们对我们说想了解村政的情况，村支书可以告诉你们。最后没办法我们之好在现任的村支书那里寻找突破口。由于他工作繁忙，经常去开会，我们一看到他在办公室就去找他。经过对他的访谈我们的疑惑终于有些释然。现任村支书在发展大姜产业的过程中，一步步的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他也将自己作为一村之长来定位，言谈举止之中有一种家长式的作风。
他的权威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首先，从文化地理因素来讲，山东人都喜欢做官，但山东的老百姓都怕官，政府官员在山东人的心目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可以追溯的一个历史因素是山东半岛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要地，向来乃兵家必争之地，青州的历史上就发生过好几次屠城。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山东发生了无数次战争。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山东农民对解放军的支持中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对当地民众的动员是多么的有效。解放之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战略位置，政府对当地的控制一直都没有松懈过。官民关系一直都是高压中的治理和被治理的过程中互动，青州人对官员的畏怯，有其历史文化因素的。也许
29 有人会说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但这种官本位的文化心理，在山东农村社会这方面表现的异常明显，至少在青州农村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我们在王村调查时，与一个农民聊天，问到他上高中的儿子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他说学的是文科，我们问到怎么不学理科呢？他说学文科好啊，以后可以做个一官半职，而学理科大不了做个技术人员或者工程师，那来做官风光。如果仅仅以这位农民的说法可能不足以证明当地人的普遍想法，但是我们把他的说法放在当地的语境里来看，联想到我们调查的感受，至少在王村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来看，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而且我们其他几个调研组也向我们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证据。
仅就当地政府对各项国家政策的执行结果就可以看出，当地人对于基层干部的态度。青州从七十年代末就开始了计划生育工作，王村人给我们回忆当时政府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时说，计划生育政策触及了灵魂。其言下之意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育观念。而在当初计划生育政策比较严格的时期，镇里面专门设有计生纠察队，对于逃避节育和计划外怀孕的人施加暴力的事情并不鲜见。火葬的彻底推行又是一例，我们并没有了解到在几十年推行火葬的过程中，究竟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但是从现在王村人的丧葬习惯来看，丧葬这种在村民生活中意义重大的事情，会被改造的如此彻底，着实让我们惊叹。青州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基层政府的高压之下，没有出现过反复，火葬的推行也非常的彻底，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原因是，这些政策都是在人民公社后期
30 开始推行的，当时农村的政治社会状况，有利于这些政策的顺利执行，而后人民公社时期的历届政府又对此常抓不懈，与村庄规划一样，计划生育和火葬也可以看作当地农村的新传统。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已经再造当地人的生活的同时，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断地被强化，村干部作为基层政府的代表，其身份上所附着的政府权威，在当地人村庄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是一种显著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国家的设置，我们从村庄的生活中明显感觉到的。
之所以说这里的村干部比较有权威，村委会能够产生一种笼罩性的力量，这与我们在荆门农村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在荆门贺集村调查时，我们旁听过一次纠纷调解，两位村民因为口角而引发打斗，调解主要是商量医药费的支付问题，一位在村里当过十几年妇女主任的治保主任主持这次调解，作为村里的老干部，在整个调解的过程中，没有显示出任何的权威，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作为一名村干部没有权力施展的空间，仅仅扮演了一个劝架者的角色。税改之前的荆门农村，农户拖欠农业税费的情况十分的普遍，而在王村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国家免除农业税之后，在缓解干群矛盾的同时，也将村干部施展权力的空间来了个釜底抽薪。荆门农民形容现在的干群关系时说，现在当干部就是当干部的，种地的就是种地的，似乎已经不存在什么关系了。在荆门农村许多村连个正式的办公场所也没有，村干部完全是流动办公，日常的工作只是应付一下镇上的中心任务，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针之后，我们至今在荆门农村看不到丝毫的动静，而在在青州根本不会有这样的
31 情况，村干部不仅每天到村委会上班，而且村务异常的繁忙，新农村建设的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在荆门，农民对基层干部的怨气很大，讲起村政毫无顾忌，而在青州，村政是村民极力逃避的话题。王村人说我们村的人都比较厚道老实，即使有什么怨言也是忍气吞声。
其次，乡村关系为村干部的权威提供的支持。在整个青州地区农村，村支书是想当然的一把手，青州市政府要求80%的村级领导要实现一肩挑，村支书的产生一般都是镇政先遴选，然后村支部表决通过，而村委会班子成员的组成则以村支书为核心。这样实践中将村委会选举变成了一个形式。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如此做避免村委会的分裂和矛盾，有利于政策执行的畅通。这样的做法显然违背了村民自治的民主理念，但在实践中遏制了两委矛盾，有利于村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在这样的乡村关系中，村委会与国家设想中的自治组织相去甚远，完全成为一级基层政府。而在各种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乡村两级成为了一个行政关系中的利益共同体。为了保持政策的顺利执行，村干部的作为受到了上级政府的庇护和支持，王村前任支书就是一例。而在具体政策实践中，村干部也不可能完全不顾村庄的利益，毕竟他是村庄中的一员，如果其作恶多端，一旦引起村民的普遍反抗，上级政府既想包庇也是包庇不住的。如果村干部比较有政治头脑，还为村里办了一些好事，因为政绩不仅会更加得到上级的支持，其在村庄的权威也会更加牢固。王村现任村支书的家长式做派，正是在这样的基层政治结构中产生的，他对付村内
32 “刁民”的那种底气，一定程度上就来自于上级政府的支持。王村的两任村支书，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掌握了权力的村干部有可能变成一个村霸，也有可能造福乡里，这种人格上的差别如何在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尽量避免消极的影响。在村民自治实践的比较好的农村，民主选举又制造了许多的矛盾，不利于村级组织的团结和稳定，实际上造成了村政的混乱。
再次，农业产业调整作为各级政府力行的一项旨在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在与中西部的农村相比，青州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功而彻底，成功的原因除了其地理区位上的优势之外，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成功的产业结构调整，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业，可以看作是山东半岛农村的一个结构性因素，这里农民的经济收入虽然比不上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的相比还是相当高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这里的建筑工大工每天可以拿到80元左右，小工也有50元，比一般在城市的民工工资还高。青州的许多乡镇都有劳动力市场，民工的来源于全国各地。青州本地的农民很少有远赴外地打工的，在县域的范围内他们就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村庄依然是他们生产和生活的唯一场所，这里的村庄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那种“流动的村庄”在山东半岛是不存在的。在这样的村庄里村政的各个方面必然都与所有村民发生紧密的关系。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村庄是他们不可能离开的生活场所，即使受到了村干部的压制，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毕竟还要在这里生活下去，不到忍无可忍不可能爆
33 发反抗。稳定的村庄生活，积淀出较强的村庄历史记忆。现任村支书的作风不能说没有其前任村支书的影子，只不过他做了一些好事，在这个过程中得罪了一些人，但并没有失去民心，反而增加了村民对其强力施政风格的敬畏。
王村的村委会是强势的，那么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王村“一家子”的行动能力，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行动单位，作为村庄社会内生的一种力量，他是如何接应村委会这样的一级政权组织呢？王村一个杂姓村，“一家子”之内有那么多好事可以行动起来，操办红白喜事，遇到急事相互体恤，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比家紧密，可以合作办厂，但是在村政上，却不能发挥功能性的作用，劣迹斑斑的前任村支书，可以在任二十几年而无人反抗，恰恰说明了“一家子”并没有起到小亲族的作用，最多只是家族传统的一点遗存，在一些好事上只有具有表示同姓的表达性功能。在王村村内接近25%的村内不同姓之间的通婚，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不断上升，老人权威的相对下降，对于不同家族之间的张力也起到一定的消解作用。而村委会作为村庄的正式权力机构抑制了“一家子”的内生力量，现任村支书这样的强势人物一旦进入了村委会，他反而可以借用家族的势力作为一种支持力量。现任村支书不是因为兄弟众多而在村庄中具有了无上权威，而是因为兄弟众多加强了其权威。“穷时间，饿时吵”，经济状况的好转，对于村庄的社会生活也会产生好的影响，一般村民只要专心于农业生产就可以过上比较殷实的日子，那些无谓的争斗没有显得没有多少意义了。王村的村庄政治生态处在一个
34 比较稳定的状态，以现任村支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在村庄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村委会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它的笼罩性力量，成为村民和国家的一个中介。
余论
在王村我们看到了一个强人治理下的善治，强人产生的有地域历史文化的因素，国家政策有力的推行塑造出比较稳定的乡村关系，村级组织在这样的乡村关系结构背景下，拥有了在村庄的权威，从国家的政策执行过程来看，王村人不是直接面对国家的，村委会在国家与农民之间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王村的经济状况，治理状况比不上那些全国有名的明星村，其实它还是一个普通的村庄，不过在王村我们似乎看到了，那些明星村的影子。因为王村有一个以村支书为核心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村庄的各项事业能够很好的组织起来。在王村我们似乎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点希望。希望就在于有一个能够有效履行其职能的村委会。中央出台了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之后，各路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张。无论是从国家的发展战略角度，还是国家与农民政治关系角度，还是统筹城乡发展，重建农村社会的角度，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问题是作为一项实践性的工作，新农村建设必须由基层政府来执行和推动。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干群关系的矛盾，社会舆论都将基层政府和官员妖魔化，取消农业税之后，再加上乡镇体制改革，基层政府特别是村级组织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中的中介基础被连根拔掉了，基层政府失去了现代民族国
35 家一级政权的功能，有些地方出现了基层政府职能瘫痪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乡村建设由谁来推动，如何进行新乡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成为热点的同时，我们似乎都忘记了，基层政府，特别是村级组织的重建，才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
作者简介：
张世勇，男，1977年8月生，陕西华阴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和乡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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