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教育
1、教学时数：5学时
2、教学目的与要求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教育发展到顶峰、同时也走向没落的时期。应了解明清学校的发展状况，了解和掌握监生历事制、六等黜陟法、旗学等，了解和掌握王守仁、王夫之、颜元的具有自身学派特点的教育思想。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准确理解监生历事制、六等黜陟法、旗学，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王夫之的教学思想、颜元的实学主张。
3、教学重点
本章的重点是明清两代教学制度的特点、王守仁的儿童教育，王夫之、颜元的教育思想。
4、教学难点 难点为心学。
5、教学内容
第一节
明清的教育制度
一、明清文教政策
（一） 明代的文教政策
1、大力推崇程朱理学
明太祖虽出身贫寒，文墨不多，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自身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世治宜用文”的道理，因而坚持“文以治天下”的政策，推崇程朱理学则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
明统治者竭力推崇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学者讲学“一宗朱子之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同时，还明确规定国家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命题，答题代圣人立言，一切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命翰林学士胡广等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教科书。此外还屡次表彰程朱后人及其门人，以此来提高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
2．文化专制，禁锢思想
明统治者在积极发展文教事业的同时，也采取种种措施，加强思想控制，大力推行文化专制统治。如明太祖认为《孟子》中有些思想不利于君主专制统治，就下令将孟子撤出孔庙，后来令人将书中的语句85条尽行删除，并规定这些内容不能作为科举命题、取士的内容。除此之外，明政府加强对官学的管理和控制，在国子监设立“绳愆（qian ）厅”，对违规师生有执行刑罚的权利。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还屡兴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士人。其目的就是大造恐怖气氛，压制士人的思想，使人们俯首贴耳地服从其统治。
（二） 清代的文教政策
清统治者入关后，即开始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确定了“兴文教、崇经术”的文教政策。
1、尊孔崇儒，提倡程朱理学
儒家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清朝统治者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清历代统治者都尊崇孔子和儒术，如祭孔，给孔子追加封号，袭封孔子后人，顺治元年（1644年）封孔子第六十五世孙孔允植为“衍圣公”，二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二十二年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全国各地孔庙。并将此作为笼络汉族士人的手段。
在尊孔崇儒的同时，清统治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通过封袭朱熹后人，将朱熹配享孔庙，并命人编辑《朱子全书》等措施推崇程朱理学。经统治者的提倡，程朱理学成为清办学育才的指导思想。
2、笼络、利用汉族士人
清统治者采取各种手段，笼络、控制和利用知识分子。第一，通过开科取士，吸收士人入仕参政。第二，设制科，荐擢人才。第三，组织学者编纂大型书籍，笼络士人，宣传所谓的文治盛世。
3、加强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
清政府在对士人实行笼络利诱的同时，亦采用高压手段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主要有：第一，严禁立盟结社。顺治十七年（1660年）颁旨：“士习不端，结社订盟„„著严重行禁止。”第二，销毁书籍。对于那些不利于专制统治的书籍进行销毁。第三，大兴文字狱。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曾多次大兴文字狱，屠杀知识分子，以此迫使他们埋首故纸堆中，不参与时政的议论和研究。
二、明代的学校教育制度
明统治者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明太祖曾说：“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其轻且缓者。
2 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
（一）中央官学
中央官学主要设有国子监，此外还有宗学、武学等。
1．国子监
明代的国子监建立于明太祖初定金陵时（1365年）改应天府为国子学，后来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重建校舍于鸡鸣山下，名曰国子监。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又在北京建国子监，从此，国子监有南北之分。以北京的为京师国子监，而以旧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国子监学生称为监生。
明代国子监在教学制度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于洪武五年（1372年）创立监生历事制度。即国子监学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就分拔到政府各部门“先习吏事”。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大学的教学实习制度。第二，实行积分法。明代国子监为六堂三级，监生按其程度入各堂肄业，然后逐级递升，升到最高一级时，实行积分法。
2．宗学
明代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校。招收世子、长子、众子、将军、中尉年未弱冠者入学，称为宗学。
3．武学
明设有中央武学和地方武学。正统六年（1441年）设京卫武学；正统七年设南京武学，招收都司、卫所应袭子弟年10岁者，由提学官选取送于武学读书。学习期间的待遇和考试办法与儒学生员相同。
（二）地方官学
明朝的地方官学，按性质划分，可以分为儒学、专科学校和社学。
1．儒学
有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的府学、州学、县学；有按军队编制设立的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卫儒学；以及在谷物财货集散地设置的都转运司儒学；在土箸民族聚居地区的宣慰司儒学和安抚司儒学等。
府、州、县学设置比较普遍，学生通称为生员，生员分为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三种，廪膳生员在学期间由政府提供伙食。生员实行动态管理，初入学者为附学生员，参加岁、科两试，成绩优异者，可依次递补为增广生、廪膳生，廪膳生员可通过贡监进入国子监肄业。
2．专科学校
此类学校包括武学、医学和阴阳学。
3．社学
明社学是设在城镇和乡村地区，以民间子弟为教育对象的一种官学。招收8岁以上，15岁以下的民间儿童入学，带有某种强制性。“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主要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明社学是对元代社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三、清代的学校教育制度
清代官学制度基本上沿袭明代旧制，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
（一）中央官学
1．国子监
国子监也称国学或太学，始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并仿明制分六堂教学，凡国之贵游子弟，皆可考选入监学习，满州功臣子弟有志向学的亦请送监肄业，国子监的生徒分为监生和贡生两类。学习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并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及清朝有关的诏、诰、表、策论、判等，乾隆时还学《钦定四书文》，可见清国子监教学已严重受到科举制的影响。
2．宗学、觉罗学
宗学是为清宗室子弟设立的学校。八旗各有宗室，凡尚未受封的宗室子弟，年满10岁以上者，皆入学学满书，由满州生员充任教师。觉罗学是专为清觉罗氏子弟设立的学校，八旗觉罗氏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
3． 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 这三所学校都是为八旗子弟设立的旗学。 4．算学、俄罗斯文馆
算学
初于康熙九年（1670年）在八旗官学中挑选学生学习，直至乾隆三年（1738年）才在钦天监附近设立专门的算学馆。
俄罗斯文馆是清政府为了培养俄语人才而设立的一所俄文学校，创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二）地方官学
清代的地方官学，主要有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的府学、州学、县学；按军队编制设立的卫学以及在乡镇地区设立的社学；为孤寒儿童及少数民族子弟设立的义学；在云南边疆地区设置的井学等。
清代的官学制度基本上沿用明代，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有：
4 第一，重视八旗子弟教育，广泛设置各种名目的旗学。第二，在府、州、县学中创立“六等黜陟法”对生员实行动态管理，使他们的升降与学业成绩紧密挂钩。
第二节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王阳明（1472-1528年），本名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为他曾在阳明洞读书、讲学，自称为阳明子，后世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
王阳明出身在官僚家庭，父亲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考中进士后，历任各种地方官职。在任官期间，多次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的造反起义。同时他又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于是所到之处，制定规约，开办社学、书院，并亲自讲学。正德三年（1508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在那里开创龙冈书院，从事讲学活动。次年，又到贵阳的书院讲学，开始倡导“知行合一”说。正德十三年（1518年）他在江西任官期间，修建濂溪书院并讲学其中，又集门人于白鹿洞书院。后又在浙江设立稽山书院。明中叶后书院兴旺，与王阳明积极倡办书院有直接关系。
王阳明年轻时信奉程朱理学，但在修行中对朱熹的为学之道产生了怀疑。他最终领悟到，“理”就在我心中。于是与程朱理学分道扬镳，转向承袭陆九渊的"心学"，后人将他们的思想合称陆王心学，成为理学中的重要派别，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王阳明死后，他的弟子后学继续传播和发展阳明学，虽然在政治地位上取代不了程朱理学，但在思想界的影响巨大，而且远播海外。
王阳明的语录、文录、杂文，由其弟子汇编成《王文成公全书》（也称《阳明全书》）。其中反映其教育思想的主要是《传习录》。
二、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为基础的。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靠心的认识而存在。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在心中。所以他不承认有客观存在的“理”，认为“心即理”，这就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核心，万事万物及其运行规律，以至人类社会的各种道德规范，都是心所固有的，是由心派生出来的。
而心的本体就是“良知”。良知是道德生成的根本及为人的本质所在，良知就是天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天理纯全，良知常在。而一般人的良知常被物欲、邪念所蒙蔽，就象明镜常为尘埃蒙蔽而失去明亮一样。除掉物欲、邪念，也就是做为善去恶的工夫，从而恢复本心，这就是“致良知”。 他指出：“圣人之学，惟是致良知而已。”它的内涵，也
5 就是理学家共同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说：“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
三、论道德教育
（一）致良知的教育目的
王阳明不同意朱熹“格物穷理”的主张，认为认识“理”，从本质上说，不是外求的过程，而是体验“吾心之良知”。按照“心即理”的原理，“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亲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亲之理”。其他道德也是这样。如果“理”只是外在的道德认识，而不进入自己的内心，那就会是说的、做的是一套，而心里想的可能却是另一套。或者要求别人的是一套，要求自己的却是另一套。他看到社会道德虚伪的一面，想从匡正人心的根本途径来维护封建道德。
（二）道德修养原则 1.立志
树立正确、坚定的志向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致良知的体现。王阳明认为，无志向的人，“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痛痒，恐终不济事。”所以他强调：“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立志与勤学紧密相关：“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只有立定志向，方能勤学不倦；而立定志向后，也必然会勤学不倦。这确实说到了根本之处。
2.自得
致良知本身就意味着自求自得。自得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自我得之，而不是靠别人包办。他说：“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自一了百了。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教师应起“点化”的作用，但归根结蒂还得由学生自己消化，否则教师也点化不了。二是自觉地有所得，而不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学，所以王阳明强调要立志，“凡学之不勤，必志之未笃也。”三是得之于己，即最终要把学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就是致良知的结果。
王阳明并不反对读书学习，特别是读经，但与朱熹的宗旨有所区别。朱熹强调从经书中去钻研圣贤之道，即穷理。王阳明则认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经书的精神实质（“理”）是与自己的本心相通的。读经的目的正是要通过体认经书的理，来启发自己的良知。因此，王阳明主张读书贵精而不在多。他指出：“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意，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紬绎反复。久则义理浃洽，聪明自开矣。”读书还必须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他指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不敢以为是也。”这里体现出反盲从、反迷信的倾向，也被正统程朱理学派视为异端邪
6 说，斥之为“病狂丧心之人”。由此可见，阳明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
3.知行合一
王阳明所说的“知”和“行”主要是就伦理道德而言， “知”，是“知善知恶”，即人们的道德认识；“行”是“为善去恶”，即人们的道德行为，也包括情感，如他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 。王阳明提出 “知行合一”，作为“致良知”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原则。其含义，一是指“知”和“行”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是同一过程中相互渗透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二是指“知”和“行”并进，缺一不可。如不重“知”，仅重“行”，就会“冥行妄作”，缺乏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如只重“知”不重“行”，就会“悬空去思索”，没有实效。因此，他主张“知行合一”，将“知”和“行”统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基准是“良知”、“天理”， 但他注重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统一，对于矫正社会上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的风气，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儿童教育思想
王阳明“心学”的教育思想，特别体现在关于儿童教育的见解和主张上，因为儿童阶段人欲尚少，良知容易体认，所以儿童教育更应搞好。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等文中相当集中而深刻地论及儿童教育问题。
王阳明对当时束缚儿童、摧残儿童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认为当时的儿童教育，只注重读书考试，对儿童一味要求约束而不知正面引导，期望其聪明却不知用善法来培养。甚至用种种惩罚手段，对儿童就像囚犯一样，这样儿童也必然将学校看作是监狱，将师长看作是仇敌，靠说谎来掩饰其顽皮，靠逃学来满足其游玩的意愿，结果是教育的失败。
有鉴于儿童教育中的严重问题，王阳明提出教育应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他指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因此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注意顺应儿童的性情，激发儿童的兴趣，以诱导、启发，来代替“督”、“责”等传统手段。
（一）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
王阳明多次强调要“随人分限所及”，所谓分限，是指儿童的认识水平和限度。他以走路为喻，婴儿只能扶着墙壁学习站立、移步，幼童可以在庭院中走、跑、跳、登，成人则可以出远门旅行千百里。儿童处于“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身心发展时期，学
7习必须是循序渐进。负担一定不要过重。他主张：“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恶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要使儿童经常保持精力有余的状态，这是十分有价值的观点。看起来教学进度是放慢了。而每个人的情况又不相同。他说：“人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教学就像治病一样，“初无一定之方”，根据病人体质、病情，“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 。王阳明的因材施教不仅要避短，而且要扬长。他说：“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有尊重和扶持个性发展的倾向，态度更为积极。
（二）教学活动的多样化
针对儿童好动、注意力难以持久的特点，王阳明主张教学应该力求生动、多样化。要发挥诗、书、礼等各门课程多方面的教育作用。如“歌诗”不仅是精神陶冶，同时在高声吟咏歌唱的过程中，还可以调节、宣泄情感。“习礼”不仅是训练礼仪，还可以通过礼仪动作的练习，达到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的作用。“读书”也不仅是增长知识，开发智慧，还可以通过抑扬顿挫的诵读来表达志向。王阳明还制定了一个日课表，将每天的功课按考德一一诵书背书一一习礼或课仿一一诵书讲书一一歌诗的次序安排。上午，学童背书、诵书，然后习礼。下午，诵书讲书，然后在歌诗声中结束一天的课业。歌诗还分班组或全体同时进行：“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流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这样的教学安排可谓动静交替，使儿童不致于感到过于单调和疲劳，有助于保持学习兴趣和提高学习效果，比起传统教育一味地读书背书来，确实是耳目一新，充分注意到儿童的身心特点。
第三节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期，空前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兴起于东北的满族贵族趁势入关，建立了清王朝。一批儒家士大夫认真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在不同程度上，都将程朱理学空谈心性义理视为导致国运衰败的重要原因。明中叶后阳明学兴盛，促进了思想解放。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陆续来华，带来了早期的西方科学文化，使中国学者开阔了眼界。于是，明末清初出现了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其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理学进行深刻的批判，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在哲学思想上具有唯物主义特色，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倾向，在教育思想上也有许多别开生面的进步观点。王夫之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8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后期隐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曲兰），故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他自幼聪明过人，14岁就考中秀才，后读书于岳麓书院，24岁考中举人。两年后明亡，王夫之曾起兵抵御清军南下，失败后隐居山野，始终没有投降清朝，专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长达40多年。王夫之的思想受张载的影响较大，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并与当时的实学思想家们遥相呼应，互相补充，形成系统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他的哲学思想是我国古典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峰。他提出许多充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教育观点，对明清以后许多教育家都有巨大影响。
王夫之著述总计400多卷，800多万字。现存《船山遗书》有72种，258卷，遍及经、史、子、集各部，也是古代最高产的学者。
二、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从先秦诸子至宋明诸儒，在人性问题上都立足于先验论，纠缠于善恶的分辨。而王夫之的论述则完全不同，他主张：“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在《尚书引义》中，王夫之把人“性”分为“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所谓“先天之性”，即人的“自然之质”，主要指耳、目、口、鼻、心等感官的功能。所谓“后天之性”，即通过后天的“习”获得的知识、才能和道德观念，善恶均有，也可以说无所谓善恶。“性”应该是先天与后天的结合，人生长、发展全在于“习”的作用，这就是他所说的“习成而性与成”。
具体而言，“习”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影响人的“先天之性”，使其潜在的能力得到增强和发展；二是使人获取知识才能，形成道德观念，王夫之称之为“习性”或“后天之性”；三是革除因“失教”或教育不当而成的“恶习”（主要指人们的思想品德问题）。王夫之认为，人性就是“习”的过程中“日生日成”的。可见，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生来就善或恶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人的知识、才能和道德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从 而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三、教学思想 (一)因材施教
王夫之指出，学生之间存在着个别差异，他们质有不同，有刚有柔，有敏有钝；志量不齐，有大有小；德行不同，有优有劣；知识不等，有多有少，有深有浅等等。因此，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施教，即“因人而进”。他说：“君子之教因人而进之，有不齐之训焉。”教育要适合每个人的发展状况，各如其量地进行教学。
(二)“施之有序”
王夫之认为，事和理都有序，人的能力也是逐步发展的，因而教学也应循序渐进，不躐
9 等。王夫之将教学分为有序的五个步骤：“始教之以粗小之事，继教之以粗浅之理，继教之以精大之事，继教之以精大之理，而终以大小粗精理之合一。”他认为这五个步骤是不可分割、先后贯连的。在学者方面是个由近及远、由低至高的不断学习的过程。
(三)“学思相资以为功”
王夫之认为，学与思的关系是相互结合、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的关系。他说：“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他认为两者不可偏废，而必须紧密结合。学与思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学识愈是广博，思考就愈深远。思考产生困惑，必定会促进人们更勤奋的学习。
四、道德观和道德修养论
（一）道德观
王夫之反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标。他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从人们对声、色、味的倾向性追求中，“廓然见万物之公欲，而即为万物之公理”。没有脱离“人欲”的“天理”，所谓“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 。所以，靠革尽“人欲”来求得“天理”是荒谬的，人欲完全没有了，也就不是活生生的人了，哪还有什么天理？王夫之认为“理与欲皆自然而非人为” ，即人欲是人类生存的自然要求，是保证人类生存的合理要求，禁欲是违反人性的。理在欲中并非说欲即是理，纵欲也是不对的。理只是正当的欲望的反映：“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也。”所以王夫之主张既不是禁欲，也不是纵欲，而是节欲和导欲。首先要承认欲望总体的合理性，而不是笼统地否定哪些欲望是错误的。其次“要以我自爱之心，而为爱人之理”。自爱属于人欲，而爱人就接近天理了，凡是自己喜欢的，也要满足别人的喜欢，自己的欲望不能妨害别人的欲望，这就是儒家一贯强调的推己及人的原则。王夫之概括为“推其私而私皆公，节其欲而欲皆理” 。王夫之对私与公、欲与理的论述具有辩证的色彩，很有启示性。
（二）道德修养原则
1、强调立志
王夫之与其它学者一样，主张为学者首先要立志，“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
2、主张自得
王夫之认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学生的自觉。他曾说：“教在我而自得在彼。”怎样才能做到自得呢？一要自勉，学生要有求知的欲望；二要有自修之心，“有自修之心则来学，„„若未能有自修之志而强往教之，则虽教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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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视力行
王夫之指出，道德修养不能仅停留在意识阶段，还必须将道德知识变成实际行动。在他看来，“行”不仅有验正道德知识真假的功效，“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行”还是衡量道德心的标准，“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
五、论教师 1.“必恒其教事”
认为教师对待教育工作，应该像园丁精心培育花卉，农夫辛勤耕耘土地一样，要孜孜不倦，坚持不懈。他说：“讲习君子，必恒其教事”。就是要求教师应该热爱教育工作，乐意精心培育人才。
2.“明人者先自明”
教师的责任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讲明道理。“欲明人者先自明”。只有教师自己具有渊博的知识，深刻领会了道理，才能胜任教育工作。
“夫欲使人能悉知之，能决信之，能率行之，必昭昭然，知其当然，知其所以然，由来不昧而条理不迷。”
3.“正言”、“正行”、“正教”
王夫之非常重视教师自身的道德行为在教育活动中对学生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将教师的影响称之为“起化之原”。他说：“立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原；谨教有术，正道为渐摩之益。”
第四节
颜元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及教育活动
颜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又字易直，河北博野人。因室名"习斋"，学者称他为习斋先生。在在批判理学，提倡实学方面，他的态度最为激进。
颜元出身贫寒，青年时期，曾“耕田灌园”，还行过医以养家。19岁中秀才，但随后却绝意科举，开设家塾，教授生徒。这时，他笃信程朱理学，将自己的学舍称为“思古斋”。35岁时，认识到理学空虚无用，开始崇尚“习行”，把“思古斋”改为“习斋”，订“习斋教条”二十则，其中提出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经世治国的政务。晚年，颜元主持漳南书院，实行分斋教学，设置“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六斋。后因漳水泛滥，书院被淹而停办。颜元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弟子满天下，现有记录可查者，有一百多人。颜元的著作， 11 最主要的是《四存编》，其中《存学编》是他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此外，还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
二、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
颜元提出“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富天下的主张，为实现这一主张，就必须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所谓“通经”是指按“六经”的真意办事。所谓“致用”，是针对空疏无用的理学教育而提出的。颜元斥责传统的教育脱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不能担荷“圣道”，济世救民，应该以学用结合的“实用”教育来代替无用的“浮文”教育，以培养德才兼备的各级官吏和各行业的专门人才，使“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实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具体说来，颜元的所谓“经世致用”的人才有两种：一种是“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的通才，另一种是“终身止精一艺”的专门人才。在颜元看来，成为通才当然最好，即是“圣学之极致”，但专门人才只要能经世致用，同样便是“圣贤一流”。
三、“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
颜元从宋弱、明亡的历史教训中深切感到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义理的危害。他指出：“读书愈多愈愚，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这种空言虚文的教育一是败坏人才，从而危害国家；二是败坏风俗，从而危害民众，可谓祸国殃民。颜元反对传统儒家将道义和功利对立起来，他把董仲舒提出、朱熹列为"处事之要"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看作是士风不务实的根源。因此他将其中的两个“不”字改成两个“以”字，成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这样，二者就结合起来了。
为此，颜元主张教育要"以经世为宗"，培养"实德实才之士"。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倡以“六艺”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教育内容。 “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说；“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说；“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艺。“六德”为智、仁、圣、义、中、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这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颜元所谓的“实学”。同时，颜元基于他“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还提出教育要“兵农合一”、“文武兼备”，“教文即以教武”，“治农即以治兵” 。
颜元把参加劳动也视为教育的一项重要活动。他认为常劳动则“筋骨飒，气脉舒”，久之则“魂魄强”，这样，学习时就可以“振飒精神，使心常灵活”。所以颜元认为劳动不仅可以掌握有用的技能，还可以“练智”、“达才”，即发展人的智力才干。劳动还可以“治心”。他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颜元并不是尊重体力劳动， 12 他只是把劳动当做个人修养的手段，但他关于劳动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论述，在古代是十分可贵的。
四、“习动”、“贵行”的教学方法
颜元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在教学方法上，注重“习行”，从而和传统的“主静”与“闭门读书”的教育方法相对立。在认识论上，颜元发展“格物致知”的命题，认为“物”就是客观实际存在的具体事物。“格物”就是亲自去接触事物，亲手“实做其事”，从而获得知识。可见，他强调感性经验，并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同时，他又指出：“学问以用而见之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 他强调“用”，即“躬行而实践之” ，是获取真知的必要途径。颜元的认识论已经包含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等内容，与唯心主义先验论显然不同，是认识论上的伟大进步。
基于上述这种认识，颜元强调在教学中，必须注重“习行”，即亲自去观察，亲身去实践，去“实做其事”，以获得真知。颜元又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阐述其注重“习行”的教学方法的主张。他认为，人们获得知识的目的完全在于“实行”、“实用”，在于帮助人们“办天下事”。在他看来，“习行”，不仅是获取真知、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主要途径和教学方法，而且也是教育的目的。注重“习行”与重“实学”相表里，构成颜元教育思想不同于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实学教育思想发展到高峰的产物，在当时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颜元尽管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观点，但仍然是局限于古代的思想武库，不可能提出新的改革封建传统教育的主张来。在颜元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才开始走向瓦解。
5、小结
明清（鸦片战争前）五百余年的历史，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达到了新的水平，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推崇程朱理学，采用八股取士，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从学校的设置，到教育教学内容、教师学生的管理，都充斥着浓郁的封建专制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