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杨万里研究综述
百年来的杨万里研究，可分为发轫、发展、繁荣三个时期，其具体创获主要集中在生平、家世、交游之文献考辑，政治、哲学及史学思想，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等方向。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成果的不均衡和方法的孤立静止。历史意识和理论观照的有机结合，是拓展和深化杨万里研究的关键。
20世纪的头五十年，杨万里研究尚处于发轫期。此时发表的单篇论文不到十篇。随着白话文的提倡、新文学运动的展开，杨万里部分诗歌通俗浅切的特征因为有了“现代价值”而被发掘出来。胡适（《白话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胡怀琛（《中国古代的白话诗人（杨诚斋的白话诗）》，《学灯》1924年10月4日）、胡云翼（《宋诗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20页）等都称杨万里为古代的白话诗人。对杨万里语体特征的分析和肯定，是这个时期研究的最主要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夏敬观的《杨诚斋诗》，虽然仅仅选有304首诗歌，然引言和注释颇为精审，或可视为一个相当可观的阶段性成果。
50至70年代末，是杨万里研究的发展期。是时论文数量有所递增，钱钟书《宋诗选注》（1958年初版）、周汝昌《杨万里选集》（1962年初版）相继问世。两选本对诚斋诗做了精彩的分析，不仅观点对后学多有启迪，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亦是导夫先路。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傅璇琮（署名湛之）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杨万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资料基础。
80年代后，杨万里研究进入了繁荣期。迄今为止，发表的单篇论文不下百篇。各种选集也陆续出版，研究专著先后面世，是此期的一个显著特色。1982年台湾陈义成（阳明山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率先完成博士论文《杨万里研究》。1990年周启成《杨万里和诚斋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写得较为简略和通俗。两年后王守国《诚斋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问世，这部35万言的著作从八个侧面作了细致扎实的阐论，是全面研究诚斋诗的力作。时过十年，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推出，该书不但对诚斋诗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而且对他的哲学、政治、人格等方面作了认真的探讨。是书为大陆第一部全面研究杨万里的著作，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2004年，欧阳炯《杨万里及其诗学》出版，侧重就杨万里诗歌理论提出了新的看法，可视为诚斋诗研究的深化。
继钱钟书、周汝昌、于北山等老一代之后，80年代以来杨万里研究领域内活跃着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既继承传统，又有所开拓。无论是观照的角度，还是方法的运用，较之过去都有很大不同。
1 一 杨万里生平、家世、交游及文献考辑
杨万里的生平，《宋史》卷四百三十三有较详的传记。然《宋史》谓其享年八十三岁，照推算应生于宣和六年。而杨长孺《诚斋杨公墓志》则曰：“建炎元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二日子时生”，两说当以杨说为是。正如于北山指出的那样，《诚斋集》中诸作便有明显可资佐证者（《陆游年谱》，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页）。杨万里履历《宋史》所言大抵不差，唯其仕履之初曾为全州丞的短暂经历失载（周启成《〈杨万里传〉补订》，《文献》1983年第4期）。对于拒作《南园记》这一重大事件，朱东润《陆游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周启成（《〈杨万里传〉补订》）表示了怀疑。另，《宋史》记载往往在事件发生时间上颠倒错置，于北山（《有关杨诚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四辑）、周启成（《〈杨万里传〉补订》）等都有所考订，有些订正未必如是，但一家之说，足资参考。
至于杨万里的家世状况，杨润生《杨万里家世考》（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刘庆云、杜方智主编，岳麓书社1993年版）据《忠节杨氏总谱》记载的资料及相关史料，扼要介绍了从一世祖杨辂到杨长孺共十二世的脉络，文后附《杨万里家世表》，甚为直观。刘文源《杨万里和吉水杨氏家族》（同上）则将这一脉络向前延伸，将杨氏先祖追溯到杨喜。文章对杨万里与族人交往过程有较为详细的描述，着重指出：“吉水杨氏家庭是中国一个典型的诗的家族。这个家族的诗风影响着、陶冶着杨万里的诗情，促使他成为一个大诗人；反过来，作为大诗人的杨万里，又影响、带动、推动着杨氏家族的诗歌创作，促使杨氏家族形成一种良好的诗的传统。”王琦珍也认为杨万里的这种家学渊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杨万里的理学气质、抗金立场、处世态度以及诗论主张的发展与艺术创作道路的形成（《杨万里家世叙录》，《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杨万里家族之外的交游，年谱当有所论列。现存有崔骥的《杨万里年谱简编草稿》（《江西教育》第19号）、胡明的《杨万里先生年谱》（《杨万里诗述评》附，台北《大陆杂志》第39卷，第
7、8期。台北学海出版社1974年版）、孙海青《杨万里年谱》（收《爱国诗人杨万里》，政协江西省吉水县委员会主编，1999年10月）、王守国《诚斋年表》（《诚斋诗研究》附录）等，然这些年谱均失之简略。论交游较详者，当数于北山《杨万里交游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及《杨万里交游续考》（《淮阴师专学报》增刊，《活页文史丛刊》第134期），两文叙录33人，虽只是简单勾勒，但还是为深入研究文学群体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宋史》本传以为“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对此提出的杨、周龃龉，周启成以为不然。他列举有关史实说明两人关系实际是相当深厚的，不可能出现周必大阻止杨万里仕进的情况（《〈杨万里传〉补订》）。于北山（《有关杨诚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王瑞来（《鹤林玉露?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亦持相同观点。
杨万里生前即自定诗集，当时便刊刻甚多，流传甚广。现存最早诗集为淳熙、绍熙间所刻《诚斋先生江湖集十四卷荆溪集十卷西归集四卷南海集八卷江西
2 道院集五卷朝天续集八卷退休集十四卷》。全集为端平二年（1235年）所刻《诚斋集》。对于现今流行的据缪荃孙艺风堂影宋本影印的“四部丛刊”本《诚斋集》，祝尚书并不认为是善本，他说：“所谓影写，殆出于辗转传录，虽大体尚可，然即使以四库本校之，讹脱已复不少（四库本亦不尽佳）。若能复制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本以为底本，再校以北图所藏宋单刻诗集本及诸家精钞本等，方得一善本，以传久远。”（《来人别集叙录》（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95页）王琦珍首次披露杨万里诗歌域外材料，向读者介绍了日文化戊辰（1808年）刻本《杨诚斋诗钞》的有关情况。该选本虽据《宋诗钞》初集翻刻，但已经重新分类编排。书中有日本学者的序跋以及藏主“玉华斋”批语多条，这些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日人对诚斋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域外视角（《日文化戊辰刻本〈杨诚斋诗钞〉述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秦寰明对日抄本《诚斋先生吟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经过对照认为它就是《退休集》的海外单行本。它在版本、辑佚、校勘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日本抄本〈诚斋先生吟稿〉读札》，《古籍整理》2004年第9期）。除诗文集外，现存诚斋著作还有《诚斋易传》和《诚斋策问》。《易传》有四库本和丛书集成本。《策问》上下两卷，见《豫章丛书》丙辰（1916年）刻本第160、16l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宋诗》第四二册为杨万里诗，此为诚斋全诗首次排印。2003年，王琦珍整理的《杨万里诗文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为杨氏第一个全集整理、简体字点校本。又据知，薛瑞生已经完成诚斋诗集的校笺，出版在即。这是首部完全的诚斋诗注，它必将为深化杨万里研究提供新的起点和契机。
《全宋诗》四二册集外诗一卷，辑得诗11首，4断句，乃以诸书参校而得《诚斋集》未有者。另钱塘丁丙八千卷楼钞本《诚斋全集》卷一百有跋文九篇，为通行的《四部丛刊》本、乾隆六十年带经轩刊本所无（于北山《八千卷楼抄本〈诚斋全集〉中“跋语九则”笺》，《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此皆版本对勘而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辑佚。真正的辑佚成果有：周寅宾从同治九年《祁阳县志》卷五中得古诗《浯溪磨怀古》（《杨万里佚诗〈浯溪磨怀古〉考辨》，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首，肖东海据《螺陂萧氏族谱》得诗《三潭图》三首、题跋《跋萧服、刘逵唱和诗轴》一篇、散文《五千堂记》一篇（《〈诚斋集〉萧氏人物及杨万里有关佚作考略》，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发现杨万里佚作〈五千堂记〉述考》，《文献》1990年第3期），龙震球据《永州府志》、《零陵县志》得诗四首（其中含《浯溪磨怀古》）、文《种爱堂记》一篇（《〈诚斋集〉萧氏人物及杨万里有关佚作考略》，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发现杨万里佚作〈五千堂记〉述考》，《文献》1990年第3期）、徐冰云、彭学樵据同治《奉新县志》得失题佚诗一首（《颇因名利懒低头——杨万里知奉新县》，收入《爱国诗人杨万里》）、栾贵明据《永乐大典》残本中得诗六首，文、跋各一篇（《杨万里、尤袤集拾遗——〈永乐大典〉
3 诗文辑佚之二》，《文学评论》1981年第2期）等。
二 杨万里的政治、哲学、史学思想
杨万里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建树证明了他同样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一些研究其政治思想的论文。例如，步近智主要根据《千虑策》，从人才、民本、法制三方面细致排比出杨万里的进步观点，指出其社会、政治思想“具有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略论杨万里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唐明邦《杨万里〈诚斋易传〉中的革新思想和忧患意识》论述了《诚斋易传》中阐发的忧患意识、革新思想和自律精神，并认为其中蕴含的经邦济世思想至今仍有重要启迪作用（《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
杨万里写了《诚斋易传》、《庸言》、《天问天对解》等著作，其哲学思想日益引起学界重视。步近智曾作《杨万里》一文，收录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续编
（三）》中（齐鲁书社1982年版）。一般认为，杨万里属于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派别。朱葵菊强调，杨万里在天地本源、人事与天命关系等方面表现出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诚斋易传》则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唯物论史》（张岱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杨万里的唯物论思想》为题专章介绍，认为杨万里继承和发挥了柳宗元、张载、王安石等人的唯物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哲学气本论，在宇宙观、无神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在许多方面不仅与程朱的唯心论相对立，而且取得了超越前辈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成就。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在第七和第九章集中从宇宙观、知行观、人性理论三方面概括了杨万里理学的主要观点，使其哲学体系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李伏明从杨万里重建儒家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建立在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本体论哲学，对专制统治有着某种程度的威胁作用，这就注定了它难以得到广泛承认的悲剧结局（《论杨万里重建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努力与成就》，收入《蜜成犹带百花香——第二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梅珍生、陈金清《论杨万里的类辨思想》从方法论角度注意到，和“引史证经”释易的方法一样，杨万里也将分类法广泛运用。他以气类感应为基础，揭示了天、地、人之间道德原则的同源性，展示了《周易》乃圣人通变之书的特征（《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郑晓江等则从“开显儒学之源泉活水”和“解析儒学范畴之精义”两方面彰显杨万里在汉学转向宋学进程中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从而展示出杨氏儒家思想的时代性和前瞻性（郑晓江、肖义巡《论杨万里的儒学思想——兼及与朱熹的关系》，《南昌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杨万里阐述哲学思想时，不重玄思，而喜欢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例证。由此展现出来的历史观引起了学者的注目。李勇《杨万里史学思想钩沉》将杨氏史学思想归纳为三方面，即：以古为鉴及其合理性；史学切近世用与史著简要通俗；举才宜重史学修养（《学术月刊》1998年第6期）。傅荣贤《略论“参证史事”的杨万里易学》声言：“„参证史事\'的杨万里易学，本质上有一种着眼于辩证观念的、哲学眼光的审慎。他„引史入易\'、„以史证易\'，但却不仅仅从时间和有限演进
4 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因而蕴含着对时间和永恒、具体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真正全新的理解。”因此，杨万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曾华东则从杨万里易学中“二五之应”这样的具体问题入手，经过步步深入地探究，特别指出，无论是治《易》还是治史，求“用”正是其最大特色（《周易研究》，2005年第2期）。
尽管杨万里的政治、哲学、史学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而且还有保持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但相较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显然还很不相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更多新成果必将涌现。毫无疑问，这对转换文学研究视角、深化或改变既有看法不无裨益。
三 杨万里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
杨万里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才华和成就的作家，全面研究其各种文学体裁本是题中之义。然事实是，诚斋诗研究长期一支独秀，而词、赋、散文诸体则是门前冷落，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态势。杨万里现存词八首。黄拔荆《“诚斋体”与杨万里的词》（收入《蜜成犹带百花香——第二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认为其词风显受诗风濡染，“诚斋体”中表现出来的丰富奇特想象、幽默风趣的语言、活脱灵妙的思维等在词里同样得到表现，因而诚斋词个性鲜明，非传统的“豪放”、“婉约”所能纳之。杨英《诚斋词浅论》（《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从结构、用笔、词风三方面分析其特色，认为诚斋词在词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们给当时的词坛带来了一种爽朗清新的思路，吹进了一股平淡风趣的词风。”周静《杨万里词的再评价》（《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在充分肯定杨词独出机杼、别是一家的同时，也分析了其受冷落的原因，指出了它内蕴不深、锐气不足的缺点。
周汝昌对杨万里《海赋》、《浯溪赋》评价甚高，认为“这样的赋，才显得赋之为体”（《杨万里选集?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27页）。马积高也认可二赋确为代表作，称赞它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然而，“杨万里的其他赋大都冲和平淡，少特色，惟《放促织赋》虽短小而颇生动有趣。”（《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文师华、胡建升《论杨万里文赋的三维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以为杨氏文赋融汇了理学、禅学、老庄之学，实为后来性灵小品之先声。杨万里还善作与赋酷似的四六文，《四六丛话》卷三十三云：“《诚斋集》四六小简，俱精妙绝伦，往往属对出之意外，妙若天成，南宋诸公皆不及。”程千帆、吴新雷同意此说，以为杨氏四六“构思奇妙，措辞精切，不愧作手”（《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页）。
对以《千虑策》为代表的散文，周汝昌以为“见地警辟，说理周彻，文笔条达，感情痛切”（《杨万里选集?引言》，第28页）。有感于杨万里“散文创作也不同凡响，可惜无人问津”（《杨万里评传?后记》）之状况，张瑞君《杨万里评传》专辟一章探讨之，分别从立意与境界、现实性和社会性、思想的深刻性等方面论证杨万里的散文成就，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论述杨万里主要是作为诗人名垂青
5 史的，因而其诗歌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亦是势所必然。张毅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专辟《杨万里及其“诚斋体”》一节，主要对其诗歌诸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概述。笔者将大致依其框架，另择角度，相互参印，以期呈现出一个更为完整的面貌。
学者对诚斋诗的研究，其范围无非诚斋诗歌本身以及诗论两大领域。前者的成果集中体现为“诚斋体”研究、诚斋诗与江西、晚唐诸体派之关系、诚斋诗之地位和评价乃至诚斋诗的语言学分析等方面；后者则宏观与微观齐头并进，研究者既有对诚斋诗论体系的探讨，也有就其一二特色所作的具体而微的抉发。以下并而论之。
（一）“诚斋体”研究。自《沧浪诗话》标举“诚斋体”后，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此看成是诚斋诗的代名词。“诚斋体”的特点和表现方式是什么?这一直是学者试图说清的问题。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其特点概括为三点：富于幽默谐趣的风趣；丰富新颖的想象；自然活泼的语言。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同，后来文学史多祖是说。值得注意的是，熊大权从内容的角度把婉讽、讥刺也补充成“诚斋体”的特征，将其外延无限放大，试图囊括诚斋诗的全部特点（《杨诚斋诗特色初探》，《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
很多学者将“活法”与“诚斋体”联系起来看，尝试从相对具体的关系论中见出真正的特色。钱钟书《宋诗选注》欣赏杨万里所创辟的“活法”，以为其最主要特点是“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第161页）。周汝昌认为诚斋诗的特点是“奇趣”和“活劲儿”，也就是所谓“活法”。它缘于胸襟“透脱”，关乎到“认识论”的境界（参看《杨万里选集?引言》）。周裕锴也认为，“活法”是“诚斋体”的“基本特色”，“透脱”是其核心精神，“诚斋体”具体表现为活、新、趣、灵、快、俗六个特点（《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220页）。胡明赞扬杨万里的“活法”是参透了江西“活法”，杀出江西藩篱，得出大自在的“活法”（《杨万里散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王星琦认为杨万里的作诗实践和吕本中的“活法”理论不谋而合，未出藩篱之外（《“诚斋体”与“活法”诗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沈元林一概不赞同传统意义上的“活法”解释和描述，他以为“活法”就是“泛神论”的前驱（《中国第一个“泛神论”倾向诗人——杨万里》，《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戴武军《诚斋体的艺术表现特征浅析》视“活法”为一种辩证法，并析为“谐与庄”、“圆与方”、“快与慢”、“俗与雅”四个范畴来论述，突出诚斋体的主要特色（《中国韵文学刊》1993年第7期）。
就“诚斋体”特色的某一方面入手，通过角度不同的观照，从而将视角引向新的领域和深的境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势。就题材而言，杨万里的山水诗是“诚斋体”的集中体现者。肖驰首先敏锐地觉察到诚斋山水大异前人的气质，将杨万里看成是继谢灵运、王维之后，中国山水诗发展到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诚斋山水诗的特点就在于，它是真率性灵的“代面”，是一种接近市井风情的拟人主义（详参《中国诗歌美学》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
6 兆鹏《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试析》（《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也认为，杨万里的自然山水诗，不同于王国维提出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而是“别创出第三种境界——一个有生命知觉、灵性情感的自然世界”。柯素莉《开辟新境的诚斋山水诗——兼论杨万里山水诗的主体情感体验及其谐谑》则以为杨万里山水诗主体情感强烈，他在“格物致知”时风熏陶下，借“移情于物”实现“自然的人化”，使山水成为主体情智的“外在现实”，拓展出山水诗的新境界（《江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可见论者在认定杨万里为开疆拓宇式人物这一点上，有着相当共识。
除题材角度外，程杰借文学史的视角将“诚斋体”的特色归结为三点，即新灵性、新情调、新语体（《论“诚斋体”》，《宋诗学导论》附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并且断言“一方面是对自然美的服膺；一方面是对自然美的能动抉发，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诚斋体\'的精神实质。”王兆鹏《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试析》则从创新思维的角度指出：“使常态变成异态，无形变成有形，„熟\'景变成„生\'景，„死\'物变成„活\'物，是诚斋体的奥秘、诀窍也即所谓诚斋体的„活法\'。而竭力采用日常语言来创造一种新颖奇特的艺术境界和审美效果，使日常性的景物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则是诚斋体的特质。”黎烈南从童心童趣的角度具体观照诚斋体的一个侧面，在他看来，诚斋体的最高境界表现为童稚心态与人生哲理的艺术组合（《童心与诚斋体》，《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韩经太《论宋诗谐趣》则从艺术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诚斋体的另一个显著特征——风趣，认为“充满生活情趣的诗意氛围，表现诗情画意的意境形象，蕴含哲理思辨的深远意味，乃是构成„诚斋体\'之„风趣\'的三大要素；而这三者相互统一的中介媒体，则是新颖别致而饶有喜感的表现方式和活泼灵动如珠走圆盘的艺术语言”（《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诚斋体”得以出现，除艺术上的努力外，还应有着更为深刻的渊源和成因。戴武军《“诚斋体”的形成原因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从社会环境特别是杨万里的哲学思想、个性特征、生活经历等方面分析了“诚斋体”的形成原因，尤其指出“变”与“诚”的辩证思考和“以史证经”的思维方式对创作思想的渗透以及由此带来的诗意灵性转化。张鸣《诚斋体与理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张晶《诚斋体与禅学渊源》（《文艺理论家》1990年第4期）两文异曲同工，均能结合整个南宋文化思潮来观照诚斋体的学术成因。秦寰明《理学思想、文人心态与诚斋体》（《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认为“诚斋体以其特有的视角和层面，从诗歌美学的角度，展现了宋代文人对于艺术人生的诗意追求。正是从这深层的（而非仅仅停留于取材或表现手法的浅层）透视，我们看到了既是宋诗的深化、又是宋诗的转化的诚斋体，具有着诗歌美学的独特价值和诗歌发展史的特殊意义”。
杨万里在《江湖集》和《荆溪集》中自述曾学江西诸君子、王安石乃至晚唐诗，最后悟得“诗在山林”之后，便舍弃先前所学，转而师法造化的历程。有些学者论及诗风转关时，或者完全信其自述，或者指出其理论和实践的乖谬，对其自述不以为然。依违之间，对诚斋诗风转变关键环节的细致揭示反倒忽略了。缘
7 此，莫砺锋专作《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求索》2001年第4期）一文，从写作年代和诗体选择、题材取向、写作速度、艺术手段等角度对杨诗的创作过程条分缕析，指出了杨诗转变的几个阶段及其关键时期。认为“以七言绝句为主要的载体，以自然为主要题材”是“诚斋体”的重要特征。“这两种倾向在杨万里的创作道路中都是逐渐形成的，以„戊戌三朝\'为标志的那个时期，即杨万里5l岁至56岁的那五六年间，确是其独特诗风形成的关键时刻。”持论平允，最近事实。
不可否认，名满天下的“诚斋体”在流传后世时，也伴随着不小的批评声音。最为激烈的甚至认为杨万里诗虽多，“然排沙拣金，几于无金可拣。”（沈德潜《说诗语》下，《原诗?一瓢诗话?说诗语》合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进入现代研究视野中的“诚斋体”，其价值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认，但学者也并非对它的缺陷视而不见。钱钟书认为他关心国事、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不多，内容上也较为琐屑，缺乏沁人心脾的力量，草率作品也不少（《宋诗选注》第162页）。王兆鹏也指出，诚斋体“缺乏对人生与自然体悟的深度与力度”，“缺乏囊括宇宙万物、天地江山的恢弘气魄”（《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试析》）。这些批评自有言之成理的地方，但亦有以今律古，责人太严之处。“诚斋体”内容上当然不象陆游那样充满着金戈铁马的描写，但它反映的是另一类生活，并未脱离现实；其诗风偏重阴柔之美，这和雄浑之美本是互补关系，在艺术上并无短长之别；“诚斋体”浅俗表其外，深刻蕴其中，并不缺少思想底色。造成“诚斋体”缺陷的原因，一是贪多，多则必滥；二是恰如周汝昌所言，对“活法”过于自信，以至物极必反（《杨万里选集?引言》）。
（二）诚斋诗与江西、晚唐诸体派关系。杨万里将诗风变化的过程说的过于斩截，大有一朝顿悟，前事皆非之感。其实无论理论还是创作，杨万里对过去的继承都是有迹可寻的。他对江西和晚唐诗都濡染甚深，论者因此都将两者看成是其诗学渊源的组成部分。钱钟书对杨万里与江西诗派之间的藕断丝连以及与晚唐体之间的时合时离关系的论述，堪称精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杨万里的学晚唐正是钟摆规律使然，客观上是用晚唐来矫正江西（《宋诗选注》第160页）。
杨万里的学晚唐，似乎争议不大。但对于他与江西诗派的瓜葛，在程度上如何还存有异议。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杨万里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故“这使他不可能从思想内容、创作方向上对江西诗派作彻底变革”（《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02页）。于北山也认定杨万里的变化本质上与江西诗派并无区别（《试论杨万里诗歌的源流和影响》，《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胡明《杨万里散论》完全不同意上述说法，他认为杨万里与江西诗派之间的决绝是彻底的、坚定的，其诗风受白居易影响最大。此说跳出传统思维圈子，别开生面求新解，于人启迪多多。王琦珍《杨万里与江西诗派关系摭议》（《九江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傅义《杨万里对江西诗派的继承与变革》（《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则更多地从正面来看待江西诗派对杨万里诗风和诗论的影响。两文都认为杨万里继承了江西诗派的创新精神和活法，并在此基础上变化生新。持论中肯，符合创作实际和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朱炯远、张立的《杨万里“诚斋体”诗的艺术渊源》（《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打破江西、晚唐源流说的思维定势，以为诚斋体诗的源头是杜甫入蜀后的部分七言律绝景物诗。王守国《诚斋诗研究》专辟“源流论”一章，将诚斋诗的源流广泛囊括，其中有山水田园诗派、元和体、晚唐体、江西诗派、王安石、李白与苏轼、张耒等，可以称得上是集大成式的研究。
（三）诚斋诗之地位和评价。当论及杨万里在他自己时代的影响时，胡明将他和陆游比较，强调了两点：“一是南宋当时杨的诗名在陆之上。二是创作主流倾向上，杨的影响很大，多数诗的艺术质量超过了陆”（《杨万里散论》），这是符合事实的判断，纠正了以往杨、陆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许总将视野放在整个宋诗背景下，礼赞杨诗不愧为“南宋后期诗史的逻辑起点”，是南宋诗歌变革的“最高程度的体现和最为突出的标志”（《论杨万里与南宋诗风》，《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张玉璞《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文史哲》1998年第2期）认为在南宋中后期“晚唐诗风”复兴的过程中杨万里起到了领军作用。他不但在诗歌理论上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王守国、张瑞君则在他们的专著中分章来论述杨万里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搜罗了历代对诚斋评价的丰富材料，结合接受者时代的文学创作实况来思考诗歌风会变迁规律，反映出扎实的学风。
（四）诚斋诗的语言学分析。诚斋诗通俗自然、清新活泼风味的形成，不言而喻是和他大量运用口语息息相关的。诚斋诗中的口语不仅具有文学情味，而且由于接近宋人实际生活，很大意义上它便可以充当近世语言研究的“活化石”。以诚斋诗口语为主要对象的释词工作，一直是在宋语言宏观研究的背景下分散进行的，近年来才开始出现了一些集中注释的专文，如王瑛《杨万里释词》（《吉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傅毓民《杨万里诗口语考释》（《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等。口语的采入，改变了诗律的某些常规，从而形成鲜明的“杨记”特色。杜爱英《杨万里诗韵考》（《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2期）即从用韵的角度总结出杨诗的某些规律，例如，诚斋近体诗用韵宽缓，并有诸多不分借、本、出韵者；其作诗基本按照宋代通话韵系分18部，但江西方音痕迹也相当突出等。由词义而语法，诚斋诗研究日臻细致，如张小艳《杨万里诗动态助词研究》（《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和《杨万里诗助词“来”的用法研究》（《湖州师范学报》2000年第1期），皆采用穷尽统计和静态描述的方法，共时和历时交错，总结出助词的用法特点和演变轨迹。雷冬平《杨万里诗歌副词V-AD结构的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从结构形式、语义特征、句法功能等方面对杨诗中表示极性程度或范围的副词作补语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与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类似结构作了历时比较。
（五）杨万里的诗歌理论。杨万里是南宋少有的创作和理论水平都很高的诗人之一。和“诚斋体”的创作实际关联，他的诗论也可称得上自成一家。《诚斋诗话》是其代表作，此外，《诗论》及其一些序跋、诗文中还可散见他对诗歌发表的观点。
纵观诚斋诗论研究现状，点面结合的特点十分突出。“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王守国、张瑞君作代表。王守国《诚斋诗研究》用一章的篇幅分别从“功能论”、“诗味论”、“新变论”、“诗法论”、“关系论”五个方面详细阐述杨万里的诗论，张瑞君则从“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文学创作论”、“文学风格论”、“文学的继承与创新”、“批评鉴赏论”等层面来论述他的文学思想。两人所论主要还是以总结前人共识为主。至于“点”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渊源探讨及价值评估、诗味说、学术背景等方面。对于诚斋诗论的渊源、影响和评价，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0页）中断定，杨万里的诗歌主张受苏轼、江西诸人影响，而带禅味，这开了沧浪论诗的先声；在论诗旨趣上强调悟而自得，这又开袁枚性灵说之先声。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虎雄赞同郭说，在其《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专列“性灵说与杨万里”一目，对此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阐述。袁行霈等著《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4页）则将杨万里诗论纳入批评苏、黄及江西诗派文学理论的范畴中，不过这种批评是温和的。文章断言杨万里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力图调和„江西体\'与„晚唐体\'，进而调和„唐音\'与„宋调\'。”成复旺等编《中国文学理论史》
（二）亦评价颇高，认为“杨万里的诗歌理论，从讲究诗兴、注重风味到提倡晚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页）。
杨万里论诗好持“味”说，学者对此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以为是和司空图所言“味在咸酸之外”的“味”；另一种即指《小雅》、《春秋》的词微意深之“味”。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第49页）、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
（二）第457页）等力主前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53页）、胡明（《杨万里散论》）等倾向后说。徐安琪则从语义学的角度剖析出杨万里的“风味”包含有两层意义，一是指诗歌的形象、诗歌的体貌、诗歌的表层意义，二是指诗歌形象中深远、幽杳的多层次意蕴。由于杨氏“风味”重内容，因而在司空图“味外之味”说上增添了新质（《论杨万里的“风味”说》，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虽有偏向，但调和折中的意图也很明显。彭维锋则进一步断定，诚斋强调的“味”说在内容上呈现出辩证关系，也就是儒家教化和佛禅真如的矛盾统一（《徘徊于庙堂与禅境之间——试论杨万里诗学的矛盾统一性》，《天中学刊》2005年第3期）。黄宝华《杨万里与“诚斋体”》（《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则另立一说，以为诚斋“余味”说更多延续的是江西诗派的血脉余绪，其主要诉诸于智性悟解，而非情绪感染，这就与晚唐乃至传统的比兴生味有了本质的区别。
随着探讨的深化，许多学者试图采用演绎的方法，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析出诚斋诗论的学术意蕴。韩经太认为杨万里的文学思想有出入理学之势：“所谓出入理学，是指其文学思想的建构体现出一定的理学思维特性和思想精神，但又不落入辩言义理的形而上学术之中，而是就文学理论之具体课题的展开来体现其与理学心性义理之讨论相关合的深入思考。”（《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7页）李春青认为，杨万里对宋学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味”为体的文学本体论的确立，二是在创作方法上的师法自然，两者互为依托。这种突破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是对宋学思维和价值观
10 念的拒斥和挣脱，也预示着文学观念为维护自身独立性而对宋学影响的目觉清算（《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250页）。两人所论，借助一种理论武器来解释另一种理论现象，思辨色彩很强。
通览杨万里诗歌研究状况，在肯定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其存在的缺陷。突出的问题是：研究对象和方法还存在静止、孤立的倾向，学者还是习惯于就杨万里论杨万里，尽管阐释的深度和角度较之以往有所深入；对杨万里在南宋转变诗风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还有待于更为细致、扎实、亲切的论证来说明；政治及其关联的生活经历与“诚斋体”形成的关系，尚无人作出系统的论述。要使诚斋诗研究更上层楼，呼唤历史眼光下的理论观照迫在眉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