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边缘的声音
--论《檀香刑》的民间化写作
摘要：我们在读莫言的小说时，总有一种强烈的阅读快感。他的很多作品都是那样的酣畅淋漓，透着一股英雄侠气，《檀香刑》便是极好的一例。这一特质和山东的民风民情是有着很大关系的。莫言小说中的民间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例如他的内容主要是下里巴人，而不是阳春白雪；所营造的艺术氛围充满日常乡间的泥土气息，而少有现代繁华都市的浮幻感觉；坚持使用民间立场，而不是传统的阶级立场。《檀香刑》作为莫言民间气息浓郁的代表作品，它将民间文本和小说家文本完美结合，同时又是戏剧和人生完美结合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唱。
关键词:《檀香刑》 民间 吸收 西方 借鉴 融合
一、精神上的永恒牵挂
莫言创作的一大特色就在于经常选择一种边缘的方式讲述历史, 而对于那些被经典化了的“革命历史题材”则进行反驳。他深受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又从自己生长的乡村世界起笔, 创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超地理“高密东北乡”,从而形成了个性十足的民间立场。在莫言的小说中,民间的一切诸如野性、情欲、暴力都反映了历史最真实的面目,而这一切也构成了他所热情描绘的充满活力的民间世界。小说《檀香刑》对民间小戏进行整体结构的借用和表现形式的参照, 从而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 借对民俗世象的刻画揭示小说情节展开的文化基础和人物行为发生的心理底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化与文学的重要关系, 在文学和民俗学研究领域已经引起普遍关注和研究，而莫言在这方面的造诣更是让人望尘莫及。他既从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里吸取养料,又自觉借鉴了西方新颖的描写方式，并将二者有机融合，形成新的文化景观。
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中称这是一部关于声音的小说。他口中的声音, 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留在他记忆中的关于火车的声音, 一是在高密一代广为流传的地方小戏猫腔（又称茂腔）。前者给《檀香刑》提供了叙事的时代背景, 这一条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包裹着西方强势文明和近代科学技术以暴力的方式戳入并蜿蜒在古老而混沌的中国民间大地之上 ，从而碾压并撕裂了中国民间传统的生活程序、心灵秩序和思维形式; 而后者给《檀香刑》的叙事以区域化的民间韵味、腔调、风格、手段,《檀香刑》讲述的故事本身也来自同名猫腔。我们可以将《檀香刑》看作一部充分民间化带有地方小戏品格的叙事, 一部对于民间小戏猫腔《檀香刑》 的注释式的扩充和改写, 一部在外来的近代西方文明和本土的中国庙堂专制势力合力碾压、撕裂下的民间的婉转凄切的声音, 一部莫言式的 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民间叙事。
对于民间，莫言仿佛情有独钟, 他似乎要用他朴素的笔写尽民间的风采。在世纪之交的全球化声浪中推出的《檀香刑》就十分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在《檀香刑》后记中莫言还曾说过: “ 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的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 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
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 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 可惜我撤退的还不够到位。” 他又言：“ 就像猫腔不可能进入辉煌的殿堂与意大利的歌剧, 俄罗斯的芭蕾同台演出一样, 我的这部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 我的这部小说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莫言似乎在明确向读者表态，他对于民间文化立场的强烈认同与回归, 同时还隐约带有一定的对现阶段全球化思潮的反抗意识在里边。一句“我撤退的还不够到位。”又显示出他的遗憾和无奈， 莫言的民间立场其实是游离和不确定的。在我看来，《檀香刑》实际上是一个独特的、众声喧 哗的复调小说。它有传统的民间说唱艺术的叙述形式和结构模式, 采用民间戏剧道白的方式叙述故事, 将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模式来组织剧情, 设置了大量的具有民族民间风情的情节内容来展现民间生活的特质(比如打秋千、斗须、比脚、设神坛、找虎须等)。可以说，莫言是既是讲故事的高手又是个高明的说书人。莫言在《檀香刑》中采用了大量的俗语、俚语、民谣、谚语作为叙事的话语基调, 造成一种“ 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 。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 莫言又通过眉娘、小甲、孙丙等主要人物的民间化的视角还原了乡村社会的生活景象。在这部小说中，莫言充分调动了他对民间社会的情感记忆和文化感知从而营造出了某种纯粹的民间审美风格。然而，我们在这种极致化的民间叙述策略的表面之下又可以看到某些解构性的力量。我们从他那些朴实而又热闹喧哗的民族语言背后看到了一个民族最为惨烈最为沉痛的历史悲剧, 在整个的民间氛围之下，我们似乎可以对这下历史悲剧作一些喜剧化的解读。
《檀香刑》主要是通过刻画一场骇人听闻的极刑, 从而引伸出施刑者和受刑者两方各自的历史, 紧密围绕着刑场这种生死交接的特殊空间, 充分展现了中国古老而隐秘的官方刑罚文化和与之相当的民间猫腔文化。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女主人公的公爹赵甲，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女主人公的亲爹孙丙。显而易见，这二者具有姻亲关系，同时又他们传达出民间文化在不同地位上的不同形态,这些各具特色的形态共同组成了多姿多彩的民间生活图景。赵甲是民间奴性人格的典型代表，对统治阶级忠心耿耿，从他身上我们能看到民间最为幽暗的嗜权变态心理。出生于社会底层的他，走上职业刽子手的道路完全是出于生计。只是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他把杀人当成了一种爱好，成为了一门博主子欢心的特长 。他倾尽毕生心血去研究杀人, 勤学苦练, 虚心求教，将杀人当作了一门艺术。他以自己是刽子手中的状元而感到十分自豪，他一生行刑数十年,杀人近千这就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权力对人性的摧残、扭曲，而 更令人感到沉痛的是民间社会对这种罪恶和恐怖的盲目反应, 每一次用刑似乎都变成了民间的节庆, 愚昧无知的人们在观赏行刑的过程中使他们的嗜血欲望获得了丰富的满足。在这些愚民眼中, 行刑表演既惊险刺激又赏心悦目, 它的精彩程度不亚于一场上好的大戏。而这种麻木的、疯狂的、扭曲的民间心理, 使整个民间社会既混沌又邪恶，仿佛人间地狱。作为猫腔戏的领导人, 魅力四射的孙丙可以说是民间文化中自由和反杭精神的象征。他为人豪爽放达, 不卑不亢，酷爱猫腔艺术,是一个典型的民间浪子的形象。他坚定地和害的他家破人亡的德国人作斗争上,这些可恶的德国人肆无忌惮的修铁路，坏了高密人的祖坟风水, 但清政府只是一味的忍辱退让。国恨家仇集于一身, 使得他身上的民间正义精神在这场抗争中充分显露出来。然而这场充满了民族正义色彩的抗争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强烈的迷信色彩，从而就注定了它是一场闹剧。孙丙的一言一行都具有浓郁的
戏剧化意味, 同时又带着癫狂的、浪漫化的、非理性的抒情色彩。
在一次访谈中，莫言曾说过，猫腔是他童年时代最热爱最熟悉的音乐, 正是这种古朴的民间音乐伴随了他整个的成长历程。莫言毫不避讳的说，他对这个的世界最初的感知正是来源于猫腔, 那是一种久久萦绕于怀的文化情结,以至于无论何时听到它都会感动的热泪盈眶。猫腔戏可以说是从生活中升华出来的心灵的呓语, 它与文化、历史、风物、人情紧紧联系在一起, 同时又包含着人们的爱恨情仇, 因此从一部猫腔戏中也就可以展现一部民间的历史。从这种古朴的民间艺术中, 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浪漫、激情、英雄、正义等因素的存在, 与此同时在封闭的宗法乡村社会这些因素却又很容易被权力、欲望、愚昧所异化、扭曲、消解。莫言乐于以民间化的姿态向读者讲述发生在他故乡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仿佛如此这般就可以寻觅自己的根基 。然而莫言的民间立场似乎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这正好比他对猫腔戏的感情一样,无论他多么的魂牵梦萦，也永远不能成为剧中人。显而易见，莫言试图从民间寻找本真的人性和自由正义, 以此来唤醒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中迷失的灵魂。可以好不夸张的说，民间是莫言精神上的永恒牵挂。
二、文化上的颠覆超越
作为八十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脚的青年作家，莫言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的受到那个年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和感染。改革开放之初, 西方的文艺思潮蜂拥而来，他们仿佛一面功能强大的镜子, 照出了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落后景象。政治的伤痕, 文化的凋敝, 催生了独特的启蒙风潮，其热闹程度甚至不亚于五四运动。《檀香刑》便若有似无的体现这一启蒙思潮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应该是对晚清民族命运的沉痛追念。故事是发生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时刻, 沉痛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血刑,既深刻揭示了晚清统治者的腐朽统治, 又生动展现了西方势力的蛮横霸道。在对中外统治阶级的抨击和对中华命运的悲思中, 莫言所体现的启蒙意识实际上是对五四传统的自觉赓续, 以及对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勉力坚持。换言之，它对封建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强烈抨击，实际是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思潮是一脉相承而又有所更新的。
莫言对五四以来一直到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开拓创新更多的体现在，对西方后现代文艺思潮的颠覆超越。，表面看来，莫言似乎是无聊又粗俗且富于戏谑意味的当代作家。人的尊严和理性，以及人的本质在《檀香刑》中被他一概漠视、反讽和戏谑。而实际上，他却是深刻而痛苦且富于悲悯情怀的作家，有时我们似乎能感到他的绝望。这种深刻、痛苦、悲悯、绝望正源自于他对人、人性、人类文明，以及人的本质的深沉的审视和思考。
在世界文坛上，对人的思考和研究一直是文学作品的核心。然而这种思考和探究在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展开就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在西方，人为物所累，在文学作品中，人常常被异化，例如《变形记》《毛猿》这样的作品就是在深刻的思考如何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我们在欣赏西方这些作品的时候，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揭示人是如何让被异化的，又该如何摆脱这种异化的 问题。换言之，它们在共同探讨：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做。而莫言对人的本质的思考的重点，不在于人应该做什么，而恰恰在于人是什么。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的生存本相。为了真实的还原人的生存本相，莫言常常用戏谑或反讽的方法去写人，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也是怕人的本质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下失真。《檀香刑》的价值就在于它用尽可能客观的，接近本真的状
态向我们展示了“人是什么”的问题。在《檀香刑》中，莫言对人的本性的表现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展开的，首先通过刑法的进步来表明人类技术文明的进步，其次通过行刑过程的冷酷来展现人的理性和人性，最后通过对情欲的描绘来体现人的生理属性。在《檀香刑》中，我们清楚的感觉到人永远也不可能战胜和超越自然，很多时候人类都无法摆脱被异化的悲惨命运，这也正体现了本书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参照。然而更加可悲的是，人类却总是对超越自然抱有太多幻想和希望，这似乎更加重了自然的不可超越性。正如罗伦特.路威所言：“希望破坏之后自然要有幻灭之痛⋯⋯那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我们是非舍弃不可的了。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而且永远不会成为自然的主人。”魏柴克在《自然的历史》中也曾说过“人只是自然的一小部分。” 这些话语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不要过分去粉饰人的超越，否则，我们将成为一无所获的守望者。客观来说，人类欲图超越自然其实只是一个既美好又矛盾的幻想而已，然而也正是这个美好的幻想给了人类动力去超越和突破。 莫言在《檀香刑》中，通过对人的生理属性的精细刻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人类本质的基点：人类无法摆脱的属于自然的属性正是人的生理属性。也正是人的生理属性证明了人的不可超越性，简而言之，《檀香刑》中颠覆超越的话语，也正体现在对人的属于自然的属性的描写中，莫言正是想借此告诉我们人永远也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檀香刑》具有极丰富的思想内涵，意义也十分深刻，就表面而言，小说貌似只是在写一种酷刑——垂死挣扎中的封建王朝所拥有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刑罚。而再深入一定看，它的用意却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的痼疾进行深入剖析。在这部作品中展览了一系列酷刑，造成了一种艺术化的“审丑”，一种不同寻常的“审丑”，形象的向人们展示了人性恶的黑洞有多深。小说中的酷刑展 览为我们透视腐朽清王朝的衰败进程提供了极为罕见独特的视角。以此类推，如果人类只有依靠残忍地消灭生命才能维持文明秩序时，人类自身便在受着檀香刑式的刑罚了，人类文明的末日便将来临。或者，檀香刑这种独特残忍的刑罚方式根本就是出自作者的虚构，但它所象征的精神实质却是令人感叹不绝的。这大概也正体现了《檀香刑》中展览酷刑的“审丑”的价值。把杀人当成艺术钻研锤炼、把杀人当成戏看的国民是何等无望的国民啊。作者为杀人状元赵甲安排了一个死于亲人刀下悲惨结局，末世王朝高级杀人机器就此被销毁了，这正体现了作者终结这种“审丑”艺术的愿望。檀香刑的看客已是带着愤怒的看客，猫腔班班主孙丙在刑台前的演出，是一种具有特别意味的抗争。当这帮盲目的看客们开始觉醒，这些往日的暴民便开始蓄积巨大的能量，不论这些看客是戏子、叫花子，还是其他的处在社会底层的无足轻重、自生自灭的草民，他们的觉醒与抗争是结束檀香刑的必要条件。小说的结局暗含着作者对历史的带理想主义色彩的想象，这理想主义的色彩权当是人类与人性黑洞斗争的一点星辉吧！
三、魔幻化的民间立场
我们知道,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 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各种外来思潮对文学观念和创作的冲击, 远远超出了人们当年对“未来”的预计。文学的分裂, 导致了创作和批评的分裂, 使一些关于莫言创作的评论经常处在矛盾、反复和不确定的状态。连莫言自己也毫不避讳的承认，自己钟爱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登陆”中国, 在学者们眼中通常被看作是当代文学创作摆脱文化社会干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莫言小说来说, 如果说“ 本土化”更像一个笼统而无法把握的哲学命题, 有诸多难
以辨认、讨论的“歧义”和“ 难点”, 那么“民间资源”说则呼应了他创作的转移态势, 奠定了“大踏步撤退”的某种“合理性”基础。莫言喜欢用“民间写作”来界定自己的创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 他所写的内容, 都是和老百姓紧密联系的，换言之，他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在本质上市没有区别的。《檀香刑》在结构上费了很多心思, 具体而言说就是借助了故乡的猫腔小戏的结构 。他曾经说过, 关于民间, 他是存在许多误解的，但他又相信, 只有民间,才让他觉得真实。在我看来，他所指称的“民间写作”, 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莫言的个性也正体现在，他将民间资源和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完美结合在一起。民间说唱艺术, 曾经是小说的基础，而如今的小说又重新回归了民间说唱艺术，使得民间的俗艺渐渐成为庙堂里的雅言。也正因为如此，莫言先生曾经谦虚地以为《檀香刑》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 。《檀香刑》既是一部汪洋恣肆、激情迸射的新历史小说典范之作, 以“民间化的传奇故事”, 充分展示了“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独特性”, 这种民间戏剧, 来自 “高密东北乡的民情、民性和民魂”( 张学昕)。在很多熟悉莫言的学者眼中，, 《檀香刑》的出版显示了“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 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反动”, 它是“真正民族化的小说, 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献给大众的小说” 。《檀香刑》的确是经历了当代中国文学二十余年来艰苦探索和诸多教训的重要之作, 它们不仅仅代表了中国文学的立场, 同时也是从作家个人立场出发的对纷纭复杂的文学思潮所作的反省。它反抗“理论符号”和“ 流行写作时尚”, 追求和标榜真正的“个性化写作”,同时又自觉去发掘隐藏在社会生活深处的个人经验, 而这一切正来自“感觉到还有许多让我激动的、跃跃欲试的创作资源”的巨大动力( 莫言语) 。实际上，发掘隐藏在社会生活深处的个人经验要靠锐利的眼光, 也不是“民间资源”都能概括的。《檀香刑》中最基本的叙事形态就是复调型的民间叙事形态,这里便显示出了莫言对西方创作手法的借鉴。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并不是虚拟的,他们通常寄寓了知识分子的理想, 而“ 现实的自在的民间只是我们讨论的民间文化形态的背景和基础”。
如果要想说明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 只能通过作家的具体创作及其风 格来证明。莫言曾直言相告, “民间这个问题确实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民间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看谁也无法概括出来”。 他从来“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 来鞭挞什么, 来提倡什么, 来教化什么”。然而当有人问起“回到民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时, 他又从容告之“ 它的意义就在于每个作家都该有他人格的觉醒, 作家自我个性的觉醒”。“ 莫言从直接的生存体验出发, 似乎随意抓取一些天才性的语言纵情挥洒”,“这种语言背景虽然没有鲜明的旗帜标志它具体属于哪一种语言传统”, 也许正因为如此, 他的创作“才显得十分自由, 从而更加有可能贴近他文学创作爆发期的丰富体验”。“ 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他近来的创作相对来说是一种退步”, 即从“一种混合语言背景”退回到所谓 “民间语言的单一传统”, 他是在“刻意依赖一种非西方( 非欧化) 非启蒙的语言”。在此，我觉得我们应当警惕两个概念: 一是民间, 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学史的或者哲学的概念, 不能仅仅理解为具体的文学创作; 二是莫言口中的“中国风格” , 这是一个具有危险性和蛊惑力的概念。 他曾明确表明自己的担忧:在某些文人学者呼吁对“全球化”做出反应的今天, 中国文学中仅仅出现了这种对声音的重视, 对民间的重视, 对“中国气派” 的追求, 这难道就是中国文学对“全球化”所能做出的惟一的回应方式吗?
莫言在《檀香刑》中对“创作资源”的思考、探索和艺术实验, 是处在分
裂性话语的巨大争夺之中。 对具体的作家创作而言, 民间的经验从来都不是同质的, 然而也不是绝对异质的, 这已反映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纷纭复杂的有关“民间写作”的论述中。它的“中国气派”的艺术追求, 并不必然直接去回应“全球化”的宏大叙事。 对莫言来说, 我觉得重点的不应该是讨论他所选择的语言传统本身如何, 而是应该仔细分析民间语言资源的引入为作家个人生存体验所带来的实际影响。莫言所引入的传统语言如说唱文学形式, 究竟是更加激发了他的创造力, 还是反而因此遮蔽了他自然、真诚而丰富的感觉和想象? 什么是“自然、真诚而丰富的感觉和想象”, 什么又是“语言传统”, 这些本来就缠绕不清的问题, 也需要拿到更严格的层面上来辨析和处理。
《檀香刑》令人印象深刻之处, 不在于他单凭个人才气、同时还借助丰富 渊博的“ 传统资源”加以转喻、提升和整合的非凡写作能力。仅就一个世纪而言, 乡村小说题材中恐怕还少有人如此从“大叙事”角度来揭示中国农村社会的 深刻变迁的,但它们也有“英雄主义”同时又是“农民意识”。关切莫言的读者 应当会明白, 《檀香刑》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向，他不再只是一个小说家,他是艺术神话里的天才。《檀香刑》让他成为一个高明的说书人, 他对题材的处理仿佛是在同各种历史论述激烈争辩、讨价还价。《檀香刑》的后记中分明透露出对“整体历史”的自我警醒、自况, 又反映出希图“ 重返”那个被整体历史压抑、改写的原先的“大过去”、“大传统”时所投去的深情的一瞥和眷恋。而且从“火车的声音”、“我们村庄”、“地方猫腔”、“广场空无一人”等感性材料和重叠记忆中, 隐约看出作者力图复活和呈现各种历史。
参考文献：《来自边缘的声音》张文颖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莫言研究资料》杨扬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